世界风险社会：失语状态下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社会论文,状态下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的“9·11”事件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多种含义，其中包括在这个事件以前人们频繁使用的概念，如：“战争”、“罪行”、“敌人”、“胜利”与“恐怖”现在已经完全失效，无法再用——这些概念在人们的嘴里，就像是霉烂的蘑菇，无法咀嚼（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在纽约双子塔楼爆炸以后，很多好讲话的人突然沉默，爆发了一种无言行动。这里要引述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的话：“我再也不能用一种简洁的习惯目光来理解现实，在我看来，一切都在发生分裂，而且是不断分裂，使我再也无法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个现实。每个词汇都在我的周围漂游不定，凝结成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我也直瞪瞪地盯着它。”（注：胡果·冯·霍夫曼斯塔尔《洛德·钱多斯的信》斯图加特2000年德文版第51页。）
这种语言的沉默最终还是要打破的，我们不能长期保持沉默。因为个别概念的失效至少可以使我们提出新的概念，测量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谨慎地在我们文明世界行动所带来的现实新事物之上架设起理解的桥梁，这些新概念也许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些已经被人们创造出来。在这个报告中，我将要对于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做出解释，在这个视野中对于一系列概念进行批评，并设法重新做出定义。
世界风险社会指的是什么？
现在有各种不同的事件与威胁，如切尔诺贝利事件、气候灾难、围绕人类遗传学的斗争、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目前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这些事件与威胁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它们说明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差异，这个现实被我称作“世界风险社会”。
风险社会是一个现代概念。它以各种决策为前提条件，并且努力使文明社会各种决策所产生的无法预见的后果变得能够预见、能够控制。风险社会新的内容就是，通过我们文明世界的决策所造成的全球后果问题，以及全球危险，在世界公众舆论大为轰动的灾难事件中（如切尔诺贝利事件，还有现在对于纽约华盛顿的恐怖主义袭击），这些问题及危险与以前制度化的控制语言、控制承诺发生了尖锐矛盾。准确地说，世界风险社会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这种爆炸的核心是大众媒体、公共舆论、政界、官僚、经济界，而且并非一定要在事件的发生地出现。这种政治爆炸性既不能用风险语言、用牺牲者的死伤数目，也不能用自然科学公式进行描述测算。在它爆炸的时候——如果可以使用这个比喻的话——由于触及现实而产生了责任、理性、合理化的要求；那么另一方面，人们承认的危险现实就是各种机构完全失去作用，这些机构本来是由于自称能够制服危险而获得合法存在理由的。所以，一种全球危险的“社会诞生”就像那些令人紧张的、悲惨的、使世界社会感到震惊的事件一样，同样是令人无法置信的。在大众媒体大力炒作的遭受打击的经历中，对于一个以秒针计算时间的飞速发展的世界来说，显而易见的就是语言的失效，或者用戈雅的一幅铜版画的题目来说，就是“巨型怪兽在理性沉睡时诞生”。
世界风险社会可以划分出三个危险范畴，它们各自遵循完全不同类型的冲突逻辑，提出或者排斥不同的命题。它依靠或者推崇这样的轻重缓急优先次序：第一是生态危机，第二是全球金融危机，第三则是从“9·11”事件以后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恐怖危险。在所有这三个危险范畴中显示出超越各种差异的、世界风险社会所共同的政治机会与矛盾模式。在一个对于上帝、阶级、民族、政府的信仰正在消失的时代，人们看到并且承认的各种危险的全球性已经变成能够开辟新的世界政治行动机会的各种联系的泉源。恐怖主义袭击使得许多国家相互靠拢，强化这样一种理解：还有什么可以称作全球化？那就是在世界范围的命运共同体共同反对暴力活动的破坏计划。在全球化时代，政治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的答案就是，借助于人们所观察到的这种危险的全球性，正是这种全球性才使得原来的国际与民族政治体系不断发生变动并具有可塑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制造了对于一种准革命形势的恐惧，但是，对于这种形势人们完全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利用。不断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断进行辩论。什么东西能够把这个世界联合成为一个世界？通过实验而得出的答案就是，来自火星的袭击。这种恐怖主义是来自“内部的火星”袭击。这样一个历史时刻可以使相互分裂的阵营与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全球恐怖主义这个共同敌人。
正是由于矛头针对世界各国政府的恐怖主义威胁的普遍化，才使反对全球恐怖的斗争成为对于伟大政治的挑战。在这种挑战中可以重新锻造超越对立阵营的联盟，遏制区域性的冲突，重新绘制世界政治地图。直到不久以前，建立国家导弹防御体系计划还在支配华盛顿的政治思想与行动。现在，人们再也不提这个计划了。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在渗透：即使最完善的导弹防御体系也不能阻止恐怖主义袭击。世界风险社会强制推行一种多边主义，在这种多边主义中，俄国从一个有求于人的角色变成一个被别人所求的角色。
但是，我们不能对于以下事实视而不见，有人把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偷换为反对伊斯兰的战争，而且这场战争有可能不断扩大。这样一种战争不仅不能战胜恐怖主义，而且还会培养出更多的恐怖主义分子。除此以外，还会使重要的自由权利被剥夺，贸易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重新泛滥，使其他民族的文化日益被妖魔化。
换句话说，人们所观察到的各种危险的全球性具有双重面孔：鉴于人们面临危险打击，这种危险的全球性造成了一种新形式的政治风险共同体，同时还造成新的区域差别。但是已经出现的这种冲突造成了一种共同性，它再三提醒人们，必须要寻找一种全球解决方案，这种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不能通过战争，而只能通过谈判来实现。
但是，这绝不是说，对于世界风险社会的挑战只有一种答案。对于欧洲及欧洲以外的国家与文明来说，在世界风险社会中的道路，就像摆脱风险社会的道路一样，都可能是多种多样、极其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已经预示出，在未来将有多种类型的现代化彼此并列。关于一种亚洲的现代化，或者说，关于中国、俄国、南美、非洲现代化的辩论刚刚开始。这样一种讨论使人们清楚地看到，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欧洲对于现代化的垄断已经被最终打破。在欧洲以外空间的激进的现代化批判已经揭露了其“极端个人主义”、丧失文化本体认同与尊严的本来面目，简而言之，就是“要使整个世界麦当劳化”的本来面目。这并不是要简单地拒绝现代化，而是要设计、尝试进行另外一种现代化，有选择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化模式。
“世界风险社会”的日常经验空间并不是作为一种个人对个人的生活关系而出现的。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在人们所看到的文明世界行动所造成的全球后果的困境中出现的——无论这种后果的全球性是由于信息技术网络，由于金融流动、自然危机、文化符号、可怕的气候灾难，或者恐怖主义威胁所造成的，反正都一样。所以世界风险社会有一种条件反射作用，一方面，它将彻底打破语言的沉默，使人们痛苦地意识到在自己生活关系方面的全球性；另一方面，制造出新的冲突路线和联盟。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事实已经证明，它们只有通过对于自身危险的长期沟通，才能保持现有状态，对于世界风险社会来说，这一点似乎已经得到证实。
下面将要讨论我的第二个问题：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视野中，“恐怖”与“战争”概念的意义发生了什么变化？
恐怖与战争
近来，“恐怖”这个概念已经被新的威胁所掩盖，因为它用人们熟悉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动机进行欺骗，而真正的民族解放运动与这种自杀型或者大规模谋杀的犯罪完全是两回事。对于西方观察家来说，绝对不能理解的是，在这里，狂热的反对现代化、反对全球主义以及反对现代全球思想与行动怎么能够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汉纳·阿伦特在看到法西斯屠杀民众的凶手埃希曼的时候，曾经创造了“罪恶的平庸”这个词汇。我们绝对可以相应地设想有这样一些具有家庭观念的邪恶的技术专家，他们没有在西方结婚，具有德国工程师文凭，以上帝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喜欢沃特加，多年来在技术上搞得十分精通，默默地计划作为大规模谋杀的集体自杀行动，并且冷血地执行这些计划。如何理解这些完全植根于现代化，同时具有无政府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魔鬼？
迄今为止，各国军队的目光一直盯着自己的同类，也就是其他民族国家的军事组织与它们的防御设施。现代国家中的罪犯与他们的网络已经成为跨国威胁，他们向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提出了挑战。正像以前我们在文化领域所经历的那样，现在我们在军事领域也经历了距离的消亡，是的，在文明世界，国家的暴力垄断正在终结，最终一切都掌握在负责决策的狂热分子手里，一支火箭就全都解决了。市民社会的和平符号现在可以变成魔鬼的工具。这些——从原则上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现在作为关键性经验已经非常普遍，几乎到处都是了。
通过纽约的可怕图景，人们看到，这些进行暴力袭击的恐怖集团，作为新的全球活动主体在与国家、经济界、市民社会的竞争中已经站稳了脚跟。恐怖分子的网络同样是“暴力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就像非政府组织一样，没有固定领地，组织分散，一方面在地方范围，另一方面在跨国领域进行活动。在治理环境危机的绿色和平组织、治理人权危机的大赦国际与国家激烈竞争的时候，恐怖主义分子的非政府组织取消了国家的暴力垄断。这也就是说，一方面，这种跨国恐怖主义并没有固定为伊斯兰恐怖主义，它可以与一切可能的目标、意识形态，以及原教旨主义者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受到领土、民族约束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恐怖活动与新的跨国恐怖主义网络之间必须进行区分，恐怖主义网络是不受区域限制、跨越国家边境进行活动的，由于他们的袭击活动而使得民族国家的军事与战争的逻辑突然失效。
以前的恐怖主义分子设法在犯罪之后拯救自己的生命，而现在自杀型的恐怖主义分子由于有目的地放弃自己的生命而体现出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这种自杀型的杀手与经济人的形象是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他们在经济与道德上都是完全失去任何约束，体现了极端惨无人道的特点。这种自杀型的杀手以及他们的行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是一次性的。一名杀手既不能进行第二次自杀型犯罪行动，也不需要国家机构证明他们行动有罪。这种一次性的特点是由于他们决定在进行谋杀犯罪的同时又做了自我招供、自我处决。
严格地讲，国家无需搜捕这些自杀型的恐怖主义者并对这些人的罪行进行调查起诉。这些杀手的犯罪活动是公开进行的，而且已经自杀。所以，反对恐怖主义联盟希望抓住的并不是在纽约、华盛顿现场的罪犯，他们已经被炸得粉碎了，而是想抓住他们的“后台老板”、“幕后操纵者”、国家资助人。但是，在罪犯自杀的地方，这种因果联系的线索已经完全丢失，完全蒸发了。这也就是说，国家对于这种跨国恐怖主义网络的建立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难道不是由于国家的失职，本应发挥作用的国家机关的无能，才为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肥沃土壤？也许这种把责任归咎于发号施令的国家与后台老板的做法来源于军事思维，但是我们正在面临战争个人化的开端，不仅有国家反对国家的战争，而且还可能有个人反对国家的战争，难道不是吗？
由于一系列条件，恐怖主义行动的威力不断增长：由于我们的文明易受伤害；由于全球大众媒体对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大肆渲染；由于美国总统判断说，这些罪犯已经对于文明造成威胁；由于这些杀手准备自我牺牲；最后，由于技术进步而使恐怖主义的危险成倍增长。由于未来技术——遗传工程、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我们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比尔·乔伊）。遗传工程的操作术、通讯交往技术、人造智能，这些相互融合在一起，挖掉了国家暴力垄断的基础，因为它没有立即在国际范围内受到有效的阻止，所以，最终还是为战争个人化铺平了道路。
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发展，它们能够很容易地广泛传播，而且自身不断革命，而国家的控制垄断能力日益丧失，就像在原子、生物、化学武器方面，由于某些物质资源（能够制造武器的铀、开支庞大的实验室）的出售而使国家丧失垄断一样。对于与国家相对立的个人的这种授权使人们在政治上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时代：不仅把军队与市民社会之间的高墙拆掉，而且把无辜者与罪犯之间、犯罪嫌疑人与好人之间的高墙全部拆掉。迄今为止，法律在这方面所作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因为面临战争个人化的威胁，那么，公民必须要做出证明，证明他是不带有危险性的，在这种条件下，最终每个人都陷入别人的怀疑之中，怀疑他是一个潜在的恐怖主义者。每个人都必须容忍，在没有任何具体理由的情况下，“为了安全”而接受监控。战争的个人化最终将导致民主的死亡。政府必须同其他政府联合起来，反对某个公民（反之是公民反对政府！），以便消除他们对本国公民所造成的危险。
最后我们想到，在迄今为止围绕恐怖主义所进行的斗争中，还缺乏一种价值观念的前提条件，就是要在“好的”恐怖主义者与“坏的”恐怖主义者之间进行区分，也就是说，在受人尊敬的民族主义者与受人蔑视的原教旨主义者之间进行区分。在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人们可以为这样的评价与区分寻找到辩护，在可怕的世界风险社会中，鉴于战争个人化的可能性，它们就都成了一种道德上与政治上的反常行为。
那么，如何能够使自己从政治上对于这种挑战做出回答？我可以指出一个原则，就是法制原则。在民族框架内触犯文明化世界是非观念的就是，牺牲的杀手同时扮演了起诉人、法官与执行暴力的角色，在国际关系中必须要消除这种“自我司法”。因为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走得这么远，所以，反对恐怖主义的联盟还是要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所以，必须制定并批准通过一个反对恐怖主义国际公约，这个公约不仅要明确概念，而且要把国家之间搜捕恐怖主义分子的行动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建立一个统一全面的法律空间——它的前提条件是，这个国际法庭的法律地位必须得到所有国家，包括美国的批准。（注：巴尔塔扎尔·加尔讯《对于恐怖的惟一回答》，载于《时代报》2001年10月25日第11版。）目标就是使恐怖主义的反人类罪行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惩罚。必须要使那些拒绝这个公约的国家认识到自己将会受到所有国家联合制裁的可能性。
我要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世界风险社会时代，“国家”与“主权”的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发生变化？
国家与主权
在前面已经提到，恐怖主义袭击使国家得到强化，但是它的一种核心历史形式，民族国家正在发生贬值：国家安全——这是从恐怖主义袭击中得出的巨大教训——在一个风险无处不在的时代，再也没有单纯的国家安全，实现国内安全的惟一途径就是国际协调合作。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原则：国家必须从民族利益出发，实现非民族化与跨国化，放弃它的部分自治主权，以便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解决自己的民族问题。要想为政府获取行动空间与主权活动空间，扩大政治主权与政治控制，就要用积极的“自我非民族化”作为代价。民族自治权力的减少与国家主权的增加在逻辑上绝对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能够相互加强、相互加速。零和游戏的逻辑对于帝国、超级大国、殖民主义、经济文化上的帝国主义、独立的民族国家与军事集团曾经是有效的，但是，现在失去了说服力。
由于这个理由，现在核心问题就是要在主权与自治权之间进行区分。民族国家建立在主权与自治权完全相等的基础之上。根据这个观点，经济依赖性、文化的多样性、国家之间在军事、法律、技术上的协调合作就会自动地导致自治权力的丧失，导致主权的丧失。但是，如果人们对于政治建设方面的主权进行测量，就会得出判断，一个国家在多大范围内能够在世界政治的舞台上成功地获得好处与影响，增加它的公民的安全与福利，那么结论就是要加强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与协调合作，总而言之，失去部分自治权的同时又赢得了主权。总之，参与主权与联盟主权并没有减少，恰恰相反，每个国家的主权都在增加。不仅是全球的恐怖主义威胁，更主要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开辟了一个新的跨国多边协调合作与主权的新时代，而那些对于民族利益做了错误理解的国家就会历史性地失去机会，在竞争中失败。
众所周知，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导致了许多按民族划分的后续国家，在这些国家中，人们的种族、民族、国籍的归属性都充满了矛盾冲突，部分地相互重合，部分地相互排斥。在中欧东欧的许多国家中，这种重新被唤醒、被点燃的种族主义，这些希望重新倒退为一种民族分离主义“种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初看起来，似乎与由于世界风险社会的挑战而发明、发展的协调合作的跨国国家联合是截然矛盾对立的。相反的做法是正确的。这些挑战可能会导致在后苏联的国家世界中失去国界的民族与种族间的冲突能够得到控制，因为这些国家要协调一致地对于自己的地位做出界定。它们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它们要尽可能地，而且必须找到政治框架与合作伙伴，以便使得它们的民族口号、主权要求与跨国合作的条件相互协调一致。这就是那些在种族与民族方面发生重叠的国家围绕失去边界的“内部安全”而进行的地缘政治冲突正在经历的事情。它们还可能转入区域性的世界经济协调合作，遏制全球金融风险，遏制可怕的气候灾难、贫困，还有人权问题。换句话说，在被人们所看到、所承认的未来威胁中，也许有一把钥匙，能够用协调合作来缓解不仅是后苏联的权力领域，而且还有“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其他地方的历史的暴力经验与暴力意图。
现在表明有两种理想类型的跨国国家合作——监督国家与世界开放国家。在开放国家中，为了更新与扩大在世界风险社会中的国家主权，就要削减它们的民族自治权。监督国家借助新的合作力量而不断扩大对于堡垒国家的威胁，在堡垒国家中，安全与军事被写得很大，自由与民主被写得很小。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呼声，认为习惯于和平与福利的西方社会缺乏必要的措施宣传贯彻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鲜明思想，而且，迄今为止把人权奇迹放在首位的做法，已经牺牲了必要的防御措施。这种努力建立一个反对其他文化的西方堡垒的尝试现在已经非常普遍，在未来的年代里，肯定还会继续增加。由此可能会策划出一种（种族主义）国家权威主义政治，它对外要坚持适应世界市场的变化，对内实行权威统治。对于全球化的获利者来说，新自由主义是国家范围内的事情，对于全球化的失败者来说，新自由主义将激发人们对于恐怖主义、对于外国人的恐惧，制造出种族主义的毒药。这等于恐怖主义分子的一次胜利，因为现代化国家正在自动地剥夺那些使自己具有魅力与优势的东西：自由与民主。
与此相对，在未来重要的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涉及到反对跨国恐怖主义的斗争，那么，你们究竟为什么参加战斗，我们为什么参加战斗？要是有一个建立在承认别人不同特点基础上的、推行世界主义政治的国家体系，那么答案也就包括在里面了。
世界主义政治的国家是在国家对民族主义采取冷淡态度的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就像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通过把国家与宗教相互分离结束了16世纪宗教形式的国内战争——这是一个命题。要通过国家与民族的分离来回答20世纪与21世纪的民族主义的世界（内部）战争，就像那些不信宗教的国家内部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进行活动，世界主义政治的国家必须通过宪法的宽容来保障各种跨越民族国家边境的，不同种族、民族、宗教的认同彼此之间和平共处。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而且必须把政治欧洲的试验看作是建立世界主义政治国家的试验，重新进行思考。一个由自觉民族所建立的世界主义政治的欧洲，要从开放世界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它的政治力量——它可能是一种十分现实的乌托邦，或者将会成为乌托邦。
展望世界风险社会的机会
在世界风险社会的视野中，一种似乎永久生效的政治逻辑正在消失，正在被改造。也许你们像我一样，都会吃惊地感受到，对于会使我们陷于瘫痪的各种危险的恐惧，阻挡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很难看到非常深远的政治前景，而这种前景正在呈现出来。我要指出世界风险社会存在着三个似乎是充满矛盾的机会。
首先，我认为，这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要为反对恐怖主义联盟建立一个国家法律基础，一个反对恐怖主义的政府应当像调整它的税务调查问题一样，调整罪犯引渡问题、对军队的授权问题、法院的职权问题。只有在这条道路上才能对付由于不断变化的历史的、政治的因果关系而形成的长期挑战。
其次，必须要使这个联盟保证，决不单纯使用军事手段，要通过一种能够得到人们信任的对话政策来解决问题——首先要与伊斯兰世界进行对话，当然还要与其他文化进行对话，由于全球化，这些文化的尊严都受到威胁。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挑起军事行动，也就是阻止恐怖主义分子在世界范围内成功地把伊斯兰居民联合起来。也许在文化与对外政策方面善于对话的欧洲要比文化内向的美国更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再次，世界风险社会的危险也许能够变成机遇，在世界主义的各个国家之间建造区域结构。莫斯科加入北约决策机构——但是，还没有成为北约的正式成员——只是目前最近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世界风险社会的危险还是在全球及地方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各种社会运动的产生根源，这些社会运动想要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
要允许知识分子有思考的快乐，允许他们在我的母语国家即德国与我的报告所赞扬的国家即俄国之间进行合作的目标插上翅膀。
所以，请允许我用伊曼努尔·康德的话来结束这个报告：“要根据国家公民法律，思考找到一个可以与世界公民社会协调一致的环节，这是一个最高明的主意，它可以使人们想到自己的使命，如果没有热情，人们就不会对这个使命进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