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技政策研究的基础与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策论文,基础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科技政策研究为保证决策的科学与合理，适应时代发展潮流方面日益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明显的。一是研究颇为粗放。科技政策研究者偏好从自己专业或熟悉领域出发，对全局的实际情况了解既少亦浅，提出的决策方案和政策措施欠缺可行的操作程序，想当然地随意发挥，轻而易举地得出一连串的“结论”，武断地提出一个接一个的“建议”、“对策”、“战略”、“政策”等等，这些都是极其危险的；二是立场缺乏公正。相当多的科技政策研究，不是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及其与周围环境的联系，科学地把握历史、现状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而是从领导者的意图出发，研究结果与领导观点相左时，也一味迎合领导口味，缺乏坚持客观公正原则的勇气，把严肃的科技政策研究变成了“御用”工具；三是素质尚待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专业结构不尽合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手段的现代化水平还很低，缺乏现代科技思想的陶冶，难以从科技、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进行分析论证，或是过于迷信“大模型”及盲目追求“公式的优美”。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大量辛勤劳动的智慧结晶化为“一纸空文”。造成科技政策研究成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也有科技政策自身的问题。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科技政策研究尚未明确它的思想基础与行为规范。
1 科技政策研究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技政策研究的思想基础主要来源于现代科学技术思想精华。现代科学技术思想就是在批判笛卡儿和牛顿为代表的近代科学技术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起来，20世纪前后是它们的分野界线。想要揭示科技政策研究的思想基础，需要对由20世纪包括自宇宙学、物理学、经地质学、化学、生物学，至人类学、心理学、技术科学的各门学科中抽象出来的科学技术思想有全面的了解。我们可以依据科学大师和一流学者们的指点与概括，大致勾勒出20世纪科技思想主流趋势的几条线索〔1〕。
（1）随机性思想 在近代科学技术思想史上，笛卡儿、 牛顿的机械决定论统治了三个世纪之久。它构造了一个封闭、简洁的世界图景，其中所有的事物都精确地有规律地运动着。如果人们一旦找到一个无所不包的宇宙方程，而且也知道宇宙的一切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那么，人们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揭示出宇宙之间万事万物的规律。
统计规律的发现是一个根本性的突破。统计规律把不同层次联系起来，揭示了它们之间既存在着一致性和连续性，又存在着差异性和间隔性。它们既自我依存又相互依存，每个层面的性质取决于它们的整体结构，又受制于高一层次并为高一层次提供了根据，最终反映出客观世界是一个多层次、复杂结构的整体。统计规律折射出现代科技思想的第一道曙光。
量子理论揭示了在亚原子水平物质并不确定地存在于某个确定的位置，而是显示出各种存在的趋势；其要素变化的发生也不是在确定的时间内和以确定的方式确定地出现，而是显示出各种发生的趋势，这些趋势具有几率性质。
继量子力学中提出不确定关系或测不准关系之后，30年代初美国数学家哥德尔（K.Godel）提出的不完全性定理，可以说是关于不确定性研究的最重要成就。此后，现代系统理论、模糊数学等等，也都和随机性、概率性、不确定性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终于开始觉察到，我们这个世界，与其说是连续的，不如说是离散的；与其说是确定的，不如说是随机的；与其说是一元的，不如说是多元的。由于随机涨落的存在，历史对新生事物永远是敞开大门的。因此，人们对未来不能作出决定论式的预言，未来将层出不穷地出现凭借对历史与现状充分研究仍然不能预料的种种事件。
（2）演化思想 演化的思想是20 世纪科学技术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支柱。一般说来，只有先了解事物的静态结构，然后才能探讨结构的产生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从这个意义说，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大致都要经历一个从认识存在到认识演化的发展过程。这是认识的飞跃，是该学科进化到一个更高阶段的重要标志，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较早地实现了这种转化。
那么，作为整个自然科学基础的物理学又是怎样的呢？经典物理学不承认演化，认为自然界为一些时间可逆的基本定律所支配。经典物理学一直保留着时间的概念，但却折断了它的箭头。在经典物理学中包含演化观念的唯有热力学，它在物理学中第一次提出了演化方向的问题，并揭示了有关热现象的宏观自发过程都是不可逆的。
粒子物理学中也开辟了一个新主题，研究物质内在演化特性的揭示来自对亚原子粒子波动性的认识，它表明物质的存在必须与它的演化统一起来把握。物质存在的基本方式只能在演化过程的情况下通过发展变化、交互作用和等价交换才能理解。
耗散结构理论更是把自然界中任何一项富有建设性的作用都归功于某种“过程”，并通过对不可逆过程微观理论和熵的研究，实现了物理学从存在到演化的过渡，从而将“存在的物理学”和“演化的物理学”两部分统一起来。耗散结构理论近年来的发展，进一步突破了时间之矢的概念，提出了全部的、彻底的关于演化的时间——内部时间。以内部时间为核心的复杂的时空结构正在形成，现代科学将达到一个更新的认识高度。时间成了现代科学技术的中心问题。不可逆现象的不断发掘，将演化机制上升到本体论的层次，并赋予自然本体以生生不息、循环流转的基本品格。
（3）复杂性思想 从“存在的物理学”到“演化的物理学”再到“复杂性科学”的发展，引起了科学观念的又一次重大变革。这种转变就是从简单性到复杂性，即强调要从自然界的本身去研究自然界。
简单性或简明性是近代科学传统的一个基本信念。近代科学使人们坚信，无论自然界（特别是无机界）在现象上如何纷繁多姿千变万化，但它的本质、机制与规律都是简单的。人们可以用一些简单的科学观点、科学理论来说明与解释各种十分复杂的自然现象，因为复杂性仅仅是基本的简单性的外衣。因此，把自然界复杂现象化归为简单特性，把复杂的科学理论化归为简明法则，就成为科学追求的目标。在此目标下，把对象的各种复杂因素抽掉，使研究对象大为简洁的理想化方法，以及把整体还原为部分的还原方法，一直被认为是科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
然而，这种简单性的观念，今天却很难维持下去了。无论是宇观世界中天体的形成和演化发展，还是微观领域内几百种粒子的相互转化、衰变和湮灭；不管是生物的繁衍进化，还是人类社会的延绵，人们到处可见的是不断增加着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进化过程。
复杂性同进化起重要作用的系统有关，是演化系统所具有的一种本质属性。在自然界中，就形态与功能两方面都是最复杂、最有组织的系统，当推生物体，可以作为理解复杂性的典型的原型。同生物体相比，物理—化学系统的组织程度比较低。但现代科学已证明，在一定条件下，物理—化学系统也可以通过自组织过程产生复杂性，只要无机物出现了自组织过程，简单性就会转化为复杂性。平衡态是一种简单性，但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却能使系统出现复杂性，从无结构到有结构，从无序到有序，从非相干性到相干性，从整体无运动到整体有运动，有的受必然性支配，有的受偶然性支配。世界在本质上是复杂性的，简单性只是特例。
（4）有效性思想 20世纪科学技术思想另一重大转变是价值进入科学，科学技术思想的重心从追求真理转向追求有效或有效性。它表明现代科学技术已不再是纯粹的理性活动，不再是和人、人的生活、人的利益不相干的，而是置身于人的实践活动、生活世界之中的，是与人的需要息息相关的人类自身的事业。
一方面，那些传统的“实体性学科”（Substantive disciplines）在今天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人们的社会目的性与社会价值观的限制，而不单纯追求真理。科学技术能否得到社会的承认或公认，关键在于它是否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性，这不仅是科学技术活动发生的起点，而且它的最终结果也必须满足人的需要，只有这样，科学技术才会得到社会的支持，达到目的的实现。如何估计和预测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影响，如何做到趋利避害使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使科学技术真正为人类服务，也将成为科学技术着力追求的终极目标。在这里，追求真理与讲究有效、科学事实与人文价值已不再是绝对对立的两回事。
另一方面，或许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叶一批新兴科学，如管理科学、决策科学、设计科学、软科学等相继出现，它们并不是把某种特定的客观事物作为研究对象，也不试图把握某些客观真理，而主要是针对人类特定活动领域，为达到一定目的而组织或规范人们的行动。它们在特点上与“实体性学科”差异甚大，不妨称之为“操作性学科”（Opera-tive disciplines）。操作性学科具有更强的“目的性”，人们从中所学到的不是事物如何运动，而是为达到某一目的应当如何做的步骤与策略。尽管操作性学科也必须反映客观事物运动的规律，但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却是指导人们合理有效地行动的规则与方法。它不象实体性学科那样对某一客观现象作出预言，以便依此对理论进行检验，而主要是根据对人的环境预测来指导人们合理有效的行动，即只是搜寻一系列合理的行动的方法、模式和策略，如管理科学中的控制方法，决策科学中的决策模式，软科学中的政策策略。这些方法、模式和策略等等，并不包含有明确的定律陈述，并因而不能作出可供检验的预言。操作性学科的出现给现代科学技术带来了或许比本世纪初科学革命的挑战更为深刻的冲击。
在传统科学与文化模式的夹缝中突兀而起的有效性思想观念，是一种以人类行动为价值取向的思维方式。它关心的着眼点是如何以最小支出获取最大收益，或者说是从目的与手段的契合关系上来考察和研究人类行动的可能性与限度。它的目的并不在于认识客观真理，而在于指导人们有效地达到预定目标。它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是知识的真与伪，而是“某一行动策略是否有效”，或者说“怎样使行动有效”等一系列问题。概言之，就是行动的有效性是如何可能的？其限度又是如何等等。科学的技术化就是20世纪科学技术思想从求真理向求有效转变的外在标志，而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或许更深刻、更敏锐地揭示这一转变的内在本质。
2 科技政策研究的行为规范
在现代科技思想基础上，科技政策研究也相应地建立在自己的行为规范上，无论是从科技政策研究对象的广泛性与复杂性，从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重要性，还是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艰巨性与迫切性来看，科技政策研究都需要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相适应的行为规范〔2〕。
（1）整体方法
整体思想是科技政策研究行为规范的出发点和基本工具。它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客观事物不是由任何孤立的“建筑砌块”构成，而是由一个统一整体的各个部分的关系所组成的复杂网络。依据整体方法的要义，假若对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就不能仅仅从乡镇企业现有技术进步本身的有利因素、存在问题与制约因素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至少必须对乡镇企业的存在与发展整体进行观照。因为事实上，如果存在较之技术进步成本更低的生产条件或更为方便的发展途径能实现经济目标，那么，乡镇企业就常常会将技术进步排除于选择的可能之外；如果没有创造出必须走技术进步之路才能生存和发展的经济环境，就不会有技术进步的愿望，那么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与策略就根本没有研究的必要。因此，必须对乡镇企业存在与发展的经济环境，主要包括：“短缺”的经济背景，“混乱”的经济秩序，“年轻”的市场机制等做出较为准确的认识，才有可能把握乡镇企业的动力机制、激励机制，进而深入探究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发展战略与政策。所以，适当地保持还原论与整体论，分析与综合两种互补方法之间必要的平衡，将有助于科技政策研究者更深刻的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和问题症结所在。
整体方法的另一个特点是对研究对象的存在必须与它的活动统一起来把握，即它的存在方式只能在动态情况下通过发展变化、交互作用和等价变换才能理解。作为科技政策研究的基本内容，水平动向的调研通常对三个方面的差距进行剖析：国内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本地区与国内先进水平的差距，本部门与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差距，研究差距的大小以及差距形成的原因及历史过程。其实，最重要的应该是差距的未来发展。因为，分析差距大小原因的目的，是为了缩小差距。如果仅仅针对现存差距提出种种措施建议，通常并不能够缩小差距，因为别人会在较大的初速基础上加速前进，致使差距更大。这种科技政策研究如何为科技、经济发展宏观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和正确论证呢？
（2）生态意识 与整体思想相联系并拓展其理论内涵的科技政策研究的行为规范是所谓“生态意识”。它不仅揭示客观事物不能被划分为相互分离、独立存在的各种要素的原则，并确认它们通过不断地交换与相互依赖的复杂网络连在一起，其中很少有存在着线性因素关系而且强调客观事物不具有任何与环境无关的内在特性，它们总是不断地和环境相互作用，生死共存。在某种场合，研究对象相对于环境来说是自主的、自由的，而在另一种场合，研究对象又通过不断的相互作用依赖于环境，它的活动将由环境的影响所规定。
在这种生态意识的观照下，对宏观技术引进战略与政策的研究，必然要涉及到如何将本国的文化、科学、技术、产业、产品相融合等一类问题，既要看到国内有利的条件和环境，又要清醒地认识到制约因素和实际困难，认真分析研究与国民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适应的技术引进战略与政策，从而才能有效地指导技术引进工程的健康发展，才能使有限的资金、有限的人力与一个远大的目标结合起来，使技术引进真正带动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的振兴。至于微观技术引进项目分析，在生态意识的指导下，既要分析产生新技术的国家的背景和条件，也要分析我国采用和发展这些新技术的背景和条件，获取外国技术的相对成本和经济效益等问题。离开这些分析必然导致科技政策研究质量的下降。
另一方面，人们无法肯定地预言事物如何变化，而只能预言它们的发生的可能性。客观事物的变化根本上是自由选择和不确定的，它不存在目标或目的，但却存在可识别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的细节是不可预测的，但也并非由盲目的偶然性所支配，而是代表着复杂性的展现。由于客观事物模式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所以，如果人们没有随之变化和发展的概念框架，就无法对这些客观事物模式进行充分的描述。当然，任何科学理论绝对不可能对客观事物提供一个完整的、确定的描述，它们总是近似于客观事物的真正本质。
（3）自举法则
整体思想和生态意识是科技政策研究获得各种结论的正确性与全面性的必要条件，然而却不能保证获得无矛盾的自洽结论。自举（Bootstrap ）法则要求仅从自洽性得出客观事物所有特性以及它们的相互作用，提出了客观事物必须通过自洽才能得以充分的理解的观点，即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应当相互一致并与自身一致。自举法则是科技政策行为规范的客观尺度，是检验科技政策研究结论的逻辑标准。因此，自举法则通常比较集中体现在科技政策研究的结论上。例如，对高分子分离膜技术的发展趋势的分析和预测结论是：其产业不会有很大的发展，其水平与国外的差距不会有明显的缩小，而在轻工、食品工业生产中应用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生化制药领域中会有显著的进展，在电子、化学工业中将加速其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符合自举法则的趋势分析显示出科技政策研究者的理论修养与实际意义，也使决策部门能够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地利用其成果。
自举法则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充分发挥了秩序概念的理论内涵：一是结构的特殊形式，二是其子结构的有规则排列与分布。所以，科技政策新规范要求研究结论的组成要素之间是相互可达的，其中没有任何组成要素是根本的。这种自洽特征在目前的科技政策研究中比较少见，而常见的则是偏执一端的决定论式的分析与评价。例如，一份科技政策研究报告认为：该地区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但是，该报告同时认为，乡镇企业现有设备的技术构成低，现代化管理水平低，厂长、经理依靠技术进步发展生产的意识薄弱，政策缺乏宏观指导和相应的政策措施。对此，人们至少要提出这样的质疑：如此高的技术进步贡献份额是靠什么取得的呢？技术进步份额高但却导致经济效益持续下降，那么走技术进步之路又有什么意义？这种混淆整体与部分秩序的评价结论，其可信度大为降低。由此可见，不遵从自举法则的科技政策研究是不能为正确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的，而且还会产生误导的负作用。
（4）健康理念 如果从广泛意义上来定义健康， 健康不是一种完全良好的静态结构，而是指持续的活动和变化，反映主体对来自环境的挑战所做的创造性响应，因为个人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总是取决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不存在独立于这种环境的健康水平。健康的特征是动态平衡，构成科技政策行为规范的健康理念表征一种来自动态平衡的良好体验。这种动态平衡涉及研究者与决策者的认识与意图，以及与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相互作用，目前，在对策研究中比较充分显示了健康理念的坚定性与灵活性。在建立科研生产一体化技术引进中心的研究中，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技术与经济并重。在整个培育过程中，强调宏观控制和政策调节，行政指导与经济诱导。在健康理念指导下的对策设计，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睿智，亦为决策者与实施者提供可创造的指导思想和可操作的行动模式。
当然，目前科技政策研究中仍大量存在着不健康或健康不良的观念，过分强调无限扩张，权力控制，推崇线性的、分析的思维，追求无限增长，幻想集中化，等等。对于“科技兴国”即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地方经济这一战略方针，在相当的范围内和程度上被局限在增加科技经费和科技人员投入的领域，无论是大张旗鼓的积极支持者还是或明或暗的消极抵制者，均是如此。然而，健康理念则揭示出：科技进步固然包含一定程度的科技投入，但更重要的是依靠技术应用；科技进步自然要求投入数量（人力、财力、物力）的增加，但更应着眼于质量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要靠科技力量规模的壮大，但更体现在技术应用的效率与效益的提高上。因此，实施“科技兴国”的战略与政策，应当把主要精力放在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自然、经济、科技）上，从而真正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