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书林清话（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题解：终极人文关怀的真情告白
许久以来，常有莫可名状的冲动，欲以“公书林清话”为题目写个什么，或书，或专题片，或系列文章。如今，天假其便，得以借《阅读新视界》这个栏目，聊遂此心愿。
先说说“清话”这个词的“微言大义”。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版本学家叶德辉先生集毕生藏书、版本研究之心得，以笔记体裁形式写就了10卷本的《书林清话》。该书自问世，便广受相关领域士子学人们的青睐。我在大学就学的时候读过此书。但当时兴趣不在此，印象就不能说深。近来因参与主持我区“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再找此书来读，体悟感念自然非止一端。单就《书林清话》书名中的“清话”二字而论，窃以为其文意至少有三。其一，叶氏之书以藏书、刻书、校书、版本鉴考诸“事功”为经，以历代刻书、抄书、卖书、藏书的掌故逸闻为纬，应是一部地道的“书人”史。这不但得乎由伟大的司马迁开创的“以人为本”的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绳墨，而且颇具发扬光大之功。其二，中国传统图书馆学以及孕育它的母体学科如训诂学、目录学、经籍学、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等，向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文化责任的光荣传统。《书林清话》自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某种揄扬。中华民族数千年优秀传统文化借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得以有序传承，此等学问、此等学者先贤之功德可谓甚巨。“清话”者，似不可仅视为中国传统文人自谦自诩之谓也。其三，也是最富认知价值的是，“清话”者，或当属被后世誉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清流”时期的魏晋玄学之温床——时称“清谈清议”的文化现象的“化意”之作。从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体系化传承的大脉络上看，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宗，历孔孟儒学、老庄道学二分天下，至魏晋玄学始形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合流”。而作为魏晋玄学“学术平台”的“清谈清议”，其最高的人文关怀境界便是对《易》之所谓“天地之心”的玄思与考问。应该说，在这一点上，“清谈清议”自身的人文思想价值应与古希腊时代将哲学理解为“热爱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
因之，我对“清话”一词自是青睐有加。但我以“公书林清话”立题，却非只是在“书林清话”之前面冠上一个“公”字可以了的。这里，“公书林”本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其“微言大义”亦不可小觑。
在中国，图书馆的历史可谓久矣。但公共图书馆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社会性“公共信息资源及其认知机制”，却属舶来品。19世纪中叶，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在欧美国家已得到广为普及，而我国却迟至辛亥革命前后才有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由美籍华人韦棣华女士来华创办的武昌文华大学附设图书馆是其中最具特色与影响的一所真正的“公共图书馆”，韦棣华女士学贯中西，给这所领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中国化新潮的图书馆起了一个颇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深沉境界的名字，叫文华公书林。
公书林，一个何其响亮、令人视听为之一新的称谓，活脱脱就是中外公共图书馆共同的文化价值、文化追求、文化自觉、文化精神的大写意。
本系列，立意以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代主题下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观念变革为经，以国际化视野下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终极人文关怀”的命题梳理为纬。由是，以“公书林清话”自名之。
在当代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格局中，公共图书馆获得了公益性机构、专业性机构的双重社会功能定位。在我看来，“公益性”的文化自觉最高处便是基于认知文明的“终极人文关怀”，“专业性”的文化自觉最高处则是“天下公器”。“公书林”云云，当总其意。“清话”云云，似可比附《易》之所谓“振民育德，高尚其事，志可则也”而自勉自励、互勉互励。
2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
“我心里一直在暗暗设想，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著名诗人、小说家博尔赫斯的这句名言曾在上个世纪后中叶流行于这个世界的非华语圈。本世纪初，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同行学人们将之大胆引入进来并以“天堂，图书馆的模样”冠作《中国图书馆“百年”系列丛书》之《百年情怀》的副书名。此举曾引发国内图书馆界的广泛热议。2008年宁夏图书馆新馆落成开放之际，我曾数次想将“天堂，图书馆的模样”用作新馆的公益广告词，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同时又颇为得意地提出了“把宁夏图书馆办成全区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共有精神家园”的理念。有同事讥我此举有国粹主义之嫌，其实不然，我当时心里也“一直在暗暗设想”，用博氏之语作“馆训”“馆言”之类，至少在当时的认知背景和条件下是不大合时宜的。
近期有幸拜读了李洪峰先生的新作《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一书，尤对其中世界多元文化的顶层结构(核心价值观)的精华是互通的、共同的观点颇多感悟。将之与时下我正在梳理中的“国际视野下公共图书馆事业‘终极人文关怀’的命题”相印证，心中似有灵光闪过：或可言“天堂，图书馆的模样”云云，其实正是我们已身处其间的“公共权利社会”里关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某种直透“终极人文关怀”底蕴的价值宣言、信仰与追求。进而言之，“天堂，图书馆的模样”也可视为一种富含睿智与想象力的大隐喻、大写意。如是居间张布着的思想空间之阔大，足可容纳古往今来我们人类对共同思想财富之于人类自身的文化存在与文化进步的所有意义与价值的阐发。
以“图书馆的模样”去想象“天堂”，我们当然有理由先去理会“书天堂”的况味。高尔基说：“书，要算是人类在走向幸福富强的道路上所创造的一切奇迹中的最复杂最伟大的奇迹。”古今中外对于这一奇迹有敬畏、景仰之心的人们竟不约而同地尊其为“经”与“典”、“文”与“献”，对其创作者又莫不以圣与贤、哲与达、觉者与智者、志士仁人而顶礼之。图书馆又特别是公共图书馆汇聚古今中外人类以“文献”为载体的所有思想财富，其功德之巨甚当然是入得“天堂”之境界的。
以“图书馆的模样”去想象“天堂”，当然也可更多地体会“阅读天堂”的况味。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物理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显见就是对阅读者精神需求丰富境况的深度关怀。现代大众阅读学则将“阅读”之于阅读者的“人文关怀”概括为文本(意义)阐释、信息解读、求知益智、传技授术、心灵沟通、精神对话、育德养性。而图书馆又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将凡此种种的“认知情境”综合于一身并以“公益化”制度形态放大着、弘扬着如是居间的文化深层关怀，当然就更加得乎“天堂”之文化底蕴了。
毋庸讳言，“天堂，图书馆的模样”云云，总是多多少少带有西方人思想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宗教情结之烙印的。这也是我曾经忌讳将之引入宁夏图书馆新馆广告词的重要原因。《大国崛起的文化准备》一书中特别提到“世界文化中国化”的时代命题，思之摩之，顿有醍醐灌顶之感慨。确实，中西方思想文化的“顶层设计”是异曲同工的，大可循中华传统文化的正路子“得其意而忘其形”并感悟其“形而上之道”。得什么意，悟什么道呢？单就现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朝向“公共信息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价值观解构与重构而言，我以为当可以“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做大众认知最高层级的同义词置换。作为某种“理一分殊式”建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阐发的公共图书馆的“12项文化使命”、美国的《图书馆权利法案》和“公共信息”理念，大抵都是可以通过“中国化”的方式加以吸收引入，整合进“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的“顶层设计”之中的。
马克思曾教导我们：“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认识事物”。由于现代中国特定的国情使然，公共图书馆事业这个富含人类精神文明、认知文明“终极人文关怀”社会价值和能量的事业竟长期处于“积弱积贫”的窘境。因此，“天堂，图书馆的模样”之类舶来的思想、信念，大抵只能是一个“传说”，一个“乌托邦”。现如今，“文化强国”已经或正在成为全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由是，强势崛起中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完全有可能、有必要在自己的职业理想、信仰的巨纛上标示以“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样的双语徽章。当然，理想归理想，现实是现实。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我们还有太长太长的道路要走。《圣经》上讲，“上帝若许我们，我们必须此行”。但这个上帝不是虚无的神明之类，而是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和全体人民。因之，对这一双语徽章昭示的职业信仰、理想常怀敬畏之心、虔诚之心、奉献之心，便当是当代中国图书馆人这些“天堂使者”“园丁”们的职业自觉与职业情怀。
3 “悦读体验”：由“4·23”生发出的愿景
一年一度的“4·23”世界读书日就要来到了。去年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了“从‘4·23’到‘6·1’：打造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第二‘黄金时段’”的理念，这当是偏于公共图书馆专业话语体系的。今年的这个时候，我的理念世界里似又平添了许多新的更令我为之激动的愿景。如果将这些愿景与时下我这个《公书林清话》要考量的“终极人文关怀”的命题相联系，大致梳理一下，其荦荦大端或当有三：一是“悦读体验”，一是感恩经典与精神导师，一是呼吁全社会的公共图书馆意识。应该说，这三个愿景都是大题目，殊难在一篇短文中汇就。因为“4·23”作为一个关于“书—人”文化的世界性节日，其“正名”为“读书日”，姑且先聊一聊“悦读体验”这个愿景。
关于阅读，古今中外的名言警句可谓车载斗量。但在最关切处，我的体会就只有两个词，一是“悦读”，一是“体验”，前者侧重精神境界飞升，后者侧重过程感受，当是阅读的两个互为表里、相互依倚的极致。因为说到底，“阅读”乃是人之为文化动物、精神动物的文化适者生存、精神发育丰沛、认知臻趋成熟的一种行为外化与外化行为。当代大众阅读学有个说法，谓“悦读”是人的天性。其实这里包含着很深的哲理。古训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里的“勤”与“苦”显然不能互接和“悦愉”相联系，能与“悦愉”直接对应的只能是“勤”与“苦”背后的种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如功与利的获得与彰显、“自我认同”“自我实现”、心领神会、灵魂慰藉、精神升华、“懂”之“得”等等。凡此，当然同时也可纳入“阅读”作为人类思想文化一种建构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范畴，当然更是我之所谓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之寄托所在。
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悦读”之为人的天性是躲在几乎每一个人精神深处的，经常处于一种蛰伏甚或休眠状态，需要有一种“认知机制”去激活它、刺激它、滋养它，这就是“阅读需求”以及可以满足这种“需求”的“阅读体验”。在现代阅读学的话语体系中，“体验”大体对应于认知学的“认知实践”这样的大概念，其内涵颇深，外延甚广。如是居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一种体验，“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也是一种体验，古训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是一种体验。贾平凹说他读《庄子》有“如莲的喜悦”，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颗高尚的灵魂对话”，一位务工者更是语出惊人：“我特喜欢图书馆的味道”。大抵又是一些不同凡响的“悦读体验”。去年中国图书馆学会给“4·23”读书日设定的主题是“读书，给人力量，使人幸福，让人温暖”，当是三种既抽象又具象的“悦读体验”愿景。2009年的“4·23”，温总理走进国家图书馆，对在场的读者说“读书不仅给人力量，而且给人安全感和幸福感”，更是对“悦读体验”既见仁又见智的揄扬。推而广之，个体阅读、家庭阅读、图书馆阅读，专业阅读与非专业阅读，功利性阅读与非功利性阅读，读书读刊读报，读图读网，听讲座、看展览、逛“沙龙”，“情景阅读”，甚而去图书馆只是去做作业，大抵亦都在“悦读体验”之畴。
或可以言，“阅读体验”原本就有现在也应该有深浅之别、优劣之分。但站在公共图书馆的立场上，这种深浅之别、优劣之分的评判或感知力应该首先属于每一位读者。换句话说，这里最重要的，可能不是“阅读体验”的深与浅、优与劣，而是有无“悦读体验”本身。说到底，阅读看似是“书—人”关系，实则是作者与读者的平等对话、思想交流、信息传递、灵魂感应的关系，因此“悦读体验”就是贯穿于每一种阅读方式、模式、行为和每一位阅读者阅读视界的一种充满“终极人文关怀”深沉底蕴的内在“吁请结构”。所谓感同身受、如临其境、心有灵犀、释疑解惑、见仁见智，甚而传统上所谓“知书达理”“知书明德”，等等，大抵都是对涉乎所有阅读者“悦读体验”的“理一分殊”式的描述。
进而言之，我之格外关注“悦读体验”这一命题，不仅仅是因为它更契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设立“4·23”世界读书日的同时提出的第一大愿景：无论什么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尤其切合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人应奉为职业信仰和理想的两大古训。这两大古训一是孔子的“有教无类”，一是《周易》的“振民育德，高尚其事”。由是，“4·23”世界读书日至少在中国或可易以美名“悦读体验日”。再进而言之，去年我们迎庆“4·23”是在强力推行“免费开放”的大背景下，所以关注聚焦于“让更多的人读更多的书”的层面；今年和今后我们迎庆“4·23”是在“文化强国”的新背景下，让“更多的人共享我们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理应成为我们与时俱进且带有根本文化使命意义的关注聚焦点。正如“读书日”只是一种寓意式的象征物，“悦读体验”云云，或仍然也只是一种“得其意可忘其形”的象征物。
4 再话“4·23”：感恩经典大师 保护知识产权
在上一期的《公书林清话》中，我着重对“悦读体验”这一由“4·23”生发出的一大愿景发表了一番“清话”。再话“4·23”，当以“国际化视野下公共图书馆事业‘终极人文关怀’”命题梳理为纲领，聊一聊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定“4·23”为世界读书日时提出的另两大愿景：无论什么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文化、科学、思想大师们，都能保护知识产权”。
据说，设立世界读书日的建议是由西班牙政府率先提出的，有说其灵感源自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每年4月23日的“圣乔治节”。在我看来，那本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英雄救美”式的传说，有当代认知价值的当是故事的结局——被救的公主回赠给英雄乔治的礼物是一本公主珍爱之书，还有由此传下来的习俗——在“4·23圣乔治节”里当地居民赠送爱书、回赠玫瑰给亲朋好友。如是，我们在端午节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伟大诗人屈原和他的《离骚》的习俗之凄美深情当与之不分伯仲。“4·23”还是西班牙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塞万提斯的忌日，是英国更具世界影响的大文豪莎士比亚的诞辰纪念日，据说还有许多西方国家的大作家、大科学家、大政治家的生与死都与“4·23”这天有关。如果以这类规格标准来打量，有泱泱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大抵一年365天的任何一天都是可以唤作“读书日”的。然则，“4·23”世界读书日终归不是我们中国人提出来的。这里，做无病呻吟般的伤感显然是不可取的。以国际化视野看问题，我们理当更加看重“4·23”世界读书日的另两大主题“感恩经典与大师”“保护知识产权”体现的当代“终极人文关怀”的价值尤其是留给我们做“中国化”的扩大思想张力与实践创新空间。
据说，“4·23”世界读书日又名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最初的创意来自国际出版商协会，目的之一是呼吁更多的人投身写作与著述。应该说，我之格外看重“4·23”的“感恩经典与大师”的主题，当与之深度关联。在我看来，时下我国的图书出版业就年出版总量高达20多万种而言，已够出版大国的资格，但好书不多就算不上是出版强国。而要完成这一从“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首要的是须在整个知识界、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重塑“经典”意识，重新找回我们在这方面的优秀文化传统、文化自觉与自信。何谓“经典”，从中国传统的象形文字与文化上讲，“经”就是形诸于“缣帛”的“圣文”，“典”则是一捆竹简摆放在案几上的象形，一如现在的“座右铭”。因之，“经典”本身就是一种灿古震今的“著述观”。能够会得、担得起这种“著述观”的人，当然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谓的“大师”。将“感恩经典与大师”与时下我正在梳理的“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相联系，至少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一是“经典”层出就使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拥有更多可飧读者的精神饕餮，二是追求“经典”创作的人多了，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的“富媒体”资源的社会使用价值实现才能有一个质的飞跃。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意义，或可以将“4·23”誉为“读书人的感恩节”。
如果再而深究“4·23”“感恩经典与大师”这一主题的当代认知价值，当然有必要有理由与“4·23”的另一大主题“保护知识产权”相联系。的确，站在现当代“知识经济”的立场上，“感恩经典与大师”“保护知识产权”在逻辑上原本就是“保护与促进知识创造(新)”这一时代主题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侧重知识创造与创新的文化动力，后者侧重知识创造与创新的经济动力。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后者视为对前者的一种得乎“知识经济”文化底蕴的社会性体现形式、回报机制。而着眼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的认识高度去体会“保护知识产权”的思想张力和“制度设计”向度，我们的事业发展似乎也不能仅仅停留在“拒绝盗版”“拒绝二渠道”“合理使用”“规避知识产权风险”“低价招标”之类的较低层次上。既然我们把“共建共享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确立为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社会价值本体论，那么，建构“公共文献信息资源”创造者(即知识产权人)与享用者(全体人民)之间的利益互动与平衡机制就是一种不二选择。由是，我期待着我们国家有一天也能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所倡导的那样，建立起与世界接轨又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公共借阅权”制度。
据说，每年的4月26日是“世界版权日”，何以“4·23”既称“世界读书日”又称“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我体会就是在致力于打造一个世界性的“阅读文化综合认知情境”或曰“全息式吁请结构”。以“终极人文关怀”去考量，我们上期所谓“悦读体验”是为以“书”为媒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本期所谓“感恩经典与大师”就是愿景着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丽泽”泱泱，而“知识产权保护”则不啻现当代文明社会基于“书—人”文化繁荣昌明的“养源开流”之绝美机制。
5 公书林清话：公共图书馆“官方正名”之大义
今年，公元2012年，中外公共图书馆界将迎来两个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图书馆开放纪念庆典：一是世界上第一所真正意义的现代公共图书馆——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于1851年依法设立，1852年依法向公众开放，是为160年开放庆典；一是我国公共图书馆的龙头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京师图书馆于1909年依法筹建，1912年8月27日依法正式向公众开放，是为百年开放庆典。注意，我在这里特别强调了“依法”二字。比附中国传统的正统史观，或可以言，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官办正史已走过了160年的进程，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官办正史于今年已届百年。
英国大文豪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因此可以说，古今中外任何类型的图书馆的馆藏都是“公共”的，现代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称之为“公共品”(Public Goods)。问题的第一要义是它的开放性，即图书馆及其藏品向哪些人群开放，经济“门槛”如何设置。事实上，中外早期图书馆史上都曾出现过一些向普通民众开放的图书馆，史称“带有公共性质”的图书馆。著名的如：古罗马时期的城邦图书馆向自由民开放，16世纪的德国城镇图书馆向一般市民开放。18世纪在英、美等国出现的“会员制图书馆”更被称为近代公共图书馆的先声。前俄国的“国立萨尔蒂柯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早在1814年就宣布对全社会开放。在中国，早在金代就有孔天监其人著《藏书记》记述了建立公共藏书楼的创举。私人藏书极盛的明清时期，私人藏书楼向士子和一般市民开放亦蔚为风气，更遑论近代维新派倡建的标以“公共”“学会”字样的藏书楼，还有我们这个《公书林清话》开篇提到的那个著名的“文华公书林”。
在现代世界图书馆界的话语体系中，所谓“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通常都是指依照专门的“公共图书馆法”设立、开放、运行的且主要由国家或地方政府依法管理的一种图书馆类型。此即所谓的“官方正名”。因其标志着公民社会里保障广大公民知识信息获取基本权益的公共(信息)文化的制度进步，又可称为“正史”。由19世纪中叶英、美等国以“公共图书馆法”的制定、颁布、实施而掀起的人类信息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运动”，为近现代世界范围的政府主导、立法主导的公共图书馆之“正史”演变贡献了“向全民免费(或低费)开放”(全民共享)、“公共财政支持”(全民共建)、“法律保障”(公共图书馆权利保障的法制化)的三维超稳定结构。1850年，英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全国性的“公共图书馆法”，是这一“正史”开端的“法律文本”，英国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依该法设立、开放，当为这一“正史”的“知行合一”式标本，所以当致崇高的敬意；1909年，当时的中国政府颁布《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是为近代中国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法”，京师图书馆据此设立并依此向社会开放，其对当时西方“公共图书馆运动”舶来中国后引进式创新之功亦足堪夸。此前后，省市级公共图书馆或称“通俗图书馆”或称“中山图书馆”，市县镇公共图书馆多称民众教育馆，而且多由当时的各级政府教育部门管辖。此类“官方正名”于今思之亦颇多缅怀与感念。
温故而知新，见贤而思齐。站在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新国策的战略高度，自是对新世纪已降我国渐次浮出水面的公共图书馆“官方正名”的况味有某种文化自觉与自信。如果说，“十五”期间，可以够得上公共图书馆“官方正名”之“范”的大抵还只有一个由国务院颁布的《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和一个“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那么，在“十一五”期间和“十二五”规划体系中，从2008年多部委颁布的《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2009年文化部颁布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到2011年“关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意见”“全国公共图书馆法(征求意见稿)”出台，尤其是今年的“公共图书馆服务规范”颁布，从“共享工程”与“全国古籍普查与保护工程”进入大提速阶段到“全国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全国公共电子阅览室推广计划”全面启动，特别是国家文化政策最高层面上明确将公共图书馆全面融入全国公共文化“4+3”大规划体系，都为我们展现着政府主导下的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之“当代正史(正名)”的恢宏建构。
古训有云：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将近代与现当代中外公共图书馆“官方正名”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与我们这个《公书林清话》所谓的“终极人文关怀”相联系，或仍可谓之为一种面向人类共同认知文明新高度新视界且偏重公共文化制度设计与创新的“吁请结构”。因为说到底，公共图书馆姓“公共”，它的法制化进程终须与公民社会、“公共权利社会”的时代进步、未来发展相伴而同行、相谐而共荣。
6 “四全”图书馆：构建公共信息文化服务的普世向度
宁夏图书馆新馆自2008年8月向社会开放伊始，就努力构建“免费开放”服务机制，至2010年5月，已实现“基本服务全免费”，比国家文化部规定的全国目标提前至少一年半；2009年5月，宁夏图书馆面向社会公开承诺：“向全体公民和学龄以上儿童全面开放”“全年365天全开放”，一时传为美谈；与新馆建成开放并行，由宁夏图书馆承担宁夏分中心职能的“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宁夏市县及农村“全覆盖”项目竣工运行(简称“‘共享工程’全覆盖”)，亦比全国目标提前两年。由是，我常骄傲地称宁夏图书馆新馆为“四全”图书馆。将之与时下我这个《公书林清话》所谓“国际视野下公共图书馆‘终极人文关怀’的命题梳理”相联系，窃以为“四全”图书馆云云，或正是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界正在倾力构筑中的面向全社会、全体人民的普世化服务体系的四个基本向度。
“向度”，现当代社会里一个被普泛化了的哲学概念，包含方向(结构维向)、尺度或程度(结构维度)两个基本的认知点。单开来说，“四全”图书馆中的任一“全”都可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向度”，一如中国古言之“散而成章”。若“向全体公民开放”，原本就是近现代中外“真正意义”的公共图书馆的第一要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修订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中始终强调“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但从实践上讲，这一“向度”大抵总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甚或“将来进行时”。“基本服务全免费”更是如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共图书馆宣言》也只是说公共图书馆“原则上”应该免费提供服务。像当代中国这样，把“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当做一个政府主导的“文化惠民工程”来设计、实施，其意义和价值无论怎样评价都是不过分的。而我之所以更看好“四全”图书馆所蕴含的四大向度的综合意义和价值，则是体察到其张布着一个更为阔大的“综合认知情境”、一个全息式的公共信息文化“吁请结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散而成章”固然如此，“合则成体”就更具认知“张力”了。比如从公共经济学、公共财政学的视角，我们当然可以去更深切地体会《公共图书馆宣言》里所强调的“建立公共图书馆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责任”“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财政拨款”以“维持公共图书馆的运行”之类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它们做“中国特色化”实践创新的意义空间。再比如，从当代世界上已比较成熟的“信息资源管理”(IRM)的视角，一如英国IRM大师马丁先生所谓IRM“是图书情报领域早已熟悉的挑战的更为复杂的变体”，公共信息资源管理(PIRM)作为IRM的“三分天下居其一”，其在当代中国的“复杂变体”之现实展现或正可以“四全”图书馆表其意蕴、领其精髓。然则，在我看来，更现实、更基础也更具中国特色的视角当可聚焦于“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保障与服务文化民生”这两大时代主题。
或可以言，宁夏图书馆新馆之为“四全”图书馆，只是一个“一叶知秋”式的标本。它作为新世纪已降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一种“制度设计创新”，当是与我国“十五”“十一五”十年间政府主导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和“文化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息息相关。至“十二五”开局，先是更大范围的“公益性文化机构免费开放”在全国强势展开，接着是“文化强国”等新国策框架下的公共文化“4+3”大体系化格局横空出世。如是居间，“四全”图书馆或正是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富媒体”资源及多功能服务体系面向“4+3”大体系做普世化建构的四个基本向度。
如果把“四全”图书馆所表征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视为一个“内结构”，那么，“保障与服务文化民生”就是一个“外结构”，即公共图书馆社会功能的“作用结构”。从结构分析理论来看，或可以当代大众话语体系的流行词“门槛”予以解说：“向全体人民全面开放”着眼于读者对象(身份)的“零门槛”；“基本服务全免费”侧重基本服务品(Public Goods)公共消费的“零门槛”；“365天全开放”意味着读者“时间”成本消费的“低门槛”(当代中外公共图书馆行业方兴未艾的24小时自助借还系统的普及将实现传统书刊外借服务时间向度上的“零门槛”)；“共享工程全覆盖”则不啻城乡一体化服务体系对前三种“门槛”整合于一身的“普及”与“普惠”。
将“四全”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的终极人文关怀”相联系，或可以言，前者仍然也只是后者的一种实践平台。有意义的是，当代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大国、幅员大国，因此，“四全”图书馆之于“文化富民强国”的伟大实践便产生起了日益增长的社会意义与“文化”价值。世界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有句名言：图书馆是一个不断生长着的有机体。“四全”图书馆云云，当是当代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面向“建设全体人民的共有精神家园”伟大目标奋然前行的基本“向度”，一种与时俱进、随缘腾达般的有机生长结构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