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应对贸易冲突的货币金融政策回顾
Review of Germa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Policies to Deal with Trade Con fl ict
汤 柳
二战之后的1950～1960年，德国GDP增长率高达7.97%，出口贸易增长尤其出色，在全球出口贸易的占比从1948年的1.4%上升至1973年的11.6%，迅速塑造了欧洲“强人”角色。然而，由于美国的出口贸易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位置，随着美国对欧洲贸易余额由盈余转向赤字，德国频频遭受来自美国的调整压力，双方的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双方紧张关系在1960～1990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尽管如此，德国经济增长始终位于西方国家前列，国际竞争力强劲。而面临同样遭遇的日本，却在“广场协议”之后出现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因此，德国在贸易冲突之下的应对之策值得关注。
二战之后德美贸易冲突的主要表现
德美贸易冲突的主要表现是，当美国出现经济增长疲软、出口贸易规模收缩时，美国会通过各种借口对德国施压，把贸易失衡的调整成本完全由经济规模和货币权力较弱的一方来承担。美国对德国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有三种：
第一，直接要求德国调整汇率。自1959年以来，德国马克被要求升值的压力频繁出现，在1961年2月致德国的备忘录中美国政府提出“公正分摊国际负担”，批评了德国外汇储备增加的行为。1978年的“波恩会议”导致马克通过出口税费和进口补贴实现“变相升值”。1985年，在著名的“广场协议 ”中，美国、日本以及欧洲五国同意共同干预外汇市场，帮助日元、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以消除对美国的经济失衡。
第二，要求德国等欧洲国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该政策迫使德国等盈余国家实施宽松货币财政政策，扩大内需，增加进口规模。1977年，在经历经济衰退周期之后，美国经济复苏形势早于德国和日本，导致美国经常项目赤字的出现。当时的卡特政府再次提出“火车头理论”，要求德国、日本两个顺差国家采取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以帮助美国消除贸易赤字。
第三，主动调整本国的货币或者财政政策，鼓励美元贬值。除了“特里芬难题”的作用，美国自身也存在主动贬值的动机。根据1960～1973年美国对欧洲的国际收支情况，美国对欧洲实现长期资本项目逆差，发行通货有助于美国能够从大量对外投资和国外央行的融资中得到收益。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在对手国家已经采取升值措施之后，美国仍然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对外贬值政策，以确保本国利益的稳固。
德国应对贸易冲突的货币金融之策
在面对美国的不平等外部冲击之下，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变。1986年德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205亿美元，之后开始逐渐收窄；接着，1992年德国对美国的贸易收支重拾顺差之势，在欧元启动之前的1997年为172亿美元。此外，德国工业成功地适应日益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1979～1990年，德国出口所占世界市场份额一直保持不变，维持工业大国的地位。在贸易冲突的历史过程中，货币金融政策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功不可没。
三是有管理的资本项目开放维护了金融稳定。在贸易顺差导致资本流入压力持续存在的时期，德国一直保持有相当程度的资本管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逐步解除，有效地稳定了内部经济环境。
一是谨慎的汇率升值。在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为了改善国际收支状况，货币汇率稳定性被放在央行政策目标的重要位置。1951年以来，德国由于大量的贸易盈余而开始累积升值压力，并在1961年一度达到顶峰。面对来自美国的要求升值的压力，德国甚至提出，以对外援助的形式筹措15亿马克来避免升值所付出的代价。接着，德国马克第一次对外升值5%，被外界认为“来得太晚，幅度太小”。在之后的几次明显升值过程中，即便国外的压力空前巨大, 德国仍然尽可能地运用策略和方法以保护汇率政策自主权，谨慎操作，尽量减少汇率升值带来负面经济冲击。
紧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德国的全能银行制度构建了银行与企业密切的合作关系。一方面，大银行对大企业进行高比例的产权投资，并获得企业的投票控制权，间接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大多数的大型公司设有监管委员会，由银行、雇主、其他大股东、供货商、采购商等重要的股东和利益相关者组成，监督董事会的经营决策行为。另一方面，地区性的储蓄银行和合作银行由于“本地嵌入”的特点，与地方性中小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二是尽可能保证货币政策的连贯性。当浮动汇率制度来临时，德国央行有了更多的政策调整空间。1979～1981年，为了配合美国的“火车头理论”，德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权衡当时较好的经济形势和投资规模，德国央行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出现货币财政政策的不协调性。当美国质疑德国的高利率时，德国认为是“转移对美国自身经济政策问题的注意，在经济学上完全是无稽之谈”。1987年卢浮宫协议之后，美国要求德国执行更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在“国际合作”的压力之下，德国增大了货币供应，但敏锐地逐步调高利率，实施偏紧的货币政策，及时遏制了通货膨胀，保证了连贯自主的货币政策。
谨慎自主的货币政策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德国联邦央行的货币政策一贯将货币稳定作为优先目标，并根据具体政策形势来兼顾对外经济目标、经济增长目标、就业情况等其他目标，其稳健的货币政策被认为是平滑外部冲击的重要保证之一。在对美国的贸易摩擦中，美国总是借口国际货币合作提出要求，破坏其政策的连续性。当德国央行调控无法顾全设定的政策目标时，便会谨慎地展开讨论和辩论，力求维护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最大限度地抵御外部的干扰和压力。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根据莱考夫的阐述，算术是沿路线运动的隐喻与算术是量尺隐喻也同样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运动的路线形成了一条物理线段—一一条沿着我们的轨迹的想像的线。运动的路线和物理线段之间有着简单的关系。运动的起点与物理线段的一端相一致，运动的终点与物理线段的另一端相一致，运动的路线与物理线段的剩余部分相一致。正是因为有了路线与物理线段的这种一致性，所以有了与量尺隐喻相关的“算术是沿路线运动”的隐喻。[2]71-72
根据南京河流污染状况，于2014年11月在外秦淮河、运粮河及内秦淮河共布设了11个采样点，位置见表1。每点采样3～5次，共采集表层沉积物样品1～2kg，剔除杂物后将沉积物样品充分混合、沥干水分后放入塑料袋中密封，并置于4℃冰箱保存。分取部分样品，24h内测定碱性磷酸酶活性(APA)。另一部分分装于小封口袋中在-20℃冷冻干燥5～7d，将冻干后样品压散，过20目筛，直至筛上物不含泥土，弃去筛上物，筛下物用四分法缩分至约150g，用玛瑙研钵研磨至样品全部通过100目筛，4℃保存，用于营养元素的测定。
紧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抵御金融自由化的负面影响。自1980年以来，世界各国纷纷改革本国银行体系，放松管制，大力发展金融产业，忽视了制造业发展。相对而言，德国的制造业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德国的汽车、机械、化工和电气等代表的四大支柱产业在1980～1990年均位居世界出口市场的前三位。在金融发展方面，尽管从90年代后期开始，德国为了确保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也陆续出台放松监管的法律，但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德国学界认为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德国在现代金融工具和资本市场理论的运用上还属于发展中国家。德国银行企业并不热衷于追求金融创新，盲目扩大金融市场规模，这一现象与稳定密切的银企关系紧密相关。共同的利益关系,以及相互交叉的长期合作关系衍生出类似于商会、产业协会、甚至于专业学院等诸多非市场化内容，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也巩固了二者的共生关系。
论文给出了一种基于自适应卡尔曼的滤波方法，实验结果表明，自适应卡尔曼滤波能够有效的对实验数据进行补偿，相较于传统的卡尔曼滤波，自适应卡尔曼的效果更好，而且速度更快。该滤波可用于解决实际工程中的一些相关问题。
实施医院科研经费支出的内部控制，应该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的科研管理规定，结合医院自身情况和管理特点，构建涵盖科研立项、实施、结题全过程的科研管理制度，并重点加强拟定采购管理、资产管理等方面的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同时，通过构建制度和拟定管理细则，明细相关人员的权限，落实不相容岗位分离的要求，从制度上确保风险的控制。
政策性金融措施支持产业升级与出口市场的开拓。 在贸易冲突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德国在持续增长方面遭遇挑战。1970年底德国经济增速放缓，出现因创新动力不足而全要素生产率逐渐下降的局面。于是，德国出台多项政策性金融支持政策，以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扩大出口市场等。
首先，德国政府出资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承担了政府金融支持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职能。其中，1948年成立了复兴信贷银行是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代表，也对德国经济实现转型、推动创新和绿色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次，各级政府、财政部还成立了“参股公司”，中小企业也联合成立地区性和专业性的自治机构，形成系统性的金融支持体系，提供创业和发展的金融支持。此外，根据经济发展时期的不同需要，针对性推出政府金融支持政策。例如，1983年开办了对创新工程的融资，80年代中期开办了对环境保护的融资，1995年，为了支持从传统工业向信息技术等新经济产业转型，德国政府建立了高技术小企业风险投资（BTU）计划，为企业研究开发提供长期贷款。最后，为了减少对美国出口的依赖，1992年以来，德国政府提出贸易投资相结合的对外经济策略，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促成企业迅速扩大对亚太、拉美等地区的直接投资规模。
对省级水利现代化规划，既要明确省级水利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任务，具有可操作性，也要各地方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出分类指导性意见，具有指导性。对规划范围较小、规划任务相对单一的市区、县域范围的水利现代化规划，也可以是发展规划和技术支撑性规划的结合体，其规划内容、深度和规划期安排满足《江河流域规划编制规范》（SL 201—1997）等专业规范、规程的要求。
紧密的银企关系有助于德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尽管这种紧密的银企模式存在效率低，限制投资价值最大化的缺点，但相关研究表明，这种金融模式有助于促进长期投资，防止机会主义而导致交易成本巨大的情况。二战后，美国试图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复制到德国金融体系，结果不尽人意。在德国，这种紧密的银企模式有助于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利于将储蓄分配给长期生产效率更高的项目，最终提升了整体的产品竞争力。
推动欧洲一体化共同抵御外部冲击。 美国对德国以及欧洲的政策冲突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最初，欧洲各国的利益冲突一度无法调和，美国对欧洲的贸易和货币影响使得欧洲国家重新调整关于地区合作的预期目标。当跨境贸易和国际货币关系相对平静的时候，欧洲货币一体化则停滞不前；随着美国和德国的贸易冲突逐渐加剧，波恩会议直接促使欧洲货币体系（EMS）的建立。德法两国最终达成协议，成为欧洲货币合作机制的拥护者；法国则放弃了统一货币的控制权以换取进一步的货币合作。欧元的建立大大促进了欧元区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规模，消除了美元对欧元区国家的不对称影响，欧元区内部贸易迅速增长，其中获益最大的国家是德国。
对中国的启示
首先，贸易冲突是国家间竞争与合作过程的必然结果。二战结束初期，作为霸权领导者的美国全面推行解除关税制，一度开创了一个贸易自由化的繁荣时期，为德国对外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尔后又打破自由竞争的格局，对德国施压。为了对抗美国的影响，德国积极推进欧洲统一货币的诞生。当世界为区域货币点赞的时候，欧债危机触发了欧元区分裂的隐患，对德国的经济形成拖累。当前，美国提出要增加对欧盟关税，欲掀起新一轮的贸易战，在欧盟治理框架之下的德国又将面临考验。由此可见，我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也是发展追赶中的国家必须要面对和经历的，是国家之间竞争合作的必然阶段。
其次，贸易摩擦的对峙可以从汇率角度、金融角度、产业角度等多个层次展开，制胜关键在于经济实力的增强。美国借助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特权进行施压，要求对方做出政策调整，这被研究国际货币关系的学者称之为“汇率武器”“货币的权力”，对抗的双方在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等多个角度展开较量。因此，我国要全力提高经济实力来抗衡，从多角度积极应对。
[91] 葛红亮、鞠海龙：《“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想下南海问题的前景展望》，《东北亚论坛》2014年第4期，第29-30页。
再次，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理论建设。在德国与美国的贸易冲突中，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金融体系，金融制度的选择体现了德国的自主和自信。同样，我国完善相关理论建设，有助于为应对外部冲击以及扩大对外开放提供指导原则。
最后，进一步发挥政策性金融在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扩大我国出口市场，促进对外投资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需要政策性金融从多渠道、以多形式加以助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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