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院士论文,职业教育论文,长效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0008－07
“院士职校行”活动从去年以来广泛开展，先后在辽宁省、浙江省、陕西省、湖南省等地区进行了颇有影响的活动。“院士职校行”联合了教育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以及有关高校，其宗旨在于通过两院院士与职业教育的“亲密接触”，发挥院士的思想库作用，影响职业教育的运行与发展。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要继续举办“院士职校行”活动，探索建立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美国思想库数量众多，影响力强大，产生最早，发展也最繁荣，在教育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外脑”、“孵化器”等作用，被誉为“决策链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文拟通过对美国思想库教育决策咨询的探究，尝试提出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机制。
一、美国思想库的教育咨询与启示
思想库(Think Tank)，又称智囊团、智库、外脑、脑库、思想工厂等。“思想库”一词最早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用以指称当时军事人员和文职专家聚集在一起制订战争计划及其他军事战略的安宁环境。现在尽管人们对思想库的理解存在差异，但一般认为，思想库是指为政府、企业或社会集团的决策和行动进行调查研究、出谋划策，为之解决具体问题，并为之培养、储备和输送人才的一种社会组织。
根据隶属关系、经费来源和研究风格等因素，美国教育思想库可分为政府性质的思想库、公司性质的思想库、社团性质的思想库和大学的思想库四种类型。
(一)美国教育思想库的成长
以美国思想库对教育决策的影响程度作依据，美国教育思想库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思想库产生，但较少涉及教育政策研究。主要的思想库有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07年成立)、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1910年成立)、政府研究所(1916年成立)等。
第二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综合性思想库兴起，并将研究范围扩大至教育领域。其中比较知名的思想库有兰德公司、赫德森研究所、都市研究所等。兰德公司对教育问题的系统关注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兰德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是美国学校改革有效性评价的项目。
第三阶段，从1985年至20世纪末。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思想库的兴起。其中比较知名的思想库有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美国教育政策联盟(CPRE)、美国教育政策中心(CEP)与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等。1985年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在历经一年半的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后，提交了著名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受报告影响，美国教育改革和研究办公室于同年出资设立美国教育政策联盟(CPRE)，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思想库。1995年，由盖茨夫妇基金、福特基金、斯宾塞基金等著名基金会资助的美国教育政策中心(CEP)成立。1996年，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专门进行教育政策研究的部门布朗教育政策研究中心。
第四阶段，从2000年开始至今，其特点是多样性并存，教育思想库蓬勃发展。标志性事件包括这样几个：其一，200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设立首个官方性质的美国教育科学研究所(IES)；其二，兰德公司进一步关注教育的多个层次研究；其三，美国教育政策联盟逐渐关注教育的绩效问题、教育管理问题、教师质量和教师待遇补偿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其四，美国教育政策中心自2002年起，对NCLB(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法案执行情况的研究成为其工作的重点等。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库已成为政府教育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美国思想库的教育政策咨询模式
美国思想库对教育咨询存在于不同的层面，就国家或州政府层面的教育决策咨询模式一般为“教育议程的建立—备选方案的形成—政策辩论—政策法制化”几个阶段。
教育议程的建立。进入政府议程公共教育议案的来源包括国会议员的提案，选区选民或利益集团的建议，还包括行政系统通过公文提出，思想库则往往通过研究报告的形式提出。思想库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促成议程的建立：其一是提出并界定教育政策问题。比较典型的案例有“科尔曼报告”。1964年美国詹姆斯·科尔曼教授带领一个研究小组收集了美国各地4000所学校64万学生的数据，进行了美国教育领域的最大规模的调研之后，科尔曼于1966年向国会递交了《关于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该报告明晰了问题，为教育决策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意见。其二是对问题“预警”，以期促成议程的建立。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前文提到的美国国家优质教育委员会于1985年提出的《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引起了政府官员和舆论的关注，并使报告所提出的教育问题很快成为公共问题而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备选方案的形成。思想库在备选方案的形成中主要作用有两个：其一是提出方案；其二是方案的凝练与重组。例如，在《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报告前后，官方和民间思想库出台的有关基础教育现状的研究报告多达350份，而上述报告则是最具概括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并很快成为反映20世纪80年代美国基础教育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和各州制定基础教育改革法令的基本依据。
政策辩论。备选方案送至国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之后，经两院委员对提案进行筛选、听证程序，若审理通过，则提出法案报告，再定期由全体议员进行审议。思想库在这个阶段发挥的作用为：其一，被邀在国会听证会上发言，直接参与政策辩论；其二，与国会保持密切联系，间接参与政策辩论；其三，以知识的权威性，并利用各种传媒引导大众辩论。
政策法制化。最终通过众议院和参议院审议、表决的法案将被送至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三)美国教育思想库的功能与影响形式
美国教育思想库除了教育政策咨询功能外，还具有思想生产、舆论推动、人才聚集与政府臂膀等更广泛的功能。所谓思想生产，就是通过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思想、政策主张或开发新的研究方法。从事思想生产和决策咨询是思想库的核心活动，是它最主要的功能。所谓舆论推动，是指思想库通过引导舆论和社会思潮达到影响政府或社会组织决策的目的。思想库的人才聚集功能与机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其一，储存输送人才，这种方式在美国被称之为“旋转门”现象，即思想库专家成名之后，往往会被吸纳到政府决策部门，直接参与政治决策；而原先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在退出政坛后，往往会在思想库找到发挥余热的机会。通过这种“旋转门”作用，学界和政界、思想和权力之间得到通畅交流，从而有效保证思想库对美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其二，培植人才，美国思想库十分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例如兰德公司1970年就成立了兰德研究院，专门培养政策分析方面的专家。
美国教育思想库要实现功能扩大影响总要付诸一定的形式。从施加影响的对象来看，基本上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是对政府与决策者施加影响，其次是对社会与大众施加舆论影响。教育思想库影响政府与决策者的方式主要有这样几种：其一，思想库成员通过在政府部门任职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其二，思想库研究者成为政府咨询或顾问专家小组的成员，为政府提供间接的政策服务；其三，思想库邀请政府官员参加学术会议和各种交流活动；其四，参与政府的研究项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对社会和大众的舆论施加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发行学术出版物。如通过发行期刊、发表著作、研究报告、政策简报、时事通讯和社论等影响社会和大众。例如，兰德公司定期发行《兰德年度报告》、《研究简报》等；布鲁金斯布朗中心每年发行《布朗美国教育年度报告》、《布鲁金斯教育政策》等。其二，召开各种形式的会议、讲座和举办研究班，加强与社会交流，宣传政策主张。其三，利用各种公众媒体，传播观念扩大影响。
(四)美国思想库的经济来源与制度环境
思想库的经济来源。思想库的运作与维系无疑是需要经费的。一般说来，思想库的经费来源大致有三部分：其一，自我经营收益。主要是书籍出版和学术会议收益，以及私人企业或政府委托咨询的收入。有资料显示，兰德公司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亿美元左右，86％来自于政府委托的300个左右的研究项目，7％来自基金会支持，7％来自私人企业委托研究。其二，政府资助。美国联邦政府各机构对涉及国家重大决策的问题，几乎都要拨出巨额专款，资助思想库进行研究，每年费用高达数百亿美元。其三，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学术捐助。
思想库的制度环境。思想库在美国的兴盛是特定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政治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体现。具体说来思想库的制度环境主要体现为：其一，民主决策的体制：美国是总统制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鼎立。国会和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当局两大部门分立，分别经由不同的选举渠道产生，两大部门互不从属。这就为思想库各展其能、施加影响提供了可能。国会所讨论、审议和立法的问题涉及内政外交的各个领域，而国会议员未必都具有这些领域的专门知识，这就势必需要借助“外脑”，由此也为思想库施展其影响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其二，非营利机构属性：在美国非营利机构是与营利企业相区别的一种特殊法人，其资产为社会共有。像美国的兰德公司、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思想库，都是以非营利法人方式运作的。非营利思想库的超脱地位使它产生了某些独特的效应：一方面吸收社会资金研究公益性的重大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是能够吸引一批有社会理想、有谋略和创新精神、志愿献身公益事业的优秀专家、退休政治家和管理人才。其三，全球合作的机制：为了扶持各国民间思想库的发展壮大，世界银行于1997年组建了“全球发展网”(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简称GDN)，并于1999年12月在德国波恩召开了主题为“联结知识与政策”的GDN首届会议。这标志着全球民间思想库的国际合作机制的模式形成，也为美国思想库提供良好的国际环境。
(五)美国思想库的教育咨询的启示
美国思想库对教育决策咨询过程与作用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重要的方面有如下几点：
首先，教育决策的程序化、科学化与民主化是美国教育政策形成的重要禀赋，也是教育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证。如前所述，美国的各类教育决策，一般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即从提出问题到政策形成的教育决策过程，都先由政府委托的专门委员会或者民间的思想库等提出研究报告，在充分广泛征求各方民意的基础上，政府或立法机关再行修改、选择或确认比较合适的政策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各利益团体之间相互博弈，在不断的冲突、协调与妥协中形成政策方案。美国的教育决策给予的启示是：我们有必要使“问计于民”的决策咨询机制常规化、常态化、制度化。
其次，确立与完善专家咨询制度和决策透明是确保教育政策制定科学性、民主性与现实性的机制保障。美国的教育决策咨询制度已进入了法制化阶段，不仅将咨询当做决策的一个法定程序，还制定有相关的法律，规范决策机构、咨询机构、公众等主体在教育政策产生过程中的行为，保护各主体的合法权益。这些都集中反映在《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中。另外，在教育决策过程中，还十分注重透明化，例如建设相应的网络平台公开咨询机构的运行情况、发表的咨询报告、决策部门对咨询报告的反应倾向和决策部门的决策进程等。
第三，完善的思想库体系是发挥社会智慧于教育决策的极好形式，在我国应着力发展民间和半官方性质的思想库。现实地看，我国思想库种类单一，体制外的民间思想库凤毛麟角，这种现象非常不利于吸纳民愿民智，因此在完善我国思想库体系结构中要着力发展民间和半官方性质的思想库。
第四，思想库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人员的广泛性是其咨询客观性的重要基础。美国的教育思想库一般都独立调研，自主提出咨询建议，基本上不受行政干预。这种权力与知识的相对分离，有助于实现教育认知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另外，思想库人员来源具有广泛代表性与学术背景。思想库人员构成不仅包括教育领域专家，还包括其他各界的专家学者、知名人士、校长、教师和学生家长等。例如美国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PRE)的研究人员背景十分丰富，拥有多重学科背景，并身兼数职，在教育领域和社会上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五，思想库和决策机构之间的合理关系与良性互动是双赢的基本条件。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思想库建设还比较落后，其核心问题是政府的教育决策体制相对封闭，“谋略”与“决断”常合二为一。思想库绝大部分设立在政府机关内部，与决策中枢系统呈直接或间接的隶属关系，其经费来源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担负。这种关系的最大弊端是使思想库缺乏必要的独立自主性，常常成为政府的“御用智库”。
第六，美国税制激励民间资本流向包括思想库在内的公益事业，确保了思想库很大部分经费来源。美国政府制定的“高额遗产税”、“非营利机构免税”政策，促使许多富人财富投入非营利项目或将遗产设立为“慈善基金会”，从而有效地支撑了非盈利公益思想库的运行。
二、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的构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些以政府或学校所属的教育政策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或学会组织，如“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全国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会”、“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等等。这些思想库对国家的重大教育决策问题提供了信息和咨询服务。比较美国教育思想库的成功范例，我国职业教育思想库发展还很不完善。突出表现在：第一，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种类单一，没有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的体系结构；第二，大部分思想库的研究倚重游弋于“政府思维”，缺乏独立的问题意识与独立研究；第三，部分研究成果滞后于客观实际，缺乏预见性和前瞻性；第四，研究的方法单调，占有信息不充分，信息获取渠道不通畅，定性研究较多，定量研究较少，更缺乏跨学科综合研究；第五，研究成员的学科背景比较单调，大部分学科背景为教育类的社会科学范畴，做精确的量化研究与复杂系统研究就比较棘手。
两院院士代表着我国科学和工程技术界的最高学术水平，高瞻远瞩，德高望重。建立由两院院士构成的“思想库”指导职业教育的机制不仅能极大地改善我国职业教育思想库的上述不足，而且会给新时期职业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增添无穷的动力。借鉴美国教育思想库的成功经验，就构建我国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的构想要点概述如下。
(一)战略凝视点：整体构思，合理定位，分层推进
要构建院士指导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需要选择合适的行动方针与资源使用方向，即战略选择。笔者以为战略设计宜为：整体构思，合理定位，分层推进。
美国教育思想库经验提示我们：一个完整的思想库体系是保证教育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与前瞻性重要的组织形态基础。因此我们在运筹院士思想库时就要首先做到：从系统出发、整体考虑，即是要认真审视梳理职业教育思想库体系，做出合理的判断评估，确定整体优化的方略与行动程序；与此同时，将院士思想库作为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分，确定其功能、地位以及与其他思想库的联系互动方式等。这样，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库体系就变为三组分结构：其一为官方思想库，主要指由政府出资兴建的相关研究院所等；其二是民间思想库，主要指各类学会协会等；其三为院士思想库，主要由两院院士构成。从思想库的知识属性看，院士思想库有别于前两类思想库最鲜明的特征是它代表了我国科学、技术与工程的最高水平，由此也确保了职业教育的思想库体系在咨询决策中知识基础的前沿与高新属性。总之，院士思想库的加入优化了职业教育思想库的整体结构，提高了咨询能力。
院士思想库的定位考虑。院士指导职业教育机制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制度创新，它是连接两院院士智力资源与职业教育的纽带，它主要通过院士的智力服务，在职业教育的大政方针以及专业、课程建设与改革等方面提供咨询，或对职业教育问题进行独立研究、提出议题或解决方案，或协同指导职业教育培训高素质高端技能型人才与高水平师资队伍等，其机制运行的组织形态为思想库形式，不妨称为职业教育院士思想库(简称院士思想库)。院士思想库作为职业教育咨询体系的重要组成成分，赋有不可替代的多重功能，主要体现在：指导咨询、思想生产、高端人才培育和社会理念影响等方面。
要形成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一个发生、成长、培植与制度化的过程。依笔者看来，基本推进策略是分层推进，反馈调节。第一层级为院士指导职业教育机制初创与实践探索阶段，主要做法为在继续深化开展“院士职校行”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不同类型的院士思想库组织，并开展对职业教育决策的咨询及其他指导培训工作，这一阶段的主要实施者是教育部层面协同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与相关高校在全国或部分省市层面展开。第二层级为院士指导职业教育机制在全国范围推广与基本确立阶段，主要做法是在总结第一阶段经验的基础上在省市(直辖市、自治区)级别建立院士指导职业教育机制，并在重要职业院校建立院士顾问制等，这一阶段工作实施是各相关省市政府主管部门按照教育部的部署来进行。第三层级为院士指导职业教育机制制度化阶段，主要工作是总结上述两个阶段实践，探索规律并形成制度，制定相关的条例、规章、细则等，这一阶段工作实施主要由国家教育机构完成。
(二)组织化：完善的体系建构
本文认为，院士思想库是职业教育咨询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自身的形式结构也需采用组织化的体系架构。
院士思想库的体系结构是由不同的决定因素及其组合确立的，这些决定因素也成为构建院士思想库体系的维度。院士思想库按层级维度可以设有国家层面与省市层面等；按内容维度可以设有职业教育政策为主与行业专业科技为主；按组织形态维度可以设有准政府与民间(社团协会等)；按常态性维度可以设有常态思想库与临时思想库。“临时思想库”是指根据委托课题或专项咨询的需要组建起来的短期的、松散的思想库。这样，由上述四个维度的不同组合则可以产生若干样态的院士思想库，如可以有国家级的关于职业教育政策研究咨询的院士协会，省级的关于职业教育专业科学技术咨询的院士协会等等，这些院士思想库的整合形成了一个体系结构。
院士思想库的命名宜采用“层级＋内容”的形式为主，根据发展趋势还可考虑赞助企业或社会组织冠名的形式等等，例如，“国家职业教育院士咨询研究会”、“××省(或市)职业教育院士咨询委员会”、“教育部××职业与技术教育院士专业指导委员会”等类似的委员会、研究会或协会等社团性质组织。对于“临时思想库”的命名则可根据研究的专题来命名，例如，“应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职业教育战略选择院士研究组”等等。
顺便指出，现阶段在院士中成立全职的正式组织形态的职业教育思想库是困难的，也不具有现实性，因为院士都有自己的专业，并且一般都肩负着国家或地方重要的科研任务。
为使包括不同样态的院士思想库在内的职业教育思想库之间协调、联通，还需设立其联络机制。就体制角度而言，宜在教育部与相关省市等政府教育部门设立院士职业教育思想库联络管理中心等类似的“硬化”机构，或者将这一功能嵌入到已有部门的职能中。这也是使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形成的组织保障之一。
(三)运行保障：经费来源与制度性环境设计
1.经费来源。我国教育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财政是教育思想库经费的基本来源，社会组织、个人或企业等捐助应是经费的辅助。对于常态的院士思想库组织的经费来源可这样设置：基本运行费用主要由政府财政来支付，研究费用主要来自接受委托研究项目的收入以及课题费，还包括出版、学术会议、社会培训收益及其社会资助等。对于短期的或松散的“临时思想库”的费用主要来自接受咨询的专门费用等。与此同时，建立支撑院士思想库职业教育相关研究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基金，开拓基金的多元筹集渠道，包括国家渠道、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慈善基金与社会捐赠等。另外，尝试建立与完善对投资包括思想库在内的非盈利机构、社会公益事业的激励机制，健全院士思想库经费运营管理规则。
在院士思想库的肇始时期，应以政府财政资助作为经费主体，并以此推动其功能的生成与成长。随着院士思想库的逐渐成熟壮大，亦应在上述经费渠道的基础上考虑将市场经营机制引入其中，例如向社会开展有偿咨询服务；横向联合学术活动，与有关部门、企业及研究机构联合举办讲座、培训班、论文评选、办会刊、编论文集；自身办经济实体或让一些个体、私营企业挂靠到研究会，收取一些管理费，可能时也可直接参与经营。当然，上述院士思想库的市场化运营的操作者应在法律框架内由专门人员来进行，而非院士本人。
2.制度性环境设计。要形成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其中相匹配制度性环境无疑是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之一。对此的基本考虑概括如下。
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能否形成，一个重要的外部大环境是包括教育决策在内的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氛围的是否被建构。缺失了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文化氛围，院士指导职业教育的长效机制就会成为无水之木。令人欣慰的是，我国的治国理念中正把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作为重要的领导战略在推进。从党的十六大到十七大报告关于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都有精辟的表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将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的理念贯彻在管理实践中，并逐渐使之成为人们的价值取向。
要形成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还需建有操作层面的体制机制作保障，对此，笔者以为应进一步建立完善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决策的体制机制，其中可考虑专家咨询制度、论证制度、听证会制度和责任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为专家参与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进行决策咨询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和支持，听证会制度则扩大了公众参与教育政策制定的可能，并且通过听证会这一方式，可以广泛地获取和倾听来自不同方面的声音，使教育政策制定能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群体。
对于影响较大的、政策性强的国家或省市地区职业教育决策问题要特别强调遵循决策程序与制度，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是“问计于民”决策咨询模式。此模式被美国教育决策广泛使用，其主要程序可以概括为“问题提出——研究报告——专家咨询——社会辩论——民主决策”。在实施过程中每个环节都有思想库的参与，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要汲取这一模式的优越性，优化与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重大教育决策的程序与制度。在这个程序与制度中发挥包括院士思想库在内的社会智慧作用无疑要占重要地位，院士思想库也会依凭其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权威性、前瞻性在决策过程的各环节发挥极其重要的咨询作用。
在职业教育、职业院校的评价体系中要强化体现产学研合作及其品质要求，在课程设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评价上要强化体现高新尖端科学与技术的关照。要使职业教育产学研合作、关联高新科技成为全社会对职业教育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这样，逐渐使产学研合作、关联高新科技成为职业教育的内生需求，从而使“问计于院士”也成为职业院校的现实需要。
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的形成，很大程度来源于院士的崇高社会责任感与奉献精神，这是最为宝贵与值得开掘的不竭资源。但更为重要的还需引入激励机制，建立对院士指导职业教育的奖励制度。
(四)教育咨询类型：开放的领域
院士思想库指导职业教育涉及的方面是一个广泛而开放的领域，总括现阶段其基本方面主要有：
1.对职业教育政策性决策的咨询。长期以来，两院院士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战略问题、世界和我国科技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等积极建言献策。在职业教育领域，院士思想库能够在关系重大的大政方针决策方面协同其他智库提供咨询。例如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方面，两院院士能够在《职业教育法》修订、《校企合作条例》等法律性文件的制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等方面发挥智囊作用。再如国家、省市(直辖市、自治区)职业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制定，职业教育课程体系的制定等等都需要院士思想库的指导。
进行上述咨询指导对应的院士思想库组织形态有两种：其一是常态化的思想库，以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实施院士对职业教育的咨询指导为一种好的形式。其二是临时思想库，主要是针对专门性议题、研究项目所招募的院士形成的临时性团体，特别是对于科学、技术工程背景要求高的职业教育的决策问题更适合这种形式。
还需指出，高质量的指导咨询还依赖于院士思想库是否有着独立的自由研究。因此，院士思想库除了紧贴职业教育迫切问题进行研究与咨询，还需有自己的独立意志、问题意识与自由研究。这需要出资者、管理者和社会提供宽松的外部环境，并且使这种研究有畅通的表达渠道。而后者也是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咨询。
2.职业院校的院士顾问制度。职业教育的基本构成单元是一个个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的成败和优劣直接反映在职业院校上，职业教育的国家理念与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也基本由职业院校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说，职业院校处在中枢地位，因此职业院校的品质与自身决策就显得非常重要。由此看来，建立院士职业院校顾问制度其意义非凡。在这种体制下，聘任院士作为职业院校的顾问，发挥院士科技翘楚、高屋建瓴的智力资源，为学校的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和把关，以此提升高职业院校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
3.职业教育高端人员的培育。毫无疑问，我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之一是要有一批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和知识技能型人才。同时，随着前沿科技产业化周期日益缩短趋势，尖端、高端技能型人才也成为一种客观需要，因此，培养紧贴前沿科学技术尖端技能型人才也成为当前与为将来储备人才的当务之急。因此我们必须优化完善尖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全方位的系统设计，其中院士介入尖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的构想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此要完成尖端技能型人才院士导师制的制度设计。在此基础上，尝试试点，获取经验，进一步完善制度。在尖端技能型人才院士导师制的框架中，尖端技能型人才的学历学位层次应与硕士或博士相当。另外，考虑到院士介入尖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能够产生一个鲜明信号与引领作用，即引领社会对培养尖端技能型人才的重视，提高技能型人才群体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对于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高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高水平的教师，为此国家出台了一揽子提高职业院校师资水平的培训方略。在这个体系中引入院士指导职业院校教师的机制，对于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与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无疑是一剂良方。院士指导职业院校教师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发，其中以项目化运作不失为一种良好形式。
4.科学技术与工程前沿的引领与知识普及。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中与社会经济、产业连接最为密切的部分，职业教育应该保持对生产工艺、科学与技术的敏感性，时刻追踪生产工艺、科学与技术的脉搏。但两者之间并非直接相通，而两院院士却可以密切职业教育与前沿科技的衔接。因此搭建以院士为载体的职业教育与前沿科技相连接的“立交桥”是智慧的选择。例如，在职业院校层面，可以设立院士讲坛，这样一方面可以将科学技术领域最前沿的成果介绍给职业院校的师生，启迪心智，播撒专业与课程改革的“种子”，另一方面使职业院校的师生亲身感受院士的学术魅力，提高其对科研的兴趣。
5.开辟院士、教师、学生交流平台。继续深化推广“院士职校行”活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在国家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个层面普遍展开，当然这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以及有关高等学校的通力合作。另外，在现有“院士职校行”活动的基础上，尝试利用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如网络交流等形式，开设院士与职业院校学生、教师的对话平台，以加强院士与职业院校师生广泛多层交流。
6.利用大众传媒，宣传院士职教理念。院士思想库的职业教育主张除了在各级重大决策中得以蕴含，还可通过大众传媒向社会传播，以引起社会的甄别与关注，这对形成正确的职业教育社会理念是非常有益的，反过来也会影响政府的教育决策。其主要渠道有学术出版物，如发行期刊、发表著作与研究报告等，各种媒体，如报纸、网络、电视与广播等。
三、结语
概括说来，院士指导职业教育长效机制的形成取决于职业教育存在持续的内在需求，外部存在着维系着院士指导职业教育的制度性环境与经费保障。从操作层面看，在政府教育主管机构要设立管理统筹部门或在已有部门嵌入这种功能，同时要建立相关的规则。另外，还要注重推进工作的层次性，不能大轰大嗡，例如上文提到的院士思想库体系设计更倾向于“目标模式”，在实践中要循序渐进，逐步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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