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介评*
董希骁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9）
摘要 《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以美国为样本，综合中外学者的观点，定义和阐释了“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并为其构建了理论体系。基于这一体系，作者依据既定的评价指标，按“管理能力”“掌控能力”“创造能力”“开发能力”“拓展能力”5个分项对中美两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加以分析和对比，揭示中国当前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作为国际上该领域的首部专著，该书通过对理论体系的构建和阐释，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有助于提升中国各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家语言能力。
关键词 国家语言能力；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美国；中国
当语言为国家利益服务时，它就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国家语言能力也因此成为国家软、硬实力（李宇明2011a）的重要体现。2018年12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秋芳与张天伟共同完成的《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以下简称《研究》）。该书在述评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模式的基础上，构建和阐释了国家语言能力的理论体系，并基于中美对比，为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建议。
政府政策导向因素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从我国当下政策导向发展来看，对于乡村旅游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作用。尤其是近几年，早在2015年开始，旅游业发展已经连续3年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同时发展乡村旅游已经成为“三农”工作开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过去10年里，中央及相关部门发布的与乡村旅游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多达20多个，例如“美丽乡村”、“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田园综合体”等，如今的乡村旅游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聚焦点和支撑点，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已成为旅游产业在多元投资、产品创新、产业链融合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一、内容简介
全书共分15章，可被归为5个主要部分。
（一）全书概况（第1～2章）
第1章“绪论”首先介绍了“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的由来和引进过程，并阐明了将美国作为研究对象的3点理由：（1）与国家安全紧密挂钩；（2）国家、州、大城市逐层规划，各有侧重；（3）语言生活丰富多样，诸多经验教训可供中国参鉴。随后，作者通过对“国家语言能力”“全民语言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这3个概念的界定和辨析，指出“国家语言能力站位于国家战略层面，与国家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核心利益密切相关，不取决于一个国家掌握语言的绝对人数，也不取决于一个国家语言教育的普及程度”。
某矿069-2工作面在试生产时发生一次严重冲击地压事故，为了确保安全回采，需要在开采前进行充分卸压。为了制定有针对性的卸压措施，采用震波CT探测系统对整个工作面进行CT扫描探测。探测后的冲击危险性指数分布如图3所示，该工作面应力分布具有明显的局部化特征，在高C值区存在较大冲击危险，根据CT探测划分了5个冲击危险区域，并对危险区域采取了煤层卸压爆破和断顶爆破。在对危险区域进行充分卸压后，再次进行了CT探测，以检验卸压效果。如图4所示，在工作面采取卸压措施后，C值分布明显趋于分散，表明冲击危险性显著降低，卸压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
从掌控能力看，美国现已形成完备的语言资源调查机制，包括长周期人口普查（细化到方言调查）、短周期抽样调查（每个地区每5年被抽选一次）、高校分类数据调查（覆盖全美99%的高校）等。公共语言人才资源库和加密语言人才资源库保障了美国强大的语言资源支配和动员能力。
旧模式，故风险较少，但销售量和固定成本敏感系数较高。新模式比较依赖于单价和销售量。新模式下，对固定成本和销量的敏感程度分别提高了2.16倍和1.18倍。相比新模式，旧模式则比较依赖于单价和单位成本，固定成本的敏感性最弱，故新模式下要注意销量的增长和固定成本增加的协调关系。对于新、旧经营模式的差异，可通过单因素分析其临界值，而多因素分析则反映了市场条件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对目标利润的影响和风险程度(表6)。
（二）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构建（第3章）
第3章虽然仅占总篇幅的5%，却是全书的灵魂所在，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作者创造性地从国家战略视角入手，分两个阶段完成了对国家语言能力理论的构建：第一阶段提出国家外语能力的定义和理论框架；第二阶段将国家外语能力纳入国家语言能力范畴，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
选取2014年12月～2017年1月在本中心进行妇科体检的患者1000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体检时间将其分为对照组（2014年12月～2015年12月）与观察组（2016年1月～2017年1月）。其中，年龄27～84岁，平均年龄（67.3±1.2）岁，个人体检361例，集体体检639例。
在第一阶段，作者将国家外语能力分为构成要素、存在形式和转换机制三大部分。基于这一框架比较中美两国的情况后发现：（1）美国作为移民国家，自然外语资源优势明显，依托系统教育的人造外语资源也在“9·11”事件后快速增长。中国的自然外语资源仅有跨境语使用者和海外侨民，高校开设的外语语种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从外语资源质量上看，两国同样面临复合型高端人才匮乏的问题。（2）在外语资源掌控方面，美国从1958年起就委托现代语言学会定期开展调查，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语言资源数据库。中国的相关调查却极为滞后，外语教育基础数据严重缺失，遑论动态数据。（3）美国的外语资源规划层次分明，国家、州、大城市分层推进，兼顾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并通过法律条文、政府文件、语言路线图等形式呈现。中国的相关规划大多存在于政府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20世纪60年代颁布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因“文革”夭折后，全面规划至今缺位。
第二阶段的研究实现了从国家外语能力向国家语言能力的拓展。作者将国家语言能力定义为“政府处理在海内外发生的涉及国家战略利益事务所需的语言能力”，明确界定了行为主体、处置对象和处置范围。《研究》细分了国家语言能力的5个分项，并逐项确定了评价指标：（1）国家对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语言事务管理能力，有组织力、规划力、执行力、应急力4个评价指标；（2）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掌控能力，有通晓力和支配力两个评价指标；（3）国家对语言人才资源的创造能力，有实践力和学力两个评价指标；（4）国家对语言技术的开发能力，有信息挖掘力和机器翻译力两个评价指标；（5）国家对通用语言国际影响的拓展能力，有影响力和传播力两个评价指标。从各项能力的排序和评价指标的多寡可以看出，管理能力处于中心位置，其高低决定着其他4个分项能力的强弱。《研究》依据具体评价指标对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各个分项加以对照审视，揭示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3章概述了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并运用这一理论框架初步分析了中国的国家语言能力现状，为后续章节提供了理论依据，搭建了结构框架，明确了问题导向。
（三）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第4～9章）
从创造能力看，美国通过不同部门主导的项目集群（如“富布莱特-海斯项目”“国家安全教育项目”“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全面落实语言战略规划。这些项目集群旨在培养少数外语和区域研究的高端精英人才，具有顶层设计、长远规划、统筹资源等特点，并可按需进行动态调整。军队系统和普通高校的语言人才培养目标明确，方法科学，特色鲜明。
从管理能力看，美国具有管理机构体系完备、职责分明、监控完善（由领导机构、执行机构和指导咨询机构构成，国会的内部和外部组织负责评估），规划内容翔实（如军方的《国防语言变革路线图》《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文化能力战略规划：2011～2016》和非军方的《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家安全语言法》），任务分配明确（国家、州、大城市分层推进，不同机构各司其职），执行速度快、效率高（在海外驻军中迅速落实）等特点，随着“关键语言战略”的出台，国家语言应急能力也得以改善。
第2章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美国主要以国家外语能力为研究对象，其中既有宏观审视（如《建设我们需要的外语能力》白皮书），也有对分项能力（如情报界的语言能力）和具体项目（如语言旗舰项目）的评介。国内的研究则从3个维度展开：（1）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定义，以及对其组成要素和衡量指标的探讨；（2）国家语言能力国别研究，例如文秋芳领衔的团队此前对美国、法国、俄罗斯、巴西的考察；（3）对国家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外语教育、“一带一路”倡议、国家现代化建设、个人多语能力的关系的讨论。《研究》博采众长，将国家语言能力简要归结为“国家可以培育、调用和支配语言资源，用以满足国家各种需求的能力”。
第4～8章依照相关评价指标，分别对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5个分项进行论述。
第10章针对中国国家语言管理能力的不足，提出了强化和扩大国家语委的职能、制定语言战略规划等建议。在宏观层面，需确立国家语言能力提升路线图，统筹协调3对关系（对内推广普通话、科学保护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与对外进行汉语国际传播之间的关系；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关系；双言双语生活与双言双语政策间的关系）；在中观层面，应依据当下和未来需求，制定提升军队语言能力的战略规划。此外，作者还呼吁基于长期需求与准备、现实危机、潜在危机和当前任务急需，制定中国的关键语言战略。
从拓展能力看，依托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其通用语言——英语的地位水涨船高，成为世界语言的趋向势不可挡，且在学术领域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从标题的表述上看，这一部分与第4～8章严格对应，但强调“我国……的不足与对策”。作者以美国的经验和教训为参照，从各分项能力评价指标切入，对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加以共时分析，旨在提出系列建议，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补短板的同时，也要把发动群众的工作放在第一位。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始终坚持“两个一切”，一个是一切为了群众，另一个是一切依靠群众。现在司法所面临的所有困难，应该用这两句话来寻找突破。依靠群众，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不管你这个所是一个人，是五个人，还是十个人，都不能离开发动群众，要充分把群众发动起来，共同治理社会，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共建、共治、共享”。在司法所建设当中，我们一定要把共治做到位。别说你人不够，就是有再充分的力量，光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没有发动群众、没有群众的支持，什么工作也做不好。
（四）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不足与对策（第10～14章）
第9章历时梳理了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过程，将其归纳为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和后“9·11”时期3个阶段。作者通过对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模式的宏观、中观构建和解析，提炼出以下三大特点：（1）国家主导，顶层设计；（2）军民资源互通共享；（3）采用精英战略储备高端人才。
从开发能力看，美国在信息检索、信息提取、语音识别等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机器翻译方面不仅有强大的理论支撑，更有谷歌、必应等全球知名供应商支持。美国雄厚的语言技术实力在军队和地方均有体现。
第11章通过对中国当前语言调查状况的梳理，提出成立语言资源调查协调管理部门、在全国人口普查中增加语言信息统计内容、对语言资源进行动态分类调查、建立语言人才资源数据库等建议。书中还以文秋芳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外语人才资源动态数据库建设”为例，阐释了提升语言人才支配力的理念、方法和路径。
第12章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非通用语教育的现状，提出唯有兼顾国家需要、学生个人发展和外语学习规律3个要素，方能培养出优秀的复合型语言人才。应通过缜密规划，在满足国家需要的同时避免重复建设。不仅要将语言教育与国别区域研究相结合，还应建立语言人才双向培养机制，使外语教育与汉语国际推广齐头并进。
在我的家乡那里，春天是快的。五天不出屋，树发芽了，再过五天不看树，树长叶了，再过五天，这树就像绿得使人不认识它了。使人想，这棵树，就是前天的那棵树吗？自己回答自己，当然是的。春天就像跑的那么快。好像人能够看见似的。春天从老远的地方跑来了，跑到这个地方只向人的耳朵吹一句小小的声音：“我来了呵，”而后很快地就跑过去了。
第13章充分肯定了中国近年来在语言信息处理和机器翻译领域取得的成绩，同时对中国在语言信息提取深度、语音识别精度、语料库建设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也有着清醒的认识。鉴于此，作者提议增强语言技术服务国家的意识，通过有影响力的项目来提升技术开发实力和水平。
第14章对联合国主要机构和下属专门机构中官方语言和工作语言的法定地位、使用功能进行评估，揭示了中文影响力不足的问题，并提出培养复合型、复语型国际组织后备人才的建议。针对英语在论文发表和国际会议中的霸权地位，作者呼吁提高中国学者语言意识、鼓励“中文首发”，进而为汉语争取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地位。
以错误分析理论为指导，分析学生的在笔译过程产生的语言错误，教师不仅可以把握学生的英语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也能认识自身翻译教学过程中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错误分析有助于检验学生译文的语言知识点、百科知识以及文化知识的不足，这样教师才能及时调整教学模式，学生也能调整自己的学习策略。总之，正如科德指出的那样“错误研究方法，作为是了解语言学习过程中的必要方法，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变化过程，还能反映出我们的学习者处于怎样一个语言学习阶段中”。[17]
（五）全书结语（第15章）
第15章在总结前文的基础上，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作者提出要拓展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的认识：依照索绪尔和乔姆斯基的学说，现有研究尚局限在国家语言基础能力，即“语言/语言能力”的层面，未涉及国家语言应用能力（或称国家话语能力），即“言语/语言行为”层面。因此，应加强国家话语能力研究，并从机构力和引领力两个方面增强国家语言研究能力。此外，还需借助除美国之外的更多国别案例，对中观层面的语言能力进行细化分析，并厘清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民素质之间的关系。
（一）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核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市农场管理局党组印发了《关于认真抓好“支部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明确了“五个坚持”（即坚持领导带头、坚持“全覆盖”、坚持依规管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分类指导），为推动农垦改革，保证和监督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二、简 评
国家语言能力关乎国家命运、形象和地位，既是国家软实力的表征，又是国家硬实力的构成。《研究》运用自主构建的国家语言能力理论框架，深入分析了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状况，进而为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建言献策。该书是国际上该领域的首部专著，其中既有原创理论的构建，又有案例分析和对策建议，体现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国际先进水平，有助于提升中国各界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相称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一书的价值，可以归结为对学科发展的两大贡献，以及作为一部学术专著呈现出来的三大特点。
（一）两大贡献
1.《研究》的第一大贡献在于对学术理论的创新
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属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范畴。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兴起自20世纪60年代，并在国外形成了一套相对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路径和方法（张天伟2016）。中国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近年来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这门学科与国际互动的力度远低于语言学的其他学科，特别是基本概念、理论和框架缺乏（赵守辉2015）。美国学者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概念，焦点集中在外语能力，尤其重视非通用语战略规划（Brecht & Walton 1993）。2011年，文秋芳依据美国学者提出的概念定义了“国家外语能力”的内涵，并为其构建了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李宇明（2011b）将“国家外语能力”拓展为“国家语言能力”，其后赵世举（2015）、魏晖（2015）、周庆生（2016）、陆俭明（2016）等学者也陆续参与探讨，使这一概念的内涵逐步明晰，与美版“国家语言能力”的差异也愈发凸显。《研究》广泛参鉴前修时贤的观点，融合了李宇明的分类标准和赵世举的命名方式，对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进行了更为聚焦的解释，从而提出了新的理论框架和评价指标。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新理论体系中对国家语言能力五大分项的描述更为科学、准确，统一的句式使行为主体和处置对象一目了然，细分的评价指标也具有极高的可操作性。从书中对中美两国国家语言能力的分析，以及作者对后续研究的展望可以看出，这一理论体系广泛适用于世界各国，可谓中国学者对语言政策与规划学科做出的重大贡献。
2.《研究》的第二大贡献在于对学科发展的引领
语言政策与规划作为社会语言学和语言社会学交叉研究的一个领域，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学科内涵异常丰富，研究对象极为宽泛，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就有语言国别研究、语言教育规划研究、语言景观研究、对语言规划者的研究、声望规划研究、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等（赵守辉2015）。从历时的角度看，在短短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语言政策与规划就经历了经典及新经典时期、批判与幻灭阶段、学科复兴阶段（Tollefson 2011），各个时期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方法的迭代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其本身的优劣，而在于理论和视角的转变。特别是在主体不明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对已有的路径和方法质疑。正如戴曼纯（2014）所言，参与语言规划者除政府外，还有语言研究机构、教育部门、教会、语言协会、民间群体和个人。这些机构及个人认识水平及视角存在差异，很难使语言规划呈现出系统而理性的特征。因此，现实中的语言规划往往可能是一团乱麻，随意性大，受情绪左右（Cooper 1989：41）。《研究》开宗明义地将“国家”确定为主体，并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设定为所需解决的问题，不仅有效规避了视角的混乱，还可借助宏观、中观、微观的视角，按需择用多样化的研究路径与方法。这与语言政策与规划由交叉学科向超学科过渡的发展路向是一致的。交叉学科研究以学科为出发点，而超学科研究以问题为出发点，以问题研究为驱动，采用多维度、多方法的研究视角（张天伟2016）。《研究》基于单一主体，采用多种途径，解决专门问题，在语言政策与规划今后的发展中，不失为一种值得推广的模式。
（二）三大特点
1.就学术专著本身的撰写而言，《研究》的第一大特点是方法严谨、路径清晰
新的理论框架是基于对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模式的述评构建起来的，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以共时材料为主，历时文献为辅。该框架成形之后，作者再一次将美国作为对象，借助原创的评价指标对美国国家语言能力的5个分项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从而验证了新理论体系的可靠性，具有案例实证研究的特点。“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源于美国，中国学者赋予其全新的内涵并为其创立理论框架后，再次基于美国案例对该框架进行验证，往复间实现了学术理论的螺旋上升。随后，作者又将这一理论框架用于对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状况的分析，旨在通过比较发现不足，并以问题为导向开展对策研究。尽管对中美两国的平行分析所占篇幅极大，但因理论架构明确、评价指标得当，使得论证逻辑严密，比较过程丝丝入扣，让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2.第二大特点是视野开阔、立场鲜明
抛物线y=ax2+bx+c上有一点C(m，n)，直线l与抛物线交于A，B两点，当∠ACB=90°时，直线l是否经过一定点.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需兼顾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张天伟2016）。学术理论的创新应着眼于普遍性问题，离不开高屋建瓴的视野，对策性研究则需立足本土，针对本国的具体问题提出建议。在《研究》一书中，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得以完美契合，无论理论构建还是对策建议，都本着“立足中国、借鉴国外”的原则，体现出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纵观当今世界，美国凭借其先天资源优势，依托军、政、学融合的发展模式，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方面足以傲视全球。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前拥有的国家语言能力远不能与这一地位相匹配，更无法满足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对中国而言，将美国作为蓝本来构建国家语言能力体系理论框架，并设定评价指标，是不二之选。第10～14章在介绍中国情况时，每章的标题都含有“不足”二字，体现出极强的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但在具体比较过程中，并未给人崇洋媚外或妄自菲薄之感。作者明确指出了两国在语言资源，以及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目标、建设模式等方面的差异，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例如：在正视中国自然外语资源不足、非通用语人才培养“高投入、低产出”等问题的同时，提出应挖掘海外侨民和跨境民族的语言潜力，并实现中国外语人才和海外汉语人才的双向培养。此外，作者还立足对全球语言格局的充分了解和对汉语国际地位的客观认识，为汉语设立了“成为世界第二主流学术语言”这一兼具挑战性和现实意义的目标。
3.第三大特点是包容度高、拓展性强
对于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而言，国家语言能力仍是一个较新的领域，相关理论框架的提出仅仅是研究的起点，而非终点，它为后续研究构建了平台，而非桎梏。作者在书中明确指出，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的认识还有待拓展，并需通过对更多国别案例的分析来完善现有理论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世界格局的改变，各国对国家语言能力的认识和需求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因此，作者在展望未来研究的方向时，特别提到了两大主张：一是增强国家话语能力研究，旨在推动国家语言基础能力在实践中“落地”，在具体操作中“因国而异、因时而异”，注重话语体系的动态性、情境性和有效性。二是高度重视中观层面上的语言能力建设，主张把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和建设细化到不同地理区域、行政区划和职业领域内，使其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研究》指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是一项国家主导、全民参与的事业，因此需探索学术语言的通俗化，通过撰写普及读物提高全社会对国家语言能力重要性的认识。因此，该书不仅仅构建了理论，分析了问题，提出了对策，还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开创了一个大有可为的新空间。
由于受学科发展水平的限制，《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例如：中国学界对一些关键概念（如非通用语）的认识还存在差异，该书在参引不同文献时保留了原文的说法，但未能给出明确的定义或解释。又如：在描述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主体时，出现过“国家”和“政府”两种提法，但未阐明二者的区别与关联。此外，可能是由于作者自身学科背景和研究兴趣的限制，对某些问题的论述略显薄弱。例如：与其他章节相比，“我国国家语言技术开发能力的不足与对策”章节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研究深度上均有较大差距。在后续研究中，还需本书的主要作者和相关研究者更深入地合作，全面组建起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团队。我们欣喜地看到，文秋芳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已顺利通过开题论证。依托这一课题，《研究》末章中提出的设想和展望必将逐步实现。
参考文献
戴曼纯 2014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的学科性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1期。
李宇明 2011a 《语言也是“硬实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李宇明 2011b 《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若干思考》，《南开语言学刊》第1期。
陆俭明 2016 《“语言能力”内涵之吾见》，《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1期。
魏 晖 2015 《国家语言能力有关问题探讨》，《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张天伟 2016 《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路径与方法》，《外语电化教学》第2期。
赵世举 2015 《全球竞争中的国家语言能力》，《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
赵守辉 2015 《语言政策研究与西方现代社会思潮，兼论语言规划研究的中国特色：以语言规范为例》，北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政策及语言规划研讨会学术报告，6月27日。
周庆生 2016 《国家语言能力的结构层次问题》，《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第1期。
Brecht, R. D. and A. Ronald Walton. 1993. National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less commonly taught languages. NFLC Occasional paper , Accessed at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34691191_National_Strategic_Planning_in_the_Less_Commonly_Taught_Languages_NFLC_Occasional_Paper.
Cooper, R. 1989. Language Planning and Social Chang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ollefson, J. 2011.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In Rajend Mesthrie (ed.),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Review of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Dong Xixiao
Abstract The book Developing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on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2018 focuses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t first surveys the definitions of the term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and reviews the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n the authors identify five dimensions as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ncluding management competence, monitoring competence, innovational competence, productive competence and expanding competence. Taking these dimensions a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authors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vealing the inadequacies of China’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system and propose recommendations and solutions. As the first monograph specialized in this field, the book has constructed an origi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analysis, and opened up a new field for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research. It helps to raise readers’ awareness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n Chinese society and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n accord with 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Key words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planning;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4-0090-07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407
作者简介： 董希骁，男，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欧洲语言文学。电子邮箱：dongxixiao@bfsu.edu.cn。
*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东欧国家语言政策对我国非通用语人才规划的影响”（16YJC740014）资助。
责任编辑：丁海燕
本期“专题研究：中国语言学七十年”栏目由陈平组稿；“语言跨界谈”栏目由柯湘组稿；英文摘要由李嵬、周明朗、赵守辉、阎喜和尚国文译审，方小兵终校英文内容。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