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特黑德、中国与新千年的全球民主_世界主义论文

怀特黑德、中国与新千年的全球民主_世界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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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561.5;D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2)05-0032-07

在这一演讲中,我将讨论君主制国家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在无政府状态下,这种政治 已在人类文明中持续了一万年之久,我们现在需要一种能克服这种无政府状态的后现代 政治。中国在这种发展中能够扮演着一个特殊角色,怀特海的哲学同样也能够扮演着一 个有益的角色。我将在12个论题中展开这一讨论。

1.根据西方的日历,我们所称的21世纪不仅是一个新禧千年的开始。如果人类文明已 经存在了一万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目前的这一世纪是第二个一万年的开端。

2.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文明史一直是战争史。这意味着大约在一万年前,文明与有组 织的战争同时兴起。追溯战争起源的考古学证据表明了进攻—防御的循环(the offensi ve-defensive cycle),在其中,新的进攻性武器的发明会导致一种防御它的手段,接 着又会发明一种克服这种防御的新进攻性武器,如此循环。最重要的防御工具是要塞式 的战场遗址,出现在大约一万年之前。虽然有实际的证据表明进攻—防御的循环早在一 万四千多年前就出现了,但我们可以认真地说,当战争足以迫使人类社会进入要塞生活 时,战争制度也就开始了[1]。

说文明史一直都是战争史,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在文明产生之前,战争的制度 并不存在。与那些公认的看法相反,军事史并没有随着人类的历史而开始[1]。只有我 们把“人类的历史”等价于我们有文献记录的时期,也就是4000年以来有历史,这种说 法才是正确的。从那时候起,战争的确是一个兴旺的事业。但如果人类历史是指人类存 在的整个时期,那么几乎所有人类历史都缺少系统性战争(与零星的暴力不同)。因此, 我们不能从过去数千年的历史记录中推出战争就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一个部分,它一直存 在,并将永远存在。也许我们生活在一个简短的歧途时期,它介于一个非常长的前战争 时期与一个非常长的后战争时期之间。

说文明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战争史,就更进一步意味着对战争系统的需求日益塑造了 文明的方向。这些需求不仅刺激了特殊社会中的科学、技术、通信与交通的发展,它们 同样使这些发展扩展到其它社会之中,以至于人们能够在战争系统中对抗[2]。这一发 展,包括增加一个社会军事力量的各种选择,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因为为日益昂贵 的军队与军事装备而投入金钱的要求,就意味着最初使意大利城邦获益的市场经济很快 扩展到欧洲的其它地方。这一发展也影响到宗教意识形态的发展。各种文明中占统治地 位的宗教意识形态,一般说来,在强烈意义上说,一直是“意识形态”把自己描绘为受 到了宇宙神圣力量的特殊恩宠。其中有些意识形态为一种全球性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基 础,声称神圣的力量已经使他们注定会战胜所有的竞争者。

这些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反映和促使了帝国的诞生,以致于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人类 过去3000年的历史一直是持续的帝国历史。某些帝国(那些带有全球性帝国主义的意识 形态的帝国)已经把自己的统治扩展到尽可能多的已知世界之中。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 今天,美国的新殖民帝国甚至比“日落西山”的大不列颠帝国的影响更加广泛。只有中 国的主要地区、少数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国家、部分穆斯林国家继续保持在这种帝国的 势力范围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其它地方都被归入这种势力范围内。除了美国及其小兄 弟外,在这一帝国势力范围内的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完全被剥夺掉了他们的自决权利,被 迫服从于美国的经济与地理政治利益,被阻止形成一个更为民主的国家,结果是他们的 大部分人民生活在极度的贫困之中。由于过去几个世纪在美国达到其顶峰的帝国主义, 我们现在就有了全球性种族隔离,一种全球性的富有与贫困之间界线甚至比那种受到人 们普遍谴责的南非的前种族隔离时期更为极端。

3.对战争与帝国主义的长期批评已经提供了克服它们的方案。对这些问题的任何可能 的成功解决,必须建立在对这些问题的根源的一种正确分析基础之上,特别是要集中在 那些能够被实际克服的根源的分析基础上。K.华尔兹(Kenneth Waltz)已经把战争的原 因分析为三类,他称之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意象分析(image analysis)[3]。在第一 类意象分析之中,战争据说是根源于人的本性,特别是错误的本性,或许是原罪、动物 的进攻、男性的进攻或不健康的儿童抚养与教育之中。在第二种意象之中,战争根源于 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类社会,某些社会主义者谴责资本主义社会,而民主的资本主义谴责 社会主义的暴政。按照第三种意象,战争的基本根源在于国际性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 说,没有一个全球性政府能够仲裁各种国家之间的纠纷。在缺乏这样一个政府的情形下 ,各种各样的国家只能够根据威胁,最终是依靠实际战争来解决它们的分歧。国际性的 无政府状态并不会直接导致战争,它并不是一个主动的因素。但它是一个可能的战争因 素,一种将会使几乎任何事情转变为战争的主动因素的条件。

在每一种分析中,都存在着一种真理的成份,因为每一种分析实际上都指出了一种可 能因素。在第一种意象中,真理的成份是人的本性本身就具有侵略本性。因此,人的本 性是战争的一个可能因素。第二种意象的分析中的真理成份是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我们 生活在一个社会之中,我们对之忠心耿耿,带有其意识形态,因此在与其它社会纠纷中 ,赞成它的观点。这样,人类社会的存在就成为战争的第二个可能因素。前两个可能因 素包含着人的本性中我们不能改变的本质因素。国际的无政府状态却是我们能够克服的 一个可能因素,战争及其创造的帝国主义,能够被克服,但只有通过创立出一个全球性 的政府,来克服全球性无政府状态,才能克服战争。

4.除非我们克服全球性无政府状态,否则人类文明在另一个世纪中将很难有生存的机 会,更不用说在另一个一万年之中。自从核武器被发明以来,批评战争系统的人们就说 战争系统的发展现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因为它威胁到了人类文明自身,甚至会灭绝地 球上大量的其它生命。在冷战时期,人们详细讨论过各种各样的导致“核冬天”的核战 争的情景。虽然许多人认为苏联的灭亡以及美中关系的缓和,会结束一场大规模核屠杀 ,然而,明智的领袖人物都明白随之而来的世界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这已经被当 前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所证明。除了在两个或更多的国家之间的纠纷可能会导致大规 模的核屠杀外,现在,自从“9.11”事件以来,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专家们长期讨论的 威胁,无国界的恐怖分子可能获得和利用核武器。无国界恐怖主义,通常又叫“弱的恐 怖主义”(the terrorism of the weak),几乎总是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秩序的不公正产 物,在其中,分歧不是依靠某些被称之为公正的相对无偏见的裁决,而只是根据极端强 权的私利来解决。弱的恐怖主义通常是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反应,因此除非克服那种产生 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无政府状态,否则没有机会来铲除恐怖主义的世界。

更进一步说,战争、帝国主义、核武器与恐怖主义并不是对文明持续发展构成的仅有 威胁,全球性无政府主义应该对这些威胁负有责任。同样也存在污染、过度的人口膨胀 和资源的短缺(包括食物与水的短缺)的相关威胁。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人口爆 炸问题已经进行了严肃的讨论,然而为阻止这种爆炸,人们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中国 是少数几个有效地控制其人口膨胀的国家之一。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持续的人口膨胀意 味着这些已经使很艰难的社会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不得不依靠同样的资源,甚至更少的 资源来满足两倍的人口的需要。资源的战争,意味着战争的首要因素是自然资源,它将 会日益普遍。更进一步说,食物、水与油表现出来的短缺是绝对的短缺,而由世界资源 的高度不公正分配所导致的相对短缺,将会使那些处于贫穷地位的团体更难以接受,这 就给恐怖主义反对富有国家提供了另一个动机。资源短缺伴随着对带有核威胁的帝国主 义的仇恨,伴随着资源的日益短缺的全球性种族隔离,将会造成一个非常具有爆炸性的 混乱。

如果说这些情景还不够令人恐怖的话,对地球近代文明的污染现在已经引起了全球性 热暖,这将产生出其它的问题,如海平线的升高。甚至更令人恐怖的是,气候科学家已 经指出,除非我们彻底地减少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否则失控的全球性变 暖将在这一世纪某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一旦这种效应出现,文明的消亡就会很快随之 而来。

面对科学共同体几乎是一致的看法时,世界的政治与经济领导人,特别是美国领导人 ,仍然我行我素,只是考虑短期利益。虽然这里涉及到许多复杂的问题,某些是相当技 术性的,国际性的无政府状态根源于国家未能具有责任心地来回答这一问题。这是因为 不存在着能够通过立法来联合所有国家的带有权威的全球性政府,任何共同的行为采取 一种条约的形式,在其中,每一个国家决定着什么是对解决这一问题的公正贡献。至今 为止,那些对大多数问题负有责任的最强大的国家,一直拒绝接受承认该事实的任何条 约。更进一步说,虽然几乎所有其它国家都已经接受的条约对于处理这些问题是令人悲 哀地不充分,但美国甚至还拒绝接受这种条约。

基于大量的原因,全球性政府的出现看来提供了挽救人类文明的惟一希望。或许它不 能挽救我们,或许它来得太迟了。但我们不知道情况是否如此。我们必须假定为时不晚 ,如果我们迅速和果断地采取补救行动,我们就能够避免一场大灾难。只有当我们创造 一个全球性政府,赋予它采取这种行动,同时处理其它全球性问题的权威,这可能就是 一次这样的挽救行动的机会。

5.一旦人们明白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政府,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怎 么样创立它?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一个国家完全征服所有其它的国家,把它们正式纳入自 己帝国的版图。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一直都在渴望这种角色,并且实际已经扮演了一个 实际的全球性政府。北大西洋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 易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充当其代言人。某些美国思想家暗示美国应该更完全扮演“全 球性行政司法长官”,一个显耀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就至今为止美国作为全球性领 导的记录而言,几乎所有世界其它地方并没有对这种前景做出热情反应。几乎所有其它 国家都感到担心的是,由美国强加的全球性政府将会成为一个全球性暴政。这并不是美 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正如劳德·阿克顿(Lord Acton)所指出的那样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我们将具有一个全球性政府, 它肯定不会是当前政治系统,以及其无政府状态、战争和帝国主义的产物,而是作为替 代其的另一种选择。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由世界上所有的人所创立的全球性民主政府。这样的政府必须是 建立在带有一种权利和自由的法案,特别是保护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的宪法基础上 。这样的政府将需要立法的、执行的和司法的权力。除了一个民主政府的这些正式的要 求外,政体的本性,包括个人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将在宪法上得到捍卫,将依靠一个 所有的人都能够表达其意志的全球性立宪会议来民主地决定。

6.然而,一个全球性的民主政府的思想几乎遭到了普遍的抵制,特别是在那些讨论世 界秩序问题的精英圈子内。当然,毫不奇怪,这是因为一个全球性民主政府的思想是一 种后现代思想,一种挑战现代性政治基础的思想。一个主权国家意味着在主权之上没有 什么权威,这种权威能够告诉他怎样统治它的人民、利用它的自然资源,怎样决定解决 这一国家与其它国家的纠纷。因此,主权制度完全可能走向战争。一个真正的后现代世 界的创立就需要超越联系着诸如笛卡尔、霍布斯、波义耳、牛顿、洛克和休谟这类代表 着现代世界观的思想家的无政府制度。当然,创立一个全球性民主的理由并不是说它是 一项有待完成的后现代事业,而是因为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仁慈的和持续的全球性文明 ,它是必须。然而,这将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富有的和强权的国家钟爱现代性的制度。 它们钟爱它,是因为即使它不会完全权威化制造权利的原则,但它无疑会允许制造政策 。

全球性民主的思想将会受到普遍的反对,只是因为其根本的创新性,甚至全球性民主 的思想被描述为后现代的,也并不能充分地反映出其中所包含的创新程度。称这种思想 超越了现代性暗示着它只是挑战了体现在过去四五个世纪中的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基本观 念。然而,正如我在早些时候所强调的那样,文明从一开始就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 在这方面,现代政治只不过是无政府状态文明发展的顶峰。一种真正的后现代政治,包 括在全球水平上的一个政府的思想,就暗示着在人类文明中的一种崭新的发展。正如所 有崭新的思想一样,这种思想常由于荒谬的理由而遭到普遍的拒绝。

7.然而,认识到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反对意见都不值得认真考虑。全球化政府 的思想一直遭受到了三方面批评,也就是说,它是不必要的、不受欢迎的和不可能的。 根据这三方面的批评,几乎所有写世界秩序问题的作者都否认能够通过创立一个全球性 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许多作者,无论他们是否在谈论全球变暖、核战争或全球性种族 隔离,都分析到全球化的无政府主义是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所在,以致它只有通过创立 一个全球性政府而得到解决。不过,由于简单地假定无法创立这样的一种政府,所以他 们提供了某种完全不充分的解决方案。由于许多这样的作者的聪明才智,并且他们在真 正地关心世界的安宁,如果全球化的民主运动要摆脱我已经暗示过的全球化政府是不必 要的谴责的话,必须回答这三种反对意见。

对全球化政府是不受欢迎的指控,是因为它借助于某些集团的控制和创立一个全球性 专制,将会成为一个全球性暴政。虽然这种危险决不是不可能的,但充分安全措施将会 大大地减低这种危险,以至拥有一个全球性政府将会比不拥有它显得更为安全。更严肃 的问题是在保留形式上的民主时,全球性政府将会服从于财阀统治,正如目前在美国与 其它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不同程度上表现的那样。但为了防止这种可能性,应该制定严 格的防范措施。虽然美国的宪法在其变为现实的时候,并没有防止这种可能性,这不是 因为这一国家的奠基者不知道如何防范它,而是因为他们不想这样做。一个全球化的宪 法制度,如果愿意克服在这个星球上的财阀统治,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这一点与任何全球性民主的计划都涉及到将“西方式民主”强加于整个星球的指控有 关。然而,当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批评“西方民主”时,他们心目中的最主要印象通常是 它是“自由市场民主”,它使财阀集团的短期与狭隘的利益控制着政府,损害着长期的 共同利益。一个值得拥有的全球性民主将不会是这种意义上的西方民主。

谴责全球性民主的创立是不可能的,常常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论断基础之上,也就是说 世界上许多国家还没有承诺实现国内民主,因此,它们不可能支持这种全球化的民主。 然而,即使这种前提是真的,并不会由此必然推出这样的结论。几乎所有世界上的国家 目前都已经被排除在全球性统治的决策过程之外。那些深受地球变暖而导致洪灾,从而 使自己国家沿海地区的海平线升高的国家,几乎都与导致这类灾难的政策无关,而这种 政策的制定者主要都是北大西洋地区的国家。因此,几乎所有的这些被排除在外的国家 ,无论其自身的统治形式如何,都将会欢迎一种形式的全球化统治,在其中它们具有说 话的权利,这将是一种全球化民主。

人们对一种全球化民主的不可能性的谴责,常常是根据一种带有权利和自由法案的全 球化宪法的实现,将需要一种道德价值上的一致,而许多批评家指出,这是不可能存在 的。然而,根据共同体社会的世界主义(communitarian cosmopolitanism)的道德规范 ,我们能够回答这一反对意见。

8.虽然人们广泛认为共同体社会与世界主义相互之间必然是矛盾的,但它们并不矛盾 。一方面,一种服从于世界主义的道德规范能够被限制共存于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与 道德体系,如佛教、儒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马克思主义、斯多葛 哲学、道教与西方人道主义那些基本原理之中。一个这样的基本原则就是禁令:“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清楚地阐述这一禁令将会导致以下一系列禁令:

不要谋杀他人。

不要饿死他人。

不在他人的水中下毒或偷取他人的水。

不要偷取他人家庭的家庭成员和必要财产。

不要强暴他人。

不要引起他人不必要的痛苦。

不要恐吓他人。

不要折磨他人。

不要羞辱他人。

不要把他人作为达到你目的的手段。

当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全球化统治违背的正是这样的原理。也正是这样的原则导致了 日益增长的反对美国外交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或更为一般的,反 对当前全球经济化所导致的发展方向的呼声。比较起目前的状态来说,如果我们有一个 能够强化这些禁令的全球化政府,对于数亿人来说,他们将会生活在地球的伊甸园中。

一种严格的世界主义的道德规范,作为全球化宪法的基础是不充分的。虽然各种各样 文化的价值在体现一系列普遍原则的意义上都是相同的,但在其细节上,同样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正如迈克尔·瓦尔泽(Michael Walzer)在其著作《共有与特有》(Thick and Thin)中指出的那样,虽然每一种文化与其它所有文化具有某些共同的(Thin)道德规范 ,但人们主要还是由体现在其特殊文化之中的特殊的(Thick)道德规范所制约。瓦尔泽 指出,人类生活的一个普遍的特征是个体与群体对“他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与认同”承 担的义务,这一事实暗示一个基本的道德原则是每一种文化的要承担的义务,以及其道 德的沉淀“必须被不断地调节”。为了调节这种人类生活的普遍真理,一种全球性宪法 不仅要包括个体的权利,而且还要包括群体的权利,还要包括国家的权力。

9.该共同体社会的原则,虽然说表面上看来是对世界主义原则的一种限制,实际上是 其一种暗示。这是因为当其共同体进入个体的生活时,共同体就与个体相互作用,并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是谁。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强调有机体与其环境相互作用的思想, 人类是这种普遍特征的主要的代表。如,小约翰·科布(John Cobb)与赫尔曼·达利(He rman Daly)说到我们需要一种“从个人主义到共同体社会中的人”的转变,说道:“人 是由他们的社会关系所构成,我们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没有社会关系,我们就不会存 在”。他们强调这种认识将会激励一种共同体社会的思维方式。道格拉斯·斯图姆(Dou glas Sturm,)也指出怀特海的“内在关系原则”暗示着一种“共同体社会的政治道德 规范”。

然而,正如这些思想家所认识到的那样,怀特海的哲学不仅导致了共同体社会的,而 且还导致了世界主义的政治道德规范。除了与我们直接相邻的这些有限存在相互作用而 外,我们还会与作为整体的宇宙相互作用,怀特海称这种宇宙包含有一种“永恒公正(p ermanent rightness)的特征”。说我们与这种特征内在联系在一起,就意味着我们在 直接经历它,用怀特海的话来说,我们具有“在事物本性之中的一种公正道德上的直觉 ”。正是这种由所有人共有的直觉,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宗教,无论它们是否相信个人 的神性,总是都共享着一种在物中公正的观念”。这一事实也解释了为什么所有的宗教 与道德体系总是具有少量的共同道德原则。

我已经提出,怀特海对内在相互关系的普遍真理的认识,不仅支持了瓦尔泽的一个社 会中特有的共同主义社会的道德规范,而且还支持着其所有社会所共有的世界主义的道 德规范。怀特海哲学中的另一个支持世界主义的共同主义社会观点的原则是创造性原则 (principle of creativity),它支持着瓦尔泽所称的自决性原则。这一原则暗示人, 作为共同体的成员,用瓦尔泽的话来说,有“(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思想)支配自己的基 本权利”。这种正当的自我支配的资格,意味着一种全球化的宪法应该允许共同体社会 根据其自身的规范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只要这些规范不违反共同的世界主义的道德规范 。

10.总的来说,怀特海哲学为一种建设性后现代政治道德规范提供了一个基础。正是这 种后现代主义超越了与现代性相联系在一起的那种纯粹的世界主义的道德规范,这种现 代性错误地宣扬各种西方原则的普遍合理性。也正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避免了与解构 主义的后现代思想相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彻底的相对主义。我认为,这种世界主义的共同 主义的观点,为一个全球化宪法提供了一个可行的伦理基础。设计这样一种道德规范的 细节内容,以使所有的人都愿意接受它,无疑将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然而,我相信 一种宪法性的公约制定一套所有人都能遵守的原则。

11.我已经讨论了本文标题中的两部分内容:全球政治与怀特海哲学。现在我转向第三 部分内容:中国。为什么我认为中国会提倡一种包括全球化民主的后现代政治?我的答 案是,中国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能通过在全球化民主运动中承担领导角色来克服世界 上具有自我毁灭性的无政府状态。我有几个理由来表明这一点。

首先,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并不包含有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曾经有一段时期,当中国 文明无可争议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时,当中国有可能已经踏上了帝国主义的征程, 试图统治当时已知的世界时,中国人相当谨慎地拒绝了这一征程。虽然中国总是视自己 能够公正充当亚洲的领导,但它却从来没有窥视全球化的统治。由于这种遗产,中国能 够自信地说,制造帝国主义的体制将不可避免地被消除掉。

第二个因素是,通过戏剧性地减少其人口增长率,中国已经作出了一个领导的榜样。 对创立一个带有保护全球性生态可持继性力量的全球化政府来说,这一成就赋予中国人 以巨大的威望。

第三个因素是人们现在普遍期望中国能够成为21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正如 一个谚语所说的那样:“中国有长达两个世纪的悲惨历史——但这现在已经成为过去” 。随着其复兴的力量与威望,人们再次认识到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中国现在 正处于从整体上领导塑造人类文明的领导角色的地位。

第四个因素具有深受帝国主义破坏的沉痛的切身经历。中国的“两个世纪的悲剧”这 一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中国人民敏锐地意识到基本的道德禁 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帝国主义的内涵。因此,对于发展一种能够永远结束 帝国主义的全球化世界秩序,他们有着特别强烈的动机。

第五个因素是中国本土的宗教—道德传统与政治的领导阶层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首 先,道德格言一直被理解为培养政治领导的格言。更进一步说,人们的安宁密切依赖于 政治领导是否仁慈地施行着他们的统治。仁慈的统治,被理解为根据上帝的诫命,也就 是说宇宙的基本道德和美的原则实施统治。中国的宗教—道德遗产易于使它的人民需要 一种管理,并且,借助于这些最基本的道德与美的原则,使这种管理能够创造出一个正 义、和谐与仁慈的社会。而当前的全球化统摄,及其财阀阶层的帝国主义,正好产生出 一个相反的结果:大量的非正义、不和谐与非人道的现象。因此,中国人的整个文化的 传统遗产将赋予他们克服这一不公正社会的特殊动机。

上述理由至少表明中国在领导走向全球化民主的运动中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

12.我现在来表达我的最后观点。怀特海的后现代哲学,通过与传统中国价值的结合, 能够为致力于提高全球化民主的中国人提供一个把其传统价值与现代和后现代思维模式 联系在一起的框架。人们已经讨论过许多怀特海有机哲学与中国思想密切联系的问题。 怀特海自己用他那经常被引用的话引发了这一讨论,他说他的哲学“比起西亚或欧洲思 想来说,看来更接近于印度或中国思想的旋律。”虽然怀特海在那种语境中强调这种密 切联系在于他的哲学像中国思想一样,是“构成终极过程”,而其它思想却是“构成终 极事实”,但在这联系中,还存在着更多的内涵。

在否认制造“最终事实”的思想中,怀特海意指着一个作为“最终形而上学事实”的 神圣存在,“它颁布了或安排了我们称之为现实世界的派生存在”的思想。按照这种观 点,最终事实是能从一无所有中创造出我们世界的神圣存在,因此所有的权利都属于这 一神圣存在。按照这种西方思想的标准观点的观念,世界秩序是服从于一个强加统治的 世界”。怀特海对这种观点的批评并不温和,包括他所说的这是“一个野蛮的上帝的观 念”。对怀特海来说,这是“借用权利所说的野蛮的话音”。他梦见了带有盔甲拳头的 超人,“他最终的善行被认为是一种强加自己意志到他人意志上的一种愿望”。换言之 ,传统西方神学,被描绘为一种宇宙暴徒的神圣实在。怀特海进一步说,这种神学包括 “偶像崇拜”,因为它在“埃及人、波斯人和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偶像”中塑造上帝,因 此,西方思想一直是帝国主义的宇宙观。

如果这是我们所理解的模仿神圣实在的人性的基本宗教冲动,那么这种帝国主义的宇 宙观有着灾难性的后果。怀特海说,“产生权利的对上帝赞美的崇拜……是危险的”。 怀特海继续说道:“我假定,甚至世界本身也不会包括那些因为受到了其诱惑而陶醉的 被戮者的尸骸”。在详细地阐述了这一思想后,他说一种“超验的造物主,在其法令上 ,世界变为存在,并使世界遵从其强加的意志。这种超验的造物主是灾难性的,它把更 多的悲剧注入了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历史之中”。这种学说已经引起了如此之多的悲 剧,因为它导致其崇拜者通过强加他们的意志在他人身上的做法来模仿他们想像之中的 造物主。

怀特海对这种观点的取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思想认为一个 真正文明化了的人强调“所有行动的美的目的”,这也揭示出他的思想与中国思想的密 切联系。与寻求强加自己的意志在他人身上的做法不同,人们寻求的是说服,以此尊重 他人的自决权。根据这种思想,怀特海把神圣的实在描绘为“世界的诗人,通过其真、 美、善的观点用温柔的耐性去引导着世界”。当然这种不同神圣实在的观点有着其政治 蕴涵,不是把神圣实在看成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从无中强加秩序,而是作为“一种与那 种最高存在相和谐的内在说服”。怀特海将该“世界的创造”视为“说服战胜了暴力” 。与这种实在的观点相协调的是,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创造一个人类世界,在其中秩序 是建立在说服之上,根据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来说服所有人民的代表自由接受,因此 分歧的解决是根据最有说服力的力量,而不是根据残忍暴力的权力。这样的世界将是一 个全球化民主,在其中秩序不是由某一个国家所强加的,服务于某一阶层,而是建立在 所有人的共同理想与价值的基础之上。产生一个全球化民主将需要来自各个国家,各种 非政府组织,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与道德传统的巨大努力。我相信怀特海与中国将扮演着 一个特殊的角色。我们将迎接这一挑战。

作者于2002年6月北京“价值哲学与过程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此文,并授权本 刊发表

收稿日期:2002-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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