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论及人文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书院论文,人文精神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3)03-0003-05
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书院教育可谓独树一帜，它创始于宋代，是对宋代教育的一次深刻变革，标志着中国古代教育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显示了它培养和教育人的巨大魅力和功力。书院对宋代教育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诸如面向下层办学、打破生员身分性限制、实施具有真正意义上“有教无类”以及开放式办学，等等，但对教育带来生机和活力的是它在教育理念上的更新，提出和强调了教育必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突出了以德育人和对人性关怀的人文精神。与此相联系的，从办学的宗旨到人材培养目标乃至整个教育过程都作了相应的变革，使宋代教育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
教育上的变革首先表现在办学宗旨上。众所周知，办学宗旨集中体现着时代的教育理念，决定着教育的性质和方向。书院对宋代教育、确切地说对宋代官学教育改革，首先是在办学的宗旨上开始的。在教育上居支配地位的宋代官学教育，一般都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对于这点，后面将详论及），立教育人的学校变成了利禄之路和进身的阶梯，失去了育人的本意。对此学校的弊端，宋代理学家和书院大师们一方面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批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自己的新的办学宗旨，这就是以人为本以德育人为主旨的“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也就是说，书院教育为了体现以德育人的人文精神，而把“明道”、“传道”置于教育的首位。稽考史实，宋代的书院几乎普遍都是以此为宗旨的。曾有天下书院荣称的岳麓书院便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岳麓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在对宋代官学教育弊端全面审视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办学宗旨，概而言之，即是“传道而济斯民”。其要点有三：1)书院之设不是如官学那样，“为决科利禄”，以科举仕进为目的，使学校变为学子们迷恋的声色利禄之地；2)书院之设，也不单纯是“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置圣道和道统不顾，专于文辞技艺；3)书院之设的真正目的是，“传道而济斯民”，即是传承圣道，发明圣道和接续道统，提升其道德人格，匡时济世和拯救黎民。对此办学宗旨，张栻曾这样论述道：
侯（刘珙一按）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南轩集、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卷109、文渊洞《四库全书》本）
似张栻这样的办学宗旨的论述，与他同时代且为其挚友的著名理学家朱熹亦有阐发，他对张栻的“传道”的宗旨作了更为直接而明确的表述，“学校之设，所以教天下之为忠为孝也”（《朱子语类》卷109）。这就是说，所谓“传道”即是传承忠孝之道，所谓“明道”也即是发明忠孝之道，朱熹认为这是办学校所担负的头等任务。以忠孝为“道”之办学宗旨，实际上也就是以忠孝教育人，概言之即是以德育人，关怀人性，“因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如果说朱熹在此论述尚不够系统，那么他下面这段论述对其办学宗旨作了更直率而明白的交代。他说：
古者圣王设为学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国，大小有序，使其民无不入乎其中而受学焉。而其所以教之具，则皆因天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先王学校之官，所以为政事之本，道德之归，然不可以一日废焉者。（《朱子语类》卷78）
如果把朱熹此论述予以概括，共要旨有四：1)圣王设教立学，为的是使民普遍受到居家爱国而明大小之序的教育，如果以此与其接下的言语相对勘，很显然这指的是人伦道德教育；2)不仅如此，人伦道德教育必须内化为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明诸心，修诸身”，磨炼成道德品格；3)这还不够，还要付诸于行动，“行之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际”；4)这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先王的办学宗旨必须牢记，要一以贯之，“学校之官”要以此责即以德育人坚守，这既是“政事之本”，又是“道德之归”，而“不可一日废焉”。
朱熹一生不仅坚守上述的教育理念，屡对以人为本和以德育人的办学宗旨有阐发，而且身体力行，他所主持的白鹿洞书院便是按此宗旨办学的榜样，影响甚巨。在书院史上，朱熹是第一个将办学宗旨作为揭示公诸生徒，明标于世的。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鹿书院揭示》。《揭示》对办学的目的和宗旨、为学之序、修身处事和接物之要等作出了一系列规定，揭示学生。其中最被强调和置于《揭示》核心的是伦常之道的教育。首先，《揭示》列出了“五教之目”，即父子有情，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明确规定书院以“五伦”教育为目的，期求达到发明圣道和传承圣道。其次《揭示》提出培养和磨炼生徒品性为主旨的“三要”，即“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并分别对其内容作了具体规定。“修身之要”，要求生徒做到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实行严格的道德自律；“处事之要”，要求做到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要克己节欲，先义后利，不要为物欲所诱惑；“接物之要”，要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质言之，要求做到将心比心，关爱别人，严于律己。总之，《白鹿书院揭示》并不是为学的一般条规，而所标明的是为学立教的宗旨，所体现的是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表示了对人性的关怀。正是因为它高度概括了书院办学的宗旨，并对其宗旨加以条规化了，所以《白鹿书院揭示》就成了历代书院效法的榜样。
对于白鹿书院在书院中的影响，当时学者王应麟曾有评述。他言道：
古者乡有庠，党有序，闾有塾，里居有父师，少师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礼义明。书院之设，意犹近古、睢阳、白鹿为称首。若周、程、朱、吕治教之地，文献尤盛，天典民彝之统纪，赖以不坠。（《深宁先生文钞》卷1《四明丛书》）
王应麟在此指出“睢阳，白鹿为称首”，即是指白鹿德教甚力，犹如古代学校之教，“是以道德一而礼义明”。正由于白鹿等书院继承古代以德育人的教育传统，所以使“天典民彝之统纪，赖以不坠”，接续了道统，人伦道德连绵，其教化之功，当与创建理学的大师周敦颐、程颐、程灏、朱熹、吕祖谦等思想家相比伦。
将德育置于教育的首位，经过理学大师特别是张栻、朱熹两位理学大师的倡导和阐发，再经多年的书院教育的实施，尤其是经闻名天下的白鹿、岳麓、睢阳等书院的示范，似乎为南宋学者和教育家所认同，几乎普遍地提出了以起先王之意，以“明道”、“传道”为办学宗旨，好象书院就是为“明道”而设，为发明圣道和接续道统为使命，南宋学者袁甫便是这样认定的，他似下结论式地说：“书院之设，为明道也。”（《蒙斋集》卷13）由于书院教育反映了时代要求，反映了教育发展的趋势，所以以德育人为主旨的书院教育引起了宋代教育的深刻变革，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教育的发展，使宋代教育达到它建国以后最高水平。据不完全统计，宋代书院达到408所，办学高潮起于宋兴宗时期，迅猛发展于理宗朝，一直延续到度宗时期，形成了宋代教育的大潮。依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的记载，当时书院发展的数量超过了官学，“后来所至，书院尤多”，书院办学显示了它的优越性，“教养之规，往往过于州县学”，特别是号称天下四大书院的岳麓、白鹿、睢阳、嵩山书院成为了各级学校效法的榜样，即谓“盖皆仿四书院云”。
起自民间的书院之所以成为了在教育中居支配地位的州县官学效法的榜样，虽说这与书院有骄人的魅力有关，但最重要的是官学本身已逐渐失去了它往日的生机与活力，暴露了与时代不合拍的种种弊端。对此，可从理学家对官学的批判中清楚地看到。随着书院的发展，在南宋时期出现了对官学批判的热潮，其锋芒所向，无不指向官学的弊端。但从当时理学家对官学批判的材料看，其批判的矛头始终指向官学的办学宗旨问题，简言之，即是针对官学以科举仕进为目的办学宗旨。理学家几乎一致指出，官学的种种弊端盖源于此。他们认为官学所奉行的办学宗旨给教育带来的严重危害，莫过于造成了对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冲击，使“学而优则仕”变成了学不优则仕，失去了学校育人的本意。具体言之，学校为了替生徒提供仕进的捷径，置德行道艺于不顾，专于言语文辞雕琢之工，倾注于技艺的传承，而对生徒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养，所应具备的对人类命运关注的人文精神，却漫不经心。被奉为培养人材的神圣殿堂的学校，却变成了声利之场。不仅不能蔚起斯文，净化生徒的心灵，相反的败坏了教风和学风，张栻为此而不甚感叹曰，当世学校“不悦儒学，争驰乎功利之末”（《南轩文集》卷1）。
朱熹也对官学唯科举是教的办学宗旨痛加针砭，其批判震撼了当时的教育界和士林，反响强烈。为了考察官学弊端起见，兹迻录材料几端如下：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季考者，又只以促其嗜利苟得，冒味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朱文公文集》卷69·学校贡举私议）
其师之所以教，弟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而无复先王之意。以故学校之名虽在，而其实不举，其效至于风俗日敝，人材日衰。（《朱文公集》卷73·静江学府记）
朱熹对官学的批判不仅见之他著述的奏折和学纪，而且与友人的通信中也多提及，如答友人宋容之的函中极言官学弊端：“科举之学，误人知见，坏人心术，其技愈精，其害愈甚。”还说：“今日学校科举之教，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朱文公文集》卷58）
以上迻录的材料虽说是朱熹批判官学的，但从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官学的弊病及危害，同样也可说明朱熹等理学家为什么要坚持以德育人为主旨的“明道”、“传道”办学宗旨的根本原因。
类似于朱熹、张栻对官学教育的批判，在南宋时期士林中不绝如耳。与朱熹同时的朝廷重臣赵汝愚曾上疏朝廷说：
中兴以来，建太学于行都，行贡举于诸郡，然奔竞之风胜，而忠信之俗微，亦谁荣辱深沉，不由学校，德行道艺，取决糊名，工雕篆之文，无进修之志。视庠序如传舍，目师儒如路人。季考月书，尽成具文。（《宋史、选举志》中华书商1985年校点本）
同时代的兵部侍郎虞俦也向皇帝陈言官学之腐败曰：
窃怪近年州郡之学，往往多就废坏。士子游学，非图啜哺以给朝夕，则假衣冠以诳言欲。而乡里之自好者，过其门不入。为教授者，则自以为冷官，而不事事。（《续文献通考》卷40《万有文库》本）
虞俦在此所指州郡官学之废坏，其原因不在其他而在学校失去了立教育人之本意。士子游学只是为了混饭吃，或是披着儒冠以诳世俗，官学之败，以致使洁身自好者，耻于入门。似此腐败情形，南宋学者黄勉斋亦有揭露，他说：当时的学校“苟徒资口腹，谋利禄，漫不加意，则既失崇尚教育之旨”（《黄勉斋先生文集·南康军新修白鹿书院志》卷5）。对此，无怪乎事功学派代表叶适也为之感叹：“今之学校，乃为弃材之地。”（《叶适集·士学下》卷3，中华书局1961年版）在宋代学者看来，宋代教育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可以说，书院以人为本而以德育为主旨的“明道”、“传道”的办学宗旨便是对此官学批判的产物。书院把批判的锋芒对准科举利禄的办学主张，可以说抓住教育改革中的根本问题。历史已反复证明，不管学校培养什么专门人材，不管学校要办成什么样的，有一点都必须坚持而不能动摇，即应把培养一个真正的人和实现人的自立，放在教育的第一位，应把培养人的良好道德素质明确人生价值和意义追求目标，置于教育的首位。不管什么人，只有当他确定了人生的正确方向和目标以后，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在的智能和体能，才可能应对生活的各种严峻考验。因此，书院把德育置于教育首位的办学主张，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我们还从书院对宋代学校弊端批判中可以看到，书院对官学教育以科举仕进为目的的批判并不是反对科举制度本身，并不是反对书院的生徒参加科举应试。大量史实表明，书院所倡导的是，要求生徒努力培养自己良好素质，醇化自己的道德人格，正确对待科举考试，要以匡时救世而报效国家和社会的胸怀和志向参加科举考试。一句话，不是为谋利求禄而参加科举考试。书院所奉行的这种主张，始终为以后历代书院坚守不移，并且屡有阐发。
明代也是书院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其数量大大超过了宋代，宋代书院办学宗旨在明代不仅得到了坚持，并且还进一步深化了。明代心学家把宋代的“明道”的办学宗旨直接阐发为“明伦”，予“明道”以深刻的伦理道德内涵，突出了以德育人的教育本旨。著名心学家王阳明曾明确指出说，“明伦以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王阳明文集、万松书院记》）强调对生徒进行专一的人伦道德学说的灌输，明代心学开啟者陈献章要求将儒学内化为生徒的主体意识，“夫之何学？学以变化气习，求乎圣人而后己”（《白沙子全集、古蒙州学纪》）。到了清代，有的学者更是直截地把书院教育看成是“树道德之防”的场所。黄元治说：“书院者，所以集大儒讲正学，树道德之防而被邪僻之也。”（云南《大理县志稿》卷17，民国5年铅印本）总之，历千年来书院始终把德育的培养置于教育的首位，相沿相袭，几乎与书院相始终。虽然过分地倚重于德育培养，有把德育绝对化的倾向，忽视和轻视了智育的开发和培养，对教育带来了一定的消极作用，但书院坚持以德育人和突出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不失其积极的意义。
书院教育理念，不仅体现在办学宗旨上，而且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体现了书院以人为本而以德育人的教育理念。书院都以儒生为培养目标，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与过去儒家教育传统以塑造儒生为目标相一致。从先秦以降，中国古代教育一般所奉行的是儒家教育理念，因此，学校大都以儒生为培养目标。什么是儒生呢？儒生并不是泛指一般的读书人，是指对儒学和儒家经典有造诣的信仰者，并且又具有良好政治道德品格的人。不仅如此，儒生必定是经过学校严格教育而培养出来的。在构成儒者本质诸要素中，历代最受重视的是儒生的政治道德本质。从汉代开始，朝廷和社会多以伦理道德具备与否作为评判儒生的标准。汉文帝推行的举孝廉，贤良方正的用人标准，实际上就是衡量儒生的标准。到东汉时，朝廷企图将此标准法典化，大鸿胪韦彪曾上议曰：“夫国以首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因为汉代以儒学为宗，儒家思想支配着国家和社会的生活，所以重用儒生和推行以良好的伦理道德素质为标准界定儒生并重用之，这是不足为怪的，这正好符合儒家教育传统所要培养儒生的目标，虽然东汉末年儒学已走向衰微，已趋于僵化，代之而起的是玄学和佛学，儒生由此曾一度被淡出，但伦理道德作为用人和评判人材的标准之一，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到宋代历史仿佛又回到了原点，汉代崇尚的儒生在宋代又活跃历史舞台，受到极大推尊，其地位更得到了提升。宋代是儒学复兴的历史时期，即新儒学时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和新儒学即理学登上历史舞台，宋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上层建筑及文化思想领域起了巨大变化。首先在教育上出现了深刻变化。仕取儒生和培养儒生，成为宋代教育改革的突破口，虽仕取儒生是朝廷的事，但宋代教育家认为是否能培养出合格的儒生应试科举，这是教育所应承担的使命；或者说为朝廷输送合格的儒生是教育所应把好的关口。为此，书院提出了自己的人材培养模式，这就是伦理道德型模式。对此模式张栻曾作了概括，指出其由三个基本要素构成：
其一有明确的正确方向，有修齐治平的大志：
考先王之所以建堂造士之本意，盖将使士者讲夫仁、义、礼、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以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事甚大矣。（《南轩集·邵州复旧书记》卷9）
这就是说，学校所要培养的儒生必须具有良好政治道德素质，能应对国家和社会需要，勇于担当治国安民的重任。
其二，儒生应有明确的人生目的，以“致君泽民”为自己人生目标，有为天下而献身的精神。
本以《六经》以发其蕴，泛观千载以极其变，即事即物，身亲格之。趋然会失大宗，则德进业广，有其地矣。夫然，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致君泽民，其古谓大臣矣。（《南轩集·送张荆州序》卷15）
其三，儒生必须具有亲民爱民的胸怀，以护养邦民为职志的精神：
儒者之政，一一务实，为所当为，以护养邦民为先耳，此则可贵也。（《南轩集·答施荆州》卷26）
以上三点就是张栻所设定的伦理道德型的人材模式。从此模式我们可看出，这恰好是历代所认定的儒生本质，或者说是界定儒生的标准。由此可见，书院所培养的人材乃是以儒生为目标，只不过张栻把儒生的品性更直觉化了，更规范化了。书院设定的人材模式，不仅把儒生本质对象化了，而且体现了对人性和道德缺失关注的人文精神。毫无疑问，这是对书院“明道”、“传道”办学宗旨的贯彻和落实，也是书院办学宗旨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历史一再表明，举凡学校教育活动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即人材培养目标而展开的。依据史实记载，书院同样如此。为了培养伦理道德型的人材，书院相应地从教育内容到学习、生活及道德磨炼方方面面都作出一系列的规定。把书院坚持的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落到了实处，书院教育每一个环节都体现出书院特有的教育理念和精神。首先，这种精神表现在教育内容的精选上，要做到教有“定本”，如朱熹所说：“圣人教人必有定本。”（《朱文公文集》卷10）如舜使契为司徒开始，教育“皆有定本”，那么书院所选择的定本是什么呢？是儒家经典。朱熹在《沧州精舍示学者》指出：“将《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及《诗》、《礼记》，程张（二程，张载——按）诸书分明易晓处反复读之，更就身心上存养玩索，著实行履。”（《朱文公文集》卷74）由于儒典中的孔孟的《四书》重于政治伦理的阐发，对如何作人和如何作一个真正的人作出了系统的论述，是名符其实的“人学”，是关于做人的学问，所以受到理学家和教育家的特别推尊，如同在思想上把《四书》提升为经典，与儒家经典《五经》并列，同样，在教育内容上把《大学》、《论语》、《中庸》和《孟子》作为教育的最基本教材。甚至具体规定“早上文公《四书》，轮日自为常程，先《大学》、次《论语》、次《孟子》、次《中庸》”（徐元杰：《梅野集》卷11，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到明代时，要求生徒对《四书》不但要熟读，而且要背诵。“熟读《小学》、《四书》本文，令一一成诵”（吴与弼：《吴康斋先生集》卷5、清道光十五年仲春尊经阁版）。至清代，只是在晚清时，由于历史的前进和发展，有的书院增添了西学的教育内容，教育内容得到改造以外，可以说，历千年书院始终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之“定本”。
不仅如此，书院的教育理念和精神还体现在规范生徒行为的学规、学箴、学训等一系列条规上，与在内容上对儒家经典的灌输相比较，这些条规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针对性，把教育理念转化为行为准则了。从宋代至清代，历代书院都定有诸多的学规。其中宋代著名的学规有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规》、朱熹的《白鹿书院揭示》、程端蒙和董铢《程董原则》。这些学规都具体地行使了对生徒行为的约束，厉行之道德磨炼。《丽泽书院学规》共11条，除第1条标明其办学宗旨，即“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以外，其余10条则为学规，近似于戒律，围绕品德的磨炼和修养，对生徒的行为实行严格约束。《程董原则》检束生徒更是严格，务求生徒每一行为都要符合道德要求，居处必恭，步立必正，视听必端，言语必谨，容貌必庄，衣冠必整，饮食必节，出入必省，等等，要求生徒按照道德规范约束自己。朱熹的《白鹿揭示》既列出了“五教之目”，要求实施人伦道德的教育和灌输，同时又制定了“三要”（修身之要、处事之要和接物之要），要求生徒按此规定进行品格的磨炼和修养。以后制定的东林书院、岳麓书院学规等，都是书院中著名的学规，至今仍为人所景仰。总之，书院的学规、学箴、学训等，都从另一侧面保障了书院教育理念的实施，体现了以德育人的精神。
综上所述，从书院的办学宗旨到人材培养目标，从教材内容的精选到学规、学箴的制定，一环扣一环，环环相扣，整个教育过程都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都体现了以德育人和对人性关怀的人文精神。虽然在各个时代的表现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说，它突出了人的德育培养，突出了对道德完满性的关怀，对今日的教育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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