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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哲学
一、关于“文化哲学”问题的提出
每一种科学都有其反思领域，可称之为该学科的“元科学”或“科学哲学”。这个领域上是哲学与科学之间的中介，对该学科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和方法论功能。在科学发展的某些阶段上，对元科学的需要之迫切性会突出出来，这是该学科由停滞转向飞跃之前的必然现象。
笔者在从事史学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怎样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文化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工具。易言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进、汲取、借鉴西方文化学理论的成果，通过研究的反复实践，创造出一套新的理论模式和方法论工具，这似乎是目前研究工作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学术领域内，唯物史观的社会形态理论与文化学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同一的——人类社会——的不同侧面，二者的理论取向有所不同：社会形态理论着重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共性问题、基本发展规律问题，而文化形态理论则侧重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个性问题。当然，这不是说前者不研究个性问题或后者不研究共性问题，我强调的是理论体系自在的“取向”。然而二者不同的取向又是互补的，两方面进展的自然延伸不仅对文化学研究具有极大的指导和推动意义，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二、文化形态的内在结构
关于“文化”的定义，从十七世纪，德国法学家普劳多夫重新确立文化概念之后，经过了三个多世纪的争论，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方法和学派。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文化学家克罗伯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文化定义：“文化是一种构架，包括各种外显或内隐的行为模式，通过符号系统习得或传递；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文化具有清晰的内在结构或层面，有自身的规律”。这一表述被认为是现代文化最具有权威性的定义。
在充分肯定现代文化学理论研究成就的基础上，鉴于文化定义外延与内涵广泛、丰富和复杂多义的特点，针对不同的认识领域，大致可以把文化一词划分为广、狭二义。广义的文化可称为“大文化”，即“非自然”——凡属于“人化”的一切均在其内；狭义的文化则特指精神文化。
广义文化包括人类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创造和积累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按照文化形态逻辑和结构的需要，与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相对应，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又分为三个系统：语言符号系统、思维方式系统、价值观念系统。见表：
外显形态 语言符号系统思维方式系统价值观念系统
精神意识层面
行为规范层面
物质技术层面
广义文化的三个层次涉及到它的三种形态：主体化形态与客体化形态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人的“活动”行为与过程。物质、精神、活动三者是有机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如果把观察的重点放在文化所含有的特质——“文化信息”的存在和运动形态方面，则包括语言符号（表层）系统、思维方式（动作规范）系统、价值观念（深层）系统的相关形式和相互作用关系。在思维空间模式中，文化概念的各个层次和系统是有机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文化的狭义概念则重于精神层面，即使在涉及制度（行为规范）和物质（物化载体）层面的问题，也注重其文化信息的精神内涵。
三、文化与进化
马克思的方法论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现代文化进化论则注意了文化的内在结构与进化的过程的统一。二者的精神是一致的。
“传统”一词，拉丁文为“traditum”，意为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事物。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从操作意义上来说，延续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传统。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活动领域形成的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从文化学的意义上看，传统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精神创造性活动的积淀、积累。皮亚杰认为，结构的也就是历史的。文化的结构正是人类历史活动创造选择的结果，离开了对历史过程的了解，也就难以对文化的结构和特性作出深刻准确的阐释。“文化的核心信息来自历史传统”，这个命题特别注重于从时间座标这一侧面观察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有所侧重地揭示了文化与传统、与历史的必然联系。
传统文化是社会的遗产，它使人类社会的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下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联系和统一性。因此，从文化进化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的传统视之为社会创造和再创造自身的“遗传密码”。正是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结构，给人类生存带来秩序和意义。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又有其变异性的一面。它不断地吸收一些新的文化信息，又有某些原有的文化信息在“漂失”，剧烈的历史变动会使文化的传统发生“断裂”或“变异”。一旦传统文化无力解决现实问题，便失去了对人们的行为的规范作用和精神的感召力，这种现象称之为“失范”，这就需要新的具有创造性的规范取而代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的遗存信息会在新的文化模式中与新的因素相结合，从而“再生”与“重构”。
文化遗存信息中最为稳定的内容称之为“文化基因”，由语言符号、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三个部分构成。文明民族的文化基因构成该文化的核心。文化基因的内核，是所谓价值观念系统，包括价值标准、价值目标、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价值取向、价值符号等项因素。“价值”一词取义于经济学概念。美国的佩里在《一般价值论》中将价值规定为“任何有益的事物”，广泛地涉及到道德、宗教、艺术、科学、经济学、政治、法律和习俗等领域。后来价值成为涉及人类生活的一切事物的一般概念。事物是客观的，而“价值”则暗示了主观性。所谓“价值标准”即衡量和判断事物（包括观念）的是非、好坏、善恶等等的主观标准，具有对主体行为的激励或约束作用。所谓“价值标准”，是针对人的行为和目的而言。人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必然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和目标，它联系着人的一切行为，包含对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的基本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从文化学意义上看，人们具体的道德意识和行为活动的背后都包含着一个总的意向，即某种道德价值或社会价值，这个总的目的可称为“价值目标”。所谓“价值取向”，即人们在对各种事物依据其价值标准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的某种基本趋向。价值判断实际上是指向价值目标并依据价值标准作出的价值（逻辑）运算程序，价值符号则是被赋予价值的特定内容的语言——符号。这些内容共同构成了价值观念体系。价值观念体系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内在的凝聚力进取精神都来源于该民族所认同的共同奋斗目标，而这个目标则是来自该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念体系。
四、文化的分化
社会形态理论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共同规律，粗线条地勾勒出了社会进化的几个阶段。这种方法对于认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问题，是有其局限性的。文化学理论强调认识社会发展的多样性问题，这就便于更为细致地反映整个人类文化的进化“树”。这一视角有利于丰富和发展进化学说。
雅斯培在《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中，把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称为人类文化核心形成的“轴心期”。这一时期人类开始了自觉地、系统地反思，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伟大觉醒：中国出现了孔子，印度出现了佛陀，以色列出现了以塞亚，古希腊现出了米利都学派……。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标志着文化从最初起源的原始状态过渡到文明状态，标志着人类意识的判断、选择能力的飞跃，表明人类对真、善、美的价值取向系统化过程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提升出了系统的人生哲学即基本的价值审美观念。例如，孔子主张从现实人生中获取意义，佛陀则主张从对人生的解释中获取欢乐，以塞亚寄希望于一元神的保佑，米利都学派则主张从对大自然的关注和探索中实现目的。这些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不同文明民族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民族审美意识，构成了不同民族人生哲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其后民族精神所关注的基本方向。现代文化学理论提出，从对人类面临的五大基本问题的回答中可以比较不同价值体系的精神特征：（1）人类的本性取向：本善，中性，或善恶参半，本恶；（2）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顺服，调和，征服；（3）对时间的取向：过去，现在，未来；（4）行为取向：及时行乐，理想型，苦干型；（5）人际关系取向：直系，旁系，个人。每一种民族文化都会在上述范围内作出概率倾向一致的选择，并成为传统而趋于规范化隐藏于人们的意识深处，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每个个体的价值体系都在受着该民族文化精神的浸濡。这种基本的特征性的价值体系，正是轴心期创造选择机制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期，从孔子——诸子百家——汉代的独尊儒术，完成了其创造选择过程。轴心期的精神创造和选择形成了文化核心，延伸出不同民族的宗教思想、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科学思想、艺术思想等体系，并且通过物化、制度和规范化使这种精神倾向具体化。文明民族的文化“晶核”即民族精神就是在“轴心期”形成的，并构成该民族文化内核——“文化基因”。
五、文化与自然环境
人类文化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从广义进化论的意义上，可以把文化的进化视为自然进化的必然延伸。自然界的进化经历了物理进化、化学进化、生物进化、人类进化四个阶段。自从人类通过创造性的活动改变自然界开始，但创造了文化——人类自身，文化进化与人类进化是并行的，与人类社会和精神的进化是同一的过程。人类在自然进化阶段上，文化刚刚萌芽，人对环境的依赖性居于主要地位。由于地理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区别造成的自然隔离机制，形成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地理人种——在遗传学形态上有明显区别的人类群体。与人类进化相伴随出现了文化，即人类为满足生存和发展而改造自然界（也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属性）。人类愈接近原始自然状态，对外部自然环境的改造能力就愈低下，地域的、地理的、地缘的、自然的因素对文化起源影响和支配力就愈大，正是这些因素使不同地域在文化起源阶段就已经存在了差别。
早在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博丁已经注意到自然地理环境对文化形态的影响，提出了所谓“地理经纬度社会观”：生活在寒冷地带的人，人体魁伟而有精力；生活在炎热地带的人，身材矮小而多智。由此，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社会制度等也将因经纬度的差异而不同。这种观点对此后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产生了影响。法国的孟德斯鸠、英国的迈克尔、德国的拉采尔都倾向用地理环境因素解释社会发展的差别和文化使命的不同。这种理论片面夸大了地理因素的作用，难以解释在地理因素没有显著变化情况下，社会文化面貌和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现象——它显然忽视了人类主观能动的创造性活动这一最重要的因素。针对这一偏颇，法国的白吕纳提出了“地理制约论”，提出文化现象受自然地理因素影响较为显著的有五种：（1）人类居住区域、 房屋与建筑的性质；（2）道路（交通条件和方式）的方向与性质；（3）植物的栽培与动物的饲养；（4）矿物的采掘；（5）对生态环境的行为。至于其他项目如家庭形式、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法律、语言文学、科学……与自然地理因素的关系就不十分直接和密切。这一观点较地理因素决定论更符合客观实际。显然，自然地理环境对初级层次的文化——与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物质技术层面——影响要大一些，对早期文化的影响更显著一些。
随着早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在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化分化现象：采集渔猎文化、农业文化、游牧文化。应当承认，这种分化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早期文明首先从农业文化中诞生出来，其（考古文化相的）标志是文字、城墙、祭坛等较高层次文化要素的出现。显然，自然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的适度性在人类创造文化——文明的活动中居有重要意义。从环境与人相互作用这一角度观察文化形态和文明起源现象，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用“挑战与应战”模式来作出统一的解释：文明的诞生是人类应付环境挑战的结果——在自然资源优厚的条件下没有生存危机；在自然环境过于恶劣的条件下又无法克服生存危机；正是在上述两种极端条件的中间，从原始的农业文化带诞生了早期文明。人类古老的“原生的”文明大都诞生于大河流域的冲积平原地带，如古埃及的文明诞生于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诞生于两河流域，古印度文明诞生于印度河、恒河流域，古中国文明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等等。这一事实说明，自然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化、文明起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六、文化的区域性个案研究
为了比较切实地认识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适当地估计自然地理因素及地缘关系因素对文化的影响，说明地域与文化现象的关系的规律性，比较诸文化类型的异同，西方文化学提出了地理——文化分类的三层概念：“文化圈”、“文化群体”、“文化个体”。
文化圈是具有相同文化的区域，是一定特质和数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因素以程度不等的聚合形态在地球上广泛传播的结果，是地理——文化的空间概念。一个文化圈包含着一个文化丛，丛内的文化因素仅分布于这一地区内。文化丛是一种功能相关的文化综合体。每一种文化特质最集中的“文化中心”地域一次产生，产生后便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其影响所达的范围形成文化圈。文化圈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划分：除地理因素之外，还可以按物质文化因素划分，按生存方式或生态行为方式划分，按社会特征划分，按宗教形态划分，等等。例如，从强调精神文化特质的角度上，可以按宗教划分为佛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儒教文化圈等。
文化群体的规模、范围小于并从属于文化圈。文化群体一般以民族、国家为表述单位。例如，在东亚的儒学文化圈里，包括中国、日本、朝鲜等文化群体。例如，“中国传统文化”就属于“文化群体”这个层次。创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就是中华民族，而这一文化的基本地域空间是中国。近年来，由于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裔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归属感，又提出了“华人文化圈”的概念。实际上，这已经超越了地域文化的层面而更近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了，故“华人文化圈”不过是文化群体的派生概念。文化圈和文化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传播的范围是有变化的，故它还有其时间（历史）尺度。
文化个体是小于文化群体的地域性文化形态，相对于各国家民族文化内部的区域文化，是群体文化的个体组成单位。例如，在现代中国文化群体中包括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文化；在汉族文化中历史地看，又包括了中原文化、楚文化、秦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等等文化个体。实际上，齐文化与鲁文化是两个相邻而有别的文化个体。可见，文化群体是历史地形成的。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中，文化个体有不同的状态，与文化群体保持着不同的关系。因此，应当注意在历史进程的时间尺度中考察地理空间上的文化个体。
七、文化的传播与汰选机制
由文化个体到文化群体，进而到文化圈的形成、扩大，不过是整个人类文化统一的系统发育史的“前史”，是人类文化从无序状态到整体到有序整合进程的一个片断而已。由文化个体到文化群体进而形成文化圈，一个特定的文化传统的凝构与发展，有着复杂的机制。
如，“文化隔离机制”在文化整合过程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文化隔离机制取义于生物遗传学中生物遗传基因信息隔离机制。这是一种复杂有机的因果关系，首先由地域空间隔离为初始条件，并由以下因素参与作用：自然隔离、语言隔离、社会隔离、心理隔离等等。民族文化的形成，没有文化的隔离机制是不可能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无限交流传播（其中必然包含了战争、迁徙、动乱、文化暴力事件等等）必将使文化系统消没于大量文化分化、解体、重构的动态无序之中。这种状态必将对环境的不适度较之可适度大得多，因而由此所造成的文化断裂和再选择与重构必将导致大量文化遗传信息永久地“漂失”。如果没有文化隔离机制诸因素的综合作用，文化物质的遗传信息必将漂失殆尽。在人类文化史中这种文化灭绝的现象是不乏其例的。因此，文化隔离机制是特殊文化类型得以聚合凝构的首要条件。
又如，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相对的文化信息传播、交流、渗透、融合，又是文化整合所必须的条件。没有这种文化传播机制，就会由于文化遗传信息量不足，结构不完整而抑制了文化向更高层次的进化。在封闭的状态下，某些文化停滞、衰亡的现象也不乏其例。文化传播机制与地缘关系直接相关，相邻近的文化群体、文化个体便于文化信息的传播。例如，地中海沿岸的文化群体与文化个体间的传播较之太平洋两岸文化传播方便得多。而在亚洲东部，在中国，由于相对缺少近距离的高位文化，所以，面向内陆的文化传播频率较之向海外传播高得多。而文化传播的又一特点，是高位文化文化信息向低位文化传播的频率较之逆向传播高得多。这也是文化传播机制的重要因素。
当然，文化的整合过程本身又是一个不断的选择过程，文化的适应选择机制乃是文化整合的内在法则。创造先于选择，而文化因素的选择又必须服从“适者生存”这一取自生物遗传学的文化进化定律。从文化的现代进化论意义上不妨用“稳定者生存”这个命题对文化基因的整合、文化传统的形成作概括性的表述。文化的主体似乎在通过“试错法”汰选文化因素：凡是难以在文化的进化中保持相对稳定性的那些因素，都将被筛汰掉。正是在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具有某种特质的文化——民族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