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美国女作家——试论赛珍珠与女性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作家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美国女论文,赛珍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赛珍珠在1938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作家，这自然给她带来了无比的荣誉，但也同时为她招惹了相当一部分男性作家的妒嫉、不满、甚至是敌意的嘲讽。著名诗人罗伯特·弗劳斯特便曾说，“如果她（赛珍珠）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人人都应该不成问题的了。”另一位著名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则更为尖刻地挖苦道，他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
赛珍珠获巨奖后遭此非礼，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则因为她虽说是位出生在美国的作家，但她自幼便被其父母带到中国，并在那里度过了将近四十年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她的获奖作品写的也都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游离于美国主流文学之外，在众多的美国作家中偏偏选写中国题材的赛珍珠得奖，似乎难免使包括福克纳和弗劳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有些难堪；一则也因为赛珍珠的文学创作深受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响，爱白描叙事而无“意识流”式的心理刻划。她的创作对象是包括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在内的广大群众，而不是少数文化贵族，因此她重作品的主题寓意和社会功能而轻小说形式上的创新和作者个人情感的渲泄，这一切都使得她的作品跟当时美国文学的主流作家的作品在美学上有很大的差异。
但是，赛珍珠获奖后受到相当一部分批评家和作家的攻击的另一个很少摆上桌面的原因，是因为她是位妇女作家。在她之前只有两位美国男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位是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1934），另一位是剧作家尤金·奥尼尔（1936）。应该说，有着一大批很有成就的美国男性作家，暗暗都盯着这份举世瞩目的荣誉和巨额奖金。瑞典皇家学院把此殊誉授予一位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妇女作家，自然有其深刻的考虑，但这也必然在这批历来轻视妇女能力与地位的男子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不平衡。
部分由于这些原因，部分因为赛珍珠获奖后远离了她创作题材的主源泉中国，而且她后来写得过多、发表得过快而影响了她相当一部分作品的内在质量和魅力，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便声誉渐降，最后到了被多数人遗忘的地步。
六十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兴起，曾有一批被长期埋没的女作家“出土”而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被收入文学教程或文学作品选中。令人惊讶的是，当女性主义运动对大量女作家、女艺术家及其作品重新作出评价时，依然没有多少人提及赛珍珠这位曾取得重大成就的女性。美国学者詹妮·雷伯（Jane Rabb）认为，赛珍珠被当代在批评界叱咤风云的一些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忽视是因为他们当年的大学课程很少有她的作品，故而对赛珍珠这位女作家知之不多。本文试图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审视作为女性作家的赛珍珠，旨在说明她在其著作中所表达的女性主义观点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平行一致的，赛珍珠和她的作品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认识和回味。
一
赛珍珠一生关注妇女，对女性的命运与遭遇始终保持敏感。这或许起源于她不同寻常的童年经历，尤其源于她对自己父母的生活的记忆。传教士当时在中国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赛珍珠很快发现他们生活的困苦与牺牲主要是由妇女承受的。她曾说：“传教士公墓里葬满了妻子。往往一个男传教士墓的周围总埋葬着他先后娶的三个妻子和七个孩子，但墓碑只是为男传教士而立。”[①]赛珍珠父母性格全然不同，意志却同样坚强。赛珍珠作品的父亲和她真实记忆中的一样，总是以大男子主义对待自己的妻子及其它所有的女性。赛珍珠在描述她父亲的传记《战斗的天使》中写道：父亲艾布萨伦“至少是不喜欢女人的”。[②]他不了解、也从不努力去了解他的妻子：“他不知道她喜欢什么或爱穿什么或需要什么。”[③]赛珍珠说，父亲娶母亲仅只是因为一个驻海外的传教士需要一个伴侣，于是他在来中国前选了一个女人。但临到火车站，他从口袋掏出的只有一张火车票——他根本忘记了妻子的存在。在中国四处周游传教时，赛珍珠父亲也总是将信教的女性归入另册，因为对他来说女人只是个麻烦。他常抱怨说：“女人从不认真听布道。女人什么也不懂，没必要在她们身上浪费时间。”[④]赛珍珠在《战斗的天使》中回忆道，在她父亲眼里，“他的女儿的存在跟他的事业相比，跟他的工作相比，跟他的教义相比，微不足道。”[⑤]赛珍珠在另一场合中又说：“我本能地感觉到传教士在中国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人民，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种精神需要。”[⑥]赛珍珠在她母亲的传记《离乡背井》里也同样表达了他对歧视妇女态度的愤怒，猛烈地抨击了否定女性作用的思想及社会准则。
赛珍珠怨恨父亲，但对母亲充满了热爱，总感到与母亲同处一条战线。“我对母亲的爱深深植根于血脉之中。”[⑦]她深知母亲因离乡背井而痛苦万分，但她父亲却象一个兴致勃勃的十字军士似地自我陶醉。她母亲卡丽常常病魔缠身。重要的是，她在中国失去了六个孩子中的四个。所有这一切，给卡丽造成了终生的创伤。赛珍珠以深邃敏感而又温情脉脉的笔调，在《背井离乡》中描画了一位性格多样的女性形象。她母亲的心灵世界跃然纸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内心矛盾、生活不幸、但却有真才、真情的女性，人物真实可信。读者似乎不仅目睹了她一生中的颠沛磨难和主要经历，更被带入到她的心灵深处而“对她所有的抱负、诱惑、精神骚动、悲伤与所受的挫折有了深刻的理解”。[⑧]
赛珍珠回忆母亲让她上弗吉尼亚州的兰道夫·梅康女子学院，主要原因在于它跟男子学院要求男生一样要求自己的女生，课程设置也跟男子学校相同。赛珍珠在《我的几个世界》中写道：“同父亲结婚了三十年，母亲很自然地就成了一位女性主义的热情支持者。”[⑨]赛珍珠早年就意识到聪慧而有才干的女性在男性社会中所要做出的牺牲。那时的她不明白为什么必须永远在对他人特别是对家庭的责任与自我实现两者之间择一事之而无法兼顾两者。然而，不久她自己也不得不品尝这种生活的苦涩。
在《我的几个世界》里，她回忆自己二十年代在南京的婚姻生活：“就象一位魔术师总要把好多球同时保持在空中一般”，她指挥仆人与寄宿生，帮助丈夫工作，教两门大学课程，哺育孩子，有时还要抽空写作。先写文章而后是母亲的传记，她感叹道：“如果我是男人，那我会很轻松地写作，因为我有妻子、秘书和多式多样的家庭佣人帮忙。而作为女人，我就不得不在繁重的家务中忙里偷闲来完成自己的工作。”[⑩]
赛珍珠对女性的关注还反映在其它一些非小说作品中。在三十年代后期与四十年代早期，她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后结集出版名为《男人与女人》（Of Men and Women）。在此书中，她坚持一贯的主张，“男女之间没有大的差别，即便有也决不比一个女人与其它女人之间或一个男人与其它男人之间的差别大”。[(11)]这部观念新颖、发人深思的文集对以性别定尊卑的观念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并认为性别歧视是工业革命带来的弊端。同时，她热切地希冀男人与女人在家庭内外所起的作用上能重新整合。她说：“家庭中需要男人出更大的力气，外部世界则需要女人起更大的作用。”[(12)]
赛珍珠不是一位好战的女性主义者，但她十分关注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为此，她曾写了大量文章谈论美国妇女的处境与特点。她在1938年8月与1939年7月在《哈泼》（Harper’s）杂志发表了两篇文章[(13)]，分别论述了美国社会中的两种女性：“中世纪型女子”与“火药型女性”，曾在报界引发了一场争论。赛珍珠认为：美国社会对待当代女性的态度往往把她们视作置身于中世纪时期。她解释道，一位接受了大学多种人文教育的女性，个性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激发，并产生了进取的欲望，然而，这些潜能与欲望常常遭到社会习俗的压抑与挫败，她们得到的也只是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或男人豪无兴趣的职位。因此，美国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依然是停留在中世纪的思维水准上。在批评男性意识的同时，赛珍珠也批评了女性自身的缺憾，认为不少妇女自己的行为也在助长这种中世纪的社会风气。例如，女人们看病时更愿意找男医生而不是女医生。她们还常常嫉妒那些在某一领域作出突出成就的女性。
赛珍珠将女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天才女性，主要指女科学家与女艺术家。二是家庭女性，他们沉溺于家务与培养孩子。相对说来，这两类人较少，但她们都做着自己希望做的事而乐此不疲。
第三类型则是大多数，包括那些“火药型女性”。赛珍珠称这类女人为“有充裕的时间、精力与能量，但却不知如何加以利用”。她坚持认为在这些妇女身上蕴含着大量的时间、精力与能量，完全可以用于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和其它更多的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的事业。当她们将自己融于这样的公益活动中时，她们会感到生活的充实和有意义。
赛珍珠还在1945年与1947年分别出版了与苏联、德国妇女访谈对话的文集。她在这些书中强调，妇女在世界问题上有着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对此，人们应该注意倾听。她感受尤为深切的是，妇女应积极致力于世界正义与持久和平的事业。她写道，许多男人都渴望战争，因为战争给他们提供了寻求刺激与表现英雄主义的机会。在战争中，男人可以渲泄自己的仇恨而又完全不必为此承担责任。许多男人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达观地把战争当作是正常生活一部分。所以赛珍珠认为，如果女性在世界事务中适时地施加影响，那么男人便会意识到战争的愚昧，冲突也会终究得到控制。
二
作为一个杰出的小说家，赛珍珠对女性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体现在她的长、短篇小说中。赛珍珠的代表作《大地》以淡淡的笔调体现了一种细微而又复杂的女性主义思想。赛珍珠以白描的手法描写了中国妇女的艰难处境。小说明白无疑地描绘了一个压抑妇女的男性社会，女主人公阿兰一生任劳任怨，将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埋葬在女仆、妻子、儿媳、母亲、农田劳工等一系列社会角色之中。然而，阿兰这个最令人难忘的角色是全书的道德的中心。她勇敢、坚韧、顽强、勤奋而又富有主动进取精神，在她丈夫的软弱性格反衬下更为突出。事实上，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对比本身就显示了小说女性主义的价值取向，如：当全家面临饥荒，只有阿兰有勇气去宰杀那条公牛，而王龙却把牛视为朋友而在生活的紧要关头束手无策。不久，当有人企图从他们手上买地时，王龙断然拒绝，而阿兰则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她那平静的噪音“要比王龙的愤怒更具力量”。[(14)]在南方躲避饥荒时，是阿兰教会全家如何捞莲子，如何要钱，如何鼓足勇气吃偷来的肉，这才使全家逃了一劫。当饥荒将人们引向城市，又是阿兰运用自己在有钱人家得到的经验找到了藏珠宝的地方，而王龙在这场新的城市运动中则显得茫然无措。阿兰的力量与无私跟王龙一定程度上的软弱与自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37年米高梅电影公司根据《大地》改编而拍摄的同名电影更加强了阿兰这一形象的重要性与色彩。王龙在影片结束时说：“阿兰，你就是大地。”这个结局揭示了电影改编本中所注重的阿兰与大地之间类似于隐喻的神秘联系。当然，小说中并没有如此清晰的表述，但作者对阿兰形象的描绘又的确为这种改编留了余地。如，阿兰的皮肤在作品中被描写成耕地的土色，以此暗示她象大地般顺从、坚定和多产。[(15)]奥斯卡·卡吉尔对小说作了类似的评述。他强调指出阿兰对丈夫致死不渝的忠贞与奉献并概括道：“虽然她长得丑，但她是大地中的福地，最终战胜了所有的对手。”[(16)]
与她为父母所作的传记一样，赛珍珠小说中的一个女性主义的基本主题就是女性必须在对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员）的职责与自我实现的狭缝中生活。1938年她出版了小说《骄傲的心》（This Brave Heart），讲述了苏珊·吉洛德的故事。苏珊象作者一样，有着无穷尽的精力。她聪颖、活泼、好学，从家务活到弹钢琴到雕塑艺术，样样出色，但似乎一切又无法使她满足。无论是她的父母、丈夫、孩子还是她自己的雕塑作品都不能使她倾注全心。尽管她有时会沉浸在艺术创作的兴奋中，但她仍无法在专注追求艺术完美中放弃其它一切，从而不得不时时提醒自己扮演好女子的社会角色，如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
在深受好评的小说《母亲》（The Mother,1934）中，赛珍珠描写了一位象阿兰一样勇敢、机智、不屈不挠的中国农村女性。无名无姓的她能干而又坚强，在遭受丈夫遗弃后为了孩子们甘愿忍受痛苦，终日辛劳，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与牺牲。
在仅次于《大地》的畅销作品《闺阁》（Pavilion of Women,1946）中，赛珍珠塑造了一位觉醒了的愤怒形象。女主人公吴夫人掌管着一个大家庭，原先她克尽职守，自我抹煞，却顿悟于不惑之年，决定不再为他人牺牲。她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为他找了个和善又有媚力的女人作伴，自己则开始修心养性。她为儿子找了位私塾先生安德烈。安德烈启蒙了她的心智，给她讲解人道主义的新知识。正当吴夫人自我修养取得重大进展时，家庭开始出现裂痕，儿子与儿媳开始吵闹，没有她，家中的一切似乎停止了运动。吴夫人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她决心追随此时已因帮助他人而不幸身亡的安德烈的榜样，在为他人着想中寻找心智满足。她重新找到了在家中的位置，妥善安排解决了种种问题。显然，吴夫人的形象蕴含了赛珍珠的某种理想：在自我完善与为他人尽责之间寻求和谐。
赛珍珠在她的作品中表达了她对中国女性在宗族传统中挣扎的同情，然而赛珍珠自己在美国却也无法摆脱性别的歧视。1934年返美后，她写了几部美国题材的小说，但却受到了冷遇，销量平平，于是，赛珍珠不得不象乔治·艾略特和乔治·桑一样，采用假名出版作品。1945年她以约翰·赛吉斯的笔名出版了长篇小说《镇上人》（The Townsman）。赛珍珠后来说：“我之所以选择约翰·赛吉斯这么一个简单的男人名字，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男人碰壁要比女人少些，无论在写作还是其它行业都是一样。”[(17)]这部作品和其它几部以同样的笔名发表的小说，以其历史和心理的现实主义赢得了读者的真诚赞誉，其中不乏原先曾奚落过她的批评家们的首肯。
然而，虽然以男性笔名出版，《镇上人》仍无疑具有女性主义色彩。这部作品精心描述了难堪的生活重负对于玛丽·古德莱福这样一个敏感的女人的影响。但此部小说中包含的女性主义气质并不一目了然。主人公乔纳森·古德莱福从家乡英格兰来到美国以寻找新的机遇。对堪萨斯州的生活他怀着朴实而又崇高的初衷：在条件艰苦的平原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社区。他开办了当地的第一所学校，并计划将这个蛮荒无序的牧区小镇发展成“一个繁荣的垦殖中心县城”。他为使镇子的发展走上正轨而竭尽全力，同时他严于律己、讲究体面，因为他知道发展一个稳定的社区离不开自我修养和良好的个人努力。从最初的安家落户到渐入有序的社会生活的过程中，乔纳森也达到了他的自身完善。
尽管《镇上人》套用了西部风土人情，却不同于美国其它大部分关于西部的小说或电影，因为作者对这个小镇生活寄寓了自己的女性主义的社会理想。赛珍珠的独到之处在于她没有多费笔墨描写西部生活中粗犷刺激的一面，也没有着力表现郡长、执法长官、强盗、印第安人这些富有“西部”特色的人物。她笔下的主人公乔纳森是个普通人，用作者自己的话说，他“拒绝骑烈马，不肯当牛仔或与人枪战，也不去山里淘金或滥杀印第安人，甚至不愿大醉一场。他只满足于踏踏实实地做一个新镇子的奠基人”。乔纳森身上体现了赛珍珠衡量英雄的标准。他没有惊心动魂的冒险故事，却有修身理家的真才实干。他正是赛珍珠在《男人与女人》中呼唤的男性形象。正如彼得·康指出的，在赛珍珠渴望的社会中，“男人们应该表现得成熟些，抛弃对暴力的迷恋而重拾家庭责任感”。[(18)]这样的男人自然要接受许多原属于女性的价值观。因此，《镇上人》中对乔纳森的诸多生活细节进行了烘托，如建房、教书、缝衣、照料弟妹子女。毋庸置疑，这部小说成功地表现了美国西部拓荒生活中建设性而非破坏性的一面。
三
众所周知，赛珍珠喜欢孩子。1949年，她建立了“欢迎之家”，收养各种年龄和肤色的孤儿与弃儿。1964年，“赛珍珠基金会”成立，主要面向战争时期在亚洲股役的美国军人留下的亚美混血儿。赛珍珠对儿童福利事业极为关注，经常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向社会大声疾呼。这也许是她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人道主义者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她对残疾儿童的深切同情甚至影响了这位女作家的写作生涯。她曾说过：“我和整个世界，现在尤其和这些孩子们息息相关；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哲学。我的生命和工作的中心正是这种哲学。”[(19)]这里所说的哲学就是人道主义人生观，亦即对整个人类，尤其对那些生而不幸的人们，怀有的热爱和恻隐之心。
读过赛珍珠的自传的人都会注意到整部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抑郁悲痛。这是因为她的女儿卡洛琳·G·巴克不幸天生弱智。唯一的亲生孩子是个低能儿，这不是一个寻常人容易接受的现实。赛珍珠终其一生都在努力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几十年来，赛珍珠将此事视为家庭的隐私，除了在少数几个知心朋友面前，她一般绝口不提这件“不光彩”的事。不久，卡洛琳被送往远在新泽西州的一家疗养院，而她自己则在痛苦和恐惧中拚命写书挣钱以支付女儿昂贵的医药费和住院费。
卡洛琳不仅是逼着赛珍珠去勤奋创作挣钱的动力，而且也是她书中一些人物形象的原型。她笔下的弱智儿童总能生活在周围人的爱和关怀之中。例如，《大地》中王龙和阿兰的大女儿就是个痴呆儿。小说中父母对孩子的感情交织着心疼和无奈，这也正是作者的真情实感。
赛珍珠后来终于能够鼓足勇气正视人生，接受了独生女是个弱智儿这一现实。同时，她又进一步认识到残疾人能够对家庭和社会产生正面的效应。她先在1940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上发表文章，后来写成《永远长不大的孩子》这本书（The Child Who Never Grew），其中一一细述了一个弱智孩子对社会和家庭意味着什么。此书被译成十一种文字，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无数读者寄来了一封封饱含真情的书信。有一封信这么写道：“你的书驱走了弱智带来的羞耻感并肯定了残疾人的价值。”[(20)]赛珍珠对弱智儿童的看法在她后来的几部书中有所发展。她深信弱智者有其自己独特的生存价值，这一信念深刻地体现在她1965年写的专题文章《弱智者带来的礼物》（＂The Gifts T hey Bring:Our Debt to the Mentally Retarded＂）中：“要考察一个社会，可以考察它对待残疾人的态度。纳粹统治下，残疾人在灭绝性的杀戮中首当其冲，这样造就的社会尽管人种优秀却冷酷无情，它会毁灭人类的同情心，最终也将毁了它自己。尤其在如今这样一个致力于发现天才的时代，正是弱智者使我们保持着人道主义的情感和精神。”[(21)]
赛珍珠通过自己的书和文章与美国以及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进行了沟通。她书中不少女性主义观点，已在如今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中广泛流传并被普遍接受。在这些思想问题的发展史上，赛珍珠功不可没。
应该说，为赛珍珠重新定位的时机已经成熟。二十世纪渐近尾声，中美之间、东西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日臻繁荣，赛珍珠作品也随之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肯定。在当今思想领域的女性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浪潮中，赛珍珠无论为人为文，都堪称弄潮的先驱。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她，终生都在不懈地引导人们反省妇女在社会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聆听她们心声中的真实需求。不仅如此，她还力图以人道主义精神“变人与人之间可怕的沟壑为通途”。[(22)]这些努力和追求应当也必定会使她不朽。
注释：
①②③④⑤Buck,pearl s.Fighting Angel,New York:Day,1939,P86,P56,P152,P93,P208
⑥Buck,Pearl S.The Exile,New York:Reynal and Hitchcock,1936,P283
⑦⑨Buck,Pearl S.My Several Worlds New York:Day,1954,P99,P90,P239
⑧(16) Doyle,Paul A,Pearl S.Buck,Revised Edition.Boston:Twayne,1980,P71,P36
(11)(12) Buck,Pearl S.Of Men and Women,New York:Day,1941,P6,P184
(13)Harper’s,August 1938,PP225-2;Harper’s July,1939 PP126-35,转引自Lipscomb:Several Worlds Worlds of Pearl S.Buck,P51
(14)(15) Buck,Pearl S.The Good Earth.New:Day,1931,P91,P34
(17)Buck,Pearl S.American Triptych.New Day,1958,vii,转引自Lipscomb:Several Worlds Worlds of Pearl S.Buck,P37
(18)(19)(20)Lipsomb,Elizabeth J,et al.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Buck,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1994,P106,P115,P71,P93.
(21)Buck,Pearl S.The Gifts They Bring:Our Debt to the Mentally Retarded.New York:Day,1965 PP129-130
(22)Rizzon,Beverly E.Pearl Buck:The Final Chapter.Palm Spring:ETC,1989,P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