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界有关近年来通货膨胀问题的观点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通货膨胀论文,观点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3年开始，持续至今的这一轮通货膨胀，引起了经济学界高度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现将1995年理论界关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有代表性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此次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
对近年来通货膨胀的形成机理和主要原因，学者们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观点有：
（一）经济过热引致论。相当多的学者认为，近年来的通货膨胀是自1992年以来经济过热的直接表现。随着投资决策权的下放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加上对有关精神的片面理解，从1992年起逐步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投资风潮，由此而滋生并愈演愈烈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等热潮，将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推上了过热的轨道。与上一年比较的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1992、1993、1994这三年分别为45.4%、58%和38%，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42.4%、54.2%和37.9%。投资需求的盲目膨胀，拉动了物价上涨。有的学者认为，1994年居民消费物价指数猛升到24.1%，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达21.7%，是自1992年以来投资规模失控并逐年累积，并通过物价释放出来的正常表现，并据此认为，投资盲目膨胀所引起的整个宏观经济过热，是近年来通货膨胀形成的主要原因。
（二）农产品短缺及农产品价格调整引致论。 部分学者认为， 从1994年物价上涨所表现出的特征看，涨幅最大的是农产品，1994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上升24.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31.8%，食品中粮食类价格上涨50.7%，而投资品、高档耐用消费品价格涨势并不明显，有些商品如钢材等还稳中有降。从涨价的特征可以看出，此次物价上涨并不是全面的物价攀升。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前些年来，由于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投资风潮的影响，加上比较利益的作用，农民生产热情下降，另外受连续几年大规模自然灾害的影响，农产品的供给出现了短缺；另一方面，进入90年代，我国加快了粮食购销体制和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进程，粮食的销售价格逐步放开。受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势必上涨，其中包括价格回归到农产品价格水平的合理部分。因此，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农产品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也有一部分学者对上述看法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1994年的物价上涨尽管主要反映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价格涨幅过猛上，但是，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此次通货膨胀是农产品短缺和调价引起的。其理由是：第一，此次通货膨胀事实上在1992年下半年就潜伏着，1993年上半年发动，在1993年涨幅中，粮食类所占比重并不大。由于投资品涨价在前，到1994年有一个回落或稳定的过程。投资品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以及农用生产资料上涨后，1994年的物价上涨集中反映在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类产品上，就是一个必然的情况。第二，物价上涨并不等于通货膨胀。尽管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直接表现形式，但是，没有通货膨胀的作用，就不可能引起普遍的、持续的物价上涨。认为农产品涨价拉动通货膨胀，这在理论上说不通。事实上此次通货膨胀出现由于1992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猛造成流通领域滞留的货币过量所导致的，农产品涨幅过大是通货膨胀因素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或释放形式。因此，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带来的货币供应量过多是“因”，而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果”。第三，粮食价格放开是粮食产品市场化的重要举措，对于理顺工农产品比价和农产品内部比价关系有重要作用。因此，粮食价格放开之后涨幅较大是在情理之中的，相当部分是恢复其价值水平。所以，将粮价上涨归结为通货膨胀的“源头”，并以此为依据，向粮食价格“开刀”，是不正确的。
（三）外汇、外资过度流入引致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外汇、外资的过度流入，导致人民币占用款和配套资金的增加，这是引致近年来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90年代以来，外汇流入的资本项目和外贸等经常项目的外汇结余增幅很猛，1994 年我国外汇储备达到破记录的516亿美元。在“银行结售汇制”条件下，外汇储备增加将使得人民银行通过购买外汇而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多。有学者推算，1994年新增的4024亿元基础货币中，70%以上是由外汇储备增加造成的。从资本项目来看，外资投入需要一定比例的国内配套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一定比例的国内配套银行固定资产贷款。据有的学者测算，按1美元兑换8.5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利用外资每增加1美元， 需增加国内配套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13.6元；每增加利用外资换算为人民币1元， 需增加人民币配套固定资产贷款0.5元。1994年汇制改革， 虽然加强了中央银行调控外汇储备的能力，但“银行结售汇制”本身有一些漏洞。一方面，在国际收支出现持续顺差的条件下，各指定银行持有的结算周转外汇超过了其最高限比例，则按规定必须结售给中央银行，从而使中央银行不得不进入市场买卖外汇，因而削弱了中央银行调控外汇储备的能力。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利用法定准备率、公开市场业务等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给的力度有限，目前中央银行调控货币供给的主要手段是贷款限额，而国内信贷具有相当大的刚性，难以在不明显影响国内经济活动的前提下，通过紧缩或扩张国内信贷来相应缓解或增加外汇储备对国内基础货币存量的影响。因而，势必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外资流入增加→国家外汇储备增加→人民银行外汇占用款增加→基础货币增加→货币供应扩张。
有些学者对此种分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到底是外资涌入引起了通货膨胀，还是通货膨胀预期诱导了外资涌入？他们认为1994年我国通货膨胀与外资流入的联系事实上是双向的，二者的互动关系包含了通货膨胀及其预期对外资流入的诱导作用。这种判断的根据是：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运行逐渐走上过热的快车道，从1993年6月起， 政府提出加强宏观调控，其主要措施之一是提高储蓄存款利率，调节消费倾向，加强货币回笼。这是政府治理经济过热所使用的常规手段。因而，针对1993年6月出台的宏观调控的经济工作指导方针， 实际上给出了这样一种预期，即1994年的名义储蓄利率会上升。与此同时，1994年年初人民币汇率并轨，人民币对外贬值约50%，通过中央银行的干预，人民币名义汇率大体维持在年初水平，只是略有下降，尔后便逐步趋于稳定。较高的名义储蓄利率和相对稳定的人民币名义汇率，诱导了国际投机资金对人民币套取利率的动机。因而，1994年必然出现国际投机资本涌入，转换成人民币存款而赚取高额人民币利息收入，并准备在国内名义利率下调或人民币名义汇率下滑的情况下，重新兑换为外币流出。因此，外资流入与通货膨胀是互动的关系。尽管外资流入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并且也放大了治理通货膨胀的难度（例如抑制了利率调节的作用），但不能单方面地说，外资流入是此次通货膨胀的初始原因，而是有通货膨胀诱因或预期在前，外资过猛流入在后。
（四）利益驱动型通货膨胀论。有学者认为，通货膨胀没有货币因素的作用，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若将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仅仅看成是货币供给因素，其思维又不免过于简单。他们认为，在经济转轨时期，存在着三个层次的传递机制，最终引致通货膨胀的发生。这是中国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通货膨胀发生的特殊机制。这种传递机制的作用，在此次通货膨胀的发生机制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第一层因素是货币供给因素。货币供给量超过了客观需要量，必然引起通货膨胀。那么，引起货币供给量膨胀的因素是什么呢？第二层即引致货币膨胀的系列因素，包括投资膨胀、消费膨胀、成本推动、结构性因素等。第三层，也是最根本的一层因素是利益驱动。在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体制还未理顺，宏观控制机制尚未成熟，各类经济主体在追逐各自利益最大化过程中，推动了投资膨胀、消费膨胀、成本上升等。例如，投资主体在追逐投资收益过程中，促进了投资规模的过猛增长。在目前的体制下，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调节和约束机制，在投资决策权下放的情况下，形成“谁投资，谁受益”的格局，投资的损失和风险往往不在投资主体方面，而在国家。因而，地方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和个人都存在难以自抑的强烈的投资冲动，投资膨胀不断发生实属必然。投机者为追逐暴利，炒股票、炒房地产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流通领域的逐利者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推动了交易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物价水平的上升。据此，有的学者认为，近年来的通货膨胀是利益驱动型的。
（五）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论。部分学者认为，近年来的通货膨胀不是单方面作用的结果，而是多方面的因素汇集，共同发生作用形成的。其主要因素包括：第一，1992年发动的新一轮的投资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以及期货热，推动了投资需求的过度膨胀；第二，大量资金被转移用于非正常耗费，特别是各种类型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膨胀，引起了挥霍型消费尤其是公款消费、集团消费的膨胀，从而拉动了消费品价格的猛涨；第三，农产品生产性供给下降以及农产品价格放开，是引起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第四，宏观经济体制的系列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对物价上涨产生了影响。例如，税制改革在企业机制未得到转换的条件下，增加了企业成本；汇率并轨的改革，使海外投机资金迅猛涌入等等。
（六）体制因素论。有的学者认为，近年来的通货膨胀，表层原因是货币因素的作用，而深层原因则是体制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投资体制问题。投资风险机制、投资调节控制机制未能建立起来，投资资金的“软预算约束”状态无实质性改善，于是，地方政府、各个部门以及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争投资、争项目、铺新摊子的风气得不到体制约束，投资处于常态的膨胀现象就成为必然。第二，企业体制和效益问题。国有企业体制不顺、效益低下是近年来改革所面对的突出问题，是造成宏观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国有企业的负债率在80%以上，并且形成与银行间巨额的不良债务。银行贷出的资金不能回收，并且为维护部分国有企业的生存，还得不断向其注入资金。国有企业这个“漏斗”，构成近年来货币投放的一个重要通道。第三，金融体制问题。中央银行、专业银行与各级政府以及企业间的关系仍然难以理顺，从底层向上的倒逼机制仍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因而货币发行的总笼头难以有效控制。第四，宏观调控体制未能健全和完善，事后调节的状况尚未解决。诸如此类的体制问题，是形成转轨期通货膨胀以及宏观经济波动的根本原因。
除以上具有代表性的几种主要观点外，有的学者还提出了非货币因素通货膨胀论、消费基金膨胀论等观点。
二、关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问题
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其中的主要观点有：
（一）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在经济运行中，其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是同步波动的，尤其在中国表现得相当明显。经济增长较快的时期，相对应的通货膨胀也处在高位水平。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经济增长中能否避免通货膨胀，也不在于能否用通货膨胀来刺激经济增长，而在于政府怎样来控制通货膨胀。
（二）两者既相关又不相关。有的学者认为，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来作具体分析。有的国家由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高，在某些时期是高经济增长率，而低通货膨胀率；与此相反的是，有的国家是低经济增长率而通货膨胀率高得惊人，如拉美一些国家和独联体有关国家以及东欧。还有的国家在一定时期是高经济增长率与高通货膨胀率相对应。并且，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情况也很不相同。
（三）关于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有无最佳结合点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找到最佳结合点。根据对中国几十年来经济增长及其波动的考察，结合相关国家的情况，认为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10% ，而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位数以下，这种搭配既是现实的，也是可行的。有的学者持相反的意见，认为很难人为地找到一种最佳结合点，理论上可能说得通，但实践上很难达到，只能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根据当时的情况相机抉择，并力图控制通货膨胀。
三、关于通货膨胀的治理对策
学者们在对通货膨胀形成原因分析的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了各自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一）在治理方式上，力争用经济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避免一刀切带来的负效应。争取实现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软着陆”。
（二）在总量上采取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努力控制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的膨胀，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量以及信贷规模。偏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通货膨胀未消失之前，要始终如一，避免后期松动而出现通货膨胀反弹。
（三）加强农业，抓好工业，努力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增加有效供给，刹住盲目铺新摊子的风气。
（四）建立和健全有效的价格监管体制和调节机制。加强对流通领域的管理，整顿交易秩序。
（五）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打击非法逐利行为，调节利益和收入差距。
（六）深化外汇、外资管理体制和调节机制的改革，加强对外汇外资的调控力度。
（七）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努力清理银行与企业间的不良债务，切实转换企业的运行机制。
（八）加强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加大对基础产业的扶持和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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