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评析——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视野论文,价值论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论文,民主政治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主政治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追求，也是政治文明的集中表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不可能形成全球统一的政治模式和政治文化，却对各国的政治价值体系和政治发展目标提出了挑战，即在多样化的政治模式和多元政治价值体系并存的情形下，一种政治模式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不仅仅在于它所体现的人类民主政治的普适性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在融合民族文化、历史传统、国情等要素的基础上所展现的普适性价值与独创性价值的有机统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全面而深刻地理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魅力。
一、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认知起点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民主首先和主要的是指国家制度，“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1]实现这种国家制度意义上的民主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目标，也是人类政治发展的价值追求。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从“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2]的革命纲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发展理念，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目标，无不渗透着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思想的深刻理解，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系。
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确切地讲，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被提到重要的战略地位加以确认的。邓小平在会议主题报告中提出：“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民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人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3]（P144）随着改革的推进，邓小平在发展社会主义义民主的问题上，不仅继承了列宁“不实行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的著名论断（列宁在闸发这一命题时概括的两层意思，一是“无产阶级如果不通过争取民主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好准备，它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二是“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并且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4]），而且，邓小平在考察民主的价值起点上又超越并发展了列宁的民主理念，赋予民主更多的现代性价值，这就是他反复强调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3](P155)“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3](P168)。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民主的认识和解读的着眼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阐明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统一关系，认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3](P168)，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现实来看，面临的问题是“民主太少”，“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做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所以“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3](P208)，另一方面他又从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中思考民主建设的内容，评判民主建设的价值，把民主看成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认为只有破除迷信，摆脱传统政治的禁锢，中国才能走向文明、开放、平等的现代民主政治之路。从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与现代化有机统一的战略高度，邓小平指出，“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3](P176)，自党的十二大开始的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都十分明确地将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确定为“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时代的发展，不断地检验着政治建设的目标和成效，并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江泽民在"5·31"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这一目标成为党在新世纪的奋斗纲领。“政治文明”的概念的提出，既是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路的沿续和展开，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全球化的时代条件下，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内涵的理解更加全面、更加丰富。因为从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看，经济全球化不仅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加强，而且逐步形成了多元文化、多种政治模式交互激荡的格局，各国在努力强化自身的政治特色、政治优势的同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所积淀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价值准则正越来越多地得到认同。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站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性要求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现实需求的交汇点上审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意义的，政治文明是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民主政治的建设必然要与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协调同步；更重要的是，中国缺乏民主的传统，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历程比较短，民主意识和民主机制还不健全，政治文明能否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关系到当下及未来中国现代化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因此，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蓝图中，关于公民民主权利的保障、扩大公民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有序参与、建立公平有效的政治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等等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正在逐步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内容，使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越来越多地融入人类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序列。
二、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
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产物，而其具体表现形式和特征却受到特定的社会或国家的政治环境、文化传统和历史条件等因素的深刻影响，在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上呈现出多种样式。由于现代民主政治起源于西方，是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它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等理念至今仍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因子，所以，对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建设来说，几乎一开始在价值选择上就面临着“后发展效应”的压力。对此，孙中山先生早已指出：“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俗习惯和欧美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自然是和欧美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5]。邓小平在论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时，多次强调：“我们不能搬用西方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6](P241)目的是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超越具体国情、超越历史阶段的民主，不仅不利于政治局面的稳定，而且还会妨碍社会的稳定、发展与进步。1989年2月，邓小平在同美国总统布什的谈话中清晰地阐明了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基本观点，他说：“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6](P285)，“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6](P249)这个实际就是“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6](P284)江泽民一再强调“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7]。
无疑，把现代民主政治同西方的政治模式相剥离，是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前提，在此前提下，社会主义制度恰恰赋予中国现代民主政治以独特的优势。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社会主义民主，要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P322)，通过政治制度来实现让最广大的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而且，“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7]
从民主政治发展的时态特征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多样化发展中既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和价值内涵，又与人类先进政治文明协调同步，相互交融，因而在发展中就必然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成果。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就已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需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6](P373)江泽民在阐述文明的多样性时，也明确提出：“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成果，我们都要积极继承和发扬”[7]，在谈及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时，他特别强调，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8]。因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价值选择，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将普遍性与特殊性、多样性与统一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智慧。
三、民主政治的价值实现方式
民主政治的发展归根到底要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来说，要将民主的政治设计付诸实践，就必然要有自己的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
首先，发展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3](P146)在这里，邓小平不仅第一次提出了保障公民个人民主权利的问题，而且指出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三位一体的有机统一性，把民主监督的有效性提到了重要地位。邓小平始终将发展基层民主、扩大人民民主权利作为改革的重要目标，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3](P333)。在深刻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民主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更为明确地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创新，“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8]是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方法，因而使人民民主权利在实践中获得了更加明确具体的内涵和更加可靠的保证。
其次，政治体制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任务。从政治范畴看，最能具体体现民主化状态的就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而改革政治体制又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敏感而尖锐的课题。邓小平早已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3](P333)
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走向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选择。在中国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进程中，不断进行体制创新，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就成为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优势的关键所在。邓小平认为，“党政分开”是消除“权力过分集中”的基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他特别强调：“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8]，并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出发，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完善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机制，建立公正有效的党内民主制度，这些富有创见性的改革内容总的目标就是，“有利于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8]
第三，依靠社会主义法制来保障社会主义民主。现代民主的普遍形式是间接民主即代议民主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9]而没有健全的法制，民主就会成为空洞的口号，这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历程中曾有过深刻的教训。1945年，毛泽东在与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了民主监督是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根本办法，对民主的权威性寄予很高期望。但在建国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山于民主监督缺乏相应的法制保障而流于空谈，导致了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泛滥，造成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严重灾难。通过总结20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反复强调：“为了保障社会主义民主，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3](P146)1980年前后，在谈及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他又进一步分析了制度和法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的极其重要的意义，郑重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3](P336)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标志，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必要保障，也是培养广大人民群众健全的民主意识的重要途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赢得竞争的优势，就必须要在实践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建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8]
当代世界，伴随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来的，是各国之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加剧。作为综合国力的要素之一，一个国家政治实力的增强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力度和发展状况。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表明我们党在理论上对现代民主政治内涵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这一政治设计正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从理论创新逐步走向实践创新，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丰富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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