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中印谷物安全比较研究——基于国家层面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谷物论文,条件下论文,中印论文,层面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2)01-0050-57
一、问题的提出
谷物安全一直是国内外政界和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我国和印度均为人口大国，其谷物安全状况不仅直接关系两国的食物安全和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对世界食物安全格局有深远影响。因国内外理解不一，因此有必要澄清“粮食”与“谷物”两个概念。在我国，粮食包括谷物(主要指小麦、稻谷、玉米等)、豆类和薯类；而国际上“粮食”概念是指谷物。
在评价谷物安全时，人们常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提供的框架。FAO认为，“只有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能够在物质上和经济上获得足够、安全和富有营养的粮食，来满足其积极和健康生活膳食需要和食物喜好时，才实现了粮食安全。”①基于此，许多研究常选择自给率、库存消费比、库存率、产量波动率、价格波动率、人均粮食占有率、营养量和贫困率等指标来评价谷物安全，如朱泽(1997)②、麦克斯韦(1999)③、马九杰(2001)④、梅方权等(2006)⑤。从FAO的定义及相关评价指标可以看出，FAO的评估侧重于谷物的可获得性及营养情况。其优点在于既强调国家层面的谷物安全，又重视个人或家庭层面的谷物安全。但是也存在两方面缺点：一是忽视了谷物的竞争力对保证一国谷物安全的重要性；二是没有考虑到谷物生存发展能力对谷物安全的深远影响。而这两方面对一个国家来说，则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尝试从“产业安全”角度来评价谷物安全。从目前来看，学术界对“产业安全”的含义尚未达成共识，大体可归纳成以下四种观点：一是产业发展观，这种观点认为产业安全是产业的生存和发展不受威胁的状态，如李孟刚(2006)⑥；二是产业控制力观，该观点强调国家对关系民生的国内重要产业拥有控制权，如张立(2002)⑦；三是产业国际竞争力观，持该观点学者认为产业安全归根到底是产业竞争力问题，如孙瑞华和刘广生(2006)⑧；四是综合观，该观点是综合前面几类观点而成，如何维达和宋胜洲(2003)⑨。
本文采用上述的综合观点。由于本文的分析对象——谷物属于农业范畴，我们力图构建“农业安全”的指标体系来评估谷物安全。本文所指的“农业安全”是指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一国能够确保在任何时候获得足够的农产品，并具有保持农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及持续生存和发展能力。从定义可以看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农业处于安全状态，那么它应具备以下四种能力：(1)本国在需要农业产品时的可获得能力；(2)农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能力；(3)本国对农业的控制能力；(4)农业在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二、农业安全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1.评估指标选取
基于“农业安全”的定义和农业特殊性，我们用下述指标反映农业安全状况(见表1)。该指标体系可很好地反映农业在安全状况时所应具备的四种能力，具体解释如下：
(1)产业可获得能力
这里的“产业可获得能力”是指一国在国内市场获得相关产品的能力。本文用自给率(SR)和库存消费比(SC)两个指标来衡量政府掌控国内农业市场、维护国家自立的能力。自给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产业供给满足需求的程度，与产业安全正相关。尽管自给率可衡量一国当年产量保障农业安全的水平，但无法反映库存保障农业安全的能力。因此，本研究用“库存消费比”来考察国内库存在保障农业安全方面的作用：“库存消费比”越大，表明国家保障农业安全的能力越高；反之亦然。
(2)产业竞争力
在开放条件下，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国际竞争。一般来说，农业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则农业越安全；反之亦然。本文采用学术界常用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来反映国际竞争力，计算方法是：RCA＝(一国某一产业的出口总额/该国在同一时期的总出口额)/(该产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总出口/世界市场在同一时期的总出口额)。
(3)产业控制力
本文将净进口消费比(NIC)作为农业控制力指标，以反映受国际市场控制程度。目前有研究将该指标称为“外贸依存度或外贸依存系数”，这与通常意义上所指“外贸依存系数”含义不同。为了符合表达习惯，本文采用“净进口消费比”。该比率越大，表明该国农业越不安全，受国际市场风险影响大，这些风险包括国际市场生产和需求的波动或价格波动等。
(4)产业发展能力
单产作为衡量农业生产能力的综合指标，它不仅能反映农业生产的资源禀赋情况，如水和土地资源等状况，而且能表达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和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等。本文用“单产成长性”，即“我国农作物当年大田实际单产与理论最高单产比值”(YR)来衡量我国农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如果该比值越大，农业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越高，因而农业安全程度越高；反之亦然。为平滑各种原因可能导致的农业单产波动，我们采用单产三年移动平均来考察。
表2显示了谷物安全指标取值，这些取值借鉴了前面提及的许多研究成果。此外，笔者尝试对单产成长性的界限值进行赋值。
2.数据来源说明
我国谷物产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消费量和库存量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LISDA)，谷物和货物贸易数据来自《中国海关年鉴》。印度谷物单产、产量、消费量、库存量数据来自USDA，谷物和印度货物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世界出口数据来自UNCOMTRADE。
3.谷物安全指标取值及安全状态界限值
基于表2，通过对真实值打分，然后用简单平均方法加总得到一个谷物安全综合指数。具体来说，第一步，根据相关指标的真实值与安全界限值的对应关系，确定相应安全值；第二步，据简单平均加总，得到安全综合指数。为深入研究谷物安全状态，进一步对安全状态分为五类，即安全(综合指数等于1)、比较安全(综合指数为0.8～0.9)、基本安全(综合指数为0.6～0.7)、不安全(综合指数为0.4～0.5)和危机(综合指数为0～0.3)。
三、我国和印度谷物安全评估
(一)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状况评估
1.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各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稻谷作为大宗粮食品种，在我国和印度的种植与消费范围非常广泛。此处将稻谷折算成大米(系数为0.7)。表3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指标的真实值⑩。
从表3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可获得能力。在自给率方面，1992－2009年我国和印度大米均保持了较高的自给率，平均值分别为0.98和1.05，高于国内公认的0.95警戒线。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我国大米自给率下降较为明显，且略低于印度。在库存消费比方面，同期我国大米呈快速下降趋势，由0.74下降到0.29。而印度大米的库存消费比下降并不明显，甚至近年来有所提高。但是，印度的大米库存消费比较低，甚至低于0.17-0.18的警戒线。第二、产业竞争力。在考察期间，我国大米的RCA呈下降势头，加入WTO之前，我国大米具有较高的竞争力，但之后则不具有竞争力。而印度大米RCA虽逐渐下降，但仍要远大于我国，且大于1，这意味着印度大米更具竞争力。第三、产业控制力。在考察期间内，我国大米的净进口消费比小于零，平均值为-0.79。进一步来看，2002－2009年大米的净进口消费比大于1992－2001年的净进口消费比，这意味着我国大米的产业控制能力方面呈下降趋势。而印度的净进口消费比要明显高于我国，并保持相对稳定。第四、产业发展能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稻谷的单产成长性稳中略升，约为0.39。然而，印度稻谷的单产成长性要差得多，大约是我国的1/2。这意味着我国在该产业领域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要远高于印度。
2.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
图1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出：第一，在1992－2000年间，我国大米安全水平要高于印度(1995年除外)，处于“比较安全”状态，而印度则处于“基本安全”状态(除1994和1995年外，为“比较安全”状态)；第二，2001年以来，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高于我国，在2001和09年处于“比较安全”状态，其他年份处于“基本安全”状态；而我国则在2001－2009年处于“基本安全”状态；第三，印度的大米安全水平呈相对平稳状态，且略有上升，而我国的大米安全水平波动较大，且呈总体下降趋势。
图1：中国和印度大米安全综合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二)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状况评估
1.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各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在我国和印度的粮食消费结构中，小麦是主要的粮食消费品之一，尤其在我国和印度北方地区。表4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指标的真实值。
从表4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可获得能力。在自给率方面，我国和印度小麦在1992－2009年间均保持了较高的自给率，年均分别为0.98和1.01，均高于国内公认的0.95警戒线。在库存消费比方面，同期我国小麦的库存消费比呈倒U型，且该比值要大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印度的小麦库存消费比则略有上升，但仍要小于我国，且低于国际警戒线；第二、产业竞争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小麦的RCA较小，平均值仅为0.14，远小于1，这意味着我国小麦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明显不足。而印度小麦的RCA较高，但是该值大起大落，且有下降势头；第三、产业控制力。在考察期间内，我国小麦的净进口消费比波动不大，总体大于0，分阶段来看，2002年至今的净进口消费比年均为0，小于1992-2001年间的平均值0.04。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小麦对进口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因而在产业控制能力方面有所提高。而印度小麦的净进口消费比略低，这说明印度小麦的控制能力要略高于我国；第四，产业发展能力，我国小麦的单产成长性在1992－2009年间呈稳步上升趋势，由0.23提高到0.34，这意味着我国小麦的产业发展能力得到较快提高，而同期印度小麦的单产成长性则小得多。
2.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综合指数
图2显示了我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综合指数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我国小麦安全水平要略高于印度，在1992－2009年间，我国和印度小麦年均安全综合指数分别为0.57和0.55；第二，具体说来，我国小麦在1992、1994、1995和2000、2002、2004-2005年处于“不安全”状态，而其余年份则处于“基本安全”状态。印度小麦安全水平波动较大，或处于“比较安全”状态(2001年)，或处于“基本或不安全”状态，甚至是“危机”状态(2006年)。
图2：中国和印度小麦安全综合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三)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总体评估
1.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各指标的描述性分析
我国和印度均种植玉米。在我国，玉米是第二大粮食作物，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居世界前列。在印度，玉米是第三大粮食作物。表5显示了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指标的真实值。
从表5可以看出：第一、产业可获得能力。在自给率方面，我国和印度玉米在1992－2009年间保持了较高的自给率，约为1.04。但是，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2002－2009年间，我国玉米的自给率年平均值略比1992－2001年间的年平均值要低，而印度则相反。在库存消费比方面，我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要比印度高得多，是印度的30多倍。但是，我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呈快速下降趋势，而印度则变化不大。总的来看，在考察期间我国玉米的库存消费比为69％，远高于联合国划定17％－18％的警戒线，而印度则相反；第二、产业竞争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玉米的RCA大于印度，但是我国玉米的RCA呈下降趋势，基本失去竞争力，而印度玉米则相反；第三、产业控制力。在1992－2001年间，我国玉米的净进口消费比小于印度，但在2002－09年间则相反，这意味着我国我国在玉米的产业控制能力方面呈下降趋势，而印度则呈上升趋势；第四、产业发展能力。在1992－2009年间，我国玉米的单产成长性略有提高，约为0.2，而印度玉米的单产成长性则要差得多，约为0.07，远小于我国。这意味着我国玉米的生存与发展能力要远高于印度。
2.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综合指数
图3显示了我国和印度玉米安全综合指数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第一，总体来看，在考察期间内我国玉米安全水平要高于印度，但是，印度的玉米安全水平在2008年超越我国，并保持了良好势头；第二，我国玉米安全水平呈下降趋势，由1992年的0.82下降到2009年的0.6，由“比较安全”转为“基本安全”状态；第三，印度玉米安全水平呈上升势头，由1992年的0.40提高到2009年的0.64，由“不安全”状态升至“基本安全”状态。这是印度在谷物安全方面的一个明显改善。
图3：中国和印度玉米安全综合指数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四、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1992年以来，我国和印度大米总体处于“比较或基本安全”状态。但是，印度的大米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主要原因在于，印度大米的库存和相对单产得到提高。而我国近年来大米安全水平有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RCA指数和库存的下降。
第二，在考察期间内，我国小麦安全状态令人担忧。在一些年份我国小麦处于“不安全”状态。库存消费比、自给率变化是造成我国小麦安全水平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而印度小麦安全状态更不容乐观，在部分年份处于“不安全”状态，甚至处于“危机”状态。库存消费比、RCA指数波动是印度小麦安全水平变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1992年以来，我国玉米安全水平不断呈下降趋势，由“比较安全”状态转为“基本安全”状态，主要原因是我国玉米的RCA指数和库存下降。同期，印度玉米安全水平呈上升趋势，由“不安全”状态提升至“基本安全”状态。RCA指数的提高和净进口消费比的下降是印度玉米安全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
综上所述，我国和印度的大米、玉米安全水平短期无虑，但长期堪忧。而目前两国的小麦安全水平则令人担忧。虽然两国都正在采取各项措施，如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和储备等，以保障谷物安全，但是我们必须面对一些严峻的挑战，如农业效益日趋低下、土地和水资源日益紧张、生物燃料的快速发展。最后，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印度谷物单产量较低，如果能提高单产，这无疑会有助于提高印度的谷物安全水平；第二，本文考察的是国家层面的谷物安全性，而不是地区和家庭层面的谷物安全。实际上，我国和印度都存在地区经济和家庭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对于两国来说，在保证国家层面谷物安全的前提下，如何保障地区或家庭谷物安全仍是一个重大课题。
收稿日期：2011年8月
注释：
①详细讨论请参见FAO官方网站：http://www.fao.org/。
②朱泽：“中国粮食安全状况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1997年第5期，第26页。
③Maxwell et al.,"Alternative Food Security Indictors:Rising the Frequency and Seventy of Cropping Strategies".Food Policy,24,1999,p411.
④马九杰、张象枢：“粮食安全早期预期系统研究”，载《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第154页。
⑤梅方权、张象枢、黄季焜、方瑜：《粮食与食物安全早期预警系统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学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⑥李孟刚：《产业安全理论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⑦张立：“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制度变迁模式初探”，载《天府新论》2002年第4期，第4页。
⑧孙瑞华、刘广生：“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载《评价与预测》2006年第3期，第138页。
⑨何维达、宋胜洲：《开放市场下产业安全与政府规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⑩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部分年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