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系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对策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209(2001)04-127-07
我国刚刚完成第五次人口普查，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福建省的金门、马祖等岛屿，下同）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2.6583亿人[1]，中国的人口问题再一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施了20多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在新的世纪里，中国的人口问题仍很严峻，而且可以说，越来越严峻。数量仍在增加，素质提高很慢，结构矛盾尖锐，就业压力日增。本文以联合国人口预测结果为依据，对中国人口的长期变化作了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
一、人口数量问题及其对策
（一）中国人口增长的脚步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她的人口总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特别是近现代以来，除去特殊原因（战争和自然灾害等）外，其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表1详细列出了近300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的步伐。可以看出，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每增加1亿所需要的时间越来越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之后，每年大约净增加的人口也接近1500万，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7年1个亿，相当于一个很大的国家。
（二）人口增长趋势及对策 像一列巨大的火车一样，人口的变化惯性很大，不是想控制就能控制下来的。中国目前每年仍净增1100多万（相当于一个上海或澳大利亚的人口），新增国民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费。即使采取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近期，甚至几十年内，人口的总量仍然在增加，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12.66亿，2020年将达14.5亿。高峰出现在本世纪40-50年代之间，峰值为15-16亿，控制好了可以是15亿多一点。此后开始缓慢回落，2050年是14.8亿。详见表2第一行，表3。
表1 中国人口的变化轨迹
资料来源：北京晨报，1999年10月12日第10版
表2 中国人口发展指标及其预测
资料来源：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年鉴2000及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Population Division,World populations,The 1998 Revision,Volume 2,Sex and Age,United Nations,Page 272-273,New York,1999计算整理。
表3 中国人口发展类型的判断
数据来源表2，判断标准见吴殿廷主编的《区域分析与规划》，第166-167页。
此预测是以目前的生育状况为基础推算的，如果在政策执行上稍有松动，中国的人口将突破16亿大关（同上资料，高方案2050年将达极大值16.86亿）。中国国土所能养活的极限人口是16亿[2]，中国人口形势严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计划生育的人口政策还要严格执行，农村、偏远落后地区的生育率还要从严控制。
二、人口结构问题及其对策
新世纪初中国面临三大人口高峰的考验，即人口总量增长高峰、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劳动人口增长高峰。人均资源的减少，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就业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交通、住房、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等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根据表2及其原始数据计算，中国的少儿系数（0-14岁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老龄化指数（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劳动力负担系数（劳动适龄人口承担的非劳动人口数，系数(1)是劳动适龄人口男14-59岁，女14-54岁，系数(2)是劳动适龄人口男14-64岁，女14-59岁）、婚龄人口（指20-34岁间的人口）和婚龄剩余男子数（指婚龄期间男子比女子多出的数）结果如表2后几行所示。分析计算结果可以知道，中国人口结构问题已经很严重[3]，而且将越来越严重。
（一）性比例失调及对策 用总人口计算的性比例指标没有意义，因为性别在年龄上的分布是不对称的，妇女的平均寿命比男子平均长2-3岁，所以老年人口中女性比例很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婚龄人口和有性欲年龄的人口。假定婚龄为20-34岁，未来中国婚龄人口的性比例将是严重失调的，目前为105.33，2020年为110.38。在一夫一妻制社会，这就意味着每10个男性中将有一人找不到结婚对象，全国算起来就是1500多万。这必然导致如下社会问题：
性犯罪比例大为上升。假定社会治安能力一如今天，那么，2020年的性犯罪案件将是1995年的1.5-1.7倍。除去暴力性犯罪外，还会出现同性恋，特别是男子之间的同性恋现象将逐渐增加；嫖娼卖淫现象将更难制止；老夫少妻、少夫老妻等跨年龄段婚姻将大为增加；涉外婚姻，特别是中男外女数量将明显增加。
分析亚洲和世界人口结构数据（表4）可以发现，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婚龄人口中性比例系数都大于100，亚洲国家尤为突出。印度人口总量将在本世纪中旬超过中国，性比例也严重失调，婚龄期间剩余男性也以千万计；巴基斯坦总量虽达不到中国和印度的规模，但性比例关系也差不多，婚龄期间剩余男子也达数百万。这些大量无法正常解决婚姻的男子，是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如果扩散到国际上是不是也能导致战争？也难预料。
从理论上说，解决性比例失调的办法可以包括：在特殊地区、特殊地段、特殊时间开设红灯区；对同性恋和跨年龄段婚姻更加宽容，提倡大女小男婚姻；减少对涉外婚姻、尤其是中男外女的限制。俄罗斯等欧洲、特别是东欧国家的女性比例较大。但是，考虑到民族传统、社会进步的要求，开放红灯区、宽容同性恋、大规模的涉外婚姻，尤其是中男外女婚姻等都不大行得通。可见，中国的人口性比例失调问题必须认真对待，一是要进一步树立男女都一样的观念；二是要严格防止用现代科学技术控制新生婴儿的性别；三是要对不同婚姻，包括跨年龄段婚姻和涉外婚姻给予更多的理解。
表4 亚洲和世界人口结构特征
资料来源：同表2。
（二）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 计划生育是把双刃剑，要把人口增长趋势压下去，将必然导致若干年后的老龄化问题，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但到2050年时，中国的问题更加严重，劳动力负担系数也随之增加（见表2第4,5,6行）。
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复杂得多。“灰色浪潮”正在席卷全国[4]。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到2000年底，中国已成为老年型国家；到2050年，60及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总数将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4，即4亿左右。其中70-79岁的“中老年”人口将近2亿，80及80岁以上的，“老老年”人口也将达5000万。如此庞大的“中老年”数量无疑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
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伴随人口转变出现的人口老化现象是一种客观规律，只是由于中国尚处于经济起飞的前期就出现了人口老化现象，老年保障、老年健康、老年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将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压力。
这是一种两难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控制人口数量而使人口过度老化，也不能为了缓和人口老化的程度而放松了对人口数量的控制，只能对二者进行权衡，平稳过渡。在控制人口数量过程中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在调整人口年龄结构过程中控制人口数量[5]。目前已有部分省份，如北京、辽宁等，对“一对夫妇只生一胎”的政策作出了微调，允许已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育第二胎。全国范围内的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最迟应从2010年开始。关键要严格控制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人口出生率。
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应急对策是：
(1)大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个人保险与社会保险结合，为明天留下更多的财富。
(2)积极研究和开发老年产品，发展老年产业。老年人口的增加既是社会的负担，也为社会提供了市场：中国的老年、特别是城镇老年人在其中青年时期都积累了一定的资本，他们需要提供必要的服务和特殊的商品。为此，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中老年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占，可以逐渐形成老年产业[6]。
(3)开发轻龄老年人力资源[7]，缓解社会和家庭负担。老年人不仅是特供产品与服务的市场消费者，也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刚刚退休的知识分子可以举办学习讲座，提高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办家庭小饭桌和学习补习班，为双职工青年家庭解除后顾之忧；体力、精力好的老年人可以帮助青年双职工家庭做些家务，让青年人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之中。
(4)像意大利那样，延缓退休年龄，男子到65岁，女子到60岁，这可以从2020年以后逐渐实行。经过这样调整，2050年中国劳动力负担系数将由0.97降到0.74。即使如此，也将大大高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0.64)。可见这也不是理想的办法。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只有到了本世纪末才能逐渐摆脱困境。
三、人口素质问题及其对策
（一）身体素质 经过20年的改革和建设，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和医疗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中国婴儿死亡率和人均预期寿命比一般发展中国家要好，这是不争的事实，比如，中国婴儿死亡率是30‰，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是55‰；中国平均预期寿命是69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平均是64岁[8](P162-163,P214-215)。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据1987年第一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中国各类残疾人总数为5464万人，占人口总数的5%。有残疾人的家庭占全社会家庭总数的1/5。每年新出生的100万左右的残疾婴儿人口，无疑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沉重的负担。针对这一问题，我们的对策是：坚决贯彻新婚姻法，严格控制遗传性疾病的婴儿出生；不断提高医疗诊断水平，确保新出生婴儿的质量。
（二）文化素质 一方面，中国成年人的文化素质不容乐观，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是1.5%，不如缅甸(2.0%)、印度(2.5%)，只比孟加拉(1.3%)高一点，在世界上处于极低的水平；另一方面，每一万人中就有文盲或半文盲1588人，全国1.8亿的文盲总数比巴西的总人口还要多，世界上每四个文盲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人口素质，特别是劳动力素质的高低是决定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的重要因素，目前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难以适应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所要求的经济结构调整，全国15-45岁的青壮年人口中，文盲率高达7%左右。这就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发展在教育、医疗、营养等方面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紧迫而艰巨。为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有必要加大教育投资，继续推进“普九”义务教育；有条件的地方，如北京、上海等，可以逐渐推行普及高中教育。
人口素质应该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也有类似情况），越是文化素质好、遗传因素好的夫妇，越不愿意生孩子。北京、上海等文化素质高的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不到1胎，而偏远落后的地区，文盲成堆，妇女总和生育率超过2胎。为扭转这种现象，提高人口的遗传素质，新加坡的作法是鼓励具有高学历（博士或以上）的夫妇生育2胎，而低学历的夫妇，尤其是文盲夫妇，尽量限制生育。这虽从道义上讲不甚合理，但确实对提高人口素质有决定作用，值得中国学习。
四、劳动力就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一）中国的失业问题 人口多，劳动力就多，按统计数字说，目前中国有劳动适龄人口接近7亿，就业形势十分严峻。中国究竟现在有多少失业人口？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是多少？国家统计局每年都作出统计并发布公告，但其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比如，1999年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是575万，失业率为3.1%。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这既没有包括大量的下岗而未再就业的职工，也没有考虑农村的大量隐性失业。据胡鞍钢估计，目前城镇的实际失业率是7.5%，农村的实际失业率是34.8%[9](P36)。事实上，这些问题可以直接估计出来：中国目前的劳动人口占世界的1/4以上，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3.22%，就算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5，那么中国的实际失业率也将大于：
(1/4-0.0322×5)×100=8.9%
由此可以推得，中国的失业人口数以亿计。
大量失业人口，尤其是城镇失业人口的存在，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首先，直接伤害广大基本群众（公开失业者和下岗职工及其家庭）的基本利益，特别是那些曾有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经历的下岗职工，既承受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第一次失业高峰，又开始承担90年代末的第二次失业高峰的两次成本，是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其次，过高的失业率也会造成较大的GDP损失，约占GDP的4%-5%。如果说从1993年起我们花了4-5年的时间，第一次成功地实现经济“软着陆”，有效地控制高通胀率之后，那么，从现在起有必要再花4-5年的时间，开始第二次“软着陆”，旨在保持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条件下降低城镇高失业率。因此，与高失业率做斗争，不仅要设计权宜之计，而且也要制定长久之策。
（二）中国大量失业的原因分析 中国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不断上升时期，形成持久的巨大的就业压力；中国正处在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阶段，下岗职工激增，是属于持续性、长期性的结构性失业；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国有经济占总就业人口比重迅速下降，而非国有经济还无法吸纳全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必然出现真实失业率上升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正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特别是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与中国基本国情相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这一经济增长方式。
（三）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对策 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率，是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最优先的目标和任务，它与国有企业改革和改制等最优先目标和任务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中国最丰富的资源是劳动力资源，最稀缺的是资本资源，如何有效地利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比较优势人力资源，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是中国实现长期性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是：
在保持目前较高经济增长和资本投入增长的前提下，有效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大幅度提高就业增长弹性系数和劳动力、人力资本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率。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这包括劳动密集型为主的服务业，如饮食业、商业、旅游业、咨询业、信息服务业、文化服务业、教育服务业、体育服务业、司法和会计等中介社会服务组织；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不断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积极开拓国际劳务市场，有步骤、有组织地促进劳务出口。
积极发展小城镇和城镇非国有经济；促进劳动力要素流动，通过市场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就业结构的变动，既促进经济增长，又促进就业增长。
开展大规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今后5年应成为城乡基础设施大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时期，使之成为新经济增长点和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主要部门。以劳动替代福利，使下岗职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
适当减少妇女就业比例。我国妇女就业参与率过高，大大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据联合国统计，1993年发达国家妇女就业参与率平均为44%，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9%，印度只有31%，而我国妇女就业参与率高达45%[10]。降低妇女就业水平，固然会遭到女权人士的非议，但确是缓解我国当前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事实上，男女平等并不体现社会就业上，而更主要的体现在人格上。尊重自然规律，发挥男女各自的特长和优势，更能体现社会的进步。
（本项研究得到意大利TRENTO大学的资助和该校COSTA教授，TREVISAN教授，ARNOLDI研究员和张刚峰博士的帮助，将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