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实证论文,中国论文,误区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从方法论上讲，理论研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渐推进，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传统分析方法的严重缺陷，更加注重对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力图正确地找出中国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以更有效地解释现实和指导改革，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中国经济理论长期滞后于经济实践的特点，从方法论上也说明中国的实证经济学存在致命的误区，其具体表现是人们注重了对国外各种理论结论的借鉴而忽略了方法本身的借鉴，经济理论研究陷入了实证旗帜下的另一种规范的泥潭。
1
关于理论经济学的方法论仍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但关于实证经济学或实证分析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实证经济学本身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等问题的内在本质则已不会有太多的分歧。作者在此要着重指出的是实证经济学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而对这些特征的说明，对于理论界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任务。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忽略或认识模糊，才导致了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误区。
首先，实证经济学强调的是方法而不是理论或结论本身。人们在判断某一种理论是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还是属于与它相对应的规范经济学的范畴时，其基本依据即在于方法论思想，在于它试图回答“是什么”还是“应该怎么样”的问题。只要它力图描述和再现某一经济问题，告诉人们现实是如何运行的，不管它通过何种途径，借助哪些分析工具，都可以归入实证经济学范畴。因此，对于不同的研究对象，尽管研究方法没有区别，但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同的。同样，我们可以把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表达方式的经济理论归入同一范畴里去。
其次，实证分析本身具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一般而言，实证经济学应由以下五要素构成：1.定义：即对经济学研究的各种现象所作出的明确规定。大至对经济学本身的定义，小至对某一具体经济事物的规定，这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步骤。2.变量：是一些可以取不同数值的量，是对定义的进一步具体化。这是最终形成理论的必要步骤。任何经济理论大至制度的安排，小至某一具体问题，都是各种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各种变量的寻找及其在经济运行系统中重要程度的设定将直接决定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对经济规律描述的真理性。3.假定：是指理论所适用的条件。经济学中的假定有的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也有的是对某一具体分析所作出的规定。前者在方法论讨论中具有根本性意义。它指经济生活过程中的一些最基本的无须证明的基本事实，经济学家将其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现有理论经济学有的公开提出和明确设定了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有的未公开提出和明确设定，但却隐含着一些基本假定，作为逻辑演绎的前提和依据。有的理论假定概括和反映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其分析和推理又保持了逻辑的一致性，因而其理论结论具有较大的真理成份以及较强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即使逻辑推理出了问题，影响到理论结构的正确性，但却存在改进的余地；有的理论假定违背了经济生活的基本事实，即使逻辑推理过程不发生错误，其理论体系也没有坚实的基础，缺乏客观的真理性质，如果逻辑分析前后矛盾，必然漏洞百出，那就很难称得上是什么理论了。4.假说：是对二个或更多的变量之间关系的阐述，即未经证明的理论。理论通常借助于一系列经济学语汇和分析工具来构建，而这些语汇和工具则具有普通适用性，这既是经济学科学化的表现，也是使经济学得以在全人类展开广泛交流并不断进步的前提。5.预测：是根据假说对未来进行预期，科学的预测是一种有条件性的说明，其形式是“如果……就会……”。同时预测也是对假说的检验过程。预测正确与否可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或存在的谬误，并促使理论的进一步修正。
第三，它是方法的方法论。这实际上指出了它与具体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经济学的具体研究方法多种多样，通常提到的如数量分析、逻辑分析、抽象分析、历史分析、比较分析等。现实的经济理论往往是上述多种具体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尽管有的可能侧重于哲学思辩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的则更强调量化分析如现代西方经济学。但无论它们采取了何种具体方法以及各种方法之间如何结论、它们都服从或服务于统一的方法论思想。实证分析就是这样的方法论思想，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直接运用的具体工具，恰恰相反它要借助于各种具体方法来完成。具体的分析方法不足以构成区分不同经济学范畴的依据，相反它们可能同时适用于不同的经济学范畴。
第四，它与规范经济学是互为影响互为制约的。这种互为影响或制约的关系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影响着实证经济学的研究。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人、人们或一个社会中的各种集团、阶层以及社会整体的经济行为。人的行为是一种有目的性的行为，或者说，他总会与自身的利益联系起来。人本身在认识社会过程中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对象，在认识和被认识过程中必然会介入自己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改革的同时，他本身与改革又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描述或认知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而导致各种实证理论得出不同结论的根本原因或规范经济学影响实证研究的根本表现即在理论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上，这是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规范在经济利益上的集中体现。马克思的《资本论》和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都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描述，之所以具有完全相反的结论，关键在于各自暗含着根本不同的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因此，我们在认识各种经济理论的区别或某种经济理论的适用性时，首先要看这种理论建立在哪些基本前提和基本假定基础上的。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目的是为规范分析服务。实证经济学关于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描述和概括只有被社会所接受，并用于指导和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时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和自身功能。实证经济学的服务功能集中体现在二个层面上：一是为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安排提供理论依据；二是为既定制度下实现具体的经济目标提供政策指导。
2
对于中国传统经济学的评价是一个理论界已基本完成的使命。从方法论上讲，它是一种典型的规范经济学，即主要告诉人们“应该怎么样”，它排斥了实证研究在理论经济学中的应有地位。其理论体系主要依据以下三位一体的标准或前提来构建，即所有制——公有制、运行机制——计划经济、分配关系——按劳分配。理论研究的任务在于如何使现实经济运行符合上述标准或解释现实经济具体的运行方式与理论前提的一致性。其理论渊源主要是马恩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预期和前苏联的解释。马恩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致命的结论和对未来社会的预期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及其内在矛盾的总结基础上的，它首先是一种实证经济学。而中国的传统经济学不是运用马克思的抽象分析方法对自己国家经济运行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总结从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是拘泥于若干模糊的预测，仅仅承担了注释和说教的任务，由此而导致的形而上学错误及其与现实的冲突是不言而喻的。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与其说是研究者们的幼稚或肤浅，倒不如说是由当时客观环境决定的。这不仅表现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面临的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不允许人们有选择社会制度的自由，更表现在新制度建立后长期形成的僵化的政治环境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也为理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
中国的实证经济研究正是在对传统理论的反思和对传统体制的剖析中起步的，但人们在试图回答传统理论与现实的差距，理论的谬误和现实的要求是什么等问题时，明显感到借以表达各种信息的经济学语言和经济分析工具的贫乏，或曰实证经济理论供给的严重不足。运用传统的方法，借助已有的经济学语言显然无法胜任这一新的任务，从而也不可能为经济改革提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依据。于是，人们的视角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向国外，试图以最小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来实现最大的效益。这种努力的结果是国外类似问题已有的研究成果开始被批量地介绍进来，并且随着改革的推进，根据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而对世界经济文库的挖掘工作也在逐步推进。这一过程进行到今天，就静态地看，对国外理论的引进和吸收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1.对其它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介绍。其中既包括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成果，也包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2.对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理论即所谓现代经济学的介绍，我们通常称之为西方经济学或标准经济学。其中既包括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综合理论，也包括其它非主流经济学如新制度经济学、合理预期经济学、供给学派经济学等等。作为最新的发展，人们对国外经济理论的介绍也开始与现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接轨，从而不少介绍博奕论和信息经济学的文章也已见诸报端。3.对发展经济学的介绍。由于发展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在国外经济学界也存在争论，同时也由于发展经济学本身在70年代后期进入“边际收益递减”的停滞期，对发展经济学的介绍是最缺乏系统性因而也是最薄弱的环节。
从方法论上讲，上述三个方面的经济理论相对于我国传统经济学而言具有相似的一面，即都非常注重实证研究。即使包含了（也必然包含）规范经济理论，也是建立在相对缜密的实证分析基础上的，因而都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所以，作者认为国外经济理论的介绍对国内理论研究的最根本触动在于研究方法上而不在某种具体学说上（尽管后者更容易被人们感知）。人们开始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的基础性作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最根本变化或进步也在于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学从此走上了科学化和现代化之路。
但在吸收和借鉴国外各种经济理论的过程中，由于以下一些主客观原因的影响，中国的实证经济研究从总体上出现了严重的偏差：1.传统方法论的潜在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于一旦接受某种理论就往往把它升华为一种信念，因而只管应用而不敢或不愿质疑的传统思维。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会以各种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反映出来。2.现实的迫切需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理论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起步的，改革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作出合理的解释，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现实的对策。因此，中国的实证经济学与其说是建立在对传统体制的全面剖析和对经济改革的理性把握的基础上，倒不如说是在忙于应付改革中最迫切问题的基础上逐步推进的，是一种改革驱动型的研究，这明显表现在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阶段性上。这种引进的过程因而也具有明显的按需索取、急功近利的特征。3.功利主义目标的影响。这可以称为对经济研究行为的经济学分析。研究者们也在寻找一种最有利于实现自我价值，得到社会承认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实证研究虽然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并且完全可能对现有的正统经济学作出重大的创新，但这种研究需要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统计观察和较充分的理论准备基础上，这是一个十分艰巨而漫长的过程。而改革现实对经济理论的巨大而迫切的需求似乎也不允许研究者都埋头于这种研究，加之在市场经济浪潮中越来越明显的理论工作者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比较劣势，使得人们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普遍选择了从国外现成的理论中来寻找答案的研究“捷径”。这种研究方式既易于与决策者眼前的需求相吻合，也能使研究者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名利双收，实现其功利主义目标。4.经济运行的未充分展开。由于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本身也随着改革的推进在不断演变，这也为实证研究带来了实际的困难。人们很难对中国经济的过渡过程作出系统而全面的阐述，并上升为对理论经济学的创新。但这决不是可以不进行实证研究的理由，相反对已经经历的改革实践进行及时总结并对未来的发展作出合理的预期，这恰恰是实证研究应承担的任务，也是中国的实证经济学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原因，中国经济学界在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说的态度上出现了以下二方面互为联系的明显偏差：
第一，注重于结论而忽视了前提。如前所述，每一种实证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前提下的，而这些假定本身的设定又往往受到价值判断和道德标准的无形制约。如现代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基本规律的说明（新古典范式）是在制度不变的假定下即以成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其理想制度背景的，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理论仅是对匈牙利传统体制运行的个案分析。所有这些都决定了一种理论严格的适用范围。而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恰恰集中表现在与现有各种理论假定的不一致。一种理论对于与假定前提具有类似特征的经济现实也许具有普遍意义，但对于与其理论前提相左乃至完全相反的经济现实则无能为力。即使遇到了相似的经济现象如通胀、失业等问题，如果不注重分析其特殊的运行机理而盲目照搬现存的结论，则其后果可能是十分危险的。中国的实证经济研究恰恰忽略了对中国经济运行特殊性的深刻剖析，并把它上升到中国实证经济学的特定的理论前提上。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层出不穷的新名词、新理论、新学派，而真正对中国经济运行特殊性的研究成果则很难见到。
第二，注重于理论而忽略了方法。一种新的经济理论给人的启示包括二方面：一是理论本身。它可能提出了人们未曾注意到的经济现象及其内在规律，也可能是对原有经济现象的新的解释，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有助于人们对经济运行规律的更全面正确把握。因此，尽可能全面地了解掌握现有的研究成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但对于正处变革和创新中的理论研究来说，也许第二方面的启发更有现实意义，即研究方法的启示。别人是如何对某种经济现象进行理论上的再现，并得出具有规律性的结论的，正是这种分析的手段或原理可以启发人们去拓展经济研究的领域，对经济理论进行创新，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要求人们更加注重于方法的借鉴，而不是某种具体理论的引进。中国经济学研究落后于世界研究水平，长期以来难以与国外经济学界进行正常交流和对话的根本原因即在于方法的落后。遗憾的是，中国的实证经济研究一直未能抓住真正的注重点，以至于很多人的所谓学术成果往往是对国外理论的生搬硬套乃至歪曲理解，变成一种国人看不懂洋人更看不懂的东西。
从方法论上讲，人们在注重实证研究的同时又把各种现存理论树为某种标准，从而实际上又陷入与传统经济学如出一辙的方法论误区里。只不过在形式上人们从原来的对马恩经典理论的“拜物教误区”又陷入了对现代国外各种理论的“拜物教误区。”笔者认为，用这种方法论的悖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至今未能形成令人信服的理论以及目前各执己见的政策争论才是最具说服力的，尽管中国不少经济学者对国外经济理论了解和掌握的全面和精深的程度已不亚于国外一流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曾经一度被人们不恰当地分为西方经济学派、东欧经济学派及传统经济学派恰恰也说明了各自的理论渊源和共同的方法论错误。
如果用这样的研究成果去指导中国的改革，则一方面中国的绝大多数改革往往可以贴上某种外国学说或范例的标鉴，而真正的改革成就又往往是在没有现存理论指导下或现有理论不注重的地方取得的，如农村成功的改革、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壮大等等。另一方面也使改革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不同的理论学派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案，而不同的改革方案又在改革的不同阶段得以一定程度的实施，这无疑增加了摩擦，引起了改革边际成本的递增。更为严重的是不同改革方案的互不相让、激烈争论，使得改革决策者难以及时作出决策，从而可能痛失改革的良机。
3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论乃至混乱从本质上讲是不同方法论思想的争论。传统的落后的方法论思想仍大有市场，现代方法论思想在研究中的应用又产生了严重的异化，当然也不排除少数经济学家对此保持了清醒的认识。为确保中国经济改革顺利推进，并进而为世界经济学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经济学界在实证研究中至少应解决好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注重经济理论的国度性。当今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运行中的区别，不仅表现在根本制度的不同，而且还表现在相同经济制度下不同体制之间在运行机理上的区别，更表现在不同国家在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从而相应的伦理道德标准的不同。后者会对经济运行和决策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直接决定了在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目标选择上的特殊偏好，因而构成了经济学研究的深层背景和历史底蕴。一个在文化方面越具备独特的历史底蕴的国家，其经济运行规律也越显示出其个性特征。因此，经济学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国度性。任何对其它国家来说是真理的经济学说，是绝不能照搬到一个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国家的；任何对其它国家来说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目标选择同样也不可能完全适用于自己国家。何况至今还没有一种经济学说可以称之为绝对真理，也没有一种制度或体制是尽善尽美的。中国就是一个具有明显个性特征的典型案例，其经济运行的特殊性至少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或者说，对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至少应建立在以下若干制度的或逻辑的基本前提或假定上：1.自然经济假定：即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起步于自然经济。中国经济至今未曾有过市场经济的真正发育，农业和农村人口在中国经济运行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市场化改革不仅指运行机制上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更重要的还在于市场本身的培育和发展上。2.初步工业化假定：即中国的自然经济又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它经历了几十年计划经济下的特定的工业化进程，是有相对系统的工业结构为基础的。因此，中国的进一步工业化进程既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二元结构转化，又包含了特定意义上的二元结构转化，即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的转化。3.制度变迁假定：即中国又是处于由一种经济体制向另一种新体制的变迁过程中。广义的制度变迁不仅指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乃至人文素质上的深刻变化即经济发展所引起的制度调整。4.儒学文化假定：即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是建立在独特的文化历史背景上的。
以上归纳也许还不够科学和规范，有待于进一步修正。同时，上述基本前提单独就某个方面而言可能与某些国家或某种学说具有相似之处，但中国经济运行的特殊性表现在她同时具备了上述特征。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必然有别于任何一个学派的经济学说，也说明了中国经济学人是大有可为的。
第二，重视案例分析。这是对中国经济运行展开实证研究的真正切入口。案例可以指一个消费者、一个企业，也可以指一个地区、一个行业乃至一个国家。中国的经济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案例。在经济学中，一个案例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背景的刻画和分析。案例分析包括二方面的内容，即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前者的任务是提供一个概括的体系，对现实经济关系本身究竟是怎样的问题作出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分析和解答，说明经济在实际上如何运行；后者则指对理论实证得出的理论或假说进行检验的过程。理论实证的目的在于获得系统的理论认识，而经验实证的目的在于检验理论，确认其真理的成份和谬误所在进而修正错误，同时经验实证过程本身也会为理论实证提供新的假设前提。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必然要通过案例分析，首先在各个局部取得突破，然后才谈得上构建一种经济学说或理论体系，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利用现代经济学的各种分析工具和经济学语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与国外经济学界的交流。
第三，为中国实证经济研究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一方面，要给予学术研究以充分的空间，允许各种观点的碰撞和争论，并把这种道义上的宽容上升为法律制度的保证。另一方面，要用经济学法则去鼓励经济学家进行长期艰苦的实证研究，并把这种鼓励上升为制度的规定，使经济学家的研究工作具有较充分的物质保障，也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以增强经济学家的自我满足感和社会责任感，避免经济学研究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滑坡。
标签：经济学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实证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规范分析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