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执政党建设思想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思想论文,习近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4)04-0093-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分析和阐述执政党建设问题。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党建思想史的角度，谈谈习近平总书记执政党建设思想的地位、特征和意义。 一、执政党建设的新阶段 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便形成了党的建设的系统思想，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思想基本上延续了下来。但是，由革命党成为执政党的地位变化，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努力保持战争年代党与人民群众建立的血肉联系。为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并借助运动的方式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形式主义，尤其是反对官僚主义。 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方面继承党建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在思索教训。首先，1980年初，邓小平明确提出，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1]这个包含着丰富历史内涵的发问，表明中国共产党开始认真思考革命思维和行为与执政思维和行为的关系，因而真正开启了完整意义上的执政党建设历程。其次，邓小平鉴于党执政后的教训，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强调制度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这一思想反映到党建领域，引发了人们对过去“运动治党”的反思。党的十三大特别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2]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利益格局的多样化进展，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在新的时代定位中国共产党，即党的历史方位问题。换言之，即如何进一步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使我们党既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利益各方的协调中心，代表着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这种思考的理论成果。及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总要求，这一要求既内含着“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的系统化，也内含着党建理念、理论、实践的与时俱进品格。 从上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的历史长河中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党建设思想和实践，其特点和贡献就比较清楚了，那就是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突破口和第一着力点，将执政党建设推进到一个新阶段。这一思想和实践，既是对已有党建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又是适应时代要求的发展和超越。 二、十八大后执政党建设步入新境界 十八大报告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是习近平总书记阐释党建理论的直接遵循或出发点。可以说，十八大报告中的党建内容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建设成功经验与原则的总结。进而言之，“一个总要求”“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条主线”“五位一体”的党建布局，提高“四种能力”，实现“一个目标”的概括，内容全面、逻辑严谨。首先，点明“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一党建总要求，是第一个层次。其次，揭示出这一总要求的依据或背景，即面临的“四大考验”(长期执政、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外部环境的考验)、“四种危险”(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腐化变质的危险)和由此产生的“两大历史性课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第二个层次。而要成功解决好两大历史性课题，经受住考验，克服潜在的危险，就必须明确党建主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同时要紧密围绕这条主线进行“五位一体”的建设，不断提升“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是第三个层次。执政党建设的所有要求和举措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一目标，是第四个层次。实际上，上述逻辑内含的党建指导方针均非第一次提出，有的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更多的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当然，总结和重申中也有新概括，如首次将纯洁性列入党的建设主线等。以上述党建战略思想为背景，十八大具体提出围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坚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最高政治标准。 由此可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执政党建设的论述，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突破口、首要着力点的党建实践，都是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重要体现。 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已为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断强调。一方面，十年“文革”带来的派性和极“左”思想等消极因素形成对党风的严重干扰；另一方面，随着对“文革”极“左”错误的纠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党员干部信仰动摇、物欲膨胀，甚至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重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为了保持良好的党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中央领导集体，都投入大量精力进行整顿治理。这其中有成就和创新，但不能否认的是，不良作风积习甚深，腐败问题依然多发。如何治愈这一痼疾，提振党心民心，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重大课题。党风廉政建设需要标本兼治，这是没有疑问的。治本需要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治标则是决心和信心的表征。当下的中国、当下的执政党，在标本兼治原则下，首先要通过治标显示出从严治党的决心和勇气来。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们看到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抓住的是通过反“四风”落实为民务实清廉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要求，执政党建设讲得最多的是党风廉政建设，党建领域成效最明显的是党风开始好转和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因此，十八大之后，执政党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三、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设是执政党建设的关键，两轮驱动、缺一不可 如前所述，以党风廉政建设为突破口和第一着力点，带动整个执政党建设迈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阶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党建思想与实践的突出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当选后，在首次与新闻记者见面会上便讲到党风廉政问题。他指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3]此后，党风廉政建设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较多阐述的话题之一，尤其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期间，内容包括剖析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和危害，提出反“四风”的具体要求和做法，论述优良党风和廉政的思想与制度保证等。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如果任由不良风气发展下去，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二是“四风”问题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密切联系。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三是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稳定性；要健全党规党法，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四是弘扬党的历史上行之有效的作风建设的经验，如艰苦奋斗的精神追求，尤其是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反对自由主义、好人主义。五是问题导向与相信群众、敞开大门整顿作风。聚焦和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群众参与，让群众监督，诚恳请群众评判。六是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严字当头、从严从实。各级主要领导要亲自抓党建抓党风、作表率，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七是坚持以零容忍态度、高压态势惩治腐败，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老虎、苍蝇一起打”，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八是充分认识党风廉政建设的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党风廉政建设没有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综观习近平总书记论执政党建设包括党风廉政建设，有两个方面是经常提及并加以重点阐述的：一是理想信念，二是制度建设。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几乎每逢讲党建都要讲理想信念的重要性，强调“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思想“总开关”的重要性，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等等。 十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便是制度建设，并且明确到2020年前后形成比较完备、定型的制度体系。十八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推进制度建设的典型。党的建设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相反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体现之一，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建中制度建设的大背景，也是党建科学化的内在要求。当然，党建中的制度建设又有自己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制度治党问题时，除了阐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之外，还特别重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度建设要务实管用，突出针对性和指导性；二是要搞好配套衔接，做到彼此呼应，增强整体功能；三是增强制度执行力，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这实际上也是对以往制度治党经验教训的总结，换言之，制度建设需要有的放矢，并有刚性约束力，否则就会成为具文；另一方面，制度建设也要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缺乏顶层设计和整体性。 理想信念和制度建设是保证执政党建设不断前行的两大支柱和关键，缺一不可，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历史和现实也能对此提供足够证明。过去老一辈革命家党风好，和他们有坚定的信仰密切相关。信仰信念坚定，会对自己的行为形成强有力的约束。当然，仅有信仰还不够，必须要有制度且执行到位。目前党风廉政面临的严峻形势尤其是“能人腐败”“小官巨贪”等问题，更凸显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设定行为的下限或底线，信仰则主要用来提升人的境界、操守，包括遵守制度的自觉性等。两者相互配合，执政党建设尤其是党风廉政建设便能达到较为理想的境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4] 四、党风与文风 党风包含文风，文风是党风的组成部分，这一认识在延安时期就很明确了。当年，毛泽东从反对食洋不化、长篇空论的“党八股”出发，要求写文章、讲话要言之有物、有的放矢。毛泽东在其著作与讲话中形成独特文风——高屋建瓴、气势恢宏、深入浅出、语言生动，甚至有时信马由缰纵古论今、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也有自己的文风——言简意赅、直击要害、指向明确、立场鲜明。江泽民、胡锦涛在总书记任内也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文风——善于创新时代语汇，注重系统全面、规整严谨，长于多角度、多侧面、借助语句排比突出重点等。 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扬以往党的领袖优良文风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话语特征。这一风格可以从各个角度加以考察，本文仅谈两点：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善用民间反映生活智慧、生活经验的谚语、俗语，形象、准确、深刻地表达某一观点或立场。例如，在首次记者见面会上谈到党风问题时讲“打铁还需自身硬”；将理想信念比喻为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精神上“缺钙”，就会得“软骨病”；讲反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不能成为稻草人，制度建设“牛栏关猫”是不行的，等等。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运用民间谚语、俗语来形象地表达政治意念，达到了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的境地。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善用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文章辞赋、经籍经典话语阐释立场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名篇名言名句，聚集着中国文化的精华，凝结着中国历史经验、人生经验、治国理政经验，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文化就是话语体系和价值观相表里的结合，价值观无疑是核心。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典籍的引用，自然包括文学名句，但更重要的是对反映中国传统价值追求的名言名句的引用，尤其是儒学经典话语的引用。道理很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学。尊重传统文化，离开对儒学的尊重，便容易成为画饼，当然，尊重并非意味着照单全收，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纵观习近平总书记论传统文化，可以看到三大特点：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如认为其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5]，等等。二是对传统文化的评价，直指其核心——价值观。提出要努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道德精髓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6]，等等。三是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寄予厚望并提出具体要求——如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7]，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历史，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道德精髓，对古代治国理政经验的尊重和重视。[8] 具体到党建问题上，中国传统文化重道德修养的许多思想和精神追求，经过现代性转化，完全可以服务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尤其是用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延安时期，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著名报告中，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后可以用于党性修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5000年中华文明沃土。那么，如何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髓中汲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有益资源并使之成为涵养党性的重要源泉，也是摆在党建理论工作者面前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