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妇女运动的“男性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妇女论文,男性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千百年来，中国妇女被“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封建主义绳索紧紧地束缚着，那部曾经广布千年的《礼记》，是如此昭示女性地位的：“妇者，附也，伏于人也。”
到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批以李贽、黄宗羲、戴震等为首的思想家曾用激进的言论抨击君主专制独裁统治。反对君主专制，不能不涉及到受封建专制多重压迫的妇女。对封建思想展开抨击，妇女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纳入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这一总课题之中。这一时期的启蒙思想与文学作品中的反传统的描写，孕育了女性的觉醒意识，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蓝图描下了笔触朦胧的第一笔。
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的坚船利炮裹挟着西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夹带着西方商品的“血腥”味，长驱直入，冲击着社会的各个阶层，给当时爱国的封建士大夫以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他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惊醒过来。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先进人物认为：中国人再也不能像自己的先辈们那样，到故纸堆里去寻找出路，必须睁开眼睛看一看世界，呼吸一下大洋的空气。于是他们通过“刺探西事”和“翻译西书”来认识学习西方，力求“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来使中国富强。而接过早期启蒙思想家“男女平等”大旗，把“男女平等”思想付诸于实践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全。太平天国根据“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原则，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放妇女政策。洪秀全的“男女平等”思想是建立在基督教新教所强调的平等精神的基础上，再加上战争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不可能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下彻底解放出来。洪秀全定都天京后，人间天国的封建化、领导集团的享乐腐化日愈严重。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王府中拥有许多嫔妃，她们又重新被“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的封建礼教约束着。洪秀全更是宣称：“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1〕广大妇女所盼望的那个理想国，不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平均主义的梦想。
中法战争前后，在民族灾难日益深重，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成长于19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从老一代封建士大夫群中分化出来，并在数十年之后，汇成了一股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来改革中国现状的变法维新思潮。这些资产阶级的改良家和革命家在反对封建专制的同时，还要用资本主义的精神改造人们的生活，建立新型的社会生活秩序。因此，对封建的伦理道德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批判。
首先，批判传统的婚姻观，唤起妇女的独立意识。传统的男女夫妇婚姻之礼，是男子压迫奴役女子的工具，是极不合理，极不道德的。康有为认为，在大同社会里，女子不论任农工商贾之事，还是作文学仕宦，其胜任情况皆与男子同，应该“男女平权，男女齐等。”〔2〕在男女平等、平权的基础上，婚姻亦应该是自主的，“男女婚姻，皆由本人自择，情志相合，乃立合约”。〔3〕进而， 康有为又从历史的引证上批判了“烈女不事二夫”、寡妇不再嫁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于义不顾，于事不宜。”〔4〕他认为这种传统的婚姻观不仅使人们无法享受家庭的天伦之乐，而且也影响了人们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因此他主张用自由恋爱代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用独立、自由思想改造传统的婚姻观。
其次，抨击“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道德说教，提倡兴办女学，培养妇女的知识能力，以“开启民智”，“兴国智民”，“振二千年之颓风，拯二兆人之吁命”。〔5〕封建卫道士认为， 才学是同性情品德联系在一起的，妇女有了自由思想和抒发情怀，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不会驯服好使，甘当奴隶了。儒家的“七教”对妇女的教育目标就是“女憧憧，妇空空”〔6〕，整日里“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 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说教，是使妇女沦为奴隶的根源。梁启超在1897年所拟的《倡设女学堂启》中，就把美国、日本的强盛，归于女权的兴起和女学的创办。他说：“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盛。女学布
，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7〕因此， 他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将女子受教育作为女子经济独立，“自养”谋生的手段，并且力陈女学不兴之害是“率二万万有用之才而置之无用之地”，“而我国积弱之本，自妇人不学始”。这就把兴女学提到了“保国”、“保种”、“保教”的高度〔8〕。在维新思想家的呼吁下，19 世纪末兴办女学蔚然成风。
再次，革除缠足陋习，培养妇女的自尊、自爱意识，使妇女从精神到肉体都得到解放。缠足陋习是封建妇道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妇女不仅被“三从四德”的纲常说教紧紧束缚着，而且还要“施缠足之天刑而戕贼其体于焉，限闺门之跬步而颓丧其精神焉”，来满足男性的优越感和享受欲。这种“沿习至深”的恶俗是“种以之弱，国以之贫”的重要原因。因之，“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害种者”，害种之事“莫于缠足。”〔9〕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把禁止缠足同整个国民的素质和救亡图存联系起来，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明令禁止缠足。
近代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在解放妇女方面所作的宣传倡导和实践，无疑是一股清风，一泓碧水，给纤弱、沉闷的女性世界注入了兴奋剂。女学的问世，各种维新报刊的出现，使吴芝瑛、秋瑾、唐群英等一些思想先进、文采昭曜的女性们大大开阔了眼界，思想上起了较大的变化。她们从深闺中走出来，参加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开展拒俄运动时，许多女学生加入赤十字社，决心随同义勇队北征。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一批女性先驱象秋瑾、陈撷芬、何香凝、林宗素、唐群英、蔡惠、方君瑛、吴木兰、曾醒、郑毓秀、赵连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武昌起义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时，武汉、上海、浙江、广东等地的妇女，纷纷组织女子军，要求参战。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一部分参加资产阶级革命的妇女，掀起了女子参政热潮，要求实现“男女平权，女子参政”。“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唐群英等上书孙中山和参议院说：“兹幸神州光复，专制变为共和，政治革命既举于前，社会革命将取于后，欲弭社会革命之惨剧，必先求社会之平等，欲求社会之平等，必先求男女之平权，欲求男女之平权，非先与女子以参政权不可。”〔10〕从而把近代妇女运动推向最辉煌的短暂瞬间。然而随着辛亥革命的夭折，袁世凯窃国和复辟封建专制后，勒令解散了各种妇女团体，女子参政犹如一颗流星划过天空，中国的女权运动自此消沉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世纪，尽管当时的启蒙思想家和革命家为实现男女平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疾呼，大有冲破封建罗网，使呼吁由呐喊进入实践之势，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当旧的经济结构没有被打破，人们的经济关系还没有大的变化的时候，诚如经典作家所说，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
今天，站在世界妇女运动发展的高度，重新探讨中国近代妇女运动中断的原因，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由于其社会基础、经济条件尚不具备，从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兴起直到辛亥革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建立，解放妇女的宣传者、倡导者、组织者都是男性，在政治斗争的需要下，他们唤起了处在深闺中的女性的民主意识，并同日渐觉醒、但未获得经济自主权的先进的妇女构成了近代妇女运动的主体。同西方女权运动相比，这是一场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妇女运动，而不是妇女解放运动。由于他（她）们最终“不肯研究自己”（鲁迅语），所以当男性思想家高扬起“解放妇女”的大旗时，却注定中国的妇女要为实现“妇女解放”的伟大理想，付出更大的勇气和代价。
影响西方女权运动兴起的主要因素是经济的变革，经济的变革使大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一向被男子所独占的领域。她们通过参与全民族的公众生活，开阔了视野，表现了非凡的能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认识到自身利益和阶级利益，为自身的彻底解放创造条件。在走向“男女平权”的漫长进程中，她们自己举起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动摇了父权制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她们对女性所存在的价值和本身所具有的自然潜质进行科学的发掘和反思，从而发现了女性自身被压抑了多年的自然潜质，从此她们不必再为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而依附于男子，她们完全可以从自己的自然潜质出发，而不是从男性的尺度出发，充分利用自己性别的优势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从而走向女性主体的自我回归。
中国近代的妇女运动产生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日益严重，民族危机、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在这样一个强敌四逼，外侮日深，政治斗争剧烈，新旧观念交替迅速的时代，虽然中国封建的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遭到了冲击，封建的伦理纲常不像过去那样牢不可破，但作为从封建士大夫阶层中分离出来，受过传统文化陶铸的思想家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封建“大一统”观念和“三纲五常”伦理规范对他们的束缚。所以，他们在打出“男女平等”这面大旗时，虽然也不乏对于被“奴隶于礼法、奴隶于风俗、奴隶于社会、奴隶于宗教、奴隶于家庭”的妇女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但是却包含着维护清朝统治的内容。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家踏着维新志士的躯体，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殊死的搏斗。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家还是辛亥革命家，“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以及建立现代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一系列紧迫任务，使得他们一开始就把解放妇女同反清、反帝的斗争结合起来。尽管他们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方面也认为应首先“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但是一旦民主与民族，个人与社会，启蒙与救亡发生冲突时，前者都毫无例外地让位于后者。这种历史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当思想斗争与现实的政治斗争密切相联，并服务于后者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思想家和革命家都不可能通过研究、培养、健全男女双方的人格进而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作为男性群体的代表，他们并未对自己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没有通过对传统的自我否定来获得精神上的彻底解放。而中国的妇女是在男性思想家的启蒙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她们认同了男性思想家的观点，一开始就把斗争的矛头顺理成章地对准了旧的社会制度，并且还把在父权制下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的男子当做理想的化身。她们希望挣脱封建的枷锁，做一个像男子那样生活的人。这就使近代的妇女运动从一开始就显露出了“男性特色”庇护下的“男强女弱”的端倪。
秋瑾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在新思想的召唤下，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东渡日本，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她在列举了欧美国家妇女的处境后，感慨万分，“我国女子相比并，一居地狱一天门，难道我辈生来不是人？”〔11〕因此，她办女报，皆在唤醒女界。但就是这样一位“不仅为民族解放运动，并为妇女解放运动，树立了一个先觉者的典型”〔12〕，仍然在心灵深处为自己是女儿身而自卑和苦恼。她在《敬告姐妹们》一文中说：“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是常常的滴着，生活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13〕因此，她认为，妇女要解放，必须首先改变这种生活方式，连服饰、举止一并改变；她希望自己从外观到心灵都趋向男性。她说：“我对男装有兴趣。……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然后直到心灵变成男子。 ”〔14〕秋瑾在留学期间和回国后，一直是男装打扮， 或穿月白色竹布衫，梳辫着革履；或穿长袍马褂；或穿男式西装，头戴鸭舌帽。在20世纪初，女尚男装成为一股新潮。一批妇女解放的追求者，为一扫女性的柔弱气，纷纷着男装，其意在装束方面扬弃女性服饰打扮，进而从心灵上认同男性，以达到男女平权。
从这里，我们看出了一个有悖于“男女平等”旨意的事实。妇女解放就是要打破几千年来“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格局，结束女子对男子人身的依附和被奴役。但是在妇女解放过程中，许多妇女则认为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就是妇女向男性的自觉靠拢和看齐，这种意向集中体现在“男人能办到的事女人也能办到！”这句以男性为基准的口号上。这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的重弹“男主女从”的老调：男人还是永不陨落的太阳，女人则还是围绕太阳旋转的月亮；从前女人把男人当做她唯一面向的目标，现在她依然把男人当做她唯一的楷模；从前女人是卑下的，现在她仍然觉得做女人没有价值，只有把自己修成“七宝金身”的男人，才是自己的解脱之道。如果女人都变成了男人，那么还侈谈什么“男女平等”呢？
“兴女学”是近代妇女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20世纪前后，在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呼吁倡导下，“通都大埠之间，女校相继成立。”〔15〕有人约略统计，到五四运动前夕，全国各类学校已有女生18万人〔16〕。女学的兴起，是我国女子教育的开端。许多青年妇女从这里受到了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教育，为她们进一步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唤起自身的觉醒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兴女学”同“保国”、“保种”、“保教”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就决定了女学的教育内容不会有冲破封建主义罗网的推陈出新。梁启超在他所拟的《女学堂试办略章》中规定“立学大意”是“学堂之设，悉遵吾儒圣教，堂中亦供奉至圣先师神位。”〔17〕并且还说：“凡真正苦节之女，即非醴泉芝草，亦破格栽培，勖以专认师范一门，秉贞母女之赋畀，先觉觉后觉，或冀形端表正，防微杜渐，其庶几乎！”〔18〕这不仍然是要培养大大小小的贞妇烈女吗？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府在20世纪之初举办“新政”，它在《学部奏宣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的教育方针是“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媺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纵之癖习。”〔19〕总之，近代的女子教育，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直至“五四”前后，一直是遵循着“相夫教子”、“贤妻良母”式的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充满了“三从四德”的陈腐观念。这种遗毒流传之深，至今我们仍可以社会生活中见到它的阴影。
妇女参政是衡量妇女取得社会生活自主权的标志。但在辛亥革命中，面对妇女参政热潮，孙中山只是说：“女子应否有参政权，定于何年实行，国会能否准女界设旁听席，皆当决诸公论，候咨送参议院决可也。”〔20〕而《临时约法》不仅没有明确规定男女平等的政治权利，而且公开剥夺了妇女的被选举权。《参议院法》第2 章第五条规定：“中华民国之男子，年龄满二十五岁以上者，得为参议员。”〔21〕至此，这场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妇女运动终因女子参政的失败划上了令人遗憾的句号，这也是历史的必然。
综观中国近代具有鲜明“男性特色”的解放妇女运动，它所给予妇女的权利是十分有限的。由于思想家把解放妇女视为社会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旦他们认为目的已经达到，就开始重弹封建伦理的老调。这种在男性庇护下的妇女运动似乎是走进了一个怪圈，一方面由于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不具备，长期以来在封建礼教的愚化和奴化下，广大妇女已习惯了被奴役的生活。她既不可能也不具备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客观环境。在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她需要男性思想家的启迪和组织。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男性思想家尚未摆脱传统大男子观念的束缚，长期以来在封建礼教的熏陶下，他也习惯了这种“男主女从”的格局，他不会也不可能以两性间真正民主、平等的精神，呼唤女性要用自身的主体性的充分发挥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对于这样的结局，孙中山曾经意味深长地说：“文之意，今日女界宜专由女子发起女子之团体，提倡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力量乃宏，然后始可与男子争权，则必能得胜也。”他还奉劝妇女“切勿倚赖男子代为出力，方不为男子所利用也。”〔22〕李大钊曾就妇女运动中妇女模仿男人的行为尖锐地指出“有许多人说，男人做什么，她们可做什么。她们可以把男子的行动来做她们的模范。但女子总是女子，这模仿男子的法子是做不到的。……女子万不能要学做男人，就禁止使用她们天生的特别性情。即使做得到，也是一件极蠢的事。”〔23〕因此他主张男女两性在政治上发展机会均等，阶级可变动、消泯，“独有男女两性，是一个永久的界限，不能改变，所以两性间的Democracy， 比什么都要紧。”〔24〕大师们的话道出了妇女解放的症结所在：其一，妇女解放实质上应该是“自己解放自己。”如果没有妇女的主体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自我觉醒，没有妇女对自身价值的科学反思，没有妇女自主自立的自强精神，那么妇女永远也走不出“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藩篱。其二，妇女解放也是“人”的解放。它是男女两性在反对封建伦理观，建构新社会伦理观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对自我的否定来不断完善自我，从传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规范中真正解放出来，以实现男女双方向“人”的主体回归，这才是“男女平等”，人类亲和力的源泉。
注释：
〔1〕《太平天国印书》。
〔2〕康有为：《大同书》。
〔3〕〔4〕康有为：《大同书》。
〔5〕〔7〕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798页。
〔6〕《大戴礼记·主言》。
〔8〕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女学》。
〔9〕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
〔10〕《时报》，1912年1月20日。
〔11〕秋瑾：《精卫石》，未完稿。
〔12〕〔13〕《秋瑾集》第5、14页。
〔14〕小野和子著，高大伦编译：《中国女性史——从太平天国到现在》，第63页。
〔15〕《中国新女界》发刊词。
〔16〕〔17〕彭明：《五四运动史》，第624页。
〔18〕〔19〕彭明：《五四运动史》，第800、801页。
〔20〕〔21〕《临时政府公报》第9、55号。
〔22〕陈立旭：《两性之争》，第159页。
〔23〕陈立旭：《两性之争》，第155页。
〔24〕《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