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转型期可能面临的社会危机问题的分析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13(2006)04-0074-03
一、我国转型期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问题和群体
当前我国正处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既是现代化建设承上启下、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机遇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集中凸现期。在不同的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地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危机和问题。每一领域的局部危机和问题都有可能引发全面危机，进而演化成激烈的社会动荡。据一项对98名国内外政府专家和非政府专家的调查显示，中国2010年前发生重大危机的领域主要在社会领域(41.25%)、经济领域(35%)和政治领域(7.5%)。存在的若干危机因素主要有：失业问题、“三农”问题、金融风险、贫富差距、生态环境、台湾问题、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中美关系、全球化和外贸、周边安全、人事更迭、治理问题、民族问题、艾滋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国有资产流失与金融危机问题等等。对于中国可能发生的危机，专家们关注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最多，均占26.39%[1]。社会危机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所谓公共危机，如城乡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缺乏基本生活保障问题、教育危机等。据“我国社会稳定研究课题组“2000年和2001年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对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都集中在五个大问题上：下岗失业、腐败、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社会治安恶化；农村居民2001年关注的五大问题是：农民负担过重，腐败官僚主义，贫富悬殊，社会风气败坏，失业下岗人员增加[2]。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角度看，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可能引起社会危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潜在问题主要有：
（一）农民问题。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三农”问题的严峻形势无法根本改变。“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当前农民问题主要是：一是农民的相对贫困化问题，农民收入基本停滞不前，而且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二是农民工国民待遇问题，农民工并没有因为进入城市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身份上依然是农民，城市的福利，包括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与他们无缘。三是农民失地问题，土地被征用后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根基，又没有在城镇就业的本领，成为“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四是农村富余劳动力及其向城镇转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据测算到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将达到50%以上，5年内将有1.2亿农民将进入城镇[3](P64)。农民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将使他们被排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之外，边缘化程度不断加强，其为自己的生存空间而进行的“维权”抗争活动，将在客观上积累社会冲突和爆发的能量。据统计，1993年全国范围内由“维权”抗争活动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共8700多起，此后一直保持快速上升趋势，1999年总数超过32000起，7年间增加了3倍，最近三年（2002-2004年）均保持在40000起以上[4]。
（二）失业问题。失业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危险问题。我国人口众多，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长期存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目前的问题是失业率居高不下、持续上升，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部分高校毕业生就业、失地农民就业以及农村富裕劳动力转移等问题相互交织、十分复杂，特别是部分困难地区、困难企业、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将长期存在。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有限的劳动力需求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劳动力市场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在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期内，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根据测算，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加上上年结转的1400万失业和下岗人员，需要安排就业的达2400万人。按经济增长8%～9%计算，年度劳动力供求缺口仍在1300万人左右[3](P446)。
（三）贫富差距问题。分配不公是社会不稳定的终极根源。它不仅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而且是危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在国际预警范围之内，属于世界上收入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根据长期从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等人对国家统计局资料的计算，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由1988年的0.35上升为1997年的0.40，当计入偷税漏税、官员腐败、集团消费转化及其他非法收入之后，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由0.42上升为0.49。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实际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5，属于世界上收入分配不平等比较严重的国家[5](P14-23)。
分配的不平等反映了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包括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教育差距。据有关调查统计，10%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与10%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之比，2003年为9.1∶1，2004年增加为9.5∶1。地区差距在中国东、南部与中、西部之间还在进一步扩大。最高收入家庭出自广州市，最低收入家庭出自兰州市。据统计数字，人均收入最高的广州市，2001年人均月收入为1247元，人均收入最低的兰州市，同年人均月收入是430元，两者相差近3倍。从1988年到1995年间，北京、广东、江苏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甘肃仅为3.9%[6]。根据2004年中央党校对百名高干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所列15个问题中，2004年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严重的问题是：“收入差距”(43.9%)。与前几年的调查结果完全一致，“收入差距”再度成为头号最严重的社会问题[7]。
社会不平等对于社会稳定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未来一个时期内社会差距缩小的政策环境不会有很大的改观，贫富差距问题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遏制，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将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趋势。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差距拉大的最简单结果是社会安全，特别是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将受到极大伤害。近年来，中国公众对社会问题抱怨最多的就是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导致社会积怨加深，它的迅速积累可能演化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或者当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这种积怨会成为“燎原之势”。
（四）腐败问题。腐败问题是中国社会中最具破坏性的社会问题，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的生死存亡问题。因为其与市场化初期的体制缺陷联在一起，而目前又无特殊手段杜绝，也无手段可把腐败行为对社会的消极影响限制到最低程度。从中央纪委系统1996年以来连续6年的调查中，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中的头号问题，1996年为通货膨胀，1997-2000年为腐败，2001年转为失业与就业，腐败居第二位。从中央党校课题组的调查看，地厅级党政干部对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或问题）的回答，2000年集中在五大问题上：腐败、国有企业、收入差距、下岗失业、农民负担；2001年党政干部认为社会形势中最严重的头号问题依然是腐败问题。腐败问题连续3年位居榜首[2]。根据2004年中央党校百名高官的问卷调查，“腐败”问题的位置，仍然居第三位[7]。目前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时期：一是从发案的总量上呈上升趋势，二是一般官员和中高级官员的涉案情况均趋严重化，三是腐败行为在各类官员中均呈加速蔓延之势，四是腐败行为广泛涉及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腐败行为的普及、蔓延导致的后果是：经济秩序混乱、贫富差距扩大、人心丧失、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党群关系紧张、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执政合法性的丧失。
（五）民族宗教问题。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宗教问题始终是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主要问题。世界“两极”格局解体后，被两大阵营长期压制的宗教问题、民族矛盾凸现出来，相互交织和激化，已经成为局部战争、局部动荡、局部紧张的主要因素。在国际因素的影响下，目前我国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和民族冲突问题。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把对本民族的认同放在首位，对超越民族界限的国家政治认同不感兴趣。同时各种敌对势力对各少数民族的拉拢、争夺也成为极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重要因素，它们越来越注重利用宗教、民族问题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另外，由于民族之间在血缘、地缘、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习俗方面产生的差别和冲突是我们社会稳定面临的长期问题，在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宗教方面非法组织活动对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日益加剧，逐渐成为一股“势力”，控制的群众数量庞大，对群众的影响在不断增大，极易被境内外别有用心的人员插手利用，成为影响社会政治稳定的隐患。
（六）治理危机问题。治理危机包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腐败问题、法制建设问题、互联网管理问题、政治危机问题、公共卫生危机、公共安全危机、教育危机、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贫困差别的扩大、公开参与政治制度改革问题、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执行不力问题，以及政治改革滞后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和长期存在，将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危机。同时，由于社会阶层加速分化，人们的利益也越来越具体和多样化，政府如果照顾不到这种利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在政策上不能反映人们已经细化的利益愿望，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一部分阶层的支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别干部的贪污腐败、欺压百姓、违法乱纪、执行政策时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导致人们对政府治理缺乏信心，对政府信用、能力和政府政策效率与透明度问题缺乏信心，从而可能激化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进一步的社会危机。
（七）信仰危机问题。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价值观念和信仰能否为社会大多数成员所接受和认可。目前我国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社会转型，加之长期缺乏民间信仰体系，导致群众对主流价值观念的认同感降低，不少人失去信仰、理念、意识形态的支撑。信仰出现危机是社会不稳定潜在的深层隐患。在互联网等现代电子传媒广泛应用的情况下，人们思想文化交流呈现出分散性、便捷性、跨国界等特点，我们面临着西方意识形态、文化的扩张和渗透的压力。同时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进一步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增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日趋蔓延，小生产思想观念、封建残余思想观念、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观念相互渗透、相互激荡更加突出。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段、不同居住地域的群体中，价值观念出现较大的差异，导致的结果是目前民众信仰呈多样化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和信仰的多样化将导致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和主流价值观念产生怀疑和动摇，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思想基础。
（八）网络管理问题。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乃至社会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目前我国网民已达1亿多。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也有负面影响：一是网上恶意炒作煽动突出，境内外敌对分子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互联网造谣煽动、炒作热点问题明显增多；二是网上非法组党结社不断；三是利用互联网串联活跃，在2005年四五月份发生的民间涉日活动就是以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为主要联络手段进行网上策划、串联、动员的；四是网络违法犯罪率快速增长。互联网已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进行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的重要平台和重要工具。如何有效地加强对互联网的管理，如何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导向争取主动，已成为我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一个迫切问题。
（九）涉外管理问题。涉外管理问题是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复杂问题。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内外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日益频繁，涉外领域逐渐成为近年来新出现的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特殊领域。
与这些问题紧密相关，我国社会中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关注的群体，主要有：一是失业群体，包括城镇失业下岗人员、高校毕业生待业人员、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失业人员。二是贫困群体，包括农村绝对贫困人员（年人均收入不足668元）、城市贫困人员以及失地农民中的贫困人员。三是流动群体，城市农民工和水电工程移民是流动群体的构成主体，截至2004年城市农民工已达到9900万人。四是信教群体，基督教非法组织活动猖獗，还有邪教组织裹胁了大量群众。五是极端群体，包括：易受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暴力恐怖主义思想影响的群体，易受宗教思想影响的群体，受民族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六是网络群体，由于互联网已进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工作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对互联网产生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加上网络具有互联互通、快速即时、匿名隐身、跨地域无国界等特点，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大学生、知识分子、白领阶层等都把网络作为表达思想、发表意见、讨论时政、传播消息、发泄不满、进行串联等活动的重要平台和主要渠道。目前，这些群体很容易借助QQ、MSN、BBS、E-mail等，就某个社会问题、突发事件、一个话题、共同兴趣等，在网上迅速“呼应”和形成大规模集会。七是涉外群体，包括境外人员的聚居区以及大量外资公司、外国驻华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人员在日常交往中形成的活动圈子。
二、对我国转型期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的分析与思考
上述群体中具体情况虽各有不同，但大多数群体（除网络群体、涉外群体外）具有共同特征：一是弱势化。多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拥有的资源越来越有限，而且随着社会转型正进一步弱势化。二是边缘化。多数群体在社会分层中趋向底层，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和有效的渠道表达自己的诉求，虽与主流社会群体共存但却随着社会变革一步步被边缘化。三是趋同化。多数群体存在着与贫富差距相联系的阶层意识和群体意识，而且逐渐对同处“社会底层”具有很强的“我们感”。四是心理失衡。多数群体都存在对社会不满情绪和挫败感，深怀“仇富”、“仇官”情结。这些特征典型地显示出这些问题和群体可能蕴涵的社会危机。特别是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由这类问题和群体引发的社会冲突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偶发性。激发这些群体走向大规模社会冲突的“突破口”、“导火索”往往是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事件，因而往往很不确定，很难事先准确预测。如2004年重庆万州事件，因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与挑夫争执吵骂，引发围堵交通、冲击政府机关以及打、砸、抢、烧等群体性事件。
（二）组织性。由于这些群体相互之间多以共同的利益诉求、思想信仰或者业缘、地缘、血缘关系聚集，很多人有相同的生活背景甚至居住在相对集中的地区，因而具有相当强的组织资源。如法轮功等邪教组织人员、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等，往往因为共同心理和思想意识、利益诉求或者“讨薪”等具体行为，会很快组织起非法聚集、上访等统一行动。
（三）突发性。涉及这些群体的一些问题，有些只是简单的、单个的社会管理问题、治安案件或者刑事犯罪，但是十分容易引发相关群体借此表达不满乃至社会同情，因而很容易在极短时间内演变成众多人员直接参与或间接声援、炒作的大规模事件。
（四）扩散性。这些群体由于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往往具有很强的群体意识和群体归属感，因而其个体性问题极易扩散到整个相关群体乃至全社会。如下岗失业群体、农民工群体、城市拆迁户以及所谓“浙江村”、“新疆村”、“库区移民村”等，都具有很强的群体意识，一旦群体中某个人利益受损或出现与群体相关的事件，往往很快会扩散到整个群体，上升为集体对抗。
（五）无序性。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这些群体具有普遍的不满情绪，极易引发无序的群体性情绪宣泄，催化社会动荡。如2005年上半年发生的涉日游行，参与者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有组织的或相互有联系的群体，他们只是在相同的“仇日”情绪支配下付诸共同行动。
这些特点凸现了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当前维护社会稳定的难度。特别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警惕的是，这些问题和群体中的相当部分都是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快速转型的背景下出现和扩大的，因而会极大地影响、冲击整个社会心态。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必然会导致社会积怨加深。一旦长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遇到某个“燃点”被“点燃”，就可能会使个性问题共性化、局部问题全局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国内问题国际化、非对抗性矛盾对抗化，从而引起局部社会不稳定，进而引发全局性社会动荡，造成整个社会的危机，危及国家安全。这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多种措施认真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收稿日期：2006-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