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集体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中央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受种种考验，把握前进方向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前后，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出现了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时期，对于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是一个不平静、不寻常的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经受各种严峻考验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和成熟起来的。
1.经受了一场国内外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1989年春夏之交，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从这一年的下半年开始，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接连出现政局动荡。西方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互相呼应，发动了咄咄逼人的和平演变攻势，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则以各种形式同历史的逆流进行了奋力抗争。总的看，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世界性较量中，进退相间、胜负交错。在中国，经过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捍卫了社会主义重要阵地。
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当时，西方联合制裁中国，经济滑坡，外资剧减，市场冷清。国内不少人对改革开放产生了怀疑，集中在一点上，就是如何看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卓越的政治智慧，领导全国人民在很短时间内突破了国际封锁，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既没有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又避免了做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国的悲惨结局；既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安全和稳定，又毫不动摇地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在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的推动下，中国胜利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2.经受了一场国内经济领域风险的严峻考验。自1992年下半年后，中国经济在大踏步前进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93年6月24 日印发了《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提出了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稳定金融形势等16条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当时，尽管这些措施落实起来有相当难度，但是，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从大局着眼，运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行政的经济的手段，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在1996年底，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软着陆”，打击了无理性、无秩序的泡沫经济，捍卫了经济理性，加强了中央的权威，保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次宏观调控，得到了国际政界特别是金融界的高度评价，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驾驭经济的能力得到举世公认。
3.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的严峻考验。1997年下半年，亚洲发生了一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其危机的冲击下，从理论界到企业界，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呼声时有耳闻。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顶住了这些压力，权衡再三，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中国的判断是，人民币不贬值并非逆市场而为，虽然不贬值使部分出口产品失去了比较优势，但小幅贬值作用不大，大幅度贬值只会加剧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结论是，不贬值利大于弊。除了经济上的考虑外，从政治、外交的角度看，人民币不贬值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被投资者看作“长期利好的国家”。从而使我们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中保持了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局面。
4.面临并经受着经济体制根本转型的严峻考验。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区别。因此，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场社会变革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坚决反对一切抽象的改革方案，冷静面对一切动人的改革口号，彻底摒弃一切“左”的与右的政治幼稚病，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保持积极、稳健和正确的方向。
二、高举伟大旗帜，推进伟大事业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深刻认识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胜利推向未来，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因此，他们面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成功地把握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保持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
1.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完整、 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80年代末，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刚刚组成时，他们就明确提出：“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经过十年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所认识和接受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旗帜。”在党的十四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得到确立，党的十五大则在修改后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的地位。
为了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重视完整、准确地掌握和阐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开始，党中央就把全面、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一件大事”“一项根本任务”来看待，着力强调邓小平理论的系统性。为了完整、准确地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勇于和善于纠正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偏差。对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和可能出现的对邓小平理论的某些误解和认识片面性，他们总是敏锐、及时地提醒全党警惕并予以纠正。这就表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科学体系、基本原则和精神实质上把握邓小平理论的，并且始终坚持用完整准确的邓小平理论去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
2.在大局的把握上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注意从大局上把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十分注意从宏观上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政治和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不仅科学地分析和指明了实践中的各种重大关系，制定了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的方针和原则，而且注意在实践中妥善解决关系大局的关键性问题，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真正落到实处。
3.在方法上善于抓住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主要环节。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中注意总结经验，探索实践规律，抓住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主要环节，从而把邓小平理论一步步地转化为全党的实践，把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想一步步地变成了生动的现实。
党的十四大规划和制定了到本世纪末全党的奋斗目标。十四大以后，党中央曾先后召开了七次中央全会，贯彻落实十四大精神。其中十四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分别就构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制订“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作出了决议和决定。这几次中央全会通过的决议、决定，都是把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一系列设想付诸实施的具体方案，是实践邓小平理论的具体化。它们既有方针原则的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既有总体的布局，又有突出的重点；既有长远的目标，又有分步的实施，这样就及时指导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工作，全面推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制定了跨世纪发展的行动纲领，提出了到下世纪中叶我国建国一百年时的奋斗目标。
4.在方向的把握上，坚决排除“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影响和干扰。我们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平坦大道，难免会遇到预想不到的艰难险阻和突发事件的考验，难免会受到来自“左”和右两种错误思想倾向的影响和干扰。每当遇到这些情况时，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总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排除错误倾向的影响和干扰。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发表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立即向全党发出学习这个重要谈话的号召，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科学论断，从而为党的十四大召开准备了有利的思想、政治和组织条件。十四大乘着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的强劲东风，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了一个新阶段。1997年2月，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国内国际都注视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在这个关键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悼念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重要文献中，向全党庄重宣告：坚决继承邓小平遗志，高举邓小平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党的十五大，江泽民科学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一次系统、完整地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世纪的发展作了全面部署。随着十五大精神的贯彻落实，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出现了更加兴旺发达的新局面，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三、着眼新的实际，创新科学理论
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定地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的同时，他们又不是教条式地学习、运用邓小平理论，而是始终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这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注重把邓小平理论具体地运用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将理论变为亿万群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二是根据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使理论得到补充与完善；三是依据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提出的要求，积极解决新问题，探索新规律，创造新理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运用与发展邓小平理论，大力倡导新的学风，着眼于新的实践与新的发展，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特别是其中的一些新思想、新观点、新概括，集中体现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邓小平理论，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的重要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在理论上的结晶和升华。
第一，对邓小平理论的科学内容、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出了新概括。十四大报告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十五大报告则明确使用“邓小平理论”这一更为鲜明简洁的概念，进一步指出了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的实际”，明确肯定了这一历史阶段的长期性和不可逾越性，并且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而把邓小平理论中的根本问题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三，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和突破。在完善所有制结构方面：（1）指出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 ）重新界定公有制的内涵和外延，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3 ）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作出更符合实际的解释，即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即控制力上；（4）肯定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不能笼统地说它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提倡和鼓励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5 ）重新确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位置，即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方面，以坚持原来所说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同时，首次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此外，诸如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关于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方面，关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方面，关于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关于拓宽消费领域，引导合理消费，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充实精神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等等，都是颇具新意的意义深远的决策和举措。
第四，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问题上，完善和发展了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从而把我国政治生活中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严格依法办事这三个要素和主要环节统一起来。在法制建设领域，有针对性地强调了立法、执法、司法、普法教育四者协调推进；规定了执法责任制和评议考核制，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等。
第五，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问题上，要求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出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和人才资源的开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使文化建设的地位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第六，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上，从党的历史任务、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对腐败、从严治党等六个方面，总结了我们在新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主要经验，强调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号召兴起一个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的新高潮，在全党造成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提出建设一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告诫全党，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并确定了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的原则等。
所有这些，都是对跨世纪发展中国内外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高瞻远瞩的深刻判断，表明我们党在政治上理论上的更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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