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地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应该继承发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研究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著名地理学家理查德·哈特向在《“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一书中指出：“今天地理学三大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是地理学与历史学的交错关系”，并辟有专章论述“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系统介绍了索尔等学者的“史地结合”的学术观点。其实很早以前，中外一些学者就进行了史地结合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方法，最显著的特点与优势是将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有机结合，注重人地关系的探讨，从而使史、地研究具有较强的整合力与透视力。尤其是在历史学的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克服了仅仅从人类社会系统内部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局限，注重在自然史的大背景下研究社会历史，在人地关系的原则中探析社会发展，具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高远学术境界。应该说，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正途。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史、地学术界在近现代以来似乎把这一优良传统抛弃了，长期陷入“见史不见地”和“见地不见史”、主体与客体分离的研究误区，造成“史地结合”学术研究历史的断裂。今天有必要进行反思，恢复和发扬时空结合、主体与客体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传统，复归史地结合的科研方法，充分发挥史地结合的学术优势，拓展史地综合研究的新天地。本文试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角度对史地结合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 社会历史与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载体，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与舞台。社会历史的进程不能脱离人类在时空上所处的特定地理条件，历史上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在地理环境之中进行，并与之发生水乳交融的关系。正是由于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制约，人类才在历史的长河中演出了一幕幕改造自然与社会的异彩纷呈、有声有色的活剧[1]。 地理环境是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历史与地理之间有着血肉般的联系，这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
以原始社会论，没有热带、亚热带丛林，没有第四纪冰期降临，没有自然环境适度变化，生物进化史上就不会产生“人猿相揖别”这一质的飞跃；没有自然灾变或环境变迁，就不会产生古人类远距离大规模的迁徙，从而促使原始文明的交融与进化；没有自然界的压力，就不会促使社会形成和生产力进步。原始人类之所以联结成社会，从根本原因来说，在于其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中实现自我保存和发展。而原始社会的生活与生产资料都是直接来自地理环境。这一时期的人地关系基本上是大自然主宰人类的命运，地理环境作用居主导地位。
以奴隶社会历史而论，四大文明古国的早先诞生与兴盛均具有特定的地理条件，即位于亚热带、暖温带地区和大河中下游流域。剩余产品的出现，私有制的产生，均离不开特定的地理背景。某些古典文明的兴衰更直接与气候变迁和生态环境的变异息息相关。
以封建社会历史而论，游牧民族的几次大规模南侵，草原与农耕两大纬向地带的地域分异所形成的巨大经济、文化反差是其地理基础，而气候变迁则是其天然动力；农民起义在时空上有一定地理规律可循，如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北方甚于南方且多发生在严重自然灾害之年；历史上的屡次南北抗衡多以北胜南败告终，显然与地理背景的伟力作用有关；封建割据无不以自然隔带（山脉或大河）和经济核心区（富庶的平原或大盆地）为地理条件；中华文明东移南迁与中纬度地带自然环境的变迁密切相联；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外封闭、内活跃”的地理条件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以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而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先在地中海沿岸萌芽，继而在西欧临海国家或地区开花结果，显然与这一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开放的地理环境以及丰富的“生产资料的自然富源”等地理条件有关。公元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则对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产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地理环境的开放或封闭程度的不同，区位条件的优劣，自然资源的差异，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工商文明在欧洲各地产生的时间先后不同。
最后就现代社会的发展而言，澳大利亚之所以称为“骑在羊背上坐在矿车里的国家”，日本之所以成为外向型经济强国，当今世界上的东西差异与南北矛盾以及普遍存在着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经济发达的规律等，都离不开特定地理条件的影响与制约。在未来的后工业化阶段或生态文明社会时期，生态环境质量及区位条件、某些资源因素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无疑会更为显著。当今及未来社会发展的指针——“可持续发展理论”则是环境反馈作用及人类对社会历史进程反思的产物。
古今中外学者对地理环境重要作用和史地之间的密切关系不乏正确认识和精辟论述。例如，我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学研究中非常重视自然环境作用与人地关系，他治学有一句名言，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地理与历史，最有紧切之关系，是读史者最当留意也”[2]。“历史者， 因空际时际之关系而发生意义者也”。“史迹为之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3]；当代著名史学家许倬云〔美 〕认为：“地理环境不仅能决定古文明的发展方向，也影响后期文明的发展”[4]；伟大领袖毛泽东也认为历史与地理有密切关系， 他曾指出：“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5]。 外国学者关于地理环境作用和史地关系的研究比中国更多，大多论述也更为明确。例如，康德认为：“地理乃历史之基础”；“地理是静止的历史，历史是变动的地理”。洛克指出：“地理与历史之关系，一如肉体之精神”[6]。 恩格斯在研究爱尔兰历史时，首先是从地理环境入手，再进入社会历史与经济的考察。哲学大师黑格尔更是有着许多有关地理环境作用及史地关系的论述。最值得一提的是，麦金德的《历史的地理枢纽》之所以成为“改变世界的巨著”，主要原因在于它用地理空间的观念看待历史及全球政治。近年世界公认的历史学中的新兴学派——年鉴学派与生态学派，在研究历史方面继承了维达尔的地理学人地观，都主张把历史现象放在一定时空范围加以考察和理解，拓展和深化了史学研究。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敏锐地认识到，史地两学科密不可分，合则皆兴，离则俱伤。
我们认为，地理环境作用始终应该是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某种角度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实质上是人类活动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及其相互制约的社会内部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离开了地理环境就不可能科学而全面地说明社会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因为人类是自然之子，人类社会存在于地理环境这个基础之上，人类历史的基础存在于人化自然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之中。每一段人类的历史都凝结着地理因素，地理环境的性质在一定条件下可引导历史的走向和决定文化的特质。只有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其具体作用，才能正确而全面地了解历史、文化的衍生背景及其形成机制，才能发现历史事象隐含的某些奥秘。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中的诸多疑案也只有史、地两个学科的工作者携手攻关才能较好解决。对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作自然—人文因素综合考察的方法，理应是历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正途与方向。
2 对史地分离学术研究现状及其原因的反思
早在3000多年以前，历史学与地理学就成为密不可分的综合性学科。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类最初对待史学和地理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水火不容”[7]。在近现代，由于种种原因， 历史与地理学科之间的有机联系被人为地割裂了，造成“史地分离”的不良现状，这种状况在我国和前苏联尤为严重。可以说，“历史学对地理学的一切关怀，基本上被简化为一个问题：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批判。”[8] 长期以来，许多历史学家或历史理论家都将历史理解或界定为回忆、传统和重大历史事件，而看不到历史的真正基础在于人化自然的创造”[9]， 置地理环境的重大作用于不顾。一度时期，我国史学界深受“左”的思潮的影响，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完全写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殊不知，人类的历史同时还是一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历史），尤其轻视地理背景及人地关系的分析，极少“究天人之际”。“在最近一二十年前，历史学似乎放弃了空间的观察尺度，只固守着时间这一条线”[10]。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史地分离”的状况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变。试翻开我国近些年出版的众多历史专著与教科书，很难发现有关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背景或地理环境作用的论述，不少历史问题的阐释，给人有些“踏空”或“失重”的感觉。这种重主观轻客观、重人轻地的学术风格乃至“地理虚无主义”的倾向比较明显，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史学研究大相径庭。例如，法国历史学家的著作都很强调历史背后的地理原因，许多史学著作中都设有地理导论一章，注重研究历史的地理基础及社会历史事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国学者善于处理历史学与地理学的关系，以致有些西方学者认为“每位法国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地理学家”[11]。法国许多大学至今仍保留着史地合系的专业设置传统。美国历史学界与地理学界也比较重视史地结合的学术传统。笔者曾阅读过〔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远古以来人类生命线——一部新的世界史》，颇有感慨。该书作者打破了以人物和事件为中心叙述历史的传统，选取了自古到今始终与人类生命线生死攸关的四条“生命线”（生态环境、两性关系、社会关系、战争）展开分析，书中对地理背景、生态环境予社会历史进程的影响非常重视，读之令人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目前国外史学界正日益重视地域性研究和人地关系的探讨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些新的学派如年鉴学派、生态学派等正在壮大并形成影响。近些年港台学者在史学和文化的研究中也有明显的史地结合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大陆不少学者至今仍把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理影响的研究视为禁区，史学研究中完全回避地理环境作用或将其形而上学化的旧观点仍很盛行，有的甚至非常忌讳对地理环境作用的探讨，倘若有人用地理环境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或从地理角度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背景原因，很容易被贴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标签或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从而遭到各种指责与非议，甚至引起风波。这使得许多学者对此心有余悸或“心有预悸”，很不愿意涉及这类似乎是敏感且易被误解的论题。特别是“自从对《河殇》和类似的作品进行批判后，研究和讨论地理环境对历史和文化的影响似乎成了禁区，好象一谈到地理环境就是别有用心，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12]，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很不正常和对学术研究有害的。笔者很同意葛剑雄先生的观点，即“我们不能因《河殇》而因噎废食，放弃对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关系的研究”[13]。千百年来的唯心史观总是把地理环境逐出社会，把自然逐出历史，诚如马克思所言，唯心史观“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间的对立”[14]。笔者认为，不承认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重要作用，不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但愿我国学术界的某些同志不要重蹈“把地理环境逐出社会历史”这一唯心史观的覆辙。至于少数同志认为将地理纳入历史、文化的研究是一种过时而肤浅的做法，笔者认为更是立不住脚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许多奥秘还有待人们去探索，社会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永恒且常论常新的课题，人地关系的研究将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
应该大胆地承认，我国的史学研究未能很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许多学者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研究缺乏系统观点，往往只注重从社会内部原因（如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制度的变更等）去进行分析，而对具有耗散结构的人类社会的外部环境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地理背景，以及特定条件下的重大地理作用常常避而不谈，把与地理环境有关的大量历史信息抛弃掉了，似乎根本“不接地气”，以致对史学中的许多问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和圆满的回答，有些至今还是有待破译的“密码”。因此，有的学者呼吁，“希望国内研究社会历史的大同行们，如历史学家、社会史家……能多多关注地理问题，从不同角度把中国这个大地域文明的历史地理过程和历史地理文化揭示出来”[15]。
至于地理学界，由于过去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文地理的误解、批判而直接株连并深受影响，“左”的思想的禁锢比史学界更深，更少有人愿意涉及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作用的研究，学术思想也不够开放。例如，关于斯大林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发展作用”理论中的非科学观点，哲学界、史学界早已进行了反思，地理学界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有些人至今仍将其理论观点奉为经典和法宝，一些地理期刊一直拒绝刊登这方面反思性的文章，担心引发不必要的风波。又如关于“地缘”这一术语，前些年时外界提了许久，地理学界迟迟才敢提起。中国科学院有位地理学家曾指出：“当一些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的学术思想大大开放的时候，作为综合性的地理科学的思想好象还在收缩。这种现状颇令人困惑，令人费解”。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也曾对我国地理学的保守状况发表过感慨，他没有料到“地理界同志受旧观念、旧思想束缚太深”[16]。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优势学科历史地理学理应很好地体现史地结合的研究特色，但却一直局限于对地理事物历史演变的探微考证，或局限于对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研究，而极少涉及对社会历史发展及重大历史事件作宏观上的地理研究。恕笔者直言，目前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名称中的“历史”二字实质上只具有“时间”（或“过去”、“沿革”）一词的涵义，就其研究现状来看，基本上还只是属于“时间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与“历史”二字不够贴近。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哈特向曾在《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一书中指出：“历史地理学这个术语中‘历史’一词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它与历史领域有直接联系，却是用于‘历史上’的这个意思，表示指的是过去”。就“历史地理”学科命名或确切理解而言，笔者认为其主要方向应该是从地理学角度去研究历史（正如文化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文化，经济地理学主要是从地理学角度研究经济等一样。几乎所有的地理分支学科都可以按其学科名称的偏正结构去理解，而唯独历史地理学例外）。令人遗憾和费解的是，现实的历史地理学走的不是由地理研究历史这一条路。至于其它人文地理学分支学科，更少体现史地结合研究。有的学者曾尖锐地指出：“在史地结合研究上，地理学在这方面的反应似乎较史学更迟钝，它在向历史学这门学科的靠拢过程中步履蹒跚”。“地理学对许多令人注目的重大社会历史事象较漠然，这与现代科学发展的趋势很不协调”[17]。“在人为的学科调整和课程设置基础上，地理学家日益减少了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化人类学家的对话，甚至在培养新的地理学工作者时，放弃了造成这种对话的知识积累……在21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当强调自然科学的人文关怀已经成为国际共识的时候，如果本身就具有人文特征的地理学依然忽视这一点，那它还有多大用处呢？”[18]如果说，人文学者忽视了空间观察的角度会使他对真理的认识具有局限并失去领域中的广阔天地的话，那么地理学忽视人文关怀，漠视对社会历史发展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无疑会影响到该学科的影响力与生命力！近些年来，不少学者对地理学发表了许多忠告、直言，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造成上述忽视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关系的研究以及“史地分离”这种学术状况的原因较为复杂，我们认为其主要原因还是与过去“左”的思想残余尚未肃清有关，与昔日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批判的偏颇以及斯大林关于地理环境作用理论认识中的非科学观点的影响有关，笔者十分赞同著名史学家冯天瑜先生的观点，即“我们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必须注重对地理环境的考察。那种一涉及地理环境影响历史文化进程和风格，就被斥之为‘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作法，是全然不可取的，乃是斯大林在三四十年代的苏联造成的一种不良学风。今天，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复归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观点，既高度重视地理环境对历史文化的深远影响，又扬弃地理环境决定论，坚持文化生成的主体客体辩证统一的观点”[19]。总之，无论是历史学的研究，还是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于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探讨应该大大加强，努力发挥史地结合的学术研究优势，决不能囿于“左”的思想束缚而却步不前！
地理环境的作用是一个古老而又常青并无可回避的论题，只要人类社会的运作没有终止，人类就不可避免地同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作用。因此，史、地学术界应对这一切关宏旨的问题予以重视。有关地理环境与社会历史发展关系的研究和史地结合的学术研究方法，在我国有着悠久而优良的传统，我们切不可因畏惧“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或嫌疑将其抛弃，而应很好地继承并发扬光大，在此方面的学术研究上不断推陈出新。
收稿日期：1998-1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