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几个问题的理论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化运动论文,几个问题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发刊为标志，已经走过了百年。应该说它是世纪现代化风潮的第一波，百年来它也历经褒贬荣损，遭遇过截然不同的评价。今天回顾新文化运动，如果继续停留在是非功过的简单判断上，例如它是否属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还是摭拾了晚清维新派的唾余？它是传统文化的罪人吗？还是反封建的功臣？……相信很难消除一直以来的争端。为此，本文不拟孤立地探讨这些分歧，而想从更深的理论层次进行一番反思。限于篇幅，只涉及几个重要问题。 一、批判与批判理性 新文化运动为推动中国的现代转型，在思想文化领域发起了对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伦理标准、道德风尚、史学观念、语言文学及文字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着手构想和实施新的文化形态的创造。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构成了主要的驱动力，它既挑战了旧有文化陈旧蒙昧的部分，也孕育与催生了躁动于母胎里的新文化，并将引导新文化走向壮大与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新文化运动起步之际，并未能完整把握批判的实质，出现了偏离正轨的倾向。尔后批判被引向极端化的道路，批判的真正精髓却遭到斫丧，终至于完全泯灭。这也导致新文化运动并未完成预期的使命，严重些甚至可认为半途夭折。 那么，批判究竟是什么？什么才是批判的真正精髓？答案还得回到现代批判的首倡者和实施者、启蒙思想家康德那里去找。那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形象地所说的“理性的法庭”。但这并不等于把理性奉为高高在上的法官，虚构出某些理性法规，借以裁定一切，而是根据人类理性的特征来衡量判断知识、见解、观点等的正确与否。关键的一点，即承认理性有能力也有限度，将理性视为人的这样一种认知能力，一方面它由经验归纳出一定的知识，另一方面在经验之前(apriori，即通常所谓“先验”、“先天”，也作“验前”)它就具备某些原则，用以规约经验的总结，甚至超越经验进行推断。这些理性原则或法规有的是必然的，如时间观与空间观，因为人存在于时空中；有的则是必要的，但未必全部正确，如因果律，需要在认识事物时推断因果关系以找出其联系，但有些纳入因果律中的事物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还有的属于逻辑构造，纯粹为着便于思维的展开，如所谓的“物自体”，本身并无这样的实在。这种种情况，都显示理性既禀赋有心智的形式，又构造出认知的模式。而这样的构造一不小心就会超过合理的程度，形成虚构的法规，变成对真实的僭越。恰如康德指出的，为此就需要批判到场，因为唯有批判，既能够“保证理性合法的要求”，也“驳回一切无根据的僭妄”。① 这一批判，本身就是理性的产物。它具有形上哲学的意味，既不狭隘地偏袒经验论，也不盲目地崇尚理性论，既否决了怀疑论，也否决了独断论，从根本上保证了现代思想的健康形成。相对于实践理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交往理性等，可称之为批判理性。在康德生活的启蒙时代，其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否决了自中世纪以来长期统制人们思想的基督教独断论。这也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卷“序言”特地用注释加以说明的：“我们的时代在特别程度上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受到批判。宗教想借口它的神圣立法，想借口它的尊严，企图避免批判，可是这样一来，它们恰恰就引起别人对它们正当的怀疑……”②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一定程度也认识到了思想文化之更新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作用。陈独秀就是民国初创时期二次革命遭到挫败后，认定“救中国、建共和”首须有思想自觉，才结束旅日而回国，筹备出版刊物，进行舆论鼓吹的。他撰写的《青年杂志》发刊词清楚地指出，挽救国运的希望在于—— ……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 陈独秀在这段话中，肯定了人之智能的决定性作用，由它发挥分析评价功能，从人类各种思想中做出选择，以武装自己(“自度”)，也教育别人(“度人”)。然而，这段话也暴露出批判理性的缺席，因为人固有的智能是何等状况？它是万能的吗？它有没有局限？它能够保证做出的选择一定准确吗？……情况均未得到一点儿反思。于是，选择变得极端简单，标准只是新而适宜于生存，方法上也要求非此即彼，“利刃断铁，快刀理麻”，新与旧之间绝不留任何调和的余地。 毫不夸大地说，这其实是借救亡立法的另一形式的独断论。在民族危亡的形势下以高于一切的争取生存为号召，自然而然地具备了不可动摇的合法性。但新必胜于旧，仅仅是限于生命界的局部经验，未必适合所有领域，包括政治领域与思想文化领域。这种新必胜旧的观点，源自清末传入中国的进化论及其变种(主要是社会进化论)。经过严复最初译述阐发的“天演论”，和梁启超大力鼓吹的“‘少年中国’说”，逐渐被当成确凿不移之理。陈独秀鼓动“新青年”，秉承的是同一思路。但进化论本身，始终未经过理性的批判。今天应该很清楚，进化只是变化发展的模式之一，其他如突变、发散、循环、系统生成等也是应变而求得生存的途径，拘泥于进化论，并用自然界的进化论来套社会发展论，至少是不够全面的。 不用说，批判理性只能属于现代的思维与精神，它只能产生在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均达到相当水平、个体的自我意识已充分觉悟的条件下。首先，经验科学与理论科学在认识世界和人自身方面均体现出巨大潜能，但同时又遭遇了难以逾越的界限，如经验无法穷尽所有对象，理论的逻辑假设则不可能全由经验证实等；其次，作为认识主体的自我，不仅不再迷信种种预设的教条，而且亟欲摆脱集体思维定式，自由地以个体方式从更多也更全面的视界考察和思考世界与人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很明显还不具备同等的条件，所以批判理性的匮乏成了中国文化一以贯之的特点。我们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后来也有放弃进化论的，但也仅凭个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靠理论的反思。鲁迅就是这样的例子。 我曾指出，中国的现代转型，并非本身条件已经成熟后的水到渠成或瓜熟蒂落，但也不是因外力的冲击就简单地被裹胁而去的顺势而行，而是基于自己的状况与特质，为着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作出的反应，其类型属于“冲击/回应”模式中的“受力—张力”型。③同样原因，中国现代化进程启动之际，所需要的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也并非中国本土自行萌生而发展成熟的，相反普遍采取了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只要认为有用有利，就急切加以引进。这必然导致当时思想界的歧见纷出，甚至混乱。《青年杂志》发刊词里，这一点同样斑斑可寻。陈独秀前后罗列了尼采的道德观、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约翰·弥尔(J.S.Mill，今通译密尔)的“实利主义”(今通译功利主义)，孔特(Comte，今通译孔德)的“实验哲学”(今通译实证主义)等，不加分析地杂然并陈。尽管他主观愿望是做入门的引导，实际效果却让人不知所从。饥不择食的结果往往是消化不良，思想学术的情况也是如此。 要害还不在于这些林林总总的新思想能否真正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而在于这种思想态度或心态本身。理性批判缺席，功利原则领先，最坏的结果是一切皆从一己的私利出发，无论这一已是集团、阶级、党派或个人。另一严重问题则是前面已提及的思想方法。二元对立，非此即彼，走向极端，排除异己，在辩证思维的名号下实则只有肯定与否定，带来的是文化建设过程中不该有的粗暴。结果，批判不仅未能成功地整合各种外来的异质文化思想，反而急速变质为唯我独尊的打倒一切。 二、断层与层累沉积 文化和所有事物一样，始终处于动态中，它时时刻刻在演化发展，而非固定不变。即便所谓文化传统，也只是流变的轨迹及其续存，并在一代代的诠释中获得再建构。不应当把文化视为固化的实体，同时不再把事物的发展视为线性的延伸，那样就会发现，文化的构成，乃是不同特征的文化因素在历时过程里的层面累积与沉淀。以往顾颉刚先生曾提出古代史学是“层累地造成的”(其实所有的史学皆如此)，这观点对我们正确认识文化的构成极有启发。当然，史学著作的撰写属于人为，文化的生成机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人为创建，有的是自然长成，更普遍的现象是二者的结合。而在文化构成的内部，层累叠加的各个层面之间有可能部分或全部融合，也可能仅仅边缘模糊地组合在一起，更可能交叉重叠，相互隔离甚至对峙，形成难以消解的板结。 有一种说法，认为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虽相当流行，却并不正确。所谓的“断层”其实即是新出现的文化层面。新文化运动，就其作为运动得到提倡而言，明显属于现代转型之际的人为规划，但客观上也顺应了以救亡为核心的现代化冲动，这是它得以兴起的前提。“断层”说一方面是被新文化运动声称要同旧文化决裂的激进姿态迷惑住了，另一方面仍是受线性发展观影响，似乎新文化一旦登场旧文化就断流绝源。事实上，所有新的文化层面的生长点，都植根于原有的文化结构或通常所说的文化传统之中。后者既制约着未来文化的建设与创造，也影响到对外来异己文化的接受。像功利实用的心态，和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就都沉积在我们的文化传统里。④所以，新文化运动宣称的决裂，并不等于和传统文化的真正断裂，相反只是一厢情愿的撕裂，造成的是同原有文化结构更为复杂的纠结。 新文化运动已经百年，今天迫在眉睫的任务，倒并非单纯的纪念或怀旧，而是回顾与研究从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的变动与层积的状况，通过分析其现实的结构，审视其是否符合现代化的目标与标准。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明白当代中国文化面临的挑战，构想应对挑战的方案，从而切实促进并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与审视，同样离不开以批判理性为武器。 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最大作用是促进了异质的外来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由于西方国家被公认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和示范者，外来文化，除了器物方面，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方面，主要也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西方外来文化较成规模地渗入，早在明末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时就开始了。清末西方文化的影响范围更大，为此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予以规范。而新文化运动以破旧立新为号召，加倍自觉地将西方文化标举为代表进步和富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更大规模、更大范围加以引进和鼓吹。 然而，由于前述的理性批判不到位，这方面的引进和鼓吹可以说是“食洋不化”的。事实上，且不论西方文化的内容，即便被引入的途径也各有不同，同样需要分析。如较直接的是通过西方国家派驻在中国的文化机构(报社、学校、教会等)，但其中就隐藏着西方国家本身的利益与目的；还有通过英、美、德、法等国的留学者和访问者，则不免带上个人的视角；更多又间接地通过日本，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花了大力气学习与模仿西方，又是和中国人文化关系密切的近邻，但由此而传入的西方文化不同程度地打上了日本文化的印记。可当时对这些区别没有任何警觉，只要来自西方国家，就是新思想新文化，就胜过旧思想旧文化，就能强国富民。看一下那个时期在中国译介的各种主义与学说，真可谓林林总总，光怪陆离，其实极少能够同中国本土文化有机地融汇为一体。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非此即彼的绝端化态度，很快将自身推向了革命性质的运动。陈独秀有段话清楚地交代了其中的思想脉络：“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⑤其实他是将“革命”从政治领域扩大到所有思想意识精神领域了。由此，新文化运动向另一来源的异质外来文化——以“革命”为标志的苏俄文化敞开了门户。这一源自农奴宗法制经济、贵族君主制政治、东正教信仰，又结合了西欧文明影响及现代暴动暗杀策略的文化混杂体，也被赋予了救国救民的意义，但主要是凭借其强力体制和中国国内战争而渗透进来发挥作用的。最终它在20世纪中叶成了获取权力的意识形态的正统，也成了中国未来新文化的榜样。虽然抗日战争时期有过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设想，但革命成功很快促使社会主义文化成为更高的目标，而这种新型文化仅有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能提供现成的样板。直到60年代，中苏两党决裂，大批苏修，谴责苏联背离革命路线堕落为修正主义，情况才颠倒过来。如果以中为旧、以外为新的话，那苏俄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化形成过程里也是个相当重要的层面，其存在与影响不容轻估，是当代中国文化结构的一大症结。然而这点一直为人疏忽或避讳，有许多方面秘而不宣，甚至被列为研究禁区，那也是耐人寻味的。也正在苏俄文化获取了正统地位的同时，西方文化被打成敌对的侵略者和反革命，从此被视为洪水猛兽。直到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才得以重新进入中国，但对它的警惕与敌视始终未曾停止过。 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并未像它宣称的那样，真正摧毁旧有的文化层积，“打倒孔家店”之类更像是虚声恫吓，所谓“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更多停留在口号上。这倒不是因新文化运动的力度不够，而由于上千年的文化积淀不是说摧毁就摧毁、说荡涤就荡涤的。不仅其他阵营坚持要“保存国粹”，新文化运动内部也出现了“整理国故”的吁求。然而，仍旧是批判理性缺席这一致命的弱点，使得“保存”也好，“整理”也好，均沦为不了了之的糊涂账。尽管后来还更正式地提出过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的清理，也是类似结局。事实上，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旧有的文化层积，无非沿着两个看似完全相反的方向，遭遇着同一个命运：一边被越来越左倾化的革命文化或文化革命一次次全盘否定和粗暴扫荡；另一边因精华未曾从糟粕中离析出来，进而清理掉糟粕，糟粕也就合理合法地潜形存在。换言之，旧有文化没有得到合乎理性的清算，对它实施的粗暴行为不仅难以令人信服，反而一次次激起反弹，旧有的文化沉积(无论称其为“封建文化”或别的什么)也就继续在当今现实生活中藏身与发挥作用，并和当下某些思想观念嫁接，摇身一变采取了时新的形态。环顾四周，那些陈旧的皇权意识、奴才心态、官本位、等级制、嫡传制、关系学、厚黑学……无不改头换面地充斥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正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经过以上仅限于新旧与中外成分的粗略考察，可以看到，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后，中国文化呈现出一个复杂多元的层积结构。即便按照新文化运动自己拟定的标准，也无法认定它已经推陈出新，彻底弃旧图新了；相反，更多是新旧杂陈，新瓶旧酒，以旧充新。外来的文化成分，也未曾始终如一、正常地充分地整合过，相反经常见到的是强制的凑合和不完整的板结。拿文化的重要一环高等教育来说，20世纪50年代强行实施苏联体制，90年代又照搬美国社区大学的模式。前面说过，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文化现代化的目标至今并未完成，根据就在这里。相信所有正视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 三、运动与转型过程 用理性的批判眼光看，今天关注的侧重点应放在新文化运动开启的中国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上，而不是单一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肇始，筚路蓝缕之功或不可没，但远非文化现代转型的一切，重要的是从那以后百年里文化界发生的事件与现象，它们给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带来的影响与效能。由此，研究将转向更宽广的全景，而不是总聚焦在个别的突出点，得出的结果也将更全面。我们会发现，中国文化走向现代的过程，不单像逐次层累的堆积与组合，也类似衍生交织的光谱，存在着相异又相近的谱系，并非只有正与反的对立两极。 比方说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对立面的“学衡”派，公开反对取消文言文，反对“文学革命”，通常被打成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对它的评价，也随着对文化保守主义评价的反复而反复。但进一步的研究揭示出，“学衡”派其实并非固守旧有文化与陈旧观念的保守派或顽固派，其成员几乎都是留学生，也普遍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他们在新文化运动已成相当声势的情况下提出反对意见，同时也介绍和引入了不少当时概称“新学”或“西学”的西方文化与学术。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样在替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做贡献。拿这一派的主要代表者吴宓来说，他在《学衡》杂志上，全力译介了美国著名学者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及其他新思潮。他承认期待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的组织与建设，通过技术进步和工业革命增强国力抵御外侮都是正确的，为此抛弃盲从迷信与陈旧观念的束缚也是必需的，但反对盲目学步西方，反对抛弃本民族旧文明之精魂。事实上，救国救民重在疗治与再塑民族魂，是当时思想界众多有志之士的共识。历经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中国，仍未解决救亡自强的任务，根本原因在于只学得了西方人的器物之用而未掌握现代化的思想观念，只触动了政治制度而未触及人的魂魄精神。这点体会是当时的先觉者共同拥有的，分歧在于，如何诊断国民精神的病症？又用什么办法疗治？陈独秀大倡“革命”转而搬来了阶级斗争学说，吴宓则追随陈寅恪，主张从改善民族思维定向的缺陷入手，以弄清“文化本原”为途径，综采古今中西的智慧精华，从事新型的以人为本的现代文化的建设。当然，现代文化进展的这一方向，未能在历史过程里成为现实，但它依然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可能性方案。⑥由此也可见，新型的现代文化的形成和产生，并非只有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支孤军，我们不应当忘记其他盟军、阵营同一方向的努力。 与此相关的是对文化发展变化的特质的认识。事物的发展，大体上有渐进的演化和突然的激变两种方式，文化根本不属于靠突然激变能改变的范畴，企图通过革命手段，通过某个大运动，就建成一个新文化，无非是急功近利的狂躁表现。像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提出的“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作为鼓动的口号固然痛快淋漓，实际根本做不到。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等，早已成为历史文化的遗产而留传下来，并完全能够充任建设新文学的借鉴，当时的白话作家没少从中汲取文字与艺术的素养，岂是简单的“推倒”就能抹煞的？更极端的例子是号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它实质是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文化革命”一路自我膨胀的终极，目的之一要在砸烂与横扫“封、资、修”文化(分别指代本国的旧有文化、西方文化与苏俄文化)后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但尽管规模浩大、历时长久，采取了种种负面措施，包括销毁图书，封禁与没收艺术品和文学作品，停止教育机构与科研机构的正常活动，批斗与迫害知识者、文化人与艺术家等，也勉力制造与推行了种种成果，如八个样板戏、语录歌曲等，但最终留下的只有一片废墟，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根本站不住脚，相反旧文化层积里那些最野蛮落后的沉渣却乘机大肆泛滥。这也从反面教训告诉我们，新型文化的生成，唯有通过以理性批判为前提的整合。所谓“整合”(convergence)，⑦不是混合，而是趋同性的汇合，趋同融汇于一个中心，即中国的文化本位。 另外相关的一点是对文化的社会功能的认识。丹尼尔·贝尔20世纪70年代就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根据对美国社会状况的分析，鉴于美国的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政治是自由主义的，文化则是保守主义的，提出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分离的观点。也就是说，文化不再是通常认为的经济、政治的被动附属物，相反它和经济行为、政治运作一样，从各自的领域，以各自的方式作用于社会，并影响到别的领域。这一见解，从指出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角度看，是相当正确的。只要不把它绝对化，对把握文化的能动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只有懂得了这点，才会明白，为什么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带来同等速率的文化进步，反倒出现了道德滑坡与低俗文化的泛滥。相比于那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决定文化的单向决定论，这一观点更加符合事实，前者不仅妨碍了文化研究领域面向对象本身的独立思考，也影响到了实际生活中文化工作的开展。 前阶段曾有过所谓的“制度与文化”之争。针对社会道德弊端如腐败的盛行，探讨以何种方式遏制最有效，结果意见对立，一方认为要靠制度改革，另一方则认为要靠文化素质的改造。制度论者显然看到了制度在文化形成的人为方面具有强势与资源，但却忽略了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选择。封建专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民族或国家，很难一步就实现公民民主。要想真正推进制度的改革，还离不开从清理文化传统及百年来的文化沉积入手。当然，这并不等于制度改革不重要，而是意味着文化的理性批判是不可或缺的另一翼。 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要完成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的现代转型，而要推动这方面的工作，关键性的先决条件在于批判理性的倡导。海德格尔曾引用康德的话说：“‘自明的东西’，而且只有‘自明的东西’——‘通常理性的隐秘判断’(康德语)——应当成为并且应当始终保持为分析工作的突出课题即‘哲学家的事业’。”⑧上千年的文化层积，包括近百年的文化变迁，已经沉淀了太多的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自明的东西”，而且早就为一般人的“通常理性”当成了天经地义，对它们开展深入反思与理性批判，并进而坚持下去，也应当成为我们的突出课题和事业。做到了这点，我们才能准确认识与把握中国现代文化萌生与层累沉积百年以后的现状，并懂得今后的现代文化建设工程量浩大，过程漫长，想单靠搞什么运动或其他捷径一蹴而就，根本不现实。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③参张弘：《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反思》，《上海文化》2005年第4期；收入张弘：《时间性的救赎：2000-2011学术文化论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 ④这方面的问题陈独秀也认识到了，《青年杂志》“发刊词”明言：“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几乎同时，陈寅恪也指出了中国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的“短处”：“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参见《吴宓日记》第2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00页及以下。 ⑤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7年2月号；参见《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上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89年，第9页。 ⑥关于吴宓的思想观念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作用的重估，请参张弘：《吴宓：理想的使者》(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一书的详细论述。 ⑦“整合”(亦译作“趋同”)的观念20世纪初最早由德国学界提出，现已进入多个学科领域，其文化意义由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通过人类学研究得到成功阐发，参见张弘：《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9-70页。 ⑧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6页。标签：新文化运动论文; 陈独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青年杂志论文; 纯粹理性批判论文; 现代化理论论文; 革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