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助词“底”来源之辨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助词论文,来源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结构助词“底(的)”的来源，大致有七说。而七说又可分为二类，一为二源说，即句 中的“底”来自“之”，句尾的“底”来自“者”，如章太炎、胡适、唐钺、梅祖麟。 梅氏认为“底”是“之”的音变，但又吸收了“者”的语末用法。与章氏说略有不同， 但实际上还是二源说。一为一源说，一源说又有数种，王力主“之”字说；吕叔湘主“ 者”字说；而冯春田则主张助词“底”来自指示代词“底”，但无详细论证；石毓智、 李讷基本上同意冯氏说，并进行了论证；江蓝生也主一源说，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另辟蹊径，提出助词“底”来自方位词“底”的说法，认为方位词“底”变为助词“底 ”，是处所词的领格用法进一步语法化的结果。其说甚辩，论证亦详。(注：以上诸说 基本上引自江蓝生《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来源》(《中国语文》1999 年第2期)。)
但认真推敲，仍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
(一)“所(许)”的领格用法的确存在，正如江先生所论，这种用法是“所”的“处所 ”义发展的结果，但“所”是方位词吗?据《现代汉语词典》，“方位词”指的是“表 示方向或位置的词，分单纯的和合成的两类。单纯的方位词是‘上、下、前、后、左、 右、东、西、南、北、里、外、中、内、间、旁’”。“方位”跟“处所”有关，但不 是“处所”，据《现代汉语词典》，“处所”是“地方”的意思。正如江先生所指出的 ，“用在名词、代词后面”、“有时意义会虚化”、“可对译为‘那里、那儿’”的“ 所”，仍是“处所名词”，纵使是江先生所说的“失去词汇意义，N所/许 = N”的“所 ”，仍还是处所名词，并未失去词汇意义。“赵王张敖所”的“所”即江文下段所举例 证“于父母所”的“所”，唯一句有介词“于”与之相配，一句无介词“于”而已。按 照汉语的语法，“处所”词前的介词是可用可不用的。把“午言之赵王张敖所”理解为 “午在赵王张敖那里说了这件事”难道不行吗?而将“于父母所，少作供养”理解为“ 稍稍供养父母”，固然于文义无差，但句法形式就大不相同了。
处所名词用作“领格助词”，就等于“方位名词”用作“领格助词”，好像概念变换 了一下。
(二)“所/许”在魏晋南北朝诚然可用作领格，但“底”作为领格助词在“敦煌变文” 中才出现，如果这个“底”源自方位词“底”，是处所词“所”类化的结果，则何以这 两个词的出现前后相隔300年?何以这两个词未曾共时出现?不经过共时阶段，类化能够 实现吗?不经过共时阶段，“底”何以取代“所”?
(三)现代方言中似乎有方位词用作领格助词的现象，如吴语苏州话(转引刘丹青2003例 )：
耐看我马褂浪烂泥，要俚赔个!
啥人物晓得上海滩浪沈小红先生。
有个米行里朋友，叫张小村。
听俚闲话末好像蛮说，肚皮里意思倒不过实概。
刘丹青认为“马褂浪烂泥”、“上海滩浪沈小红先生”、“米行里朋友”、“肚皮里 意思”中的“浪”、“里”是方位后置词并作定语标记。“浪”是“上”的意思，跟“ 里”一样是方位词(刘丹青2003：222)。这似乎是方位词作定语标记(从语法角度来说， 是领格助词)的例证，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算领格助词，因为还可以做另外的解 释。“马褂浪烂泥”、“米行里朋友”，可以理解为“方位词组”或“方位后置词短语 ”作定语，“浪(上)”、“里”还有词汇意义，不能看作领格助词。“马褂浪烂泥”， 只能理解为“马褂上的烂泥”，不能理解为“马褂的烂泥”，“浪(上)”不能替代“的 ”，“浪(上)”是不能省掉的。但“浪”、“里”的这种用法，是进一步虚化为领格助 词的必要语境条件。粗略地讲，把它们看作领格助词也未尝不可，但从严格意义上说， 还没有虚化到领格助词的程度。董君志翘说：现代吴语“上”、“浪”的后面要加“个 ”字。董君是地道的吴语区人，所说应可信。这说明“上”、“浪”仍是方位词，如果 “上”、“浪”是结构助词，则后面的结构助词“个”就成了多余的了，我们尚未发现 结构助词连用的例证，故“上”、“浪”还不是结构助词。
江蓝生所举《老乞大谚解》的例证“谁是舅舅上孩子，谁是姑姑上孩子?”单独地看， “上”似乎可以看作领格助词，但这是一个孤证，孤证不立，而且又是明代的语料，难 以作为唐宋时期“方位词”变为结构助词“底”的确证。如果从《老乞大谚解》的其他 类似用例来看，“上”不能看作结构助词，下面的例证(含《朴通事谚解》例句)均引自 孙锡信《汉语历史语法丛稿》：
到学里师傅上受了文书。
明日病痊疴了时，太医上重重的酬谢。
加上江蓝生先生举的例子，这种用法的“上”共三例。《朴通事谚解》这类用法有5例 ，如：
那厮高丽地面来的宰相们上做牙子。
做满月，老娘上赏银子段匹。
钱事你上有，物在我根底。
那一个输了时，强的上拜为师傅。
三停里官人上纳与二停外。
这些用在表人的名词、代词和“的”字结构后的“上”，虽然不再具备与“下”相对 的意义，但仍是方位词，是“那儿”、“那里”的意思，绝对不是结构助词，“舅舅上 ”、“姑姑上”亦当作如是观。
(四)作为方位词，“底”的使用频率远不如“上、里”，如果方位词语法化为别的词 类，一定是使用频率高的“上、里”，而不是使用频率低的“底”。吕叔湘说：“‘上 、里’的用例和搭配面大大超过其他词，其次是‘中’，很多例子没有相对的‘下、外 ’的用法。”(注：见吕叔湘《方位词使用情况的初步考察》(《中国语文》1965年第3 期)一文。)吕先生的这一研究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实证。但吕先生说的是现代汉语，据 我们考察，中近古汉语的情况也与之相近。《全唐诗》共有“底”字708个，用作方位 词的有563个，而“上”、“里”在《全唐诗》分别出现11193个和7041个，“上”作方 位词7300余次，“里”作方位词2511次。“上、里”使用频率和适用范围远远超过其他 方位词，而语法化必须以高使用频率和宽适应范围为条件，没有这个条件，重新分析就 无法实现，也就无法变成别的词类。
以上这四个问题不解决，结构助词“底”源自方位词“底”的说法就难以成立。
我们认为，“底”的语源是“之”和“者”的合流。理由如下：
(一)“底”的结构助词用法是继承“者”和“之”字用法的结果。
前贤对结构助词“的”的用法总结如下：
a.名 + 的 + 名 a’.名 + 的
b.形 + 的 + 名 b’.形 + 的
c.动 + 的 + 名 c’.动 + 的
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变文有“名 + 底”3例，“动 + 底”和“形 + 底 + 名”各1例 ，“动 + 底 + 名”8例，只有b式、c式、a’式和c’式，未见a式和b’式。直到《祖 堂集》和宋儒语录才见到a、b、c和a’、b’、c’六式齐全的例证。(注：参看冯春田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44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这a、b、c三式，源于“之”字。a’、b’、c’三式，源于“者”字。冯春田曾将“ 者”字结构与“底”字结构进行比较，认为：“不仅可以认为‘者’近于‘底’、‘者 ’字结构与‘底’字结构有对应关系，而且以其历史事实、结构性质诸项来说，还可以 认为‘底’字结构是来源于‘者’字结构。”
“者”字结构和“底”字结构在晚唐五代均未见“名 + 者 + 名”的用法，而至宋代 ，我们才发现“我底学问”之类的句子，这应是“底”字结构承担了部分“之”字功能 的结果，从而使“底”字结构具备了“者”字结构和“之”字结构的全部功能，“底” 字结构在口语中成为了适用面很广，能产性很强的优势结构。
以上观点，已经吕叔湘、梅祖麟、冯春田、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等人的论证，这 里不再重复，从前贤时彦的研究看，说“底”在口语中替代了“者”和“之”的语法功 能应没有问题。
(二)“底”是“之”、“者”合流的语音替代词。
梅祖麟曾研究了“之”字的音韵演变，他认为：“从纯音韵的角度来看，‘者’变为 ‘底’，或‘者’、‘之’合流的可能性很小。……‘之’字南北朝读tjεi，失落-j-介音，舌尖音声母不颚化，tjεi＞tεi后就和‘底’合流。”(注：参看梅祖麟《词尾 “底”“的”的来源》，见《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120～12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 。)其说甚辩。但“之”是平声字，“底”是上声字，何以用“底”代“之”，梅氏的 解释，难以令人信服。梅氏云：“最后应该提一下声调的问题。……‘底’和‘者’都 是上声字，‘之’是平声字，上声字容易变成上声字，平声字较难。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第一，作为词尾，写作‘底’字的语助词最初是什么声调很难确定，‘的’字读作去 声可能是元明时代的事。第二，写作上声‘底’字的词尾在敦煌文献也写作平声‘低’ 字。……用‘低’、‘之’同是平声来推断‘低’的前身是‘之’缺乏说服力，用‘者 ’、‘底’同是上声来推断‘底’的前身是‘者’也缺乏说服力。总之，‘之’、‘底 ’不同调这件事实不足以摇动词尾‘底’字来自‘之’字这个结论。”现在看来，梅氏 的这一解释很牵强，“总之”以后的说辞简直是讲蛮话了。
我们认为，结构助词“底(的)”在元代就读作平声，例见下文。这个读音虽比“底” 字用法较成熟的《祖堂集》的成书年代晚300～400年，但还是有意义的，至少可以说明 用“底(的)”代“之”，在声调上不成问题。
初刻于元泰定元年的《助语辞》，曾三处说明“底(的)”读平声。《助语辞》“之诸 ”条下云：“凡‘之’字，多有‘底’(平)字意。”“犹”字条下云：“解‘爱’字云 ‘犹惜也’之类，于中着一‘犹’字，盖是不可直以‘惜’字训‘爱’字，故云一似可 惜底(平)意思。”“者”字条下云：“或有俗语‘底’(平)字意。”(注：见(元)卢以 纬著《助语辞》，9、10、36页，黄山书社，1985年。)卢氏三次点明结构助词“底”读 平声，为的是防止人们将这种用法的“底”也读作上声。卢氏之说，必有所本，或本于 当时俗语，或本于前贤师传。无论是本于俗还是本于师，都说明了元代中期“底”是读 平声的。
“底”字平声之读若本于师传，则宋时必有此音。元初至卢氏刻书之年仅46年，若卢 氏30岁著此书，他的老师也应是宋人。如果是本于俗语，则俗语也必有所承，既然“底 ”的平声能成为俗语，为大众所接受，则此音由来已久。俗者，习俗也。习俗的形成， 需要时间。我们据此说，宋时即有此音，大概不会是无根的推论吧?
如果宋代“底”即有平声之读，则与文献中结构助词“底”的典型用法时代(《祖堂集 》时代)比较接近，读音与用法也就吻合了。文献中记录俗音的资料本来不多，加上文 人对俗音的轻视，所以我们没有找到与语法用例同时代的语音资料，只好靠推理来将二 者联系起来，虽说仍有遗憾，但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我们认为，结构助词“底”，在语音上继承了上、中古“之”字的读音，在用 法上，继承了“之”、“者”的语法功能，是“之”、“者”在近代口语中的替代词。
至于梅氏认为“者”变成“底”的可能性很小，则未必。若依中原语音的演变，鱼部 的“者”要变为齐韵上声的“底”，确实有困难，但在某些方音中，则未必没有可能。
《集韵》“者”有两音，一在马韵，云：“止野切，《说文》，别事词也。”一在姥 韵“董五切”下，云：“语辞。”韩道昭《五音集韵》与此略同。这两个音都是“者” 字上古音演变的结果，图示如下：
这是韵书中“者”字的演变情况。它说明“者”字的上古音沿着两条线索变化，一条 变为马韵，一条变为鱼韵的上声姥韵。马韵自然不能演变为“底”音，正如梅祖麟所证 明的。但鱼韵这条路径呢，在某些方言中未必没有可能。让我们看看唐五代西北方言和 南部吴语闽语鱼韵的演变情况。
唐五代西北方音汉藏对音材料中，鱼韵有-u、-i两种对音法，没有分布上的规则。如 ，“於”字，在《阿弥陀经》既用i对音；又用u对音。又如“诸”字，在《大乘中宗见 解》中用u对音，而在《阿弥陀经》中却用i对音。如果用来对音的是同一种方言，则这 种方言鱼韵的主要元音既不
注释：
⑥见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200～20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难以印证了。我们只能从《集韵》和《五音集韵》的又音中挖掘出此音，并通过唐五 代西北方言和闽南方言鱼韵的读音，拟出这个ti音来。
“底”《广韵》音都礼切，上声荠韵，音韵学家们把它拟作tεi或tei，也有拟作tiei 的，在我们看来，“底”应拟作te。理由是：
后汉三国梵汉对音材料中，“底”对音ti。(注：见俞敏《俞敏语言学论文集》，29页 ，商务印书馆，1999年。)
唐不空译咒中的梵汉对音材料中，“底”对音ti。(注：刘广和《音韵比较研究》，93 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
罗常培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使用的藏汉对音材料中未见“底”字，但从与“底” 同韵系的其他对音材料中可以窥其大势。(注：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37页，科 学出版社，1961年。)如：
《千字文》：齐韵，西，对音sye；鸡，对音sye。荠韵，启，对音k‘ye；稽，对音
k‘ye。
《大乘中宗见解》：齐韵，泥，对音‘de。荠韵，体，对音t‘e。霁韵，剃，对音
t‘e；第、谛，对音de；切，对音ts‘e；细，对音se；计，对音kye。
《阿弥陀经》：荠韵，礼，对音le。霁韵，帝，对音de。
《金刚经》：齐韵，提，对音de或de‘i。荠韵，礼，对音le。
除了见组字外，其余各字的主要元音都是e。而见组诸字对音ye，表示有个“i”介音 ，但参照其他例字，这个“i”可能是声母k与元音e相拼时产生的流音，还不是真正的 介音。而真正的介音i在四等韵中产生，可能就是从见组声母开始的。声母k与元音e之 间产生的流音j，后来发展成为介音i。
所以，唐代藏汉对音材料中的“底”应读te。
上引梵汉对音材料中的“底”读ti音，实际上代表的也是te。刘广和(2002：162)说： “脂之韵元音是i，可是它们没有端组字，碰上梵文ti、di、thi、dhi、ni，译经师们 都跑到齐类借字对音，后汉三国的安世高、支谦他们就这么办，300年后玄奘照样做， 拿苏部底对subhuti，再往下不空用烁底对sakti，都是照方儿抓药。这是音近代替现象 。”
“底”读te，与“者”的姥韵在方言中的读音ti非常接近，可替代。由于“者”止野 切一音用来作指示代词，为了区别，故某些方言用“底”来代替“者”的“董五”一音 。我们现代看到的结构助词“底”字的最早用例是晚唐五代的《敦煌变文集》，较成熟 的用法则出现在五代时期的《祖堂集》。《敦煌变文集》的语料反映的是当时的西北方 言，《祖堂集》反映的是当时的泉州方言，都是鱼韵读i的方言，与我们的假设相符。
所以，我们说“者”演变为“底”在语音上是有可能的，并不像梅祖麟氏所说没有可 能。
总之，我们认为，“底”来自“之”和“者”的合流。“之”与“者”的用法在口语 中互相渗透，形成了一个既是“之”又是“者”，既不完全是“之”又不完全是“者” 的新词，这个新词承担了“之”的句中用法和“者”的句末用法，就是晚唐以降的结构 助词“底”。语音上，“之”与“者”的鱼韵读音合流，形成一个新音，这个新音与“ 底”的读音十分相近，故人们用“底”来代表。说得明白点：“底”，语法意义上来自 “之”、“者”的合流，语音上也来自“之”、“者”的合流。
唐钺、胡适认为“之”和“者”各自变为“底”的说法，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