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刊物的重心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故论文,小说月报论文,新文学论文,刊物论文,重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6)04-0130-08
从《小说月报》“通信”栏的读者建议中，一种要求得到“国故知识”的呼吁显得引人注目，以倾心于“新文化”的新文学读者身份而要求正处于自身的纯“五四”阶段的新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注意“整理中国文学”，这一声音本身便足以令人深思。“通信”栏正是见证了这一读者呼吁与《小说月报》在这一问题上复杂态度之间的多回合对话。有关这一问题，拙作《“新文学读者”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已做过相应讨论①。
虽然《小说月报》的办刊方针的变动源自诸多方面的合力，诸如两任主编沈雁冰与郑振铎在个人兴趣上的差异、文学研究会的人员活动所带来的人事关系、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方针上的倾斜等等，这些方面或许均对《小说月报》的刊物面貌构成影响；然而本文却拟从新文学读者群体的角色扮演与《小说月报》“整理国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观照角度。这一角度选取的原因在于，这一时期《小说月报》对于“整理中国文学”的关注，与这份刊物所面向的新文学读者群的集体参与之间颇有关联。然而这种接受群体对于刊物面貌的反作用、乃至新文学刊物及其读者相互构筑的特殊现象，并未受到足够关注。有趣的是，正是“新文学读者”这一“五四”文化语境中崛起的特定群体与“整理国故”思潮这看似无关甚至隐含对立的二者，在《小说月报》这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新文学空间中占据了重要席位的刊物上一度遇合，这一奇异景观折射出的是新文学刊物话语的丰富与变异，其背后更蕴含有“五四”文化语境的多元色彩。
“国故知识”：“五四”新文学空间中的“后‘五四’”声音
1921年9月，《小说月报》出版了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一个月后就有读者要求说：“我很希望你们在出外国文学研究号的行有余力的时候，不妨也出一本中国文学研究的特号。我想这也不见得是我个人的无理的要求，或者还有与我抱同一希望的读者。”②13卷10、11号上又登载了“小说月报十三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出版预告”，读者随后又提出：“请于现筹划之法国文学研究号出版后，继续邮一册中国文学研究号。我国文学经过具体的，系统的研究工夫，其真伪处及其价值的可发现评定，将来于吾国文学前途，有莫大关系，其禆益定不亚于研究外国文学。”③
显然，《小说月报》所面向的新文学读者们对于这份新文学刊物屡屡以俄、法文学号外形式所体现出的对外国文学的偏重并不十分满意，在大量灌输译介外国文学方面④，《小说月报》仿佛扮演了一位费力不讨好的教师角色。常有读者来信抱怨《小说月报》“太偏重一些外国文学”⑤而忽略其余⑥，有的读者则表示对翻译作品不大能读得懂⑦。在读者看来，作为新文学传播者的《小说月报》这种单方的大量译介行为本身对于读者来说，接受起来并没有预期的顺畅。更重要的是，《小说月报》对于“新文学”的范畴理解似乎有些过分纯粹与窄化，许多人径直表达了对本国文学的关注，显现出接受者较之对于传播者更为豁达的一面。
“贵报近来注意西洋文学的介绍，不遗余力，实在使人敬佩！但对于国学的介绍，还不十分热心；我以为每期须载介绍国学的文字一两篇，给读者于国学得一点概念。你以为怎样？”⑧
“我读小说月报已经二年，其中介绍的书籍，大都是欧美文学。除此以外，可否再介绍些中国文学书籍，（由明清至周秦）加以说明，使读者易于选择，或者再批评一下，那是更好了。如此我们尚不懂外国文学的青年，可以先得些国故知识——况且国故也有好的，也亟应整理，先生以为然否？”⑨
可以注意到，读者们所谈及的中国文学，更多指向的是“国学”或“国故知识”。“五四”文化语境中曾大加讨伐的传统文学，在新一代读者那里更多关心的是如何与外国文学一样，纳入自我的知识体系中去。于是他们会向在一直扮演青年的文学教师角色的《小说月报》要求能够得到有关“国学”方面的常识普及与原理输入，因为在他们看来，国学知识自然属于知识结构中的当然一环。然而这一读者群体更多出于知识构筑考虑的呼吁，客观上却使得《小说月报》不得不对自身对传统文学的有意忽略这一态度做出反思。
细读革新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12卷1号）：从篇首沈雁冰的“改革宣言”、随后郑振铎的“文艺丛谈一”以及附录中郑振铎起草的“文学研究会简章”，都一再表明要把整理中国文学与译介外国文学同等对待。于是，说“整理中国文学”本是《小说月报》的一项初衷并不为过。然而，随后两年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12、13卷）上，却基本上对此话题甚少触及⑩，外国文学的译介才是真正的重头戏。而早有明眼读者对这一最初宗旨与实际运作间的偏离提出质疑：
“贵志改革宣言见十二卷一号里说……中国文学变迁之过程有亟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来没有这种文字的发表？我很爱读这种文字，故有这样要求。”(11)
“先生辈所组织之文学研究会，章程上所定宗旨，谓创造新文学，介绍西洋文学，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两年来贵会对于宗旨之实行如前两项，可谓尽创造与介绍之能事，此可于小说月报中觇之，至于整理中国固有文学一项，迄未见有何表现，想尚在考虑中，不欲遽行发表，否则章程等于具文，贤者决不为也。”(12)
其实编者并非忘了最初宗旨，只是其背后心态更为复杂。在“改革宣言”中将关于“中国旧有文学”一项置于六条改革“意见”的最末一条，并云：“上述六条，同人将次第借此刊以实现，交与国人相讨论。”这一“次第实行”(13)的宣言，无形中就已流露出这样的主张：《小说月报》虽然一开始便已认识到整理中国文学的重要性，但在时序上却不妨从缓，借鉴西洋文学以改造新文学才是当务之急，整理中国文学成为了一项重要却可以不妨推迟的事业。倒是用沈雁冰谈到外国文学时翻译的一段话来解释这一宗旨与行动间的缝隙也颇恰当：“个人研究固能惟真理是求，而介绍给群众，则应该审度事势，分个缓急。……我始终觉得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是完全不相同的两件，未可同论。”(14)这实际上体现出《小说月报》在个人研究兴趣与学术普及问题上的看法：个人趣味固然可从学术研究目的出发，而公众言论的文学主张，则要看是否合乎时代大势，否则，学理上再先进的言论都要暂缓发表。“整理中国文学”作为最初宗旨的提出，确实出于同人的学术眼光，而此后的迟迟未动，却是由于较之输入外国文学与新文学创作这两类更为“纯粹”的新文学话题，前者时机尚不成熟。但读者们关于“中国文学研究”号外的呼声，却无疑启动了《小说月报》从单纯的“五四”文学情境中步入“后‘五四’”时代的过程。可以说，《小说月报》对它的读者群的反馈相当重视，甚至充满了一种唯恐负其所望的惶恐(15)。读者的高度期望印证了《小说月报》关于引领文坛潮流的构想，而这一构想的实现，则需要《小说月报》不仅带给读者以属题中应有之义的“纯正新文学”，更要于此之外，为读者们的即时需要灵活应对，因而《小说月报》自会将读者要求作为办刊方向的重要参照。这便使得扮演了“文学教师”角色的《小说月报》对其一贯分个“轻重缓急”、充满策略性的文学主张进行反思。
具体探究读者们对于中国文学的态度时，一种从学理高度对“整理中国文学”必要性进行条分缕析式的阐发，请求加大“整理中国文学”力度的迫切呼吁显得更为引人注目。如13卷6号中芜湖五中读者陈德徵的来信，强调了新文化人要抛弃在“珍守秘诀”的“贵族式的先生们”和“自私文学家”面前的“藏拙”心态，而应去抢夺其领地，就算其研究成果“犯了‘隔靴搔痒’‘毫无精彩’的毛病”也毫不“打紧”，因为前者的“讪笑”，正对“发扬中国文学上有所补益”。联系到几个月以后沈雁冰收到朱畏轩那封让他很难作答的有关南高教授柳诒徵南通演讲的信，这类所谓“知中国文学而又珍守秘诀的贵族式的先生们”或许让他印象深刻。而陈德徵对新文学家应具备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必要“勇气”，放开来走出第一步；才有打破“国故家”专利的可能，从而更稳固其自身地位的强调，也正是《小说月报》所亟须的一声棒喝。
值得注意的是，陈德徵还特意声明其主张绝非“复辟式的复古”，这点补充颇为有趣——读者心目中的《小说月报》好像很容易走向极端：一旦不再矫枉过正般大量引进异域花朵，就立刻会有投奔对手而去的危险；在“以纯粹的西洋口味的文学饱饷国人”(16)与“转而复古”之间，相隔只有一层纸。但读者陈德徵的警惕感，却正触动了沈雁冰的心结。他的回信中，表达了他也极认同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性，也一度很想“读读旧书”(17)；然而“时局”不允许——这并非一个“坐下来翻旧书”的年代：“照现在‘假古董’盛行的情势而论，我反极盼望懂得真古董的朋友出来登个‘谨防假冒’的广告呢！”这一“谨防假古董”的心态，沈雁冰同一时期还有过重复表达：
就在刊载陈德徵来信的同一期“最后一页”中，沈雁冰说：
“现在‘保存国粹’之声又很热闹，但其中恐怕难免有许多被误认的‘粹’；我们觉得若以‘非粹’的东西误认为‘粹’其罪更甚于‘不保存’，这一点，我们要请大家注意”
紧接着在给万良濬的信中又说(18)：
“文学研究会章程上之‘整理中国固有文学’，自然是同志日夜在念的；一年来尚无意见发表的缘故，别人我不知道，就我自自己说，确是未曾下过怎样的研究工夫，不敢乱说，免得把非‘粹’的反认为‘粹’。”
这份努力辨清“粹”与“非粹”的谨慎中可见，无论是编者还是读者，对于“整理国故”中“非粹”部分的发掘将对新文学发展可能造成的障碍均保持了一份必要的担心。于是沈雁冰虽也曾起意要在《小说月报》上“加辟‘故书新评’一栏”，进行“小规模的‘整理国故’”(19)，然而这一规模“小”到也就是13卷7、8两期中的俞平伯两篇《红楼梦》论文，此后也就不见提起。至于那些富于思考力的读者则一方面强调研究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却又在担心《小说月报》一旦对其译介外国文学的纯正新文学主题有所偏离，是否会有走向“复古”之虞。这种“审慎”(20)与徘徊心态，也许正是“整理中国文学”这一“后‘五四’”话题在《小说月报》革新初期提出所遭遇的困境。
“读书杂记”：《小说月报》的“国故”因缘及其影响
1923年郑振铎接替主编，14卷1号的一个显著印象是《小说月报》的“整理中国文学”有了具体行动：这从篇首郑振铎的《读毛诗序》、一组题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以及十二则“补白”(21)性质的“读书杂记”中可以感受到。沈雁冰时期读者的“国故”呼声在郑振铎那里得到了某种落实，《小说月报》不再是一副大力输入外国文学的纯正口味，对旧文学的回避裂痕在悄然弥合。由此，这份堪为“五四”新文学刊物代表的杂志显示出了一种重构“五四”抑或丰富“五四”的努力。
其间郑振铎的个人兴趣与努力工作，自是毋庸多言。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刊设想的具体落实并非主编一人之力即能实现，还须种种机缘巧合。早有研究者看到了这位首提“整理旧文学”(22)口号的新文学家在学术思路上对胡适的紧跟，并指出《国学季刊》在郑振铎心目中不寻常的地位(23)。然而笔者却想仅就这一时期《小说月报》上出现的具体栏目“读书杂记”，指出另一位北大国学门中人顾颉刚对《小说月报》在“整理中国文学”问题上的某种类似于中介性质的影响。
14卷1号上的新栏目“读书杂记”，专门发表关于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读书心得与小型成果，往往附于一篇较长文章的末尾空白处，确实很像“补白”。其涉及话题种类多样，篇幅最长的将近一千五百字(24)，最短的只有三十字(25)。自14卷1号（1923年1月）始，至16卷5号（1925年5月）终，《小说月报》上总共发表了六十六则“读书杂记”。其中，绝大部分又发表在1923年第14卷上，占到五十五则；1924年第15卷起数量便锐减，只有十则；1925年第16卷统共只有一则。作者共有七位，按写作数量排列分别为：顾颉刚（三十六则），郑振铎（十八则），周予同（六则），严敦易（三则），王伯祥（一则），叶圣陶（一则），徐调孚 （一则）；可见半数以上的“读书杂记”出自顾颉刚的手笔。1924-25年的15、16卷上共有十一则“读书杂记”，其中八则为顾颉刚所写，二则为严敦易所写。这也就是说，自1924年15卷起，“读书杂志”栏几乎全赖顾颉刚一人稿件的维持。
由此可见，1923年第14卷《小说月报》的“读书杂记”栏目有过集中出现，随即又迅速消歇。而这一栏目变动的背后，正与顾颉刚自1921年2月至1923年底的一段个人经历密切相关。1921年2月顾颉刚因祖母病事，来回奔波于苏州和北京之间，由此便与上海的文学研究会朋友往来遂密。自1923年5月20日的“文学研究会定期刊物之一”《文学旬刊》的第七十三期起(26)，至1923年 12月3日第九十九期的《文学》止(27)，顾颉刚还担任起了该刊的“负责编辑人”。而这一期间，正是“读书杂记”栏的旺盛期。
1923年中顾颉刚“为《小说月报》写读书笔记若干则”(28)。到了1924年二至四月间，在已经回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后，顾颉刚仍“为《小说月报》写《读书杂记》若干则”(29)。可以推想，正是这两次所写的“读书杂记”，加上1922年十二月钞给郑振铎的《读诗随笔》(30)，构成《小说月报》1923-25年“读书杂记”的重要稿源。而随着1923年底，顾颉刚辞去了商务印书馆职务回到北京(31)，“读书杂记”便失去了一位主要作者从而迅速减少以至于无了。这一栏目曾受到读者(32)与学界欢迎。14卷5号“通信”中有钱玄同1923年2月9日(33)给顾颉刚的一封信，在谈到其“读书杂记”时钱玄同甚至这样说：
“两年来所见先生‘东鳞西爪’之‘诗说’，觉得无一不好。……但我别有一种希望，先生的‘诗说’除登入小说月报中的以外，可否分些给国学季刊？小说月报是文学的杂志，当然应该登载；但是我们又很希望国学季刊中多些‘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材料，免得它渐渐地‘遗老化’。这一层，我很希望先生帮助——不仅关于诗经的。”
原本只占“补白”地位的“读书杂记”，由于有了顾颉刚的作品而让《国学季刊》的编委起了拉稿的念头，足见出顾颉刚的影响力。而对于《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来说，顾颉刚正是其心目中对于刊物的“整理中国文学”方面帮助甚大的理想人选(34)。而对于读书动笔甚勤的顾颉刚来说，《小说月报》所需要的“读书杂记”，正是其平日真正的“读书札记”，对其来说写作并不困难，于是自然亦体现出其一贯的学术考虑(35)。
虽然“读书杂记”栏目在《小说月报》上的出现颇有些昙花乍现的意味，然而其潜在影响却在延续。这一点，从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酝酿过程便能看出。可以注意到，早在14卷10号卷首便出现了“中国文学研究”号外的“征文启事”，而在三类“征文种类”中，最后的所谓“其他”类指的便是“一切读书杂记，目录，重要作品的文字上的校勘及其他”。联系其时《小说月报》上正同期刊载的“读书杂记”，不难看出这种对于“征文种类”的设置策划绝非凭空而来，正是受到了“读书杂记”栏目的启发影响。
颇有意味的是，到了1927年6月出版的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中，大小其七十一篇文章中，有十八则文字可对应于“征文种类”中“其他”类，即与“读书杂记”的栏目文章颇为相类。虽然这辑号外中并没有顾颉刚的作品，然而颇具顾颉刚色彩的“读书杂记”这一形式却得以充分呈现。更为引人注目的是，除了这一形式上的沿袭之外，郑振铎在其间还发表了四篇重要短文：即《武松与其妻贾氏》、《中山狼故事之变异》、《螺壳中之女郎》和《鲁智深的家庭》，其中对于顾氏的“孟姜女研究”思路更有了形神兼备的承接。
值得注意的是，郑振铎这种接着顾颉刚“故事转迁”的话头往下说的方式，早在此辑“号外”出版之前便已见端倪。1926年《小说月报》第17卷中，郑振铎将好几则“卷头语”(36)与“最后一页”(37)都写成了类似“读书杂记”的形式，在其间表达相当多的文学见解。17卷10号的“最后一页”中，更强调了“故事及传说的转变与进化”在“研究中国文学的工作中”的“有趣”和重要；并以顾颉刚的孟姜女研究为典范，认为这一研究思路中存在着巨大的学术潜力，从而将顾颉刚的研究提到一种范式高度。
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郑振铎对于自己所代表的“我们”与胡适所代表的“他们”有着明确的代际意识(38)；于是前者在《小说月报》上开展的“整理中国文学”与后者的“整理国故”在宗旨提倡或具体方法上均存在跟随与模仿的事实并不奇怪。但问题在于，胡适的影响相当程度上是通过此时与文学研究会接近的顾颉刚这个“中介环节”具体作用于《小说月报》的刊物面貌上的，“读书杂记”栏目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例证。诚如顾颉刚自言其“孟姜女研究”得益于胡适的启发(39)；他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读书杂记”中许多观点也均能在胡适那里寻到踪迹。然而顾颉刚的独特性却正在于他是一个能把胡适的“眼光”具体化作“实绩”的勤奋学者，因为仅凭胡适的思路设想是无法让“整理国故”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
1923年郑振铎主编的14卷《小说月报》上着意凸显的“国故”色彩，客观上与新文学读者的呼唤密不可分。然而这一“整理中国文学”从设想到具体实现，却又与此时来自北大的顾颉刚与文学研究会的接近这一客观因素相关。顾颉刚的到来，不仅为《小说月报》增添了“读书杂记”的栏目亮点，更将胡适有关“整理国故”的构想通过他的作用而具体落实到了《小说月报》（或者说主编郑振铎）的相关思路上。郑振铎的着意力邀促成了顾颉刚与文学研究会的这段关联，同时也使得以倡导新文学起家的郑振铎一代，在其最初开展“整理中国文学”之际得以从北大国学门获得学术启示与方向感，“整理国故通过文学研究会在南方扩散，从而逐步形成一种极有影响兼具思想性和学术性的运动”(40)。
《小说月报》17卷号外：“译介外国文学”框架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1927年6月的《小说月报》出版了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作为这份新文学刊物将传统中国文学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一次成果展示，此辑号外的编纂历程较之以往两个俄、法文学研究号外来说可谓姗姗来迟(41)。一再展期的背后(42)，显示出《小说月报》在蒂结其“中国文学研究”成果时的某种小心谨慎。新文学建设者们一旦将旧文学置于研究而非批判对象时，其视角、思维均需要一种转换过程。《小说月报》编者亦深知自我的长处与短项，在如何调动自己所熟悉的资源从而更快适应新文学读者呼唤中的这一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教师角色，编者们不可能不费一番思量。
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现象：以译介外国文学闻名的文学研究会在构筑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时，其思维惯性不会不依赖于其介绍外国文学时论说方式。不妨再来解读那份体现出编者对“中国文学研究”号外的总体构想的“征文种类”。
14卷10号卷首的“征文启事”中将“征文种类”分为三类：即“通论”、“专论”与“其他”。所谓“通论”，是指“泛论中国文学的研究方法”，包括其“思想上与艺术上的特质与缺点，及其他”；所谓“专论”则要求分别从时代、分类、作家、作品等角度入手，其实仍是某一限定范围内的“通论”文章。如果将号外中的中国文学研究论文与译介外国文学最力的1921-22年12、13卷的《小说月报》进行对照的话，会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上一部分已对“其他”类与“读书杂记”栏目的关系做过一番梳理，此处且着重分析前两个类别与《小说月报》以往的译介外国文学的文章类型之间的微妙关联。
在《小说月报》一贯的译介外国文学的论文中，“分类的研究”一类，即介绍某一文体的外国文学的数量最少(43)，译介中的着重角度是对于作家、作品、国别、时代等因素的关注。而这种有关“作家的评传”、“作品的研究”及“时代的研究”的背后创意则不能不提到周作人的潜在影响。
在有关“作家的评传”与“作品的研究”上，《小说月报》12卷1至6号上，每一期均有1至2篇外国作家的介绍文字；到了7-12号上的作家论数量锐减，只有11号有周作人《日本诗人一茶的诗》以及8号、12号上的两篇翻译的作家论(44)。而沈雁冰1921年10月15、22日接连致书周作人，谈论对于下一年《小说月报》作家论栏目的新计划。在得到周作人的建议后，第二年的13卷1至6号上，每期均有“文学家研究”一栏，且每次均围绕一个作家用多篇论文进行介绍，这些作家依次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泰戈尔、屠格涅夫、包以尔、法朗士和霍曾德曼。一共发表了22篇介绍这些作家作品的论文，论述角度为传略、思想、作品等。作家的最终选定与沈雁冰的当初设计有些不同，不难推想周作人参与其间的痕迹。
有关“时代的研究”的译介中，其“时代”性、历时性状况要稍微复杂。首先体现在《小说月报》对于“当年”正值重要诞辰年份的外国文学家相当关注，并选择此种时机进行纪念与作品介绍(45)，表现出一种立足于“此时”“此地”与近代西洋文学的传统进行即时对话的鲜明意识。
与这种与外国文学史的“传统”对话同时的，是关注与新文学处于共时状态中的国外文坛的最新讯息，这就是《小说月报》12、13卷中几乎每期都有(46)的经典栏目“海外文坛消息”。两年中，“海外文坛消息”共登载了148则消息，伴随了新文学的成长历程。与这一栏目相似的，还有“战后文艺新潮”栏(47)，其译述一战对各国文学影响的文章共13篇。另外，还有一些不断关注外国文坛现状的零星文章(48)。
由此可见，《小说月报》的外国文学译介明显突出了一种立足于“此地”（现代）、“此地”（中国）的意识，即一切译介活动均是置于“新文学”的“当下”视野中完成的，都或显或隐地要与“新文学”构成某种关联；而对外国文学史的古代部分则明显忽略(49)。而这种译介外国文学中的“厚今薄古”的背后，恐怕亦与周作人的影响密不可分。在《小说月报》12卷2号的“通讯”中登有周作人 1920年12月27日致沈雁冰的信：
“陈胡诸君主张翻译古典主义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过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在中国此刻，大可不必。……因为人心终有点复古的，译近代著作十年，固然可以使社会上略发出影响，但还不及一神曲出来，足以使大多数慕古。在中国特别情形（容易盲从，又最好古，不能客观）底下，古典东西可以缓译……且中国此刻人手缺乏，连译点近代的东西不够，岂能再分去做那些事情呢？……倘若先生放下了现在所做最适当的事业，去译神曲或失乐园那实在是中国文学界的大损失了。”
周作人主张应首选“近代著作”进行翻译介绍，而“古典东西”则无妨暂缓，这一翻译原则正浸透了周作人一以贯之的国民性思考。然而，不管《小说月报》诸君是否真正领会了周作人的深层忧虑，这一翻译原则却对其时非常信任、尊重周作人的文学研究会的人产生深远影响。沈雁冰的回信中当即表示将放弃那种试图“系统介绍”的打算：
“若定照系统介绍的办法办去，则古典的著作又如许其浩瀚，我们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世界文学的步伐，不做个落伍者！思想方面的弊害，姑尚不说呢。而且古典文学的介绍，所需时日人力，定比介绍近代文学为多，先生所说现在人手不够，这是我们现在实在的情形……”
由此，近代以来的外国文学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定格成为《小说月报》的译介视野，而强调与当下现实的关联更成了译介工作的潜在出发点与根基所在。
用这一《小说月报》式的“译介框架”来返观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会发现这份新文学刊物的国故研究仍然不脱其最为熟悉的译介气息。值得关注的是，号外中有关“分类的研究”中，不仅涉及散文（包括与之相关的韵文、骈文）、诗、词、赋、戏曲、小说等文体，更对属于民间文学范畴的歌谣、故事、二黄戏、滩簧、“咸水歌”等类型予以专门探讨。或许这是源于主编郑振铎个人对俗文学的特殊爱好，然而却显示出《小说月报》视野中的“中国文学”不再是狭义上的“古典文学”，而是在“五四”时期“眼光向下的革命”中，也以一种“平等的眼光”去“发现民间”，将民间文学置于与古典文学同样地位加以研究。
然而对待这两种文学时的态度又有差别。且以号外中的一位重要作者朱湘为例(50)，这位“新诗人”在其古典诗歌与戏曲研究中，总将“新文学”眼光带入古代文学研究中来，有种为研究对象诊断解剖的口吻，因而显得隔膜而缺乏体贴；且随处加入大段感想，这在当时即已被人诟为“妄逞胸臆”(51)。然而这种强化“新文学”的价值观以衡量古典文学的价值大小有无的做法，却正是《小说月报》“整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思维特色。于是，一方面用“新文学”对古典文学进行无形中的压抑批判，另一方面，又将民间文学提到与古典文学并肩而立的地位上从而对前者彰显放大，这便使人联想到胡适“死文学”、“活文学”的“双线文学观念”。虽然古典文学、民间文学并未直接比附于“死文学”与“活文学”的思路，但说“五四”时期流行的文学观念确有融进转换到了《小说月报》自身“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中的显明印记。两种文学高下的微妙差异以及着意塑造的“双线文学”的并列格局，也是明眼人一望即知。
在卷首《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一文中，郑振铎指出了中国文学研究的三条“新开辟的研究的途径”：即“文学的外化”、“巨著的发见”与“中国文学的整理”。其中“巨著的发见”，指的便是要将佛曲、弹词、鼓词、皮黄戏的剧本、各地的小戏唱本等向来未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文学材料纳入到文学史的视野中，这就使得传统意义上的“中国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片有着众多生荒地的“未经垦殖的大荒原”(52)的景象。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平等的眼光”除了受到如研究者已揭示的胡适执笔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影响外(53)，其实还融入了早在14卷2号中读者润生来信中所提的建议。与前文谈到的陈德徵来信相比，润生来信中的突出之处在于提出了如何“整理国故”的四点方法：“科学的方法”、“实验的态度”、“现在的思想”(54)、“平等的眼光”。这封信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之前(55)便已独立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基本要诀，使得主编郑振铎发出了“极赞成”的感佩；到了《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更将润生的建议落到实处。郑振铎提出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两条新观念——“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也是悄然回应了润生所提的“科学的方法”与“现在的思想”。于此，“新文学读者”读者们不仅呼唤并催生了《小说月报》“整理中国文学”步伐与实绩，更将自己的远见卓识融入了“中国文学研究”号外中的纲领性总论《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之中，在此意义上，认为“中国文学研究”号外是“新文学读者”读者与《小说月报》之间的互动产物或许并不为过。
这种“平等的眼光”不仅体现在将民间文学与正统文学放到一起，还将“中国文学”纳入“世界文学”的整体图景中加以考察。其实从“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再到“中国文学研究”，其命名方式的背后便反映出一种“国别”文学的线索。而郑振铎的《文学大纲》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一重构世界文学图景的思路，如14卷10号上“请读第十五卷的小说月报”的广告中所说：“明年的本报拟刊载《文学大纲》一种，系‘比较文学史’的性质，自上古以迄近代，自中国以至欧美日本阿拉伯各国的文学都有叙到”，而在15卷1号起至18卷1号终的“论丛”中几乎每期都连载有郑振铎的《文学大纲》(56)。在他的叙述中，“诗经与楚辞”成了讲完圣经故事和希腊神话之后顺理成章的讨论对象；而“中世纪的中国诗人”与“中世纪的欧洲文学”也均纳入同一时空加以研究；至于“十八世纪的中国文学”与18世纪的英、法、德等诸国文学更因共处同一个世纪而顺次叙来，以国别分章只是为了论述方便。《文学大纲》在最初的写作构想中，郑振铎就有很明确的仿照西洋“文学史”而作的动因(57)。于是，这些“约占全书四分之一”(58)的中国文学部分，整体框架和叙述模式势必要受到占更大比例的外国文学的影响。
在《小说月报》的视野中，有一个由“国故”而“旧文学”再到“中国文学”的过程。“国故”是对一切中国过去的学问的统称，而《小说月报》的“整理国故”则自然圈定在了需要用其“新文学”的新眼光加以重估的“旧文学”上。即是“重估”，则必有现代眼光的投射，于是民间文学也被纳入了与“旧文学”的相等位置加以平等对待。而以国别文学概说而擅长的《小说月报》，又将本来与新文学相对的“旧文学”，暗自转换而成为一种作为国别文学的“中国文学”，其研究对象的古典特质渐渐褪去，一个被纳入了世界文学图景中的愈趋阔大而有待垦殖的文学研究的“大荒原”凸显而出。
早有论者看到了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上由批判旧文学到将“文言写作从攻击对象变成了研究对象”(59)的变化，而这一转变过程在与文学研究会关联紧密的《小说月报》那里仍有鲜明体现。对于《小说月报》来说，其“国故”研究又离不开新文学读者群体的参与身影。这种话题变迁的背后，暗示出“五四”新文学空间中对于曾经异质元素的整合过程，以及这一文化空间所可能蕴含的复杂与多元。
收稿日期：2006-07-20
注释：
①拙作《“新文学读者”读者眼中的“〈小说月报〉革新”》，载《云梦学刊》2006年第3期，第88～94页。
②苏州冯瑾来信，载《小说月报》13卷10号“通信”。
③润生来信，载《小说月报》14卷2号“通信”。
④以12、13卷《小说月报》为例，据笔者统计，涉及外国文学译介的文章篇数为397篇，而其他方面的文章仅为91篇，可见其对于外国文学译介的绝对重视。
⑤徐文台来信，载《小说月报》14卷11号“通信”。
⑥如13卷2号谭国棠来信、13卷5号南通朱畏轩来信。
⑦如13卷8号王砥之来信。
⑧南通狼山何玉盦来信，载《小说月报》14卷8号“通信”。
⑨保定王兴刚来信，载《小说月报》14卷12号“通信”。
⑩以至于有的研究者误认为：“在他（按：指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两年期间，《小说月报》根本没有发表一篇‘整理中国旧文学’的论文”。见董丽敏：《想象现代性——革新时期的〈小说月报〉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第67页。事实上，这一时期发表的中国文学方面论文应是郭绍虞的《谚语的研究》（12卷2-4号）、俞平伯的两篇“故书新评”（13卷7号上的《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与13卷8号上的《高作后四十回底批评》）以及唐钺的“评论”（13卷10号上的《旧书中的新诗》）。
(11)王砥之来信，载《小说月报》13卷8号“通信”。
(12)万良濬来信，载《小说月报》13卷7号“通信”。
(13)沈雁冰在给冯瑾的回信中也说，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文字“想看现在的需要的缓急与否而次第介绍”。载《小说月报》13卷10号“通信”。
(14)沈雁冰给万良濬的回信，载《小说月报》13卷7号“通信”。
(15)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沈雁冰给读者的回信中读到：如13卷2号中给周赞襄的回信、13卷5号给黄祖的回信、13卷6号给谢立民的回信。
(16)王砥之来信，载《小说月报》13卷8号“通信”。
(17)1921年9月21日沈雁冰在致周作人的信中曾表明自己“有个研究中国文学的痴心梦想”，《茅盾全集》第3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2页。
(18)沈雁冰给万良濬的回信，载《小说月报》13卷7号“通信”。
(19)《小说月报》13卷6号“最后一页”。
(20)如郑振铎给孙一影的回信，载《小说月报》14卷10号“通信”。
(21)《小说月报》14卷1号的目录中，“读书杂记”栏目之下，附有“补白”二字；但从14卷2期开始，目录中即不再有“补白”字样。14卷6号郑振铎在给读者寒冰的信中亦云：“读书杂记，原是作为补白用的，所以不大登长篇的东西”。
(22)陈福康：《郑振铎论》，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83页。
(23)见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其中有专节讨论“‘整理旧文学’的‘新路’：论胡适对郑振铎的影响”，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98～215页。
(24)顾颉刚：《元曲演奏的形式》（读书杂记），载《小说月报》14卷8号。
(25)顾颉刚：《乐府》（读书杂记），载《小说月报》14卷4号。
(26)这一期《文学旬刊》的卷首，有一则郑振铎（署名“西谛”）的《给读者》：“我们于原来的编辑人以外，又加入许多负责的撰稿者。”文末所附“本刊的负责编辑人”共十二人，中有顾颉刚。又见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3页。
(27)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28)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0页。
(29)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30)这便成了《小说月报》14卷中那些让钱玄同觉得“东鳞西爪”却“无一不好”的关于《诗经》的“读书杂记”。又见《顾颉刚年谱》第76页。
(31)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32)如14卷6号上寒冰来信：“贵报新添的读书杂记，好极了！但我希望她的篇幅能稍增加！文辞以后能详尽些！像胡适的读书杂志一样！”
(33)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34)用郑振铎的话来说，顾颉刚不啻正是一位于此方面“有研究的先生”，见郑振铎给何玉盦回信，载《小说月报》14卷8号“通信”。
(35)如体现了其“孟姜女研究”思路的14卷11号的“读书杂记”《郑樵对歌词与故事的见解》，以及14卷2号的“读书杂记”《庄暗香》等。
(36)如《小说月报》17卷7-10号。
(37)如《小说月报》17卷10号。
(38)杨志：《“史家”意识与“选家”眼光的交融——〈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研究》，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论文，2002年，第7页。
(39)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2-273页。
(40)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5页。
(41)“俄国文学研究”号外的酝酿时间为1921年初（见《小说月报》12卷3-5号卷首的“小说月报特刊号外俄国文学号预告”），而出版时间为1921年9月，其中只经历了9个月不到的时间。“法国文学研究”号外的酝酿时间为1922年下半年（见《小说月报》13卷10、11号卷首“小说月报十三卷号外法国文学研究出版预告”），而出版时间为1924年4月，其中也只经过一年半左右的时间。相比之下，“中国文学研究”号外的酝酿起于1923年10月（见《小说月报》14卷10号“征文启事”），而出版于1927年6月，历时近四年。
(42)见15卷4-5号上的“征文展期启事”，以及15卷12号卷首的《小说月报》“第十六卷的新计划”等。
(43)这方面的论文仅有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载《小说月报》13卷1，2，3，5，6，11号）、瞿世英的《小说的研究》（载《小说月报》 13卷7-9号）及周作人的《日本的诗歌》（载《小说月报》12卷5号）。
(44)12卷8号《罗曼罗兰评传》（Anna Nussbaum原著孔常译）、12卷12号《意国文学家邓南遮》（日本村松正俊著海镜译）。
(45)如12卷5号的“卷头辞”《百年纪念祭的济慈》（沈雁冰）、12卷9号中为“檀德六百周年纪念”而做的《神曲一脔》（钱稻孙）的介绍、13卷12号的《今年纪念的几个文学家》（佩韦）等等。
(46)除了12卷10号，此期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
(47)这一栏目存在于13卷8号至12号。
(48)如12卷4号的《日本文坛之现状》（日本宫岛新三著，李达译），12卷11号的《新希腊文学的近状》（法国Asteriotis著，汉俊译）、《日本文坛最近况状》（晓风）等。
(49)到1926年17卷以后《小说月报》才开始对所谓“西洋国故”进行有意识的关注，其中原因，恐怕也与此时周作人已与文学研究会疏绝往来、其影响减弱有关。
(50)他在号外中发表了九篇长短不一的文章，数量上仅次于郑振铎。
(51)镜：《评小说月报中国文学研究号》，载1928年2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52)郑振铎：17卷8号“卷头语”。
(53)徐雁平：《胡适与整理国故考论——以中国文学史研究为中心》，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3页。
(54)陈德徵的来信中也强调了要用“现在的眼光思想”去重估旧文学价值。可见，“整理中国文学”中的“当下性”已成为探讨中的潜在出发点。
(55)润生来信末尾附有写作日期，为“一九二二，十二，二十一”，而《发刊宣言》则发表于1923年1月《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
(56)只有《小说月报》15卷8号、16卷6-10号没有连载。
(57)郑振铎在“答周仿溪君（通讯）”中说：“原来我着手编辑文学大纲时，本以特林瓦德(J.Drinkwater)的‘Outline of Literature’一书为取材的根据，故仍其名曰《文学大纲》”。载于《小说月报》17卷11号。
(58)见第18卷第1号广告“商务印书馆发行，文学大纲，郑振铎编，预约展期三月”。
(59)贺麦晓：《二十年代中国的“文学场”》，载《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3月，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