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与接受程度&基于对中国15个省市城市居民的调查与分析_转基因食品论文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基于全国15省份城镇居民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城镇居民论文,认知论文,省份论文,程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推广引起了国内社会各界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广泛争议。支持方认为，转基因食品是安全的；转基因作物可以降低农药、杀虫剂以及化肥的使用量，减少现代化学品对环境的污染；转基因技术可以增加食物种类，提高食物的营养含量和品质。反对方则坚称，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无定论，转基因作物种植会导致基因污染，甚至有可能危及中国的粮食主权。这些争论加重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疑虑，影响了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技术的研发进度和投资规模，制约了转基因产业的发展（仇焕广等，

）。例如，在1997年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获准商业化种植之后，中国政府再未批准任何一种重要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在转基因问题争议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态度成为影响其发展和应用的一个关键因素，研究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仇焕广等，

）。21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就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这一主题展开了大量研究。由于研究方法、调查对象以及数据收集时间的不同，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存在着很大差异。例如，黄季焜等（2006）发现，“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6种转基因食品①的消费者比例平均为62%；齐振宏、周慧（2010）的研究表明，约50%的消费者表示“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转基因食品；刘玲玲（2010）的研究显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为33%。尤为重要的是，随着转基因技术相关研究和应用的迅速发展以及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相关信息的传播，中国的转基因舆论环境发生了变化，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的一些研究结论难以准确反映当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行为。例如，Curtis et al.（2004）研究发现，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持欢迎态度；Li et al.（2002）的研究表明，北京消费者愿意为转基因大米支付38%的额外价格。这些研究结果不符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情况，反映了本世纪初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缺乏了解，将转基因食品等同于“其他高科技食品”（张晓勇等，2004）。

      本文基于2013年15省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开展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和消费意愿研究。黄季焜等（2006）采用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于2002～2003年对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5省（市）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详尽地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接受程度和购买意愿，比较全面地揭示了21世纪初中国城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意愿。本文所用数据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这一调查数据有一定的可比性：调查范围涵盖了15省份，采用了入户访问的方式收集数据，使用了相同的调查指标。因此，本文的第一个研究目标是，以黄季焜等（2006）的研究结果为主要参照系，对比分析过去10年间中国城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变化情况②。

      已有研究表明，消费者个人及家庭特征、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风险意识等均可能影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其中，消费者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对其态度的影响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并被认为是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关键因素（周峰、田维明，2003；House et al.，2004；仇焕广等，

）。不过，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有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论存在明显不同。对欧美和日本消费者的调查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在提高，但其接受程度却呈下降趋势（Macer and Ng，2000；Chen and Harris，2006）。钟甫宁、陈希（2008）和马琳、顾海英（2011）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负向影响其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与此相反，周峰、田维明（2004）以及黄季焜等（2006）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与其接受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包括正反两个方面，只有了解哪些因素影响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才能进一步判断其认知水平影响接受程度方向的深层次原因。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研究目标是，基于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社会经济因素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影响，特别是消费者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对其接受程度的影响。

      本文所研究的转基因食品包括由转基因大豆加工而成的转基因大豆油、用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大米（例如Bt水稻）和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例如“黄金大米”），其中，前两类食品归类于间接食用的转基因食品，而后两类食品则属于直接食用的转基因食品。转基因大豆油已经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多年；转基因玉米（植酸酶玉米）于2009年获得了农业部安全生产证书，虽未进行商业化种植，但近几年中国进口了少量来自美国的转基因玉米。中国的转基因水稻研发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转基因Bt水稻虽然在2009年获得了农业部颁发的安全生产证书，但同样尚未进行商业化种植。研究城镇消费者对上述四类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分析和预测中国转基因食品市场的发展前景，为政府和企业制定转基因技术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研究的数据来源和样本的基本情况；第三部分描述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介绍模型设定、变量定义及其赋值，展示和分析模型估计结果；第五部分给出基本结论及其政策含义。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本课题组于2013年7月至8月间组织的“中国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消费意愿调查”。调查区域涉及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的49个城镇。数据收集工作由暑期返乡的大学生承担，他们通过对其亲戚、朋友或邻居进行面对面的访问开展调查。为了确保调查质量，所有调查员均参加了培训，并领取了包括如何填报相关项目、如何询问以及调查工作应注意哪些问题等内容的调查指导手册。另外，调查组织者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督查和指导了调查工作。调查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基本情况、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转基因大米支付意愿以及转基因水稻信息的接收情况五个部分③。为了便于进行比较分析，问卷前三部分内容与前文提及的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2～2003年的调查内容基本一致。

      调查共回收问卷1050份，其中有效问卷952份。样本的基本情况显示（见表1），男女样本比例基本均衡；样本以中青年人为主，其中，18～50岁样本超过了八成；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本科的样本最多，占样本总量的40%以上。从职业分布来看，在企业工作的样本最多，占样本总量的近46%；在政府或事业单位工作的样本占12.18%。从家庭月均收入水平来看，5000元以下、5000～9000元和9000元及以上家庭分别占样本总体的43.59%、38.45%和17.96%，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月均收入分布状况基本一致；从家庭规模来看，三口之家所占比例约45%。

      

      为了检验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本文将样本的家庭月均收入水平和家庭平均规模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④进行比较。本文研究样本的家庭月均收入约6000元，稍低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月均收入水平（6425元）。不过，本文研究样本的家庭平均规模（3.5人）明显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规模（2.86人）。进一步分析发现，除河南省和江西省外，其他13个省份样本家庭的平均规模均大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相应省份城镇居民家庭的平均规模。这一状况可能与对“家庭人口”的界定不同有关：国家统计局将家庭人口界定为居住在一起同时经济上合在一起的家庭成员；而在本文研究中，部分样本家庭的子女虽已婚配，未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但联系密切，调查中仍将这部分人视为家庭成员。

      三、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统计描述

      （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

      为了考察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调查问卷包含了4个与转基因技术有关的名词。统计结果（见下页表2）显示，听说过杂交育种技术、基因、生物技术和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占样本总量的比例分别为78.0%、84.7%、69.4%和86.1%。与2002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黄季焜等，2006）相比，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明显上升，听说过基因的消费者比例基本一致，而听说过杂交育种技术和生物技术的消费者比例不升反降。其中，“经常”、“偶尔”和“仅一两次”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也均明显高于2002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相关调查对应指标的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近年来转基因食品的曝光率较高，转基因食品问题经常出现在各大媒体上，因此，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而与转基因食品相比，杂交育种技术和生物技术的相关报道相对较少，因此，部分消费者对这两种技术相对陌生。

      因其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居住城市的规模和家庭月收入水平不同，不同特征的消费者是否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状况存在差异（见表3）。男性消费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人占89.2%，大于女性消费者的这一比例（83.0%）；高年龄消费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人所占比例低于低年龄消费者的这一比例：在30岁以下的消费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人所占比例超过了九成，而在60岁及以上的消费者中，这一比例降至约60%；受教育程度高的消费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人所占比例大于受教育程度低的消费者的这一比例：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消费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人仅占50%，而在受教育程度为大专或本科及以上的消费者中，这一比例高达96%以上；收入水平越高，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越大，两者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消费者所居住城市的规模与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大城市的消费者中，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人所占比例明显高于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消费者。是否听说过“杂交育种技术”、“基因”和“生物技术”名词的消费者比例与消费者人口特征的关系呈现出与转基因食品类似的情况。上述结果与黄季焜等（2006）的调查结果相一致。

      

      消费者是通过何种渠道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消费者相信哪些渠道的转基因食品信息？调查结果显示，在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中，高达77.2%的人通过电视或广播接触到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近半数的人通过报刊或杂志和网络获得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消费者获取杂交育种技术、基因、生物技术信息的渠道与获取转基因食品信息的来源基本相同，首先是电视或广播，其次是报刊或杂志、网络。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电视或广播所提供的信息认同程度最高，58.3%的消费者认为，电视或广播发布的食品信息（广告除外）比较公正、可信；消费者对网络传播信息的信任程度较低，仅有16.4%的消费者认为网络信息可靠⑤。上述调查结果表明，以电视或广播为主的大众媒介所提供的转基因信息是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的重要因素。表2和表3中的结果仅展示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和相关技术的认知水平。为进一步了解消费者对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生物技术知识的了解程度，本课题组2013年的调查问卷采用了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2年调查问卷所设置的6个测试问题，就这6个测试问题的对错对消费者进行了调查。这6个测试问题都是国外类似研究曾使用的，并且每个问题都有确定性的答案（黄季焜等，2006）。

      

      表4显示，与2002年相比，2013年，中国消费者在每个测试问题上的回答正确率均有明显提高。例如，对于两个与转基因技术有关的测试问题（即第5题和第6题），中国消费者的回答正确率分别由2002年的26.4%和29.0%提升至2013年的46.1%和40.8%。但是，2013年中国消费者的生物技术知识水平仍然与2002～2003年美国和欧盟消费者的这一水平持平。表4显示，对于前5个问题，中美消费者的回答正确率分别为66.5%和68.2%，而欧盟消费者的回答正确率为49.0%；对于2个与转基因技术有关的问题（即第5题和第6题），中国消费者的回答正确率（46.1%和40.8%）均略低于美国消费者的这一比例（48.0%和60.0%）。另外，中国消费者的生物技术知识水平（包括转基因技术知识水平）并不高，答对全部6个问题的消费者仅占15.4%，答对4个及以上问题的消费者比例不足60%。上述调查结果与常识相符。转基因技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精、尖”特性，普通公众一般对此不甚了解（姜萍，

）。

      

      （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

      调查结果显示（见表5），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在2002～2013年间发生了明显变化。与2002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相比，2013年，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明显下降。2002年，“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大米和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比例分别为49.0%、46.0%、61.1%和67.2%；而2013年，消费者的这4个比例分别下降到26.2%、29.2%、22.8%和32.0%。2002年，“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上述4种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分别为12.6%、14.1%、9.7%和5.9%；而2013年，消费者的这4个比例分别上升至27.1%、24.8%、31.2%和22.4%。同时，相比于2002年，2013年，对转基因食品持“中立”态度的消费者比例明显上升。

      转基因成为媒体关注的话题和转基因舆论导向发生变化可能是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姜萍（

）以“中国知网”重要报纸数据库所收录的国内公开发行的500多种重要报纸为研究对象，对2010年以“转基因”为主题的报道进行筛选、分析后发现，以“转基因”为主题的报道共107篇，其中，支持转基因的报道占41.1%，持中立态度的报道占19.6%，反对转基因的报道占39.3%。另外，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呈现比较偏重“风险”的评价倾向。2010年对转基因的风险和收益的评价报道中，认为转基因“只是风险”的报道所占比例达38.3%，而评价转基因“只是利益”的报道只占29%。而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媒体对转基因的报道内容仅限于转基因科技知识及相关研究动态，报道量较少，且仅从积极、进步的角度对其经济前景进行报道（黄媛、彭光芒，2011）。郑志浩（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当接触到转基因食品的正反两方面信息时，消费者倾向于放大负面信息效应，负面信息左右了相关信息的整体影响走向和效果。

      以Bt水稻为代表的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大米属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其主要功效在于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提高稻谷生产效益，对稻谷生产者有利；而以“黄金大米”为代表的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则属于第二代转基因作物，其主要功效在于促进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维生素在人体内的合成与吸收，对消费者有利。表5中的结果显示，2013年，“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上述两种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比例分别为22.8%和32.0%，而“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上述两种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比例分别为31.2%和22.4%。这表明，消费者更愿意接受对自身有利的第二代转基因作物。这一结果与黄季焜等（2006）和Lusk（2003）的研究结果一致。

      （三）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与接受程度之间的关系

      为了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与其接受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不同认知水平下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状况进行了分组比较。统计结果（见表6）表明，随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的提高，接受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比例总体上呈下降的趋势。

      从对4种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平均情况看，“经常听说”、“仅一两次听说”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分别为30.8%、33.8%，而“没有听说”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则上升到39.8%。这一结果与周峰、田维明（2003）和黄季焜等（2006）的研究结果相反。周峰、田维明（2003）基于459个北京超市消费者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随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的上升，样本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越来越高；黄季焜等（2006）的研究表明，没有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低于听说过的消费者。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可能是，2013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已不同于10年前，对转基因食品的负面认知主导了当前消费者的相关行为。

      四、城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设定

      

      

      

      （1）式中，β为待估系数向量，ε是服从Logistic分布的误差项。假定y为可观察到的选择数值，

为选择类别的分类界限，那么，选择观察值y落在第j类别的概率为：

      

      对应于上述概率函数的对数似然函数式为：

      

      解释变量向量X由三类变量构成：第一类为消费者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消费者个体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职业）和家庭特征（家庭规模、居住城镇和家庭月均收入）；第二类为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变量，包括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和生物技术知识水平，其中，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既是认知水平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又是接受程度模型的解释变量；第三类为媒体信息变量，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于2012年12月报道了“黄金大米事件”⑥，这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因此，本文将“是否听说过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作为分析媒体信息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重要代理变量。相关变量的含义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7。

      （二）模型估计结果⑦

      本文采用最大似然法来估计消费者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见表8。由于剔除了那些对转基因食品没有明确态度的消费者，所以，拟合4种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影响因素模型时样本量略有差异，并均少于拟合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影响因素模型时的样本量。

      1.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受教育程度”、“生物技术知识水平”和“是否听说过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具体而言，消费者受教育程度越高，生物技术知识水平越高，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就越高；听说过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的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高于没有听说过该事件的消费者。

      消费者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中的其他变量均在统计上不显著。需要指出的是，表8中的模型估计结果与表3中的统计结果并不一致。其原因在于“认知水平”与“听说状况”的定义不同：表8中的“认知水平”为有序选择变量，反映听说转基因食品的频率；而表3中的“听说状况”为0～1虚拟变量，仅表示“听说过”或“没有听说过”转基因食品。

      2.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生物技术知识水平变量在4种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模型中均不显著。在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生物技术知识水平变量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高度相关，即这两个变量存在着共线性问题，因此，在拟合模型时，该变量最终被从模型中剔除了。本文研究结果证实了House et al.（2004）的研究发现，即消费者的转基因技术知识水平对其转基因食品消费行为不产生影响。

      与前文的统计分析结论一致，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显著影响其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回归结果显示，该变量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另外，该变量虽然在消费者对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影响因素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估计系数的符号同样为负，且表示显著程度的Z值较大。这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排斥转基因食品。这一结果与周峰、田维明（2003），黄季焜等（2006）以及仇焕广等（

）的研究结果相反，但与Lusk et al.（2004）以及Huffman et al.（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⑧这说明，当前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行为与欧美国家的消费者类似，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越高，其接受程度就会越低。

      除了性别、年龄和家庭规模在部分模型中显著外，包括家庭月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在内的消费者个人及家庭特征中的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这一结果与Baker and Burnham（2001），Li et al.（2002），Lusk（2003），周峰、田维明（2003）的研究结果类似。仇焕广等（

）的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郑志浩（2015）的研究结果显示，收入水平仅对声称了解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群体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对声称不了解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群体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收入水平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他们排斥转基因食品。

      

      

      与仇焕广等（

）的研究结果一致，本文模型中受教育程度变量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没有显著影响。与预期不同，“是否听说过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对消费者转基因大豆油和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产生了负向影响，对消费者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的接受程度产生了正向影响，但该变量统计上均不显著。然而，上述两个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因此，从影响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和态度的路径来看，受教育程度、“是否听说过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以及被剔除的生物技术知识变量，是通过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进而间接影响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结合计量经济模型估计结果、消费者主要通过电视或广播接触到转基因食品信息的调查结果以及中国目前关于转基因的舆论环境，本文可以做出如下判断：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大多来自类似于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这样的负面报道，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更多地属于负面维度；而以负面维度为主的转基因食品认知又负向影响了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影响因素模型的估计结果，特别是消费者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对其接受程度的影响结果，本文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设置，重新对模型进行了估计。首先，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3个有序分类，用1表示“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2表示“中立”，3表示“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以此构建新的多元有序Logit模型。该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表8中的结果基本相同，其中，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显著负向影响他们对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以及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⑨。

      其次，将被解释变量设置为0～1虚拟变量，采用二元Logit模型估计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接受程度的影响因素。在此模型设定中，“完全接受”、“比较接受”和“中立”用1表示，“比较反对”和“完全反对”用0表示⑩。总体上看，二元Logit模型估计结果（见表9）与表8中的结果基本类似，不同之处在于，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显著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全部4种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进一步证实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显著负向影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

      

      五、基本结论

      本文基于2013年15省份城镇居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并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定量研究了不同因素对其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消费者的生物技术知识水平比10年前有了明显提高，表明随着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发展和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知识信息的传播，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及转基因食品的关注程度提高了；第二，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与10年前相比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明显下降，表明过去关于转基因技术应用前景的一些乐观结论不能反映当前消费者转基因食品消费行为的现实；第三，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显著负向影响他们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表明转基因食品不仅被成功定义为“特殊食品”，而且已经被反转基因舆论建构成了“危险形象”（姜萍，

）；第四，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负面影响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表明媒体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负面报道是导致消费者排斥转基因食品的重要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研究结论是基于消费者意愿问卷调查数据得到的，反映得更多的可能是消费者的意愿而不是真实的消费行为。具体地说，意愿问卷调查的被调查者一般从公民的视角看待转基因食品问题，例如，被调查者不仅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还关注转基因技术对环境、人类发展、粮食主权等方面的影响；相反，现实中的消费者一般从消费者的视角对待转基因食品，主要关注转基因食品的价格、性状、质量（包括食品安全）等（Noussair et al.，2004）。考虑到中国转基因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正在迅速推进之中以及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的现实情况，有必要开展基于消费者视角的拍卖实验研究，进一步探究消费者的转基因食品消费行为。

      感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杨军教授对本文修改提出的有益建议，但文责自负。

      ①这6种转基因食品指抗病虫害的转基因水果或蔬菜、延长储存期的转基因水果或蔬菜、用转基因大豆加工的豆油、抗病虫害的转基因大米、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和用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

      ②黄季焜等（2006）基于2002年和2003年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本文研究所用数据的样本量与其中2002年的样本量基本相同，因此，本文仅以黄季焜等（2006）2002年的调查结果作为对比分析的参照系。

      ③本文研究不涉及调查问卷的第四、第五部分内容。

      ④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

      ⑤有关调查结果见高杨（2014）。

      ⑥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25名儿童于2008年6月2日随午餐每人食用了60克“黄金大米”米饭。“黄金大米”米饭是由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饪后，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于2008年5月29日携带入境的，违反了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有关规定，且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此事件于2012年12月经中央电视台曝光后，引起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监管力度的担忧，同时对消费者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产生了消极影响。

      ⑦Greene（2003）指出，对于多元有序选择模型，自变量X变化的边际效果不能由参数的估计值直接反映，本文为此估计了基于各个选择类别的自变量的边际效应，其结果与模型参数估值一致。限于篇幅，本文仅报告了模型参数估值。

      ⑧Lusk et al.（2004）和Huffman et al.（2007）中的“认知水平”是用“了解程度”来表征的。本文中的“认知水平”等同于“听说频率”。由于“听说频率”与“了解程度”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是可以进行比较的。

      ⑨受篇幅限制，本文没有报告估计结果。

      ⑩统计分析结果显示，随着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的提高，持“接受”和“中立”态度的消费者所占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而持“反对”态度的消费者所占比例则呈上升趋势。将持“接受”和“中立”态度的消费者归为一类，而将持“反对”态度的消费者归为另一类，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出样本总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是如何随着消费者转基因食品认知水平的提高而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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