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曾经的辉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辉煌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并不是仅仅只有“倚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的文学情怀，也不仅仅只 有书法，绘画，瓷器和刺绣，中国古代是有科技的！翻开《中国科技史》，每一页，每一项 辉煌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惊叹：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博大精深的 中医药学、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印刷术 、火药和指南针“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 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更是 精辟地指出：“火药、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我国 古代文明、科学技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我国古代科学技术， 长 期领先于世界。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近代却迟滞、落伍了。
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滋育的。
战国时期，激烈的变革、频繁的战争，谁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 所以“农本”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此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 根本：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 ”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于是农学发展起来 了，有了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意识。因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也随之发展起 来。
封建帝王认为，天象直接关系着王朝的命运，《易》曰：“天垂象，见吉凶……”王室的 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以历法的准确与否，被看作是 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在长期靠天种地的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起步早、成就显著的原因。
要制定精确的历法，就要准确地测天，就得精于计算，于是数学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 中国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中央政府为有效地管理国家，发展了地理学。古代自然经 济螺旋式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商业、城市的繁荣，为科技文化 的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合乎规律的政治制度、措施，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战国、隋唐、北宋等各个时期 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战国时期，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是“古今一大变革”。诸 多矛盾纷纭复杂，思想界空前活跃，各国君主为战胜自己的敌人，广揽人才，出现了“百家 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农业水利科技、天文历法、医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相 当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政 策，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科技的各个 领域硕果累累：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 布的药典——《唐本草》；以及僧一行的天文成就；雕版印刷的发明，公元868年（咸通九年 ）雕印的《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此卷雕刻精美、刀法 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均匀，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北宋建立至公元979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局面。 以 隋唐经济为基础，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北宋造纸业的发展给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 的条件。宋代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时代。一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尝试改革，毕升 创造了活字印刷术，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朝发明了火药，北宋将火药应用在军事上，火药武器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恩格 斯说：“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 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北宋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为繁荣，这时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海外贸易不断扩大，由 于航海的需要，我国重要的发明之一——指南针，从此时起就普遍在海船上应用。北宋《萍 州可谈》记载，1098—1106年间在广州“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 南针。”不久，阿拉伯人从中国人这儿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并传入欧洲人手中。马克思说：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 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 推 动力。”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知识分子能真正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隋朝开始，唐朝完善的科举 制，形成了官僚一定的社会流动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已经腐朽，出身卑微，有真 才实学的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取代了士族的地位。科举制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竞争机 会，以满足更高的需要。科举制在初建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积极参与政事， 发挥自己的专长，潜心研究，所以唐宋时期，科技成就辉煌。
在古代，中国人较西方人要自由。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人有 放达之风；科举制度实施前期竞争较为公平。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但是自然经济（ 以家庭为单位）下的人，相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的人而言，要自由得多。正因为 有人的自由，有创造的空间，才可能有超越存在的意识，并将之物化为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孕育了中世纪西 欧“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 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 的阴霾时代。因而，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卓然鹤立，璀璨夺目。
此外，中国地广人多，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质，使得中国文化渊源 长，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再者，历 朝的开放政策，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就的同时，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泽被 东西的中国文化圈。在西方，虽曾有过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然而由于地质的变迁 ，外族的入侵，日尔曼人潮水般的涌入，摧垮了一切。中世纪的西欧是在文化的废墟上重建 的 ，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
然而当西方在中世纪末、新时代到来之际以及在整个近代史上，科技生机勃勃发展的 时候，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迟滞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苏州等地资本主义萌芽正在“孕育”之中，可是历 代统治者依然倡行“重农抑商”的思想、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扼制，资本主义萌 芽十分微弱。“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粗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 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 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即将走到尽头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 新 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
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下极端的皇权制和文化专制政策，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从隋唐开始 的科举制，到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极端野蛮的文字狱的出现，也使知识分子只能“舍今而 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鲁迅曾说：“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 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出现 了一股死气沉沉的学风。封建文化专制下的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已毫无创造力可言， 已不能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了。
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中国人行为取向的重实际性，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 ，然而过于讲究实用便忽略了理论的研究。当科技在经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缺乏雄厚的 基础理论作铺垫，因此很难跃入新的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被统治阶级占有，使得科学技术的 研究陷入了政治学的轨道，而没能进入哲学推理、科学抽象的殿堂。尽管在中国古代出现过 天人学说、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普适型的，被应用于天地人间万事万 物，它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强调共性，缺乏对自然现象具体的、个别的、有 分析的探讨，传统科学擅长综合，从总体、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但忽 略对个别物质实体、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等独立的研究，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 ，缺乏科学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方法，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的专门理 论的障碍。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的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讨；重整体综合、轻个案分析的研 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限制了中国科技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成官僚机构管理国家，使得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 。所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化政治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读经书 ，考科举，将踏仕途、登龙门作为最佳的人生选择，而实际上这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这种 文化导向，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趋之若鹜，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被视为无 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因此造成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或流失。 重政轻技的观念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曹操曾说：“有 事赏功能，治平尚德明。”司马光称才过于德者为小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又有重“道”轻 “器 ”的传统。就学术而言，则是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贤哲对 于自然界大量敏锐的观察和新颖的见解，最终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知识分子崇 尚政治人伦之“道”，天地万物之“理”，轻贱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无疑也是 阻碍 中国科技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缓慢发展，造就了普遍的“萎缩型人格”。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 特 征，即“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把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 政治观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其整个思想中心是“克己复礼”，企图通过人们道德力量 的发扬，造成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人格上强调道德力量，在意志品质中 ，那种对抗权威，反对传统的“独立性”和“果断性”强调不够，至于强调要保持积极进取 的人生态度所必需的“竞争性”更是极为罕见。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否定人的个性。在 封建社会的末期，儒家文化的政治化，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驯服工具，对 创造型、开拓型人格在精神上进行扼杀和遏制。鲁迅认为：不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一个种族只有不满的人多了，才能前进，否则就会没落。社会文化的 生命力来自于：一要能够自我批判；二要有开放的教育。然而封建的文化专制统治，给知识 分子 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培育出的仅是啃故纸堆的归属型萎缩型人格的人。
当中国的封建社会日趋衰落，科技发展处于停滞徘徊之际，正是西方文化从中世纪宗教神 学的樊篱中下冲出之时。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文艺复兴的洗礼，宗教改革的进行，为西方 科技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文化氛围。恩格斯曾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 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 。”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受到冲击，使得中世纪普遍的归属性“道德型人格”转向“自 尊型人格”。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基 督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心于研究人和自然，肯定人和人性，强调要发展个性。人在 这时从宗教神学的迷惘中复归本源，回到自然，得到了自由。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们喊出 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击着传统的迷信、信仰，他们对知识的力量和作用，充满了 乐观和信心。
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外倾性，强调 外在的超越；西方科学家们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化学物质，强烈要求改变外部环境，而 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的超越。中国的读书人大多热衷于研究订正古字音和文 字，离科技——第一生产力太远，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特性。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 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经济落后，国力衰竭，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科技的发 展，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必要的人才结构，所以，在封建社会末期直至近代，中国的科 技领域逐渐丧失了独占鳌头，生机盎然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