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论战论文,中国社会论文,性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在1928年到1937年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理论斗争，其胜利的取得，是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本文试图对此作些论证。
一、先是党内争论
这场斗争最初是从中共党内开始的。引发点是大革命失败后人们对中国问题的反思，同时也与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密切相关。
国际上的争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开始了，一方以斯大林、布哈林为首，一方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为代表。争论的焦点，是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最后，托派败北。但是，这一争论并未完结。中共六大召开期间，托洛茨基发表《中国革命的回顾与前瞻》，仍坚持“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的观点。
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怀疑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民主主义性质，其所谓“无间断的革命”也只是指中国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有生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趋势与前途，并没有否定现阶段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但是，中共内部对于中国革命最终胜利或革命高潮到来之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时间及其意义的估价是存在分歧和争议的。党的六大召开之前，瞿秋白整理的《中国同志向布哈林同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答的问题》，就包括或者说反映了这种分歧。斯大林和布哈林曾就中国同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多次接触和政治谈话会，重申了他们对中国社会、中国革命性质的观点，并据此指导了中共六大的召开。中共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曾明确指出：中国的经济制度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革命的中心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制；中国革命现在阶段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但是，“陈独秀、彭述之等在中央回国之初，即表现对六次大会决议的怀疑，对大会结果的不满。”（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集第465页。）陈独秀在六大以后，曾经给中央写过3封信，除其他一系列问题外， 较为详细地表述了他那中国封建势力“已经是残余的残余”的观点。中央当时对陈独秀有过“详细的解释与批评”，并且在1929年10月5 日通过《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指出：“他这信的观点，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可耻的消极主义！”（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集第394页。）
另外，以国民党反动文人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为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也肆意歪曲中国的社会性质。
对此，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予以高度重视。
二、李立三将斗争从党内引向党外
1929年底，李立三写了《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发表在1930 年3月15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三卷第2、3期合刊上。文章的写作意旨，李立三在前言中有明确的表白：“在去年党开始反取消派斗争的时候，即准备写一本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的小册子，系统的驳斥取消派理论的错误，第一章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已将他当做共产国际对中国决议案的序言发表。第二章就是这篇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文章指出：“谁不了解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实质，谁便要对于一切问题的认识，陷入到极端错误的观点。”“他们否认封建势力的存在，就是不愿意农民的革命的反动理论的根据！”（注：《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三卷第240页，278页。）李立三的文章，是根据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决定要从理论上对托派予以批判而写的，这本“小册子”的题目就叫作《中国革命与取消派》。第二章《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帝国主义怎样统治中国”、“封建势力与封建制度”、“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三个题目下，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批判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种种错误分析，实际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中的基本理论，是中共将社会性质论战引向深入的开山之作。
由于《布尔塞维克》是党的秘密刊物，发行量受到很大限制。1930年4月，由中央文委领导下的通过创造社出刊的《新思潮》月刊， 登载了“中国经济研究专号”，集中发表了潘东周、吴黎平、向省吾、王学文、李一氓等一批共产党人的论战文章，批驳托派和陶希圣的观点，其中，被称为这期专号代表作的《中国经济的性质》一文，就是被称之为李立三“左右手”的中央宣传部秘书潘东周所作。这篇文章，是根据上述李立三论文的基本精神所写的，其基本观点差不多都是转述李立三的观点。
三、张闻天继续组织文章参与争论
1931年初，中国托派的4个小组织在接到托洛茨基复信后， 经过一番争吵取得一致，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列宁主义者左冀反对派”，并通过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在纲领中，陈独秀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问题上，继续坚持其错误意见。此时，接替李立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是张闻天。为了迎接这一挑战，他于4月底写了《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 还是中国革命派取消取消派》一文，发表在5月10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第4 卷第3期上。文章批判了取消派“政纲”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的谬误，批判了取消派所认为的中国革命尚处于“两个革命过渡时期”的观点，撕破了他们描绘的在所谓经济复兴中发展中国革命的“美丽”图画，文章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从叛变了革命之后，虽然也参加了买办阶级的政权，但是政权的主要性质还是地主买办阶级的”，“决定一切的还是帝国主义，地主与买办资产阶级”，过去革命所要解决的任务，现在还是没有解决，所以，“中国目前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的”，但它的领导则是无产阶级了。（注：《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157页。）
不过，这篇文章主要还是以取消派“政纲”为对象，从政治上、策略上对其予以批判。但是张天闻在文章中特别说明：“关于中国经济性质与发展前途问题，我们另有文章发表。”（注：《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159页。）这表明：中央，或者张闻天本人要继续组织文章讨论“中国经济性质”问题。
果然，又有一批共产党人发表一系列文章。有王学文的《中国经济的性质是什么？》（署名思云）、瞿秋白的《中国的经济和阶级关系》（署名何史文）、刘苏华的《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钱亦石的《现代中国经济的检讨——一幅半殖民地经济的透视画》等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本人所写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
文章围绕中国社会究竟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基本问题，批驳了托派任曙、严灵峰否认帝国主义在中国占统治地位和封建关系在中国农村占统治地位的谬论，从而捍卫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基本纲领。文章运用大量事实材料和数据对比说明了帝国主义是如何阻碍着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并且在农村中维持着封建剥削，从而论证了中国为何不能独立地走上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抓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为此，张闻天得出结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因为只有与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一起，中国的无产阶级，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组织广大的贫农群众于自己的周围，进一步的去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注：《张闻天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卷第217页。）
这篇文章，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一篇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半个多世纪以后，薛暮桥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这是我所看到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最完整而且较深刻的著作，至今对于研究当时论战的内容仍然有重要意义。”他称“张闻天同志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注：《张闻天研究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3、25页。）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涉及到中国应当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依靠谁来革命，革命往哪里发展的问题。因此，它关系到发展革命还是取消革命的问题，是当时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一场尖锐的斗争。论战的初始，是党内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社会性质发生了不同意见和争论，这一争论受到共产国际争论的重大影响，继而陶希圣等人为镇压武装斗争和制止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而制造理论根据，使问题更加复杂。中共六大对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性质的分析以及由此制定的政治路线是基本正确的，和共产国际斯大林一派是大致相同的。因此，中共中央为捍为六大政治路线与反对派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陈独秀等人坚决反对党的政治路线进行“取消革命”的政治活动以及搞非组织活动，党把他们清除出去以后这场斗争更加尖锐化，并从党内引向党外，论战的主要对手也成为中共和“取消派”两方。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亲自撰文推动了这场斗争从后面的效果看是正确的；张闻天继续领导了这场斗争，并撰写了高水平的文章在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党的领导下，相当多的党员干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投入这场斗争，为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果联系以上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胜利，是中共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