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和国内经济形势的中期分析与展望_国内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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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环境的中期变化趋势

1997—1998年,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一个动荡不止、险象环生的困难时期。经过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约一年半的共同努力,进入1999年以来,国际金融环境显著改善,全球经济形势也明显好转。但是,在美国、欧盟、日本、东亚(注: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但不包括中国和日本。下同。)、拉美和东欧转型经济中,不同程度地仍存在一些影响其自身及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隐患或制约因素,美国和拉美所面临的金融风险尤为突出。

(一)美国股市和美元汇率面临很高的风险,美国经济的高增长势头很难继续保持下去

到1999年11月份,美国经济已连续增长104个月之久。1996 —1998年,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3.7%,通胀率也处于历史最低水平。 但是,美国经济存在两大隐患:一是贸易逆差过大;二是股市已经“泡沫化”。

1997年,美国贸易逆差为1430亿美元,1998年增加到2210亿美元,进入1999年以来,美国贸易不平衡问题进一步加剧,预计全年贸易逆差将上升到316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削弱了美元稳定的基础,也在助长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都构成了一定威胁。80年代中期,巨大的贸易逆差曾导致美元对日元和德国马克分别贬值34%和39%,与此相似的一幕在今后2—3年内可能重演。

美国股市中存在大量的泡沫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近几年美国股价的上升速度惊人。1994年6月底道·琼斯指数为3625点,1999年6月底为10971点,平均每年上扬24.8%。除了1929 年“大萧条”发生之前的那几年之外,美国股市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如此强劲的“牛市”。其次,股票市盈率之高异乎寻常。在1871—1992年的120年间, 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为13.7倍。即使在1987年10月发生“黑色星期一”股灾前夕,美国股市的市盈率也只有22倍。而目前标准普尔500 种股票的平均市盈率高达35倍,这在美国股市历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

从各国股市波动的历史经验看,暴涨之后一般都很难逃脱暴跌的命运。目前东亚和日本经济正在复苏,欧元区的经济形势也在好转,今后几年可能出现国际投资者将美元资产大量转化为日元资产和欧元资产,以及游资从美国外流的局面。这将引起美国股市和美元汇率的大幅度下滑。股市暴跌必然引起消费需求萎缩以及经济减速,一定程度的负增长也难以避免。但是,美国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自1998年以来,美国财政收支又出现了大量的盈余,这为美国政府在必要时通过支出扩张来刺激经济提供了便利。因此,美国经济虽然会发生震荡,但陷入长期萧条的可能性较小。

(二)欧元启动增强了欧元区以及全球经济的稳定性,但欧元区经济回暖对美国有些不利

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货币一体化,已经使欧元区成为内聚力和实力都比较强大的经济整体。西方经济中已经出现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注:1998年,欧元区在西方经济中所占的份额为28.0 %, 介于美国37.5%和日本13.4%之间。),美国对欧洲和全球的影响力都已下降。由于对东亚、拉美和东欧的出口下降等原因,德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的经济在1998年下半年陷入低迷,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相应下滑。不过,在经济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刺激下,近两年欧元区的内需比较旺盛。1999年3月以后,欧元区的出口下降幅度逐步趋缓;从6月开始,出口恢复增长。另外,7月以来,M1和M2的同比增幅明显高于上半年。 这些情况表明,欧元区的经济形势正在好转,这对全球经济是有利的。但在预期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下,今后几年内,欧元区很难出现经济繁荣的局面;但有可能凭借其内需等方面的优势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并且可以和日本等其他经济大国一起对全球经济运行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三)东亚地区再度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未来几年东亚和日本经济很难再实现高速增长

在1997年下半年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中,东亚金融危机国货币汇价中的“水份”挤了出来,目前韩圆、泰铢、印尼盾等货币的汇率都已稳定下来。同时,这些国家的外汇储备都已增加到比较适度的水平,银行重组也取得了显著进展。因此,国际金融体系的最高风险区已由东亚移往他处。但是,由于金融机构不良资产比重过高;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重组又相对较慢;公司重组则刚刚起步;经济发展又过于依赖外需等问题尚未解决,而且短期内解决这些问题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未来几年中,东亚经济很难回到过去的高速增长轨道。

欧元启动之后,日本坚定了推进日元国际化的决心,力图逐步形成美元、欧元和日元“三分天下”的格局(注:为了使日元在流通和结算中更加便利,日本政府已经准备按100∶1的比例缩小日元面值,从而使日元对美元和欧元的汇价大体上达到1∶1。)。1999年7月份以来, 日元对美元汇率大幅度反弹,并在9月15日达到1美元兑换104.23日元的这一3年半以来的最高价位,日本政府对此未加干预, 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日本政府已转向“强势日元”的政策。日本中长期汇率政策取向的这一重大变化,将增加美元和美国股市回落的压力,但有助于日本金融形势的稳定以及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

(四)拉美地区的金融风险是“慢性顽症”,重新发作的可能性比较大

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巴西等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陷入低迷,但是,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拉美地区最严重的问题,不是经济衰退,而是债务和国际收支问题所带来的金融风险(注:拉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只有9%左右,其经济波动对全球经济影响不大; 但拉美债务问题很突出,如果该地区爆发金融危机,欧美及全球金融系统都会受到严重冲击。)。巴西是拉美第一经济大国和第一债务大国,1998年其公共收支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与GDP的比例分别高达7.7%和4.3%, 金融形势岌岌可危。1999年1月份,巴西政府被迫将雷亚尔贬值, 波及拉美及全球金融市场。从经常账户收支差额/GDP、 还本付息/出口等指标看,拉美国家目前的金融风险比东亚金融危机国高得多(注:拉美金融体系中也有一些优于东亚金融危机国之处,比如,拉美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较低。)。东亚地区经济形势的好转,可能使拉美地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下降,进而加大该地区的金融风险,并影响其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因此,今后几年中,拉美地区金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美国一直将拉美视为自己的“后院”。每当拉美发生金融动荡,它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救援行动。因此,只要美国本身不发生严重的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即使拉美地区再度爆发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局势也不至于失控。但是,如果美国自身难保,拉美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产生的冲击是难以估量的。

(五)俄罗斯和转型经济的总体形势趋好,但俄罗斯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进入1999年以来,卢布的汇率没有再发生大幅度波动,目前基本稳定在1美元兑换23—24卢布。1999年上半年, 俄罗斯经济的收缩幅度为1%,明显低于1998年4.6%的收缩幅度。1—7 月, 俄罗斯工业生产比1998年同期增长4.5%。

财政赤字过大(注:1998 年, 俄罗斯和转型经济中央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分别为5.9%和3.9%。 而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加权平均水平为3.3%,比俄罗斯低2.6个百分点。)是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进入1999年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好转,以及税收征管的加强,俄罗斯财政形势表现出好转态势(注:1999年2 季度俄罗斯中央政府财政盈余占同期GDP的比重达到14%,比 1998年同期提高了3个百分点。 )。但是,俄罗斯金融体系的改革与重组基本上还没有开始,金融和财经秩序仍然很混乱,政局不稳的问题也未见转机。因此,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再度发生金融动荡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俄罗斯在转型经济中所占的份额约为1/3,整个转型经济的走势与俄罗斯基本上是一致的。从90年代以来经济运行的轨迹看,俄罗斯经济和整个转型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结束。今后几年,太平洋两岸的经济运行态势将分别发生一定程度的逆转—— 东岸的日本和东亚, 经济形势比1997—1998年金融风暴时期要好;而西岸的美国和拉美,经济形势比前几年要差。同时,在美国经济减速的影响之下,欧盟、日本和全球经济难以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

二、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将产生的主要影响

今后一个时期,国际因素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大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二是加入WTO 将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对我国出口和外商投资的影响

1.预期之中的美国经济减速不会使我国出口再次陷入负增长。东亚、美国、日本和欧盟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市场。1998年,它们在我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85.4%。其中,日本和东亚分别占16.2%和33.2%,美国和欧盟分别占20.7%和15.3%,可见,东亚和日本在我国出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可能减速,这对我国出口增长显然是不利的。但是,伴随着东亚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欧盟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对它们的出口将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过程;同时,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是挂钩的,美元中期走软将使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的汇率相应下降,这对我国扩大出口是有利的。因此,从总体上看,在美国经济减速期间,我国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可以被对东亚、日本和欧盟出口的增加所抵消,出口总额将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2.外部经济环境对我国引进外商投资是比较有利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东亚和日本经济复苏有利于我国引进投资。 东亚和日本是外商对华投资最主要的来源。 受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影响, 1998年外商对我国投资总额由1997年的523.9亿元下降到475.6亿元,下降了48.3亿元,其中东亚和日本在下降额中分别占42.2%和18.4%。可见,东亚和日本的金融经济形势不好对我国吸引外商投资是非常不利的。反过来看,东亚和日本金融经济形势的好转对我国引进外资则是有利的。(2 )拉美地区经济金融形势不好对我国引进欧美资本是一种机遇。由于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接近,我国和拉美国家在引进外资方面存在竞争关系。由于拉美国家与欧美之间有着传统、密切的经贸关系,在文化和地理上也较接近,因此,在投资环境相同的情况下,欧美公司倾向于到拉美投资。但今后几年,拉美地区的金融经济环境将处于明显的劣势,欧美公司在对外投资时会更加看重我国和东亚;同时,从拉美地区流入我国的资金也将增加(注:这种趋势近两年已经基本上表现出来——由于拉美国家的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呈明显反差,以美国为来源地的外商投资由1997年的34.6亿元增加到1998年的41.7亿元,增幅达20.5%;来自美国的外商投资在全部外商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也由6.6 %提高到8.8%。同时,来自拉美的外商投资由1997 年的19.8 亿元猛增到1998年的45.62亿元,1年中增长了1.3倍。)。

(二)加入WTO将给我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999年11月15日, 中美之间就我国加入WTO 达成双边协议, 估计2000年我国可正式加入WTO。这样,“十五”期间, 我国经济将直接面对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1.加入WTO将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 有利于我国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加入WTO意味着, 我国将获得在该组织中“参政议政”的资格,这对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利益是有利的。按照WTO“非歧视性贸易原则”, 各成员方应当给我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我国与它们的经贸关系将趋于稳定。另外,目前有不少世贸组织的成员方对我国轻纺产品出口设置了配额限制,并且动辄实行所谓的“反倾销制裁”。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配额限制将逐步放松,因此,我国的出口环境将显著改善,轻纺产品的成本优势将得以更充分地发挥。

2.加入WTO将给我国的经常账户带来一定的压力, 但这种压力是可控的。将加权平均关税降低到WTO 所要求的发展中国家水平(注:在中美双边协定中,我国已承诺:将平均关税由22.1%降低到17%;农产品的税项在5年内降低到14.5%—15%;到2006年, 汽车关税由目前的80%—100%降低到 25%。),将最高关税降低到15%以下,取消进口许可证、配额以及外汇管制等非关税壁垒,以及开放服务业市场,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应当逐步履行的基本义务之一。受此影响, “十五”期间进口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出口的增长速度,经常账户的顺差将相应下降。但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和改变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来抑制进口、刺激出口,缓解经常账户所面临的压力。

初步预测,“十五”期间进口和出口的年均增长幅度分别为10.9%和8.3%,二者分别比“九五”期间升高6.8和2.8个百分点; 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由“九五”期间的0.4个百分点下降到-0.2个百分点。

3.加入WTO将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强的刺激。首先, 我国是全球潜力最大的市场,在我国市场开放度进一步提高之后,跨国公司对我国市场份额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为了取得有利的竞争地位,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意愿将会增强。其次,加入WTO之后, 我国将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将进一步完善引进外资的有关的各项法规和政策,我国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将相应提高。第三,我国将显著提高银行、保险、证券、电讯、零售、会计、法律、医疗等服务业的开放度,服务业的外商投资将大幅度增长。初步预测,“十五”期间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均增长幅度为14.8%, 比“九五”期间升高12.2 个百分点; 到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将超过850亿美元。

4.加入WTO将推动我国的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 进而从供给的角度促进经济增长。加入WTO之后,我国农业和汽车、钢铁、医药、 化工等行业,以及各种服务业所承受的外来竞争压力最大。在短期内,这些产业中的部分国内企业可能面临市场份额下降和利润减少等困难。但是,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看,在“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竞争压力之下,我国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意识将相应增强,存在于供给结构方面的经济增长障碍将逐步缓解。初步估计,“十五”末期,这种对改善供给结构的推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接近0.5百分点。

三、“十五”期间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一)我国经济增长的中长期潜力。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介于400至2000美元之间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 介于2000 和10000 美元是“加速增长阶段”, 达到10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将会减速。1998年我国人均GDP不到800美元, 这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处于“起飞阶段”的初期,同时也意味着长久趋势性的经济减速还非常遥远(注:日本和韩国在人均GDP达到800美元后,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分别延续了10年和20年左右。)(见表1)。

表1 人均GDP从800美元到10000美元所需要的时间

年均增速(%) 7.0 7.5 8.0 9.0 9.5 10.0

所需时间(年) 44

40

38

33

31

30

能源、交通等产业的供给能力不足,曾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矛盾。经过“八五”和“九五”时期的建设,“基础瓶颈”问题基本上得到消除。据有关机构测算,“十五”期间基础产业所能支撑的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此外,不少研究机构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依靠现有的资本、劳动力和技术条件所达到的最高增长率进行了测算,虽然结果不尽一致,但都高于8.5%。这说明, “十五”期间的供给环境是比较宽松的,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仍在需求方面;需求活力一旦激发出来,我国经济将重新步入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十五”期间国内需求的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加入WTO 等因素将使“十五”期间的净出口呈下降趋势。因此,净出口减少对整个有效需求的不利影响能否被内需的增加所抵消,是一个关键问题。基于如下理由,我们对内需的走势持比较乐观的态度。

1.消费需求处于蓄势待发的状态,“十五”期间将逐步回升。城乡居民消费都面临新一轮升级。在城市,尽管每百户家庭拥有的家用电器数量高于农村,但电冰箱、洗衣机、影碟机和照相机的普及率都不够高(见表2),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城市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注:1998年,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为9.3平方米,比1978年增长了1.6倍。)和电脑、小汽车人均拥有量都很低, 这些产品将逐步成为城市居民新的消费热点。在农村,大部分家庭的“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等家电产品远未普及(见表2);同时,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农民的居住条件还比较差。 这说明,城乡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比较大。

表2 1998年底城乡每百户家庭平均拥有的主要家用电器数量

摩托车 彩电 冰箱 洗衣机 影碟机 照相机

城市 -10576 91 16 36

农村 14 33 9 23 -

2

数据来源: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

但目前消费需求的增长仍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制约。在农村,主要是农民收入增长较慢,农村缺乏基本的水、电供应设施,使得农民对家用电器的需求受到抑制。在城市, 影响消费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下岗和失业人员以及在岗职工的下岗风险增加,又没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致使相当一部分城市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有所下降。(2)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和即期消费倾向。(3)住房的商品化, 以及消费信贷发展的相对滞后,都导致消费需求的升级较为迟缓。这些制约因素在短期内难以完全消除,但“十五”期间将逐步缓解。主要表现在:农村“费改税”即将开始试点,可望在“十五”初期全面推开;农村电网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正在加强;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不断深入,社会保障税的开征和社会保障预算的建立将在“十五”期间取得重大进展;1999年出台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措施将对城市居民消费产生较大的刺激效应;消费信贷在大中城市已经萌芽,并已得到一些金融政策的支持;经历了90年代的储蓄积累之后,“十五”时期的居民购买力也将显著增强。据此判断,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将逐步走出低迷,并且有可能在“十五”中后期恢复活力。

2.西部开发和外商投资将成为“十五”期间投资增长的新亮点。为了缓解横向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中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势在必行,在“十五”期间将全面付诸实施。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将因此而大幅度增加。另外,如前所述,东亚地区金融稳定的恢复, 以及我国加入WTO,将使“十五”期间出现一个外商投资的高峰。

作为一个70%的人口在农村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在提高城市化水平方面有很大的潜力(注:据世界银行测算,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即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比全球平均水平低16个百分点。)。但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化速度呈减慢趋势(注:城市化不仅拉动投资,也促进消费。80年代,城市人口比重平均每年提高约0.7 个百分点,这为当时的经济增长率贡献了1.05个百分点。但1990—1998年,城市人口比重每年仅提高约0.5个百分点, 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下降到0.75个百分点。)。目前,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积极研究对策,以扭转90年代以来出现的城市化速度减慢的势头。“十五”时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额可能有所回升。

四、预测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利用宏观经济模型,我们对“十五”期间的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初步预测,基本结论是:

1.“十五”时期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9%,年均通胀率为4.0%。

2.“十五”期间经济景气呈平稳回升态势。头两年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为7.4%,后三年升高到8.2%。

3.“十五”期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内需。内需增加将基本上抵消净出口下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7.9%的平均GDP实际增长率中,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所占的份额依次为5.3、2.8和-0.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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