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返乡调适
——基于在京务工人员择偶问题的观察
□刘亚娜，董琦圆
（首都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北京 100048）
［摘 要］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抑或是返乡调适发展，关系到乡村振兴中核心的“人”的发展问题，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择偶是人在特定的年龄及发展阶段面临的人生选择，会对人生发展轨迹产生重要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观念及行为与老一代农民工具有明显差异，自我意识的显著增强，倾向于依靠个人社会交往网络寻求与之内在契合度更高的伴侣。又由于受客观经济状况、工作性质、身份地位等因素限制，其择偶结果未摆脱城乡割据的现实，择偶对其城市社会融入帮助不大。基于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返乡调适与城市融入间的选择，乡村、城市都应对此做出积极反应: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人才吸引政策，出台户籍、教育、保障等配套措施，合理助力新生代农民工发展，推动城乡协调持续发展。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择偶；城市融入；返乡调适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打破城乡分割壁垒，以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基于“振兴什么”“谁来振兴”“怎么振兴”等问题，探讨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本研究着力探讨“谁来振兴”问题，考察具有新特点与发展路径的新生代农民工。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结合全市水域滩涂实际情况，将境内112座水库规划为限制养殖区，面积33.15平方公里，约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51%。包括中型水库、小㈠型水库、小㈡型水库。分布在当阳市境内各镇（办事处）。将所有集体灌溉用水堰塘划定为限制养殖区。
农民工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2010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特别强调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统筹研究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后城乡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① 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评述》，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
社会学历来注重对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行动主体对行动策略的选择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来自所处的外在制度背景，二是来自自身的生命历程。农村年轻人的生活道路和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受城市务工经历的影响，对其择偶、婚姻、家庭观念及相关行为产生冲击① 李爱芹：《青年农民工择偶观念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徐州市青年农民工为例》，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周莹，周海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行为嵌入在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和文化传统当中，同时打工过程中的流动性经历改变了农村青年原本既定的择偶轨迹。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侯磊说，2017年起，该行存款只有210亿元，贷款却高达252亿元，除去准备金后，借差高达100多亿元，利率3%以上，这块资金成本非常高。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负责人说，2017年起，银行业资金流动性普遍趋紧、利率市场化竞争激烈，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压力加大，间接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本研究关注个人和社会发展，以个体——家庭为分析视角。新生代农民工在个体生命发展历程中，根据自身和家庭发展的需要做出选择，家庭而非个体日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单位。本研究旨在通过访谈、问卷调查等方法，发现在城镇化、人口流动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类型、特点、逻辑等，通过择偶来反观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身份转换等问题，反思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顶层设计、相关政策的完善与优化、城乡融合发展机制的健全、农村发展创新等问题。
传统电商相当于货架式电商，网络平台即展示商品的电子货架，要吸引客户来选购商品的话需要较高的成本。传统电商主要是通过竞价搜索排名或者网页广告位显示，或者社交软件广告推送的方式来吸引客户，属于单向沟通推销，并且广告成本不菲。而社交电商与传统电商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客户裂变能力。社交电商主要微信、微博、QQ空间、各种直播的方式与客户进行双向沟通，有去中心化的特点，无论是在获客成本还是运营费用方面的成本较传统电商都要低。据有关数据显示，相对于传统电商，社交电商能够节省80.89%的固定成本，缓解73%的库存压力，减少63%的推广费用，同时能提升48%的销售周期以及提高48%的销售利润。
二、研究综述
（一）新生代农民工特点及其城市融入
从20世纪末第三次“民工潮”开始，农民工群体内部异质性增强，出现了一个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亚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基本上没有务农经历，大都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流动被他们视为一种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② 许加明，魏然：《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困境及结婚策略——基于苏北C村的调查与分析》，载《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期。 。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指外出打工的80后、90后一代人。据国家统计局在2017年4月28日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农民工的总量已经达到28 171万人，其中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49.7%。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讨论：（1）农民工当中，改革开放后出生的新生代已经占主导地位③ 王春光：《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问题的认识》，载《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 。（2）他们对家乡和农村生活认同逐渐减弱，对城市生活向往和认同增强。第一代农民工的生存型、节约型、单身型务工特点正在日益转变为新生代发展型、消费型和家庭型务工方式④ 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述评》，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消费结构及方式发生转变，职业流动性增强⑤ 符平，唐有财：《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2期。 。（3）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中，萌发了更强的权利意识⑥ 李伟东：《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研究》，载《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同时，社会排斥仍然存在⑦ 江立华，胡杰成：《社会排斥与农民工地位的边缘化》，载《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4）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困境凸显⑧ 谢建社：《融城与逆城:新生代农民工两难选择——基于GGF监狱调查》，载《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出现“半城市化”问题⑨ 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载《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主要关注身份认同、发展取向、维权意识、职业选择等，城市融入不足，地位差距感较强⑩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载《江苏纺织》2010年第8期。 ；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就业不充分、社会保障不足等是主要影响因素1 李爱芹：《青年农民工择偶观念与行为的实证分析——以徐州市青年农民工为例》，载《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周莹，周海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分析》，载《当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 ；从收入分配、工作方式、生活行为、消费模式等方面来看，与真正的市民化存有差距；从教育培训、社区社会工作介入、制度创新、政策变革等角度探讨对策。
（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与返乡调适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发展的研究有城市融入与返乡调适的两种分野。一是王春光著文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已经发生变化，具有越来越强烈的市民化和城市化倾向，他们希望获得城市居民的地位和身份，享受市民权利，行为特征从流动趋向移民。二是贺雪峰著文指出了当前在农村实际生活中并存的“为了体面地回去”与“为了永久性离开”的两种外出务工逻辑。两种逻辑不是简单对应着代际分布，其选择与年龄、婚姻状况、生活经历、家庭状况、村庄背景等各种因素密切有关，且可能在不同年龄和处境下变换行为逻辑① 储卉娟：《乡关何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评述》，载《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家庭而非个体日渐成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基本单位；社区而非个体工作场所融入成为城市融入的主要内容；心理而非个体身体融入成为核心难题；子女而非个体自身成为城市融入的新主体② 何绍辉：《双重边缘化: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调查与思考》，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
（三）新生代农民工择偶视角的观察
新生代农民工相当一部分处于未婚状态，这就意味着他们恋爱、结婚、生子等一系列人生大事都在外出务工期间完成。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择偶的研究起步较晚，2006年风笑天著文《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开始关注农村外出青年的婚姻家庭问题，学术研究也从城市融入、职业发展、权益保障等方面逐渐拓展到婚姻家庭领域③ 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择偶标准及影响因素分析》，载《南方人口》2013年第3期。 。
从择偶现象来看，有通过调查描述女性农民工的婚恋观变化④⑤ 陈印陶：《打工妹的婚恋观念及其困扰——来自广东省的调查报告》，载《人口研究》1997年第2期。 。发现，自由恋爱增多，婚姻圈扩大，性观念愈加开放，未婚同居人数增加，传统婚姻形态和习俗随之发生改变[1](p11-14)，闪婚、跨省婚姻增多⑥ 陈锋：《“闪婚”与“跨省婚姻”:打工青年婚恋选择的比较研究》，载《西北人口》2012年第4期。 ，事实婚姻、初婚年龄上升⑦ 王超恩：《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研究》，载《当代青年研究》2013年第2期。 ，未婚先孕⑧ 王小璐，王义燕：《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未婚先孕:婚姻过渡的个体化困境及秩序重建》，载《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入赘为上门女婿⑨ 邢成举：《光棍与上门女婿:理解农村弱势男性青年婚姻的二维视角》，载《中国青年研究》2013年第3期。 ；接受有婚史的女性等⑩ 刘利鸽，靳小怡：《中国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分析》，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城乡二元结构的身份和其在城市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的婚姻性质仍然是“同阶层的平行婚姻”[2](p141)。
从择偶标准来看，微观理论视角从个体层面对择偶原则和择偶困境做出解释，包括“同类匹配”“资源交换”和“择偶梯度”理论等。“同类匹配”理论强调择偶过程中的相似性，即人们会倾向于选择那些在年龄、学历、民族、宗教信仰、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与自己相似的异性作为自己的配偶[3](p76-77)。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其群体中择偶，返乡择偶也是一种主要择偶方式。“资源交换”理论认为择偶本质上是一种交换行为，人们倾向于优先选择那些能够为自己提供所需特定资源的异性作为自己配偶[4](p160-164)。新生代农民工在择偶过程中愈加看重感情因素、人品及能力，传统受重视的政治条件、家庭背景等越来越不受重视。
销售及下游用户：管输需求方，主要负责使用或配送天然气，可根据自身用气特点自由选择连续稳定或局部波动的天然气供应商，配套申请相应的管道输送能力，下载天然气。
三、实证：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调查
（一）研究调查
本研究集中在北京城区开展个案访谈与问卷调查。
一是问卷设计。问卷在搜集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信息的基础上，依据中国产业信息网公开发布的《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量、地区分布、年龄构成、新生代农民工占比、文化程度构成、接受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比、农民工收入、从业行业分布情况分析》报告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国家标准（GB/T4754-2017），以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和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家庭服务、清洁服务、理发及美容保健服务、婚姻服务、殡葬服务、安保服务等）以及其他等为主要类别，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择偶途径，包括父母包办、亲戚/朋友/同事等介绍、婚姻中介所/互联网（含相亲网站）/其他相亲机构、自己认识等。择偶范围，包括在同一城市打工的老乡、不在同一城市打工的家乡人、在同一城市结识的外乡人、进城后认识的当地人等。择偶标准，指对择偶对象的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家庭环境和背景、受教育程度、文化修养、职业、年龄、性格、爱好、道德品质、有无爱情等因素的重视程度，包括外在条件、经济条件、能力条件、家庭背景、双方相容度等六个方面。采取李克特量表的形式计分，得分高的指标，说明重视这一标准，得分低的指标，说明不太重视这一标准。择偶的主要困难或障碍，以及未来打算，即留京或返乡。影响未来发展的主要原因有，食宿等物质生活、薪资福利待遇、社会交往、社会尊重度、职业认同感等。
二是调查基本情况。问卷采取抽样调查方式发放，共计发放问卷150份，回收有效问卷104份，问卷回收率为69.33%。本次调查中，男女性各占一半比例，与传统农民工男性占主导情况略有不同，其中“未婚但有交往对象/伴侣”及“单身且无交往对象”的人数比例高达66.35%，未婚状态居多。从受访者各年龄段的分布来看，处于择偶适婚年龄的20岁—30岁总人数为73人，占比70.19%，90后农民工逐渐成为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要构成力量。目前尚处于未婚状态的样本人群其理想结婚年龄，选择“20岁—30岁”的人数为57人，占比82.61%，说明调查群体正处择偶、婚恋、组建家庭的阶段，符合研究的设计。57.69%的受访者来自北京之外的农村地区，基本上学历均在中学及以上。大部分从事服务行业（见表1）。从其收入状况及各方面的满意度来看，薪资福利待遇满意情况明显低于矩阵均值（见表2）。
小B，打印店老板，女，33岁，已婚，与老公两人在大学旁边经营打印店，山东人。有一儿一女，女儿十岁，儿子3岁。一家四口租房居住。初中辍学后来京务工，认识同乡结婚。现阶段纠结是否回老家山东发展。
表1 ：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分布状况
表2 ：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状态满意度状况（该矩阵题平均分：3.22）
表3 ：（多选题）您的结婚动机是什么
表4 ：您会通过什么方式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表5 ：（多选题）您会在哪类群体中选择伴侣
小E，厨师，33岁，男，已婚，有两个儿子，河北沧州人。月收入7000元左右。从初中毕业后学习厨师，一直从事餐饮行业。妻子及两个儿子在河北老家生活。打算等有机会回老家，在县城或村里开小饭店。不考虑留在北京生活。
表6 ：您认为下列因素对于选择伴侣是否重要（该矩阵题平均分：3.59）
从择偶障碍来看，主要有经济压力、流动性工作等原因（见表7）。关于未来发展，大多数人表示会选择回乡发展。留在北京主要障碍有薪资福利待遇、社会尊重度、物质生活方面等原因。择偶是否会成为留京的一个考虑因素，大多数表示顺其自然。
表7 ：（多选题）您在选择伴侣时存在哪些困难或阻碍
三是访谈情况。个案访谈共计六人。分别从事美容、餐饮、社区服务、快递等行业。
小A，美容院经理，女，27岁，未婚，江西人，初中毕业后，外出打工，辗转在浙江、江苏等华东地区，来京一年，月收入1万元左右。与人合租房居住。
从他们的择偶、结婚动机来看，大部分秉持爱情观，认同自然规律的发展（见表3）。基本上通过自己认识来寻找伴侣，选择的范围具有差异性（见表4、表5）。
(3) 温度高低、昼夜温差对叶绿素含量、根系特征、根系活力均有明显影响。昼温和夜温对幼苗生长和生理指标的影响是耦合效应,且相关度高。运用回归分析建立的数学模型,得到适合甜瓜幼苗生长发育以及各项生理指标优化的的温度区域是25/15 ℃。
小C，社区服务人员，36岁，已婚，有一子，12岁。河北涞水县人。月收入3000元左右。初中辍学后，外出打工，辗转涞水县、北京门头沟区等地。打工期间，经人介绍，结识部队转业司机（有北京户口），租房居住。
为了查明本段隧洞围岩渗透性及地下水位情况，采用管井（深井）井点降水。首先将整个布井范围作为一个整体，可看做一口大井（见图1），根据《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2012），群井按大井简化的均质含水层潜水非完整井的基坑降水总涌水量，可按下列公式计算。
小D，餐厅服务人员，22岁，单亲妈妈，有一女，2岁，河北沧州人。初中毕业之后外出在京务工，其中经历婚姻失败，孩子在老家由父母照看，月收入3500元左右。
从择偶标准来看，双方相容度得分最高；品性条件，能力条件也超过了平均分；而对方的家庭背景及经济条件得分较低（见表6）。
小F，快递服务人员，男，23岁，河北邢台人，未婚，有对象，来北京两年，月收入6000多，与人合租住房。
小E：我跟老婆是别人介绍的，我老婆是邻村的，两个人感觉合适就结婚了。以前在我们那边的市区打工，没房没车，挣钱也有限，市里哪个姑娘会考虑咱呢。
（二）现状、问题及发现
1.择偶标准。择偶标准体现了他们对感情的不同重视度。各选择项中占比从高到低分别为，双方的感情因素、品性、能力等，对方的家庭背景、社会经济地位成为次要的考虑。曾经比较受到重视的门当户对已经变得不再重要。
小A：我13，14岁就出来了，外面打工的都这样，混得好一点了，逢年过节看看父母，在外全靠自己。过去找的对象不是一个地方的，谈不上了解对方的家庭情况，在外面能互相有个照应，人品好，有上进心很重要！但是，干我们这一行的，真看不上邋遢的人。
小B：农村人，家庭条件没啥好坏之分，在我们那里，家里情况大家都没什么差别。关键是看两个人能不能吃苦。我老公人比较老实，不爱说话，我觉得挺靠谱的。
小C：我们都是农村出来的，父母生活不易，也不能帮我们什么，全靠自己啊。人要有上进心，肯吃苦。”
小D：恋爱对象，我觉得他是哪的不重要，只要他人好，对我和孩子好，有责任心，有上进心就可以。但是最好是离我老家近一些，父母老了有个照应，不过这些也不是硬性要求，主要还是我自己看着合适，自己喜欢就好。结婚还是得选对人，凑合过日子也没什么意思。
中小企业在制定财务政策时，战略方向要明确，否则组织机构会缺乏前瞻性，财务管理层级不能太多，否则可能会致使管理角色错位、财权滥用的情况。在财务制度方面，打造企业内部资金循环机制，要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和明确制度措施，防止做假账、偷税漏税的情况发生。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全系统必须以全国、全省组织工作会议精神为引领，以构建干部工作“五个体系”为总抓手，健全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环环相扣又统筹推进的全链条机制， 着力打造一支适应新时代新要求、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小E：两个人性格合适就在一起。能正儿八经、踏踏实实过日子就可以。
B.最佳绿叶说的就是你啦！虽然只是配角，但你也是离主角最近的配角。你需要做的是坦白真诚地面对他人，这样才能赢得观众的心。
2.择偶途径。择偶途径是考察择偶自主性程度的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期望的方式是通过“自己认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影响今天日渐式微。
4.择偶时间。期望恋爱时间和结婚时间选择集中在20至30岁之间。不少人认为他们外出打工的比留在村子里的同龄人结婚要晚。
小D：自己认识吧。在北京打工，身边有年龄差不多大的异性，看着合适的，彼此喜欢就在一起。现在社交媒体也很方便，在网上认识不错的也可以接触接触，合适就谈一下。我个人不太喜欢父母及亲人介绍的，感觉他们挑选的对象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比较抵触。像我这种带个孩子，样貌能力也一般的人，以后是否再结婚，顺其自然吧。要是有人介绍的话，我倒也不会拒绝的。
本文探索研究建立的审计画像体系包括审计画像指标选择、风险模型构建、风险评估、审计数据集市建设等步骤和内容。
搜索的结果，全都指向一个叫艾诗虹的女人，本市下属某区红十字会的副会长，在赴沪浙参观考察的途中，不幸遇难。高潮点开一个《一缕诗魂入花间 留取清风拂新颜》的链接，是一个追悼艾诗虹的帖子，标题下面，是一张艾诗虹的正面证件照片，标致的脸盘上戴着副时尚的眼镜，一脸文雅，一脸正气。
小F：王者荣耀你知道不，我玩游戏，游戏里聊得来的也有。
3.择偶动机。择偶动机居于第一位的是爱情，结婚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少有人提出择偶是改善生活条件或提高社会地位、为了满足父母要求、传宗接代等。新一代的婚恋观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少受父母态度影响。
具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摆脱“传宗接代”或寻找“经济依靠”的传统婚姻缔结动机，转向对于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追求，倾向于以爱情为主要动机寻找伴侣、构建婚姻，思想观念、兴趣爱好、性格脾气及生活习惯等方面的相似相容度，成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最为重视的择偶因素。与老一代农民工及留乡同龄人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理想结婚年龄与实际结婚年龄均有所上升。择偶途径的选择也体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个人的社会交往网络是其在伴侣选择时的主要渠道，对于父母及第三方婚恋机构的依赖程度明显偏低。
小D：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人到了合适的年纪，就应该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我的好多小学、初中同学，基本在20岁左右就结婚生孩子了。
小A：我们在北京打工，认识本地人的机会是有，但是我们学历低，基本上别人不会给我们介绍对象。更重要的是信任不足吧。
小D：女孩子结婚二十三四岁合适吧，我结婚那会年龄太小了，还什么都不懂，遇见喜欢的又是老乡就早早结婚了，在我们农村的话，十八九岁就结婚的倒也不少呢。
加快新农保人才队伍建设。目前，全镇新农保人才队伍还在起步阶段，人员的文化水平层次较低，对政策的掌握理解能力有限，各村没有专门的经办人员。应当扩充各层级的新农保经办人员队伍，制定合理的人员培养和选拔方案。完善各级经办人员的培训、考核、奖惩机制，定期进行再培训、使他们能够及时了解国家的相关政策，定期对他们的业务水平、服务水平等进行考核，充分调动广大经办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加强人员队伍的职业道德培训，提高服务意识，努力打造培养一批专业的合格的经办人员队伍。
小E：我们老乡里也有三十来岁还没成家的，那不好，父母都惦记着，不能老让他们操心啊。
小F：我跟我女朋友年龄都还不是很大，再等等吧，不着急结婚的事儿，三十岁之前结婚就好了。
5.择偶范围。择偶对象与交际范围，主要是老乡和进城后结交的群体。
小E：北京机会多啊，认识的人也多。空闲的时候老乡、朋友们会在一起聚聚，大家又都是离了老家来北京的，共同话题就比较多。像人家那些学历高、社会地位高的人我们也接触不到。老家的人好啊，十里八乡的大家生活习惯也一样，相处起来舒服。
小E：在农村的，年龄稍大的很多经过亲戚朋友介绍、牵线，介绍周围村子里合适的人。更年轻的，有手机了，自己认识对象的挺多的。
6.择偶困惑。婚姻市场中存在尴尬处境。城市中找不到合意的爱情，在农村又找不到符合自己择偶标准的人。他们在城市婚姻中不能立足，又不甘愿回到乡村婚姻中去。
小A：我小时候的玩伴，很多很年轻就在老家结婚生子，也没有固定的事情可做，我觉得他们过得挺无聊的，我不愿意像他们一样。美容行业，员工流动性很大，最短的干了一天就离开了，最长的，像我，在这家店干了快一年了。但是，将来，我会去哪个城市，看机会吧。所以，工作的流动性和变化与谈恋爱一样，都不定呢。
小D：我带着孩子，感觉找另一半有局限性。父母希望我离家近点，但是回家找附近的，会觉得被人看不起，因为毕竟农村地儿小，谁家有什么事儿大家都能知道，所以我就比较抵触在家附近找对象。但是我没有学历，也没有一技之长，留在大城市发展，实在太难了。现在就先这样吧，赚钱先把日子过好，以后恋爱结婚就随缘吧。
小F：现在这个女朋友吧谈结婚，起码得有房，我还得攒几年。回老家娶个农村媳妇吧，又觉得看不上了。就先好好赚钱吧。
四、结论与探讨
（一）择偶观念与行为日益现代化
城市经历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教育和工厂经历等对人的现代性产生影响（英克尔斯，1992）。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农村进入城市，就开始了他们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打工经历对其观念和行为取向产生影响，无论是恋爱择偶观，还是婚姻家庭观，都在城市的现代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发生改变① 风笑天：《农村外出打工青年的婚姻与家庭: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领域》，载《人口研究》2006年第1期。 ，逐渐显现出“爱情”优先的价值取向，与老一代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与此同时，在城市生活经历的熏陶与感染之下，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婚姻行为也逐步体现出“城市同化”特征，在结婚年龄、择偶标准、择偶途径等方面表现明显。
小A：有缘分的话，顺心意的就处处。要是没有特别合适的，不结婚也挺好的啊，我自己能赚钱，自己足够养活自己。多一个人，还得操他的心，还得照顾他，也是负担，没有必要。至于将来要不要孩子，可真是得再说了。
（二）择偶困境与障碍
尽管城市务工经历使新生代农民工的择偶观念与行为发生转变，但其自身客观条件及社会现实等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他们的择偶行动。经济状况、工作性质、身份地位等客观因素限制了其社会资源的占有量，他们自我意识逐步增强，倾向于在与自身经历相似、价值趋同的群体中寻求交往对象。在实际择偶过程中，由社会交往网络决定的潜在群体成为其择偶选择的主要范围，但是由于工作的临时性、流动性给择偶带来一定的障碍，“门当户对”现象普遍仍存在于择偶的城乡“割据”现实中。
（三）择偶与城市融入
本研究在北京开展问卷与访谈，观察在京务工人员择偶、婚恋及家庭选择等，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北京城市生活存在一定的现实困难，其原因既有北京的制度背景因素，也存在一定的区域特征，发现及结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北京作为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教育等资源丰富，不乏高精尖人才的集聚。近年来，北京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既鼓励了高端人才的流入与发展，也排斥了一部分人群的融入。2017年以来，北京为吸引高端人才、促进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相继出台了《关于优化人才服务促进科技创新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市引进人才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优化住房支持政策服务保障人才发展意见》等政策，加快实现人才队伍的升级，同时，在疏解非首都功能的过程中，批发等商品服务行业、低端制造行业等被分散到京外地区，相关从业人员，尤其是进城务工人群受到较大冲击。户籍、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现实的约束成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选择与在城市长期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北京具有其他两个地区不可比拟的区域优势与地缘特征。在北京务工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河北等邻近省份，由于铁路等交通迅猛发展，出行日益便捷，年轻人愿意来北京工作，增长见识、体验不同生活方式，且较少有背井离乡的感受。尽管务工的年轻人普遍认为在北京长期居住、获得身份认同有些遥不可及，但城市工作经历对于自身生命历程的影响仍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经验。
（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未来发展
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缩小城乡差距，“人”成了突破这一问题的关键因素。作为城乡的连接纽带和发展活跃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意识增强，思想观念、社会行为逐渐体现与城市人的同质性。进城务工也不再是一种跟风的盲目行为，而是基于对改善经济收入、谋求发展的理性选择。他们在经历进城务工后面临城市融入与返乡调适间的抉择，不仅考虑薪资、福利、待遇等物质生活条件，还受社会尊重、城市融入等因素影响，应对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问题，是促进乡村振兴与自主发展、城乡融合的重要方面。
一方面，返乡新生代农民工加强能力建设；政府政策创新与保障，使其安居乐业、发展致富。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分布呈现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务工经历为他们带来了能力、技术、视野等多方面的提升，返乡调适后，他们有很大潜能为乡村的振兴带来发展生机。
一是，乡村要形成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地的产业集聚性发展，给具有一定见识、知识、能力及视野的年轻农民工以就业或创业发展的机会。当前乡村的经济转型升级，农业的功能、形态、商业模式等正在发生变化① 刘守英：《乡村振兴战略是对乡村定位的再认定》，载《中国乡村发现》2017年第6期。 。就农业发展来看，回流农民对于农作物市场需求及运作模式具有更为深刻的了解，在接管、经营传统农业产业时，能够更准确地依据市场情况选择农作物的培育种类与营销模式，充分发挥市场规律及互联网技术，促进农业发展。回乡农民工也可以基于互联网从事一些小微创业，打通城乡市场壁垒，弥补乡村有关服务的空白，将城市的相关服务延展到农村。
二是，相对于城市知识密集、产业升级特点，乡村发展可以偏重于文化的、乡土的、休闲的、历史的特色发展，做连接城市和乡村的“驿站”地带的产业重构。回乡年轻人既对乡村有一定的了解，也能聚集一定的人脉等资源，有利于新型产业的起步与开展，有利于新型特色化乡村建设。
三是，受城市文化的影响，返乡农民在观念上更为进步、行为上更为文明，对于改善乡村不良风气、纠正地区落后观念也具有直接的示范作用。乡村治理上可以更多更好地发挥新生代农民工的能动性和力量，激活人才活力，有效发挥回乡农民工在乡风建设、乡村治理方面的作用。
四是，当前乡村发展中仍存在基础设施供给不足、生活条件落后等现象，特别是传统文化的消失、基础性公共服务落后等问题。政府应及时完善农村相关的土地政策、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活条件，有效解决小城镇的住房市场的供给、盘活乡村闲置建设用地等问题，让回乡青年人能够安居乐业。同时，以人才发展、就业优待、创业扶持政策为主要依托，匹配以教育、财政补贴等举措激励农民工积极性，将返乡群体作为重要人力资本，促进发展乡村、乡镇企业等可持续发展。
显然，学生从例1的分析过程中至少有两点收获：其一，解题首先明确要做什么，再借助“知识溯源”找准解题思路的切入点，确定转化方向；其二，当思维转化受阻时，懂得如何通过挖掘条件的隐含信息适时调控，激活受阻思维的活力点，强化了转化技能．换言之，学生不仅知道“怎样做”，还懂得“为什么这样做”，从而学会“怎样想”，转化能力自然也就得到有效锤炼与全面提升．
另一方面，留城新生代农民工加快自身成长；政府政策跟进与完善，使其稳定生活、公平发展
与乡村相比，城市拥有更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与社会服务、更为充沛的社会资源、较为丰富的就业与发展机会。由于与一线城市发展的现实需求匹配度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尝试将城市融入目标转向契合度更高的二、三线城市。这些城市由于其适度竞争环境更能有利于务工群体工作潜能的激发，与城市居民的差距逐渐缩小也能显著提升他们的社会尊重度与身份认同感。因此，政府应在充分考量地区实际发展需求的前提下，有计划地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流向，实现劳动力的结构性匹配，有效推进城市发展的升级与转型；充分考虑转移群体的实际需求，稳定就业，保障从业人员的相关福利及权益保障；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提供福利保障；重视务工群体个人及家庭的长期发展，在就业培训、户籍、子女教育等方面积极调整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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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德.转型期城市农民工的婚姻策略[D].上海：上海大学，2008.
[3][美]威廉·J.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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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7.019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9）07-0139-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项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雄安新区整体性治理架构研究”（18VSJ066）课题成果之一；首都师范大学青年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 刘亚娜（1977—），女，湖南邵阳人，管理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董琦圆（1994—），女，山东莱阳人，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杨 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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