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结探讨中国改革实践中推动政治经济学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改革或体制转轨的历史本质。 以新古典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正统经济理论把私有化作为理所当然的基本前提，事实上把所有制命题排除在了理论分析之外。“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背后隐含的这一制度性假设，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具有高度的互补性，把体制转轨的目标设定为实现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三位一体”。然而，接受“华盛顿共识”和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在经历了近10年的转轨之后，除个别国家外，几乎全都出现了产值严重下降，贫困和贫富分化问题日益严重，被称为“没有疗法的休克”。 基于转轨成本收益分析的“渐进主义”方法和“华盛顿共识”代表的“激进主义”相比，只是对市场化过程的分析有所不同，二者对于所有制改革的根本认识是一致的，二者同样具有浓厚的“社会计划者”色彩。因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改革战略，无论是“大爆炸式”的还是“渐进式”的，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完全的计划。这显然有悖于改革计划体制的初衷，从而成为激进式改革和渐进主义思想的一个悖论。以新制度经济学为基础对改革所做的制度分析，试图回答改革中的产权命题，体现为一种理想化、被科尔奈称为庸俗化的“科斯主义”。对于转轨国家来说，不仅“科斯主义”所需的条件不存在(改革的交易成本很高)，而且改革本身就意味着初始权利的重新界定。如此一来，权利的初始分配不再是无关紧要的，改革带来的权利分配必然产生新的社会成本。改革制造的多重外部性使得“科斯定理”无法直接引申出转轨的“科斯主义”。 斯蒂格利茨等人指出，宣扬“华盛顿共识”的国际金融机构一直都在推行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转轨是为了把国家推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而市场化改革只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但是“华盛顿共识”混淆了目标和手段，把私有化、自由化等使市场更有效率、更有竞争性的手段当成了改革的目标本身。“后华盛顿共识”虽然基于实用主义和渐进主义包含了更多的政策工具和更多的发展目标，强调每个国家都应该设计自己的解决方案，但是这也凸显了“后华盛顿共识”的尴尬。它本质上只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和修正，除此而外，就像斯蒂格利茨自己所说，“共识根本不存在”。 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本质上既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新华盛顿共识”，也不同于“后华盛顿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改革的进程本质上是追求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机制的有机统一。改革虽然具有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特点，但其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是极为充分和深刻的。实践标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分别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基本方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情况，做出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创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种在改革实践中不断探索、在理论争辩中不断探索的深刻的系统的理论准备，其集中体现和概括就是以邓小平为突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中国的经济改革的体制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为根本的制度特征在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相互统一。无论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历史进程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经济思想史来看，各国的经济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始终围绕如何统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这一历史命题而展开，但是都未能真正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改革之所以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就在于我们从中国社会现实的生产力基础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出发，将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变革，把这种变革的本质归结为所有制的改革，但在所有制的改革上始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而不是放弃公有制，始终努力探索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机制而不是恪守传统计划经济，始终寻求适应市场经济基本要求的公有制新型结构和实现方式而不是转向私有制。这是中国经济改革最为根本的特征。 具体来讲，首先，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与市场机制培育的统一中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既不是片面强调市场化，忽略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也不是简单搞所有制的资本私有化，以私有化支持市场化，而是在所有制改革与市场化改革的相互促进作用中，既考虑市场机制对所有制和企业产权的基本要求，又考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对所有制和企业产权制度本质特征的规定，根本目的是服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历史需要。其次，在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市场价格制度改革的统一中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市场经济的主体秩序(其核心是企业产权制度，回答“谁在竞争”的问题)和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其核心是价格决定制度，回答“怎样竞争”的问题)共同构成了市场经济内在竞争机制的核心。中国改革实践并没有简单地遵循产权改革先行或价格改革先行，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在经济改革的历史可行性与必要性的统一中推动两方面不断往前发展。既要客观认识中国改革的生产力起点和生产关系起点的历史特征，客观认识改革的发展目标和体制目标的根本要求，又要符合推动改革不断深入的可行性要求。因此，在二元经济背景下，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是从农村经济逐渐转向城市经济。企业改革与政府改革何为重点的选择上，是从企业改革逐渐转向政府改革。在企业改革的进程中，是从收入分配改革逐渐转向企业产权改革。再次，中国是在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的辩证统一中推动改革。例如：在改革初期，乡镇企业作为新的企业制度形式异军突起；价格双轨制的基本出发点是传统经济特别是传统国有企业对市场体制的适应程度以及新兴经济对于市场化进程要求的历史迫切性；“特区”的设立使改革与开发的关系得到了统一；等等。最后，中国始终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中推动改革。改革是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关系变革的根本动因和检验标准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改革成果的根本标准也体现了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综上，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具有充分而深刻的思想动员和理论准备，而且始终围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展开，把改革的根本动因归结为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把改革的内涵归结为生产关系变革，特别关注其所有制的改革；把改革的评价标准明确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程度；把改革的争辩集中于怎样理解所有制改革和怎样处理所有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的相互关系上。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与西方国家和西方正统经济学对转轨及改革历史本质的解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经济改革历史进程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我们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当然，中国的经济改革仍在深入展开的历史进程中，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有机统一仍是一个需要在历史实践中探索的命题，伴随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对改革提出新的历史要求，即使到2020年实现建立起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还是改革伟大实践的初级阶段，改革仍需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