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士族文学的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族论文,两晋论文,走向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09)04-0051-06
士族文学是指士族文人所创作的，以反映士族意识为主的，体现士族阶层审美情趣的文学作品。钟嵘《诗品》论述魏晋诗歌说：“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汉魏时代士族意识萌发，东汉诗人蔡邕、建安诗人曹植皆有明显的贵族情结。陆机和谢灵运具有强烈的士族意识。本文所论两晋士族文学始于陆机登上文坛，终于谢灵运在广州被杀。属于士族文人的作家，在陆机的时代还有潘岳、陆云、石崇等，在谢灵运时代还有谢混、谢惠连等。生活在他们之间有永和诗人孙绰、王羲之、谢安等。陆机、孙绰、谢灵运是两晋时期士族文学的领袖人物。西晋时代始于公元265—317年，东晋时代始于公元317—420年，陆机(261—303)、孙绰(300—386？)、谢灵运(385—433)，三人的生卒年代大体上前后相衔。陆机是太康士族文学的代表，孙绰是永和士族文学的代表[1]，谢灵运是元嘉士族文学的代表。①以下分别以太康文学、永和文学和元嘉文学为中心来描述两晋士族文学的走向。②
一、太康文学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举出了张华、左思、潘岳、夏侯湛、陆机、陆云、应贞、傅玄、张载、张协、张亢、孙楚、挚虞、成公绥作为西晋诗人的代表。钟嵘在《诗品》列举了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作为太康诗人的代表。两人都没有算进去石崇、挚虞、牵秀、杜育、刘琨、欧阳建等人。不难看出，太康时代是继建安之后，又一个人才兴盛的时代。与建安时代不同，此期的诗人大部分出身于士族家庭，他们的人生志趣与建安、正始诗人迥然不同。
《晋书·石崇传》载：“(石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类此。”“士当身名俱泰”并不是石崇一个人的想法，它反映了太康士族文人的共同志趣：既不放弃人生享乐，追求物欲与情欲的满足，同时也梦想追求巨大的声名，能够耀祖光宗。也就是说对于世俗之士所能够得到的一切好处他们一件都不想舍弃。罗宗强先生指出：“如果给此时士人一个简单的评论的话，那便是入世太深。他们在风姿神态上潇洒风流，为千古之美谈；而他们的心灵，却是非常世俗的。他们的入世，不像建安士人的慷慨悲歌，也不像后来盛唐士人的充满理想色彩。他们是非常平庸的，着眼于物欲与感官。他们虽有飘逸之神采，虽有美丽之容颜，并且以此获誉于后世。但若读史者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窥测他们心灵之真相，无疑便会感到，他们其实是很猥琐的。”[2]84当然，每个人的精神世界并不相同，一律用“猥琐”来概括也不尽妥当，但其时外高雅而内世俗者的确很普遍。
文学史有一个经常使用的概念是“文学集团”或曰“文人集团”，所谓集团是指为了一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共同行动的团体。这个团体应该有一定的组织，有一定的活动内容和活动方式。狭义的文学集团，是指某些文人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组织起来的团体。广义的文学集团应该是指某一团体虽然不是以文学创作为目的而组织，但他们时常会展开与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相关的活动。就魏晋时代而言，似乎没有形成狭义的文人集团，邺下文学集团属于广义的文学集团，竹林七贤、“二十四友”都不是文学集团。还有一些与文学相关的松散组织，没有“集团”那样相对严格的组织性，本文暂且称之为“群体”。太康时代有两个文人群体，一个是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金谷士族文人群体。
东南士族文人群体是指活跃在洛阳地区的吴姓士族子弟。《世说新语·赏誉》曰：“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张朱陆顾是东南地区最高的四个门第，在他们之外还有许多高门大户。在吴国被平多年后，他们的子弟相继来到了洛阳，尝试与西晋政权进行合作。其中的主要成员有：陆机、陆云、陆士光、顾荣、顾秘、张士然、张悛、顾令文、顾处微、张翰、张仲膺、夏少明、郑曼季、孙拯、薛兼、纪瞻、闵鸿、贺循等。这些士人之间主要通过赠答诗来交往。回顾赠答诗嬗变的历史，我们会看到，魏晋是一个赠答诗兴盛的时代。东南士族文人群体赠答诗表现了生活在北方社会中的东南士族群体的南人意识和士族意识，以及他们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他们既有建功立业、克振家声的激情，也有急流勇退、回归故土的渴望；这个群体之间具有亲如手足、相濡以沫的“阶级”情谊。和邺下文人集团的赠答诗一样，二陆与东南士族赠答诗具有独特的诗史价值。
金谷士族文人群体是文人雅集的群体。《晋书·刘琨传》载：“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石崇《金谷园诗序》云：“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于众贤，共送往涧中……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署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金谷聚会时不乏“二十四友”中人，但它与“二十四友”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二十四友”是一个士人依附于权贵的政治性团体，金谷集会是带有文学色彩的文人雅集。
陆机是两晋士族诗人的代表人物。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标志着中国诗史上士族意识的成熟。陆机诗歌对中国诗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第一次深刻地表现了士族意识。陆机诗歌中的士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家族情结、乡曲之思、功名意识等方面。陆机诗歌展现了一个士族文人的心路历程，展现了他的自负、冲突、忧思、孤独。较之于建安诗人，陆机诗歌的确缺乏刚健的风骨，但较之于六朝时代盛行的玄言诗和宫体诗，陆机表现士族意识的诗歌毕竟言之有物，言之有情，既有一定的力，也有一定的气。陆机乐府乃是士族文人乐府，其声誉隆盛于中古之时，沉寂于明清之后。陆机把文士乐府引入到士族文人乐府的苑囿之中。陆机不仅用绮靡的风格去改造旧经典，同时，用乐府记录和再现了贵族们的物质生活，表现出具有士族特色的功业追求。在六朝这样一个门阀士族异常兴盛的时代，陆机乐府比三曹乐府更具有典范性。从士族文学的角度看，陆机的《文赋》是一篇具有显明士族意识的创作论。《文赋》中的士族意识表现为：第一，陆机所推崇的儒家思想及儒家诗学观中渗透着家族意识；第二，陆机所倡导的“丽藻”审美观带有士族阶层的特色；第三，陆机“雅而艳”的文学观念，不仅开启了六朝士族文学，而且影响了整个六朝文学的走向。
石崇是金谷士族诗人群体的组织者，潘岳、刘琨等是其中的骨干。潘岳与陆机并称为潘陆，同是太康诗风的代表人物。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遗风余烈，事极江右。”《晋书·潘岳传》曰：“祖瑾，安平太守。父芘，琅琊内史。”潘岳出身于次等士族家庭，他的士族意识不像陆机那样强烈。能够体现出潘岳家族意识的当推其《家风诗》。《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夏侯湛作《周诗》成，示潘安仁，安仁曰：‘此非徒温雅，乃别见孝悌之性。’潘因此遂作《家风诗》。”刘孝标注曰：“岳《家风诗》，载其宗祖之德，且自戒也。”潘岳的人生志趣和陆机一样，都想要出人头地，光大门庭。《晋书·潘岳传》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构愍怀之文，岳之辞也。”为了功名利禄，丧失人格，最后招致杀身之祸。《晋书·石崇传》曰：“(石崇)与潘岳谄事贾谧。谧与之亲善，号曰‘二十四友’。”除了谄事贾谧之外，石崇还以骄奢淫逸而闻名中国历史。《晋书·羊琇传》载：“(石崇)性豪侈，费用无复齐限，而屑炭和作兽形以温酒，洛下豪贵咸竞效之。又喜游宴，以夜续昼，中外五亲无男女之别，时人讥之。”据《晋书·刘琨传》载：“(刘琨)素奢豪，嗜声色。虽暂自矫励，而辄复纵逸。”刘琨自云：“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3]2082
太康时代士族文人的人生志趣可以用“身名俱泰”四个字予以概括。这个时代形成了两个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二陆为中心的东南士族文人群体，一个是以石崇为中心的金谷士族文人群体。本期最有代表性的士族诗人是陆机、陆云、潘岳、石崇等人。
二、永和文学
永康元年(300)三月，贾后杀废太子。四月，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起兵杀贾后，灭贾氏家族，并杀张华。赵王伦自任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孙秀为中书令。淮南王司马允起兵讨司马伦，兵败被杀。孙秀杀潘岳、石崇。在接下来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社会动荡，生民涂炭，许多诗人惨遭杀害。除了刘琨等个别士人之外，此时的士族文人依然像太康时代一样，很少反映社会政治，未能描述普通民众的苦难生活。司马睿渡江之后，经过王导等北方士族人物的周旋，南北士族开始合作。东南一隅渐渐恢复了社会秩序，北方南渡的士族阶层开始了他们在江南的新生活。到了永和年间，在江南地区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时常在自己的庄园里雅集，“新亭对泣”已经成为如烟的往事。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和太康士族诗人完全不同，本期较少出现石崇、刘琨式的“性豪侈”、“嗜声色”的士族文人。即使谢安式的“携妓东山”似乎已经变得雅致，不是以声色满足作为人生追求，只是一种风流情怀的象征。永和士族文人从西晋士族文人的“身名俱泰”转变为追求“顺理自泰”的人生模式。
两晋士族与玄学关系密切，东晋士族文人丧失了汉末清议的品格，也改变了魏晋之际清谈的内容。东晋士族文人大多醉心于玄理，在追求一种理趣的境界。士族领袖人物王导、谢安同时也是清谈的班头。清谈玄理成为身份的象征，成为高雅的载体，成为社交的工具。陈寅恪先生说：“当魏末西晋时代即清谈之前期，其清谈乃当日政治上之实际问题，与当时士大夫之出处进退至有关系，盖藉此以表示本人态度及辩护自身立场者，非若东晋一朝即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之玄言，已失去政治上之实际性质，仅作名士身份之装饰品者也。”[4]201钱穆先生说：“我所谓南渡以后逐渐变质者，盖当时门第中人乃渐以清谈为社交应酬之用……门第中人则总喜有表现。既不能在世间实际功业事为有贡献，乃在文辞言谈自树异。”[5]174“老庄清谈乃渐变为一种愉心悦耳之资，换言之，则是社交场合中一种游戏而已。”[5]174
流风所及，本来应该表现生活所有方面的文学也被玄言所浸染。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另外一个时期像东晋一样，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如此紧密，哲学思潮深深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诗歌创作完全沦落为哲学思潮的附属物。在两晋之交特殊的“世情”、“时序”影响下，文坛上玄言诗盛行。《宋书·谢灵运传》曰：“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文心雕龙·明诗》曰：“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文心雕龙·时序》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诗品》云：“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虽然刘钟二氏对玄言诗兴起时代的看法有所不同，但都认为东晋时代文坛上最为流行文学体式非玄言诗莫属。
北方士族南渡之后，不便与东南士族争夺地盘。东南士族势力相对较弱的会稽成为他们的首选之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新旧门户都集中在会稽一带封山占水。于是会稽成为侨姓士族的荟萃之地，在文学上也形成了一个会稽士族文人群体。《晋书·王羲之传》载“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
永和九年的兰亭之会就是会稽士族文人的雅集之一。王羲之《兰亭序》：“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出席并创作了诗歌的有王羲之、孙绰、谢安、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孙统、王彬之、王丰之、王涣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万、谢绎、徐丰之、虞说、庾友、庾蕴、袁峤之等。士族文人的聚会不仅仅在此一地，也不仅仅限此一度。其中的王氏、谢氏、桓氏、郗氏都是东晋门阀政治中的门阀大族。其中的谢安更是稍后东晋政坛上手执牛耳的精英人物。
《晋书·孙绰传》云：“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传后“赞”曰：“彬彬藻思，绰冠群英。”《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曰：“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钟嵘《诗品》曰：“爰泊江表，玄风尚备。真长、仲祖、桓、庚诸公犹相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然而，时人对孙绰的人品颇多非议，说他“性鄙”，有“秽行”，皆是一些个人修养中的小节问题。孙绰率先公开反对大将军桓温移都洛阳的要挟，《晋书》作者赞誉曰：“绰献直论辞，都不慑元子，有匪躬之节，岂徒文雅而已哉！”他的行为在当时除了不畏权势之外，更重要的是他的言论代表了士族阶层的普遍利益。
永和年间，以孙绰、王羲之等人为代表的玄言诗具有鲜明的士族色彩，读他们的诗文，似乎他们个个沉浸在精神的世界里，人人体会到了高妙的玄理，山水之乐取代了肉欲之乐，意“夷泰”而词“恬淡”。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明诗》曰：“若孙、许之诗，但陈要妙，情既离乎比兴，体有近于伽陀，徒以风会所趋，仿效日众，览《兰亭集》诗，诸篇共旨，所谓琴瑟专一，谁能听之达志抒情，将复焉赖谓之风骚道尽，诚不诬也。”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其中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八字尤为引人注目。本文认为：“庄老”与“山水”是东晋士族文学两重主题，在永和时代“庄老”与“山水”的关系表现为“以玄对山水”，到了义熙—元嘉时代，“庄老”与“山水”的关系表现为“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庄老”与“山水”之间的动态关系形成于兰亭诗人。“庄老告退、山水方滋”不是一场诗界革命，仅仅是一场士族审美情趣的转移。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皆以士族意识为其底色，属于士族文学的不同板块，士族玄言诗与士族山水诗内在相通。形成这一现状既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也与士族阶层审美风尚的转移相关。
三、元嘉文学
以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为界，东晋一朝可以分为前期与后期，前期士族势力占据社会主流，后期门阀士族日渐衰弱，再没有出现王导、谢安这样的精英人物，庶族出身的武将刘裕逐渐崛起，终于控制朝政。东晋元熙二年(420)六月，刘裕代晋，是为宋高祖武帝。这一年也被称为宋武帝永初元年。
随着门阀士族阶层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失势，他们一方面依附于新兴的庶族人物，为自己为家族寻求新的庇护者。如谢混与刘毅的合作，谢晦对刘裕的追随。刘宋王朝建立之后，谢灵运自知在政治上难以有所作为，遂把自己的精力转向庄园的建设与经营，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山水自然中，把自己的才华转向文学艺术。因此，东晋后期至晋宋之交的士族与以前的士族相比，更加关注庄园、山水、文学。谢灵运《游名山志》云：“夫衣食，人生之所资；山水，性分之所适。”大型庄园，也只有大型庄园既可以维持他们豪华奢侈的贵族生活，又可以满足他们观赏山水的性分。庄园是士族退守的最后一块根据地，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庄园与文学的结合，可以用庄园消解他们的牢骚不平感，可以用文学引领时代新潮，还可以带给他们炫耀于世人的满足感。此期士族文人的心态可以用“物性并重”来概括。此期士族文学的总体特征表现为在山水自然中寻求精神上的解脱。
活跃在此期的文人群体以谢氏家族为主。列入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的东晋谢氏诗人有谢尚、谢安、谢万、谢道韫、谢绎、谢混、谢瞻、谢晦、谢灵运、谢惠连、谢庄等11余人。此期最为活跃的是谢混、谢灵运和谢惠连3人。
谢混是谢安的孙子，《宋书·谢灵运传》曰：“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钟嵘《诗品》云：“先是郭景纯用俊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宋书·谢弘微传》载：“(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曜、弘微并以文义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其外虽复高流时誉，莫敢造门。”谢混《游西池》云：“迥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写景清丽，情调高雅，谢灵运就是沿着这条路继续开拓的。
谢灵运诗歌标志着士族意识的高潮与崩溃，在研究中古诗歌中的士族意识时，谢灵运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谢灵运士族意识与其诗歌创作之关系非常密切。谢灵运现存诗歌大约有100首左右，主要包括三个类型：一是山水诗(严格来说应该命名为山水名理诗)，二是模拟诗(包括拟乐府、拟古诗)，三是家族诗(包括赠答诗、述祖德诗)。以刘裕掌握朝廷重权为界，谢灵运的一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诗歌主要是家族诗和模拟诗，后期诗歌主要是山水名理诗。我们发现，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是家族诗和模拟诗，还是山水名理诗，其深层的意蕴都来源于士族意识。
谢灵运的山水诗可分为庄园山水诗和远游山水诗两大类型。在所有山水诗中，庄园山水诗最能体现他的士族意识。贵族别墅的兴盛不仅为山水诗的兴起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庄园区域的山光水色也成为诗人审美的对象和诗歌表现的主体，庄园山水诗是古代山水诗的一个分支。如果没有始宁庄园这样的山墅园林，虽然不能说就不会产生谢灵运的山水诗，起码可以说如果剔除了描绘别墅区域的山水，谢灵运的山水诗将会黯然失色。在中国诗史上，谢灵运是第一位用心描写庄园山水的诗人，而且庄园山水在他的整个山水诗中占有很大比重。庄园山水诗更加典型地表现了士族阶层的审美情趣，开拓了山水诗的格局和诗境，对中国古代山水诗产生了广泛影响。
谢灵运的《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以建安时代邺下诗人为模拟对象，成功地模拟了曹丕记忆中“欢愉之极”的生活，但是，在拟诗中诸子放弃了各自的理想，安于享乐生活，同时诗人也忽略了曹氏父子与邺下文士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从而，我们认为《拟邺中》并不完全符合史实。可以说，邺下之游是存在于曹丕脑海中的完美记忆，而谢灵运却将它扩大为一个时代一个精英群体的集体性完美记忆。学术界对谢灵运《拟邺中》写作动机的探究，主要有模拟说、隐喻说、再现说等。以上说法从不同的角度触及了谢灵运诗歌的内在意蕴——士族意识。《拟邺中》是谢灵运士族意识在模拟之作中的折射，它透露了士族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它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中古贵族生活的场景。与其说谢灵运在拟作中所表现的邺中生活是一段让人心仪的历史追忆，不如说它是士族心目中的乌托邦世界。
无疑，陶渊明出身于庶族，被人目为隐逸诗人之宗。士族诗人追求绮靡华丽，以雕镂为工；陶渊明诗歌古朴平淡，以自然为贵。但是，陶渊明也具有一定的门第观念。其《命子诗》云：“悠悠我祖，爰自陶唐。……在我中晋，业融长沙。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斯心，而近可得。肃矣我祖，慎终如始。”其《赠长沙公》云：“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爰采春花，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在门阀士族兴盛的时代，许多人都可能不自觉地受到世俗的影响，渊明也不例外。陶侃时代的陶氏家族虽然不能和王谢等大士族相比，但也属于有名望的新兴贵族。到了渊明时代，渊明的家庭因为不是嫡传而衰败了，但也还属于庶族地主之列，与那些暴发户家中的“乡里小儿”还是有区别的，而渊明自己也很看重这一点。
《宋书·谢惠连传》载：“(谢惠连)轻薄多尤累，故官位不显。”《宋书·谢灵运传》载“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谢惠连的诗以模仿谢灵运为主，缺乏个人的特色。
由于《宋书·颜延之传》载颜延之“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有些人便把他划入庶族诗人之列，其实他的“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约，零陵太守。父显，护军司马”。其出身无疑属于士族家庭。“(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所著并传于世。”《宋书·谢灵运传》曰：“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他不仅在诗歌创作上与谢灵运并列，即使他的性格和处世风格也与谢灵运很相近。钟嵘《诗品》评曰：“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在义熙年间，他的诗就引人注目：“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其后的作品一直保持了“文辞藻丽”的特色。从内容上看，正如闻一多先生所指出：“便是六朝第二流作家如颜延之之流，他们的作品内容也是十足反映出当时贵族的华贵生活。”[6]82
面对庶族武将刘裕的日益强大、最终夺得皇权，士族诗人需要一个心理上的适应期和接纳过程。谢混和谢灵运都没有转好这个弯，导致他们走上了人生的歧途。元人方回云：“晋以来，士大夫喜读《易》《老》《庄》，而不知谦益止足之义，率多怀才负气，求逞于浇漓衰乱之世，箕、颍枕漱，设为虚谈。……然灵运之人非静退者，徐羡之、傅亮排黜，盖其自取。”(《文选颜鲍谢诗评》)明人张溥云：“盖酷祸造于虚声，怨毒生于异代，以衣冠世族，公侯才子，欲屈强新朝，送龄丘壑，势诚难之。”(《谢康乐集题辞》)桀骜不驯、恃才傲物、偏狭尖刻的个性，再加上高贵的门第和血统，使他难以认清时代，也难以认识自己。进，不能也不愿折腰于昔日的门下老兵，退，不能也不愿栖隐陇亩、躬耕田园，于是，只剩下“徘徊去就，自残形骸”(《谢康乐集题辞》)一条路。
当然，在任何时代，士族文学都不能囊括文学的全部内容。汉魏之时，士族文学只是当时文学大河中的一条细小的支流。两晋之时士族文学成为时代的主流。西晋时代得势的门阀士族领袖并没有从事文学创作，也不曾留下参与士族文学活动的记载。写作的主力是被视为“寒素”的东南士族和中原地区的次等士族。东晋时代士族的领袖人物王导谢安都参加了士族文人的文艺活动。永和年间的谢安王羲之，义熙年间的谢混都是士族阶层的领袖人物。同时，即使是士族诗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一定的士族意识和士族志趣，也不是说他们所有的创作必然与士族意识挂钩，也有与士族意识没有关系的作品。到了南朝，士族文学依然存在，甚至可以说除了两晋之外，中国文学史上最明显的士族文学当推南朝了。谢朓的山水诗、庾信咏怀诗标志着士族意识的发展与流变。但在南朝，宫廷文学、民间文学增长迅速，士族文学已经不再是时代文学的主流了。从士族文学发展的长河去看，南朝士族文学乃是士族文学的衰微期。
注释：
①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等，皆不与历史上的建安年间、正始年间一一对应。一般而言，文学史上的建安文学、正始文学是指在相近的几个年号之间，此一年号最为有名，故取而代表近数十年的文学。西晋时代的太康年间(280—289)，陆机生活在江东吴地，太康十年才离家北上，古人称陆机为太康之英，很明显这个“太康”是文学史上的太康时代，不是史学意义上的太康年间。同样，我们用永和文学和元嘉文学所指的都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②太康时代、永和时代分别在西晋和东晋时期，与本文的两晋士族文学对应，惟有元嘉时代已经到了刘宋时期(420—479)。本文不用“晋宋士族文学”，而用“两晋士族文学”，是因为两晋是士族制度的兴盛期，是士族文学的兴盛期，文学是人的文学，不是朝代的文学。如果以作家比足，以朝代拟履，在作家归属与朝代划分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换履适足，而不能削足适履。谢灵运作为两晋士族文学的重要代表，他的生活跨越了晋宋之际，仍然可以看作东晋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