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 撼动 挑动 惊动——好诗的“四动”标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好诗标准，可谓青菜萝卜，各取所需，各有所爱，各有侧重。有的推崇境界，有的偏爱含蓄，有的认同优雅，有的另举粗鄙……五花八门，不一而足。人们从各种角度，寻找好诗的有利“证据”。结果是，每个人都有一定道理，但又不尽然。根本原因是，好诗是多种多样的，好诗是千姿百态的，好诗甚至是难以捉摸的。比如戴望舒只有四行的绝句《萧红墓口占》，是众人都能领会的上品，而多数人读不懂的《大海停止之处》（杨炼），同样被少数专家看好。像这样差异甚远的文本，竟都能在好诗的牌位下摊到各自的位置，真是让人十分欣慰又十分犯难。要命的是，一首好诗，从某个角度，可能会找出毛病；一首坏诗，换一下角度看，也可能发出另外的光彩。这使得好诗和坏诗的界线有时十分模糊，甚至本末倒置。
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完全取决于阅读者的“趣味”。在这个意义上，诗歌的标准实在应该确定在“趣味”上？即来自每个具体接受者的感受。夸张的说，一千首诗该有一千个标准。照此说法，好诗就不一定非定个标准不可了。因为太“标准”，反而有刻板禁圉之嫌。且好诗的“定位”一直处于不断“推倒”与“修整”过程。所以有人提出“好诗标准永远在标准外”，更有人提出无须设立标准：只要能自由表达，“愿者上钩”——自个儿感觉好就可以了，其最大依据是，诗是不能定义的，故无标准可言。众说纷纭和极端化，真是大大难为了“好诗”的讨论与确立。①
问题也可以通俗化为：一首诗有没有好坏的区别？如果有，从接受角度上考虑，批评的依据是什么？
这么一个“简单”问题，怎么反倒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诗歌丧失了权威标尺。至少，它是很难用绝对划一的尺度来加以框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经常陷入某种判断悖论：比如从文化层面上看，它可能达到石破天惊的颠覆程度，但在艺术上大有“非诗”嫌疑；比如从心理学上讲，它可能产生强烈快感，但从美学上评估，存在着伦理（“善”）的瑕疵。这样的矛盾、困惑和两难，使得标准“通用”一直遭到质疑。
而好诗的产生与传播又是十分奇妙的，有时一个微小的“因子”，都会使其声名大振或悄然消失，真是可遇不可求。有时在一个时段走红，忽然遭遇整个诗风改变，突然间便落入冷宫。时代、语境、趣味的多变，的确使诗歌一直处于动荡状态，也使好诗一直处于不断被质疑的状态。然而，没有大抵的尺度，只凭个人趣味、个人好恶，也是大有问题的。它会使愈演愈烈的相对主义汪洋大海，不分皂白，吞没一切船只，怂恿“怎么写都行得通”的不良习气，使得混乱的无序更加无序的混乱。
固然诗歌的本质主义论逐渐淡化了，但本质淡化并不意味完全取消诗歌起码的“基质”。诗歌尤其对分辨力较弱的广大诗歌爱好者来讲，需要有一种大致的定夺，以安抚心中的阅读“迷茫”。好诗需要有一个基本尺度，好诗与不好的诗要有相对的标准。犹如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酒，纵然口味再怎么千变万化，也必须遵循一条基本底线、界限：酒是酿出来的，而不是用酒精兑水包装的。也好比是运动员，他抬腿起跑的前提，是首先不放弃规定的“跑道”。
个人从不怀疑，从终极意义上讲，诗和美一样，是无法定义，无法穷尽的。诗什么也“不是”，诗什么也“没有”，诗就是诗。人们只能不断地逼近她，却永远无法抵达她，她是无极、无限可能的。在终极意义上，诗犹如黑洞一样，可以把一切界定、阐释、标准吸收殆尽。然而，在过程意义上，就其中某一个环节，诗又是可评说的、可判断的、可阐释的、可误读的，可分级的。没有过程意义上的千姿百态，不可企及的“终极”是不是有些虚？
不能因为终极意义上的“不可道”而放弃某些维度、层面、环节上的“可以道”。从本体层面的高标准出发，可以提出所谓的“世界性”、“人类性”、“独创性”，从主体层面考虑，可以出示“良知”“忧患”等伦理要求。再后退几步说，就是放弃这些所谓“虚妄标准”，着眼于无数个人趣味基础，动用某些概括性较强，且具普适性的语汇，如“感动”“震撼”“惊愕”等，求取交流中某些“基本共识”，认同感受的最大“公约数”，应该不是一种非分之想吧？
从接受角度上看，传统好诗标准一向定位在“感动”“打动人心”上面。这是中国长期古老诗教的结果，也与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息息相关。中国古典诗一个最主要的美学标准叫“意境”，特别管用，它让我们舒服了千年之久，可是，时代发生了巨大变迁，好不好再视“意境”为唯一“圭臬”，且死抱着“感动”标准不放呢？
按当下一般阅读者的读诗公识：好诗是一种特殊的生命体，有血，有肉，有骨头，有光鲜的外面和内在的质感，有情感、思想、灵魂，从而表现出解剖学的一些特征。[1] 显然生命体，有血，有肉，有骨头，有情感、思想、灵魂，这些大指数作为标准，是不错的，但也还是有笼统之嫌，能不能在现代语境的变迁中，进一步细化呢？
几年前，出于对诗歌标准变化的无序，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相对主义不满，笔者写了一篇文章，指出传统好诗的“感动”标准，正经历着转型困扰，尽管“感动”遭到质疑，但笔者以为乃不失为一个重要标准，这是因为诗歌表现对象，许多时候还得涉及人的情感世界，其功能不少还作用于人的情感世界。不过，倘若诗歌一味横亘着“感动”的标杆不变，也会显得太单薄贫乏，适应不了时代变数。因为现代诗的出现，已然添加了不少东西（如潜意识的、瞬间体验的、经验的、智性的、意识流的、互文性的、叙事的、综合的因素，部分地改变现代诗的质地）。这样，较单纯的诗歌阅读与批评标准，势必要有所增补。
也就是说，现代诗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情感上的感动，它可能带给你智性层面上的悸动，带给你精神意识上的震撼，也可能只带给你纯生理上的快感，或语言上的惊喜。由是，我想对原有的诗歌老标准做些调节，从好诗的感动（“一动”）再增加为“四动”：即感动、撼动、挑动、惊动。我想，好诗主要靠“感动”立身，可基本达标，如若再配合“三动”，岂不锦上添花，至少比较全面吧？
诗歌走到了现代诗这一阶段，探索与实验是它的最大职能。现代诗比以往诗歌的确承担了更多风险。除了情感之外，它还面临着三重历险：精神历险、思维历险和语词历险。对应于这些历险，诗歌的接收尺度作出相应的回应，看来是势在必行。
感动：之所以把感动继续放在好诗的第一位，是因为人类心灵地带，拥有情感这块最大“用地”和“领地”，每时每刻，谁都无法逃避这一人类情感的“文库”；也基于人的情感冲动，是人类无法更改的“秉性”，作为信息的接受与发酵反应堆，它在传递中所产生的“共鸣”最大化，无疑是诗歌最主要的追求方式。
撼动：是指接受者的精神意识层面，诗歌对它发出的强刺激，所引发的震慑、震动效果。好诗不只是情感的安琪儿，同时也承担着精神冒险的信使。一次成功的精神突围和精神爆破，何止是一次精神提升。作用于精神意识上的震撼，无疑具有启蒙、启迪，启示功能，它引发接受者深思、反省等审智活动，显然是对情感性审美熏陶一种重要补充。
挑动：是指在思维图式上，诗歌特有的诗性思维（诗性直觉、诗性感觉、诗性想像等）对于人们长期固守的惯性思维、实用思维，进行挑逗。触发被工具理性长期麻痹的神经，诱发跳出常规常态思路，拥抱新体验新感觉新想像。一次崭新的诗性思维，就是对世界惯常认知的一次刷新。
惊动：是指在语言层面上，好诗担负着对死去语词、老化语词的复苏、挖掘工作，同时对新生语词的分娩、接生工作。不管是繁复的张力语言，还是素朴原生的语感，一次次语词的去蔽擦亮，一次次陌生化的琢破亮相，都能引发始料未及的快感，犹如漫漫冬眠中的蛰伏，遭遇“惊蛰”，让你在突然的苏醒中充满惊喜。
以感动为主导的接受图式，其“感”可包含感受、感触、感悟、感喟等诸多情感性集合，总体上给予心灵世界一种浸润性滋养。“感”是“动”的基础，“动”是“感”在心理上的延展与结果。如果说“感”是原因，那么动——心动、动心，则是收成。
有必要厘清，与主导接受图式——感动，比较接近的是撼动。它们都具备感动的能量，但是撼动，是属于重度感动！它是思之力度——审智的充分体现。它与轻度感动（比如赞美、同情、歆慕），与较浅显的情绪涟漪、情绪波动还是有一定区分的。它因质量上的厚重（如悲悯、敬畏、忧患等深沉情愫），内含着一定价值取向，因而显得更“揪心”更“抓人”。
与感动次靠近一点的是惊动。惊动是语词陌生化遭遇后的心理生理反应：意想不到，突如其来，它既可以是情感积极性方面上的猝然闪光，也可以完全是生理方面的一次快感，只不过是更富刺激的烈度。由于语词带来别出心裁的发光、命名、引发审美或纯生理的惊悚、惊悸，所以在瞬间感受上不妨以惊动加以概括。
与感动的联系稍远一点是挑动。被触发起来的诗之联想、想像、拟想、感觉、联觉、错幻觉……它们一起延伸、转化为复杂技艺，“表面”上的技艺，仿佛只是手段与形式，其实与内涵血肉难分，尤其在形象思维上的新异触发、骚扰和挑衅，对于实用工具思维，是难得的艺术开发。
下面做进一步展开。
二
先说感动。
新世纪以来，有一群年轻诗人，十分推崇以感动自己和感动别人为圭皋的“感动写作”，重新祭起“老祖宗”的诗教。他们从主体到客体，进行全面阐述，不想让古老的“感动”标准，轻易退出历史舞台。感动诗群的中坚人物海啸说，“感动”是生命之根的震动颤栗。是地震，电击，火灼，剑刺，具有不可争议的力量。云杉说自己理解的感动，是能够让我动容、动情和深思。周瑟瑟说，感动不是好诗的全部，但绝对是很妙的那部分；诗歌的力量，蕴含于感动之中。沈河说，感动在诗中的存在是必要的，但不能煽情。水晶钥匙认为，感动是对心灵的全面唤醒，对事物强烈的感受力、醒悟力和爱的能力。冬箫说，我们所面对的感动是多层面的，但无论哪一种感动，无不是生命中最“心灵”的部分，感动无非在寻求自身的爱，其实就是一个爱的发现过程，感动就是最好的生命力量。马知遥认为，我们因为感动而让诗人长留，因为感动而将诗歌的寿命无限延长。好作品首先是应该从情感上征服读者。感动是诗歌的生命之源。诗歌中充满的那些感动人心的元素：人道关怀、人类的尊严、命运的追问、民族的历史。① 马知遥其实把感动的外延，延伸到了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层面，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入的观点。这样的论断之所以能成立，是因为已有无数事实证明，能感动人的诗歌，对于人的人格、情操、品行，有一种陶冶、净化和提升作用。
那么多人认可的感动，如从发生学角度上看，正是《毛诗序》所说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2] 而从现代接受角度看，诗歌的感动人、打动人，完全是接受者在施动者的情感传递过程中，被同化而产生的共鸣和回味。
显然，感动是产生共鸣和回味的前提，也是衡量一首诗成功的主要标准。因为，感动是诗歌的第一要义。事实也证明，流传的诗歌一定是感动的诗歌。从“关关雎鸠”到“寻寻觅觅”，从“轻轻的我走来”到“103度高烧”（普拉斯）。比兴也好，自白也好，强烈中喷发，或平静中积蓄，古今中外，都做了有力旁证。那些被日月淘洗而留下的诗歌，为什么依然熠熠闪光？人类情感文库，被寥寥几个“母题”反复翻搅，为什么会弥久常新？那只能归结为其中最重要的感动功能——主要是诸多变化复杂的情感元素，它永远储存、发酵于心灵的各个角落。
所以现代诗轻易放逐情感，是短视的。现代诗没有理由因前期情感的某些泛滥而严加拒斥，依然有必要把主要是由情感元素发动的“感动”，理直气壮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和“接受”的扉页上。
众所周知，感动标准有着深厚源头，中国古典诗学一直以来，就推崇用感情打动人。“苟起感不至，则情不深，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垂世而远行”[3]10 “情至所至，诗无不至。情之所至，诗无不至。”[3]13 几乎每一部诗话，都离不开一个“情”字。
西方浪漫主义诗学不用说了，就是到了现代主义时期，仍有许多人坚持。法国当代哲学家保尔·利科说：“没有什么比感情更具有本体论的性质，正是凭借着感情，我们才居住在这个世界上。”[4]252 西班牙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希梅内斯认为：“真正的诗歌就在于那深刻的感情。”[4]109 美国桂冠诗人沃沦在《谈诗歌创作》中，不无决绝地指出：“一首诗如果不能把你从头到脚完全打动，就不是好诗。”[4]4
情感是如此的复杂、丰富、多变，它是我们取之不绝的写作源泉。情感与想像、情感与感觉、情感与智性，共同构成诗歌感动的几大复合推进力，也是诗歌接受者得以“心动”的泉源。余光中的《乡愁》，词句是如此简单明了，为什么能像李白的“明月光”那样打动人，其根本原因在于丰厚的情感积蓄酿造，通过复沓形式的发酵，在大跨度的时空中打开人们心中久远的情结。
感动在当今，已成为稀缺之物。人与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沦为地狱；原本素朴的心灵，正填满层出不穷的物欲；真情流失在荒漠，数字化充塞整个大脑皮层。假如有那么几行诗，或如打开的香槟，强烈的喷射引发你雀跃，或如小小石片，悄悄漂起心中的涟漪，我们定会心领神会地说，这就是有味道的诗歌：她拥有神奇的功能，能从一个心灵快速抵达另一个心灵。不可否认，她那高尚的情感，同时，天然地与某些道德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比如同情、比如宽恕……情感与伦理纠结在一起，宗教般净化、纯洁着每一颗心灵。
情感的诗歌，只要具有崇高倾向，也总是与某些价值性的东西紧紧“捆绑”在一起：像信仰、仁爱、忧患、担待等等。也因此可能与“使命”、“责任”、“正义”、“良知”联系在一起，与“真善美”随影相伴。像王家新的代表作《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不能献上一束花为引子，自觉对内心进行反省，充满内疚与自责，进而把苦难的承担作为一种幸福和最高律令，与白银时代的“冰雪”精神达成默契，显出伦理与价值的自觉奉行。它对人们心灵的润物无声或强力摇荡，都是有目共睹的，轻率否定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到了现代，人们发现诗歌不应该仅仅是情感性的，它还作用于人的意识和经验，因此才有艾略特提出的现代诗是“情感的逃避”、“人类经验的凝聚”，逐渐成为现代诗写的圭臬。
所以，“感动也只是诗歌的底质”，感动还不是好诗歌被接受的全部理由。
三
好诗歌接受的第二个理由是撼动。它主要作用于人的精神意识，而不仅仅像感动主要作用于情感。撼动，是对心灵的震慑，其表现力有时是警句、格言、箴言式的，短促有力。有时是整体性的——通过整个文本、整体性爆发出击打的力量。
震撼的发动机起决于诗之思。“思”的元素，闪烁在字里行间，那是掠过意识莽原的闪电，划开白花花的骨头血肉。耀眼的辉光刺痛你的眼睛，让你在短暂的领会中一阵悸动，眩晕之后，是忽然的清醒、是断然的觉悟，是久违的心田遇上甘霖，是迷茫雾海骤然升起的灯盏。狠命的一击，刀割一样蹦起来，告别过去许多迷信、怯懦、停滞；汲取勇气、智慧、胆识。心灵在震颤之后，是抖掉衰败、重新吸收营养，恢复弹性，血液流得更加畅快，精神变得富足、新鲜和朝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北岛决绝的语气，唤醒一代人决斗的信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通俗的寓意，大大鼓舞后来者的使命和义务。思想解冻时期，一首为悼念张志新而做的小小《重量》（韩翰）：“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一切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短短3句话，就在整整一个时期内，严峻地拷打所有中国人。90年代初期，周伦佑20首《在刀锋上完成句法转换》，也以其刀血体验，激励着体制外的写作良心，成为当时难得的思想标高。
在诗歌意识上，用震撼的方式来建立思想标高与理想标高是有必要的：信奉、仰望、谛听、救赎、恩慈……不仅要以完全诗性的方式传输，更需以独到的、超乎常规的“偏锋”出之，否则算得了什么“思想的闪电”？！正是历史的断裂，造就先行者的思考；集权制的袭沿，加速破冰期的湍流；被荒芜的人文，反弹出激切的葱绿；百废待举的废墟，引发更多精神崛起的可能。何止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种种瓦解和聚变，还有那些关于时间、空间、死亡、命运……最为“本质”、“本源”的“元”问题，一旦在文本中化做深刻的形相、意象、语象，扣响接受者的心扉，那必然是一场你来我往的精彩博弈。其效果，犹如卡夫卡所说的是“一把击破我们心中冰海的利斧”。
加达默尔说：“诗是一种保证，一种许诺，使人在现实的一切无序之中，在显示世界的所有不完满、厄运、偏激、和灾难性的迷误中，与远不可企及的意义相遇。”② 彼埃尔·让·儒夫说：要责成诗人在守旧的世界里复活高尚的精神，成为精神力量的化身。[4]187 T·WA爱墨生更是明确提出，诗人应当做“思想的目击者”。罗曼·罗兰也认同类似的话：诗人要成为“精神上的先驱者”。不管是思想的目击还是思想的先驱，都是属于思想的历险。而思想的历险，意味着是一种清理、一种撕杀，一种拷问，一种逼迫灵魂的锋芒，同时也是一种照亮后的提升。
好诗的震慑性，一般体现在崇高的维度上。但新世纪以来，网络民间诗界开始大量向相反的维度——“崇低”与“祛魅”转移：亵渎权威、颠覆正统话语、玩世、还俗、审丑，有意造成“让你不舒服”的阅读效果。坚持“贱民”立场，关注底层民生，放纵粗鄙文风，以“真”统领一切：真实、赤裸、刺激、疼痛，进而赢得振聋发聩的思想力度。比如《错落的时代》（黄土）发出一代农民的哀号，概括全社会贫富两极的心理反差，引起普遍强大的共鸣。《我的一生都会和一个问号打架》（中岛），巨大的社会性拷问震得我们一时目瞪口呆，据此完全可以忽略艺术上的考量。徐乡愁的《练习为人民服务》，则是通过小小的介词“为”的谐音（“微，违，伪，未”）戳破了多年来“为人民服务”的虚伪幌子，不亚于一次醍醐灌顶，而郑小琼充满焦味的“断指”铁质，就是扎在你的心窝上的痛，让你震颤不已。
好诗的震慑性，有如坚硬的鸟喙，啄住人心、撕裂神经、穿刺灵魂。它有深刻的哲学作为潜在背景，隐性思辨穿插其间，强大的精神冲击波辐射而来。它的打击力量时常带着形象“说教”，也不乏血性涌动，少数时候也可能呈现出半掩半露式的“寓言”。它有别于情感性的感动——多数时候浸淫于爱的沐浴。它的震慑性锋锐，更像是针灸直穿穴位。
诗歌，在此功能意义上，完全有理由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哪怕只在少数时候抵达，但大部分时间也可能成为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疗伤与抚慰。其实确切地说，现代诗的精神冒险性——更多集中体现在生命体验与经验上。体验是一种个人的、独特的、内在化亲历，是对生命瞬间的反思式直觉。由于瞬间、短暂、神秘，体验成为现代诗一种主要精神冒险形式。生命因体验的亲历获得自我“观赏”的机遇和意义。生命经由体验的途径，强化生命的历险价值，获得了本真。“体验以其突如其来的力量切入我们日常生活按部就班的节奏。正是这一刹那，人唤醒了自我的真血性，真情怀，超越了人生中的凄迷和狂妄，而出示与本真觌面的整体震颤。”[5] 刑天《午后我静坐桌前》是早期体验的一个范例。
经验则是亲历的进一步实证，经过心理积淀的扬弃，兼具个体的独到和类群的普适。黄灿然《一生就是这样在泪水中》，通过怨恨、寻找、耻辱、自省、逃避和失败，收获了经验的敞开，同时带来强烈精神探险的共鸣。现代诗有关体验与经验的展开，诸如对存在与生命的追问，对真实的亲近，把持承担与责任，充实世俗虚空，祛除内心黑暗，清理浮泛之物，抚摩人性，打扫通往家园的道路，呵护栖息的情怀……如此等等，诗歌是以特殊的生命“震撼”、生命“摇荡”方式，来抵达精神企图的。当强大的精神气流与思想火花获得接受者广泛回应，当接受者同时也可以用情感情绪之外的智性，审度对象，获得智力上的深刻磨砺和解悟，我们才有足够的底气说，诗歌有福了，“灵魂”点着了。
四
挑动。
诗歌的成立，有赖于诗歌是属于一种很特殊的思维方式，即诗性思维，它涉及众多思维图式：潜意识、感觉、直觉、错幻觉、联觉、想像、意念、智性、灵性、悟性等。在一般人的常规思维中，上述诗性思维图式和心理活动常常被压抑和覆盖，老实遵守客观、科学的实用规矩，这就很难引起什么美学冲动。而只有诗性思维的综合撩开，或某一诗性图式的触发，才可能挑逗起读者相应的感应层，掀起美学冲动的风暴，奇妙的诗意也才得以奇妙地发生。任何一种单一的图式（如情绪、印象），都可以产生神奇的图景，何况综合的、混交的诗性思维图式。而最常见和最能产生阅读效应的是诗的感觉和诗的想像。当诗歌以全新的感觉和想像出现在我们眼前时，我们长年养成的僵硬、缺乏弹性的思维，不啻得到一次“返青”。这就是好诗对于我们常规思维的挑逗，不断制造人们的审美迷乱。
诗歌的难度与技艺一般都体现在诗性思维里。当下不少人轻蔑难度与技艺，过于依赖灵性，过于放松随意，死守本然原初的东西，不愿做诗意提炼，这实际上是放松对诗性思维的追求，这种怠慢造成了诗歌艺术的粗糙与滑坡。
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性思维，涉及到天人合一、感物吟志，体物缘情，以物观物，神与物游，思与境谐等等，至盛唐成就了一枝独秀的气象。西洋现代诗歌的诗性思维——诗歌的独特图式：隐喻、象征、对应、变形、幻像、投射、蒙太奇、拼贴、魔幻等，也是奇葩摇曳，各领风骚。在异彩纷呈的诗性思维盛宴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当推诗的感觉与诗的想像，它主要决定一个诗人的禀赋，同样决定在阅读者那里受用的程度。
先看感觉。
在普遍麻痹的世界里，读者有权利要求诗性思维提供生动强烈的感觉方式。它不是照相式的如实拍摄，而需要特殊的放大，露珠一样鲜润，菱角一样的质感，甚至具备某种立体性。洛夫对于《金龙禅寺》飘荡的钟声，感觉它就像一头山羊，沿着暮色中的曲折山阶，“一路嚼了下去”，何其高妙；杨然则把《晒谷坝上笑声》，晒得“又干又脆”、“又红又醉”，甚至还晒成矩形、晒成月色，它用联觉的方式在色度、硬度、亮度、静动态方面，将笑做全方位“发声”，让人对固有的感觉模式不断进行颠覆。
而感觉的“尖端”是直觉。对于阳光，有人直觉出“刺痛／金色是蜂群”，艾青则直觉出“宽刃的匕首／在旋转中逼近”。超越性感觉的“尖端”，它比直观更高级，能穿透表层直达底里，一下子刺中事物核心。女诗人王小妮的直觉是“晴朗／正站在我的头顶／蓝得将近失明”。“蓝得将近失明”，完全是直觉的放大与夸张。在直觉中，她的夕阳是“沉落如软糕”；她的孩子是“骑着两道寒光”；她的长江是能“把满江的船一下漆遍”。
好诗因为有感觉、有直觉的出色呈现，大大挑逗阅读者原本的常态思路。思维的长年冻土，一旦被雪亮的犁耙划过，随之而来，是从未有过的清新，散发出新鲜的弹性和活力。
再看想像。
黑格尔说过，艺术家的最大本领就是想像。想像的本质是对表象的改造工作，是主观情思对客观表象的强大变异，改造变异得愈“离谱”，诗对阅读者愈有刺激性。诗歌想像的最大秘诀是放弃对象属性之间的相似、相近点寻找（即放弃近取譬式的联想），而是努力追求事物之间属性特征的远距离差异，进而作出极“不合法的配偶和离异”（即追求远取譬式的想像），在大幅度的分解组合中，创造更高的艺术真实并形成动人的诗意。
好诗的想像思维指数，体现在它的长度、密度、跨度上。台湾诗人罗门是想像高手。罗门用一口气的长度，将他三十多年的创作道路，想像为一次完整的登月过程：点火——发射——飞行——着陆，一气呵成，奇崛挺拔；在《教堂》里，他的想像频率是：开动洗衣机，同时铺开唱诗班，在“全洗”过程中：接通电源，旋转水流，投放漂白粉，密锣紧鼓，完成四道工序的灵魂施洗。在《露背装》中，他把露背装与风马牛不相及的、已经久违了的报纸“开天窗”现象，做跨海似的大连接，令人晕眩。想像与对象之间的超距离衔接拉得越开，“空白”效果越好。
《机场·鸟的记事》，则创造了飞行想像的奇迹：他想像送行者的视线随着飞机起落是在“缝补天空”；想像飞机的飞行轨迹是“抛出去的鱼竿”在垂钓；想像飞机的双翼如风流的手，一路上摸过去，圆山、富士山和旧金山，都是“乳房”。如此毫不沾边的事物被想像联系起来，它告诉我们，谁提供诡奇的想像，摧毁平日老掉牙的思路，开凿与世界关联的新通道，谁就能最大限度地征服读者。
好诗是对我们板结思维的挑逗，触发我们在潜意识、意念、体验、智力、灵性等方面的特殊开发，特别能在感觉、想像方面给予我们前所未有的意外，刺激我们对惯常思维的反叛，挑动我们对常态世界的别开生面，让我们充分享受审美迷乱。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打开，就是通向“诗意栖息”的一步。诗性思维的每一次挖潜，就是诗歌艺术（技艺）的一次分享。
五
惊动。
众所周知，人们长期生活在实用、公约的语言系统里，这套系统是在规约中用来交际操作的。人们一方面遵循其编码守则，规范自己行为，由此获得生存依据与指南。但是长期浸淫于斯，人们另一方面又宿命地被常规语言所奴役、所塑造，尤其是受到语言本身的盲区、陷阱、局限的制约，同样饱受语言的伤害，更不用说遭到多种话语权力的统治了。
为突破公约话语体系，保持、延续语言活力，人们另起一套艺术的创造性语系——它是想像的、假定的、非常规的、反语法的，是对实用语系的颠覆与擦亮。诗歌无疑是这套系统中，最尖利最去污的清洗剂。
现代诗的审美功能之一是使诗产生惊异感，而惊异感的产生，按俄国形式主义的说法，就是要制造语词的陌生化效果。在所有文类中，诗歌充当着语词最勤劳的刷新者。语词的刷新不外是语词的发明发现：竭尽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器官，触发语词的气孔、细胞，让她们苏醒、生长，最后达成语言与自身存在的彼此照耀。
现代诗语词，早已脱离工具性，不再是是意识、观念、理式的启动，而是语言“自动”成为想像、感觉、知觉和超验。语言变成自身的流动、漂浮，在瞬间中撞击、闪现，也在瞬间中更替、消失。一方面，语言被表达的快感输送，另一方面语言被自身表达淹没或挤掉。语言和语言之间彼此蚕食、侵吞和争斗，在过程中完成语言的不可经验性和不可还原性。诗歌的最大进步，是语词真正进入（加入）她的本体性。现代诗视语词为诗歌的最高真实，是语词在选择诗歌，在创造诗歌。极端地说，是语词在选择诗人，是语词在选择读者。
读者从诗歌汲取营养与美感，主要也是指从语词上。享受诗歌，许多时候就是享受诗语。让人惊讶的诗歌语言有两大类型：
一是以内在暴力修辞为主的“陌生化”语言：它采用暴力干预，即以主观意愿对语言进行大跨度的变形、畸联、组装、扭曲、变性，追求“惊愕”效果（当然追求过度，容易失之杂芜造作）。
二是以“语感”为“内驱力”的口语：语言与生命近乎同步的自动，充满原生、本真、天然、鲜活的特色（当然无节制的粗鄙，容易泛滥为“口水”）。
先说一。“陌生化”语言，其最大能耐就是产生繁复张力。所谓诗歌语言的繁复张力就是在各种关系范畴中，比如远与近、大与小、内与外、无形与有形、有限与无限，虚与实、具体与抽象的相互关联域中，制造巧妙的牵拉与对抗，从而获得以一当十的诗语“超载”。
如杨炼早期的句子：白内障的云层贯穿飞鸟。
这里有内外、大小（眼睛、天空；云层、白内障）的关系畸变，有主观与客观的物我交融——使得我与鸟的距离忽然拉近。甚至有主客颠倒的意味——飞鸟穿过眼睛。这就给本来的常态表述“我注视鸟”，带来了另一种新鲜的语言活力。
再如：“白杨把闪电的根须钉入地下”（杨炼）。这是拟物、拟人的复合运用，也是激情、直觉，词与物，在瞬间的强烈碰撞。这种瞬间的主观意愿和主观情思的“三合一”操作，像飞旋的砂轮，迅速擦出刺眼的火花。还有，“把灯点到石头里去”（陈东东）等等，都展现着语词的张力。
语词本身能构成独立自在的世界。一方面以语词原在魅力自动“现身”，另一方面又通过不断改写，产生前所未有的意味。在暴力的驱策下，经由变形、倒错、易位、嵌镶、绾接等多种修辞，语词与语词不断进行惊心动魄的婚配，诞生了千奇百怪的变种。
语言暴力带来语言活力，正是这种活力，唤醒读者脑中长年沉睡的语词失效部分，当尘封的语词意识被激发起来，带动感觉与想像，或感觉与想像擦拂去蒙尘的语词，享受新诗语的盛宴就不再是那么奢侈了。
再说第二种，富有语感的原初语言。
这种语言，是生命瞬间体验与语词传递，几乎接近同步的一种同构关系，本质上不是修辞意义上的技艺手段，而是发出腹腔里最自然的“真声”，它与半途中从喉咙闯出来的“假唱”无缘。它的原初形态、天然质地，带着未经加工的成分，却极为靠近生命本源。素朴、本真、天然是它的最大特色。它是另一种语词的“原在”刷新。这样的语言充满很好的语感质地：“一条水养着黄脸平原”、“没有人活得过一团铁”、“酒再深也要回到浅”、“山吓得很小”、“江风一股粗一股细”（王小妮）等等。
总之，日常规范的语言要求语言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而诗歌语言的特殊性，则怂恿她不断进行冒犯、侵略、反常规、反惯性、闯红灯。语词不是双脚交替正常地行走，而是单脚跳着走，八步并着两步走，或者旋转走、侧身走、脚尖走、倒退走、膝盖跪地走，甚至头手倒立着走。因为诗语是一种最具开放性的“自选体操”，哪怕一个出奇的腾空，一次大胆的“私奔”，都会引起阅读者一阵惊悸。这就是好诗语言的魅力。
六
以上，主要从阅读接收角度，讨论好诗四种“图式”，它涉及某些心理活动，笔者就借用“动感地带”中的“四动”——感动、撼动、挑动、惊动，分别对其在情感、意识、思维、语言四个层面上的特定表现，做出连接，大胆给出一个“公式”：
好诗＝感动＋撼动＋挑动＋惊动
这样，好诗就形成了以“感动”作为主旋律，以“撼动”、“挑动”、“惊动”作为“副部”的——审美接收“交响”。或者说，以感动作为终端接收器的好诗，同时混合着“撼动”、“挑动”、“惊动”的审美成分。这只是四个层面上的综合描述，实际上，很难达到那样周全完备的境地。
的确，四种效果全部具备的诗歌，很少见。大多数情形下，好诗和较好的诗，只占其中一、两种份额。有的是以智与思的锋利撕人心肺，有的是以感觉或想像带动思维刷新，有的是以语词制造快感。不过只要其中一项十分突出，当可以和好诗的指数挂钩了。（比如，新诗史上多少人写过《失眠》，我都忘了，惟独80后的水晶珠链与众不同，她写出一种贴切而奇异的失眠：“我的左胳膊在我身体上散步”。就凭这一句独到的失眠体验，我记住了她的名字。）
勿容置疑，诗歌带给人们类似的单一感受是十分奇妙的：有时，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意象、一种稀有感觉、一个突发奇想、一个和谐的内在律、一个机巧构思、一个精辟警语、一个留白，便被我们迅速领悟而打上高分。所以，倘若有那么一两点突出的东西，令人眼睛为之一亮，或心为之一跳，我们说，这样的诗歌审美接受可算基本达标。也因此，可以“单列”出好诗达标的基本“公式”，相对比较单纯：
情感情绪层面 好诗＝感动
精神意识层面 好诗＝撼动
诗性思维层面 好诗＝挑动
语言修辞层面 好诗＝惊动
换一种说法，四动也可对应于美学上的“四度”指标：
感动——情感的浓度
撼动——精神的力度
挑动——思维的锐度
惊动——语词的亮度
不过，稍微复杂一些的现代诗审美，并非是上述简单的对应“单列”，往往是以感动为“龙头”，牵动或混合着其它“两动”、“三动”，形成另外的多元“配对”：
或者倚重感动与撼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挑动的混交，或者倚重感动与惊动的混交，或者只是后面“三动”的相互混合，也未尝不能成立。这样一来，以感动为主的审美接受“交响”，又可以变奏出各有侧重的多种审美可能。
一般来说，诗歌的接受心理流程，一方面是接受者有一种期待视野，具备“寻求满足的愿望”——即参与状态，一经或几经克服期待受挫，继而达到进入文本的通畅，与文本不断“交往”，最后产生回应共鸣（有时甚至还可能引发多次的接受冲动）。必须申明的是，“四动”之间，自然不是简单的数学加减关系，而是互为关联互为包容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交织成一体，形成诗歌阅读总体感染力的。
诗歌阅读的四动效应，完全归结于一个“动”字。心灵有所触动，不管强烈与否，只要完成心动——“有所动”——“能动”，就取得了诗歌的准入证。它接受的模糊指数，如前所述，是导向情感情绪的浓度、精神的力度、思维的锐度和语词的亮度。
设若进一步结合诗歌的本体与诗人主体性考量，我们当会发现，某些代表性界说（例如诗是一种“虔诚的沉迷状态”、诗是“生命的质量形式”、诗“是灵魂的漫游”；“诗人是种族的触角”、“诗人是报警的孩子”、“诗人是自我灵魂的发言人”等等），大致都趋向于——将诗歌看成是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历险：精神历险、思维历险、语言历险。换个说法，现代诗的成立，是以精神冒险与诗性思维冒险作为支柱，经由语言刷新而凸显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诗歌、诗人天生成了精神的先锋、前卫、异端、另类；为什么那么多诗歌、诗人提供了稀奇古怪、凝视谛听世界的独特方式；又为什么几乎一切优秀的诗歌、诗人，无一不是语词的淘金者和炼丹士？而诗歌本体与主体的精神历险、思维历险、语言历险，正好对应于审美接受上的“三动”——撼动、挑动、惊动，并且最后在终端上形成感动的综合效应，这就给我们下面综合混合图示以有力的援助。当然，“四动”在本质上是整体性与交互性的：
不证自明的是，“感动”的整体综合效应，隐含着文本的某些“未定点”，即文本潜在的召唤结构。好诗之所以迷人，其奥秘在于潜在的召唤结构，存在着诸多可能性：或者由此及彼，或者由小见大，或者以明示暗、或者以有限寓无限，或者以有形寄无形，或者以瞬间见永恒，凡此种种，也都预伏着巨大的误读契机。否则，好诗怎么可能只凭一小串文字编码，历久长新地牵动人心呢？好诗的潜在召唤，总是从诗人心中流出来、活出来的，是和诗人的心灵融合在一起，是生命的、灵魂的、原创的。拥有这一优质前提，好诗跨越亘古时空，总是能找到知音。
狄金森说：诗令我全身冰冷，连火焰也无法使我温暖，我知道那就是诗。假如我肉体上感到天灵盖被掀去，我知道那就是诗。（雪莱也说过，诗之感人是神奇的、不可理喻的，越出意识之外，超于意识之上）。狄金森从整体上描述诗的感受，这种感受表明，诗歌在接受本质上当属整体感悟。感悟过程是浑然一体的。
所以上述“公式”与图示，笔者无意割裂接受过程的整一性和混沌性。“四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包涵的，有时像四色鸡尾酒那样界线分明，有时则是交杂洇化着的——感动既出示自己固有的情感特质，也难免不含纳精神上的震荡因子；以撼动为主的精神震慑图式，自然也无法完全拒斥情感成分。其它几“动”也都一样。
总之现代好诗的审美性，是在精神意识和诗性思维的历险中，经由语言历险中介，外化为感动为主特征的接受“型构”，它同时也成为现代诗的本体性“框架”，如下图示：
人类这一高级的精神活动，因多重历险而获得多方理解。支撑现代诗“这一个”本体性架构，是情感（情绪）历险、精神（体验、经验、智力）历险、诗性思维（感觉、想像）历险——三根强有力的支柱，自语言地基上鼎立起来的分行建筑，表面上虽稀薄简廖，却一以当十，拥有不可小视的“心动”能量——心灵力量，它作用于我们心灵隐秘处，常常在瞬间，悄悄改变着什么。
应该说，一首现代诗的成功，其考核的尺度，主要集中在诗性思维与诗歌语言上——其难度与技艺也主要体现在这两者身上。在“心动”的主观性效果后面，其实，还存在着相对具体、相对客观的“小标准”。比如语言的惊动效果（或亮度），可由“张力”和“语感”来指示；比如精神的撼动效果（或力度），可取体验、经验为考量；比如诗性思维的挑动效果（或锐度），可把想像与感觉作为主要参数。相对客观具体的参数，避免了浓厚的主观性。
在某种意义上，“四动”使现代诗与古典诗歌、浪漫诗歌、后现代诗歌拉开审美距离，使人们在欣赏四大历史时期差异性很大的诗歌时，至少不再采用那种绝对统一尺度。这应该是诗歌与时俱进——审美精细化的进步表现，同时它也没有放弃与“整个诗歌”保持的某种共通性。
可是很奇怪，近年来人们不断把审美的标杆下移，甚至降格为“只要你认为好就是好”的独家认证。其实这样的审美尺度，既广阔无边又狭窄之至：它一味服膺个人口味，无视众人眼光，只凭一己私见，取代社会评价，最终导致“好诗”到处泛滥和无节制泛化，并且和“怎么写都行”结成联盟，酿成不良习气，严重损害诗歌声誉。“梨花诗”的网上恶搞，恰恰从一个侧面，证实偏激的私我化标准，最终还是要遭到审美艺术的惩罚和时间的报应。
客观地说，“只要感觉好就是好”的标准，一般只适用于诗歌沙龙、诗歌聊天室、圈内诗歌编选；适用于公众的临时阅读消费，实在难以进入专业遴选和诗歌史。有人会辩解说：在一个去本质、离心化的碎片时代，没有必要提倡整一的标准。我要说，在一个相当混乱而无序的时期，在浮嚣、狂欢、嬉戏、重复成为时尚，价值失衡、诗人失格、诗歌失范，良莠难分的语境中，诗歌审美普遍迷失，倒是更有理由重提诗歌造血的“色素”和诗歌验收的“光谱”。
事实上，真正能成为具有范式意义上的好诗，乃属稀有金属。回望5万首唐诗，大概只留下几百首，那么不到百年的新诗，能传世的肯定也不会多到哪里去。过分放纵“无标准”，实在不利于诗歌典律的建设。而好诗，离经典还有一段距离。相信大多数读者，只要稍许考察、比较获诺贝尔诗歌奖的经典作品，就明白，具有高级精神品质与艺术品质的诗歌，是无法轻易泯灭其精神界线，同时也是不难甄别其艺术高下的。既然有可能认同最高档的诗歌标的，怎么就轻易放弃我们手边的诗歌“刻度”？轻易而随便的放弃，意味着对自身的草率、要求的降低，和对高度的恐惧。
布卢姆认为经典首先是独创；拥有神秘离奇的力量和熟悉的陌生。我们不要求好诗在整体上有着全面的独创性，但至少在某个局部要有独到之处。好诗还差经典至少一个级别，好诗的最高级别是经典。而“四动”标准，应该是隐含着向上一个级别——推动的尺度：
劣诗—→平庸的诗—→较好的诗—→好诗—→经典的诗
（坏的）（一般的）（有特点的）（优秀的）（杰出的）
假设诗歌有5个级别，好诗和比较好的诗，那是属于有特点、有特色的诗，它处于“举贤排差”的中间、偏上环节，起着净化与提升的作用。紧紧抓住中间环节，推行有“公信度”的好诗，并非多此一举。
因为经典有赖于好诗的积累；级别提升的好诗，有助于经典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好诗和较好的诗成了“泛”经典的候选。如此看来，好诗被纳入某些规范并非没有道理，尤其对于诗歌批评、研究与建设的人们。在一个好诗不多，经典匮乏的时代，如若一味做诗歌的“离散”运动，是不是怯于面对更残酷的难度挑战，而选择了轻松逃避，躺在艺术水准普遍下滑的摇椅上，让“影响的焦虑”，做心安理得的释放？
诚然，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作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此，接受美学始作俑者沃尔夫冈·伊泽尔认为，有两种“标准化”途径解决，或者读者根据自己标准衡量，或者修正自己的成见，实际上在接受过程中，是“固有”与“修正”相互排斥与融合的过程，最后形成个体的接受“准则”。而群体在接受过程中，总是在万千差异中寻求通用的维度、基本的共识，那是长期审美习性和阅读经验的结果，是根本无法一笔勾销的。选家与史家成为了代言人。
由于不确定性，古人一直坚持诗无达诂。但是，个人以为，古人只说对了一半。诗不可阐释又可阐释，正如诗无标准又有标准。因为有层出不穷的阐释，诗才得以增值。好诗的增值部分至少有一半是阐释的功劳。
任何事物，一旦沉醉在绝对的相对主义的迷梦里，津津于此而忘返，肯定会带来另一种偏颇乃至灾难。为纠偏愈演愈烈、无边的相对主义，笔者试图将接受尺度，尽可能笼在简明的“四动”里，旨在有所依傍，而无心将审美活动僵化在“公式”里。借此话题，本人最想呼吁的还是，面对泥沙俱下的当下，我们面临的基本“任务”之一，首先是厘清诗与非诗的区别，然后是庸诗与好诗的区别，那才是问题的关键。
叶嘉莹先生集半世纪古典诗词的研究心得，提出“兴发感动”之说，集创作、审美、批评、鉴赏于一体，以其所表现的感发生命之质量，和传达之效果作为该说的根本依据。这一古典诗学、词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已具备独立品格，又不乏与古典诗词血缘相系的中国新诗、中国现代诗或现代汉诗来讲，在转型期探询有效的审美“度量”，不只具有借鉴意义，更有着巨大的鼓舞作用。
最后必须重申，好诗是整体性的，是活的生命的有机体。笔者并无意对诗歌审美进行科学主义“切割”和“窒息”。只是理论阐述需要，图解了“四动”，旨在反省传统标准的笼统，并在现代语境下，对“现代诗”审美做适当细化，以便接近于它的历险“本性”。一直以来，本人试着以“四动”作为现代诗歌批评、鉴赏尺度（其实更应该看作是对好诗的深切期待），但不知道最终是否一厢情愿？
注释：
① 以上七种看法参见2006年3月24日《天涯诗会》论坛。
② 加达默尔《美的现实性》，转引自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52页，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