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困境及前景——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2010年末专刊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党论文,社会论文,述评论文,欧洲论文,德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1）03－0109－11
在欧洲，人们曾经把以社会民主主义理念为主要意识形态基础、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的政治实践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运动，这个运动的兴起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持续变革发展的一个新纪元，时至今日，欧洲是否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欧洲社会民主党现状如何，发展前景又将怎样？对此，人们展开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
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编辑出版的杂志《国际政治与社会（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在2010年底出版了一期专刊，试图回答上述问题。这期专刊在序言中说：“本期的评论、论文、书评围绕着以下问题展开：社会民主党现状如何？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什么？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使社会民主党在未来发展得更好？”围绕着这一主题，该杂志组织了12篇论文，论文作者分别来自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挪威、西班牙、波兰、美国、加拿大以及乌拉圭等国，其中既有长期研究社会民主党的专家学者，也包括具有长期实践经验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和组织家，其中不乏广有影响的著名人物，如欧洲社会党主席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思想家、曾任德国经济合作部部长的艾哈德·埃普勒等人。这12篇论文不仅分别介绍了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情况，而且对它们的总体现状进行了描述，并力图勾勒出在可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
“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这一主题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研究、世界政党政治研究、国际政治研究以及比较政治研究来讲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而且由于这一专刊反映了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一些最新情况，因此对它的有关内容做一介绍以供国内有关研究者参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界传统上使用“社会民主党”这一概念时一般指的是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等西欧国家老牌社会民主党，但这期《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专刊对社会民主党的外延的设定是比较宽泛的，它不仅介绍了西欧社会民主党，而且还介绍了东欧、南美的有关政党，甚至还将美国民主党的现行政策作为世界社会民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专刊的这种概念界定反映了欧洲社会民主党自我认识的重大变化，需要我们特别关注。
一、危机现状
1.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逆境——选举失败
从总体上看，这本专刊对目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现状和前景作出如下的判断：当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前景还是较为光明的。
关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目前处于低潮期的总体论断，可以说是当前绝大多数西方学者一致认可的观点，因为欧洲社会民主党当前的困难处境是非常明显的。当然也有人并不把问题者得十分严重，德国学者威塞尔斯就认为当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短暂地呈现出下滑趋势”①。虽然对社会民主党所处形势的严峻程度判断不一，但从总体上说，目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处于逆境当中，这一点是不会有人反对的。这种逆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也是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近期西欧大多数主要的社会民主党都遇到了一定的政治挫折，一个又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败北，接连丧失了执政权。对于这种情况，通过与2000年左右的情形进行对比可以看得比较明显。艾伯特基金会下属的国际政治研究中心的两位学者——德国政治学家简·尼古拉斯·恩格斯和格洛·海德在《燃起实现美好生活的新希望：对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所进行的讨论之现状》一文中，对于最近十年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总体发展趋势作了如下分析：“在人类历史刚刚进入新千年之际，欧盟当时的15个成员国中有四分之三是由社会民主党在台上执政的。当时许多人曾满怀期待地憧憬，借着《里斯本条约》生效的东风，欧盟会进入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时代。但事情并没有像设想的那样发展：在《里斯本条约》逐步在各国获得批准的同时，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遇到了巨大的压力，而今大部分变成了在野党。”② 在这里，特别要考虑三个主要的社会民主主义大本营近年举行的全国性选举的结果，这样，我们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失势会产生更加深刻的体会。在德国2009年联邦议院选举中，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是该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表现最差的一次；在英国2010年大选中，工党的得票率排在该党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历次选举中得票率的倒数第二位；在法国2002年、2007年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四次败北。
2.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真空
证明欧洲社会民主党处于逆境中的第二方面的也是最关键的表现是：面对竞选失利和在野的处境（同时也包括某些还在执政的社会民主党），目前欧洲多数社会民主党不仅没有找到摆脱竞选失利局面的出路，而且对自己的发展方向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认识混乱，在指导思想上没有形成一套能够说服自己并能够说服选民的、能够对现实的国际国内问题作出较好回答的理论体系，因此有关政党就难以相应地形成行动能力，制定和推行立竿见影、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在指导思想方面，目前在欧洲的某些社会民主党内可以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真空。这种真空主要表现在党的实际政策和意识形态两个方面：
一是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即治国方案、政治模式方面的真空。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欧洲社会民主党曾受到所谓“第三条道路”政治模式的巨大影响，“第三条道路”一度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执政方案，成为一种流行话语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这些政党为自己的政策进行辩护、向选民进行宣传动员的工具。“（第三条道路）这种力图革新社会民主主义话语模式的尝试尤其得到了荷兰工党、意大利中—左联盟以及在首相费伦茨·久尔恰尼领导下的匈牙利社会党、在总理施罗德领导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回应”③，而且“第三条道路”成为了“在欧洲峰会上由社会民主党执政的主要国家的政府首脑们所一致接受的公式”④。但随着“第三条道路”或“新中间”模式的失灵和失败，随着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黯然下台，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实践活动方面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引起了选民对社会民主党政策水平的怀疑。目前欧洲的主要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没有能够形成一种新的实践政策体系来代替“第三条道路”，或者说，还没有形成适合各国社会民主党的一种在党内作为行动指针，在党外可以吸引选民、获取信任的执政方案。德国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简·恩格斯指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荷兰、瑞典、德国和英国等这些社会民主主义的大本营丧失了执政地位之后，与之相伴的是第三条道路也已终结，现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既没有形成大家普遍认可的领导核心，也没有形成一种新的思想理论范式，因此这些政党缺乏一个清晰的政策方向。”⑤
二是在基本理论方面，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挑战，欧洲社会民主党出现的理论真空。在过去大约三十年间，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曾受到了新自由主义潮流的巨大影响。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艾·埃普勒在收入这本特刊的文章《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在欧洲建立社会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中写道：“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曾席卷全球，在欧洲，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如日中天的情况下，这股浪潮也裹挟了社会民主党——尽管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具体受到影响的程度会有所不同。”⑥ 与“第三条道路”这种思想潮流相比，新自由主义对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更深，它使各国社会民主党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市场自由主义并相应地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传统做法，例如某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像右翼政党一样也接受了放松对金融市场监管的做法，因此“人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对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出现负有部分责任，或者至少在避免危机出现方面工作不力”⑦。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是“第三条道路”得以产生的部分原因。目前，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已经开始自觉地或被动地对新自由主义浪潮对本党的思维模式和政策取向所造成的影响加以反思。然而需要看到的是，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给人们的政治、经济生活造成的影响的同时，一种足以替代新自由主义的，体现出社会民主主义理念的思想、政策范式并没有能够被设计出来，这种情况就使得与右翼政党相比，社会民主党并未显得有更加突出的竞争优势；而且由于社会民主党在过去的大约三十年间受到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它们实际上在指导思想上已经与经典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多少有些偏离，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向意识形态光谱的右侧靠拢。“社会民主党不再被认为是社会正义的维护者，其他政党正在与社会民主党争夺这个角色。人们认为社会民主党近年来进行的改革是不公正的，其行为不再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符合”⑧。这种情况就使得某些社会民主党丧失了自己与右翼政党相比的鲜明特色，也失去了部分传统支持者——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支持。通过跨国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目前那些坚持左翼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社会民主党在本国的竞选中反而更加具有竞争力，比如现在正在执政的挪威工党、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又如其政策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美国民主党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
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与丧失执政权相比，由于目前欧洲的某些社会民主党还没有能够明确提出一套有特色、有说服力、有现实针对性的执政纲领，因此可以说目前社会民主党在理念上的危机比政治危机还要更加严重。对于这个问题，有关政党已经注意到了，而且正在开展研究、寻求对策。
3.缺乏竞争力
我们说，当前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处于逆境当中，导致做出这个判断的第三个、也是与社会民主党的前途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现象是，目前一些社会民主党相对缺乏竞争力。这种竞争力主要是指社会民主党在与其他政党竞争的过程中争取选民支持、获取选票的能力。
社会民主党缺乏竞争能力的第一个表现是部分选票流失。在这方面有大量具体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首先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某个社会民主党的党员人数减少，那么其在选举中的表现必定相应变差。例如在英国，工党的党员人数由1997年的约40.5万名降到了2010年的约19万名⑨，党员人数在十多年中减少了一半以上，这一事实表明该党的党员基础显著弱化。其次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如果某个社会民主党偏离了左翼价值观，那么该政党的传统支持者——工会会员、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等——就会放弃支持该党，而对于那些目前经历了选举失败的社会民主党而言，这个因素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挪威工党总书记的政治顾问卡尔塞特等在《“同舟共济！”北欧模式及红—红—绿联盟：一种可推广的成功模式？》一文中，介绍了挪威工党在2001年的选举中出现选票流失的情况：“（挪威）工党最严重的选票流失出现在传统上工党最重要的核心选民——‘挪威工会’的会员群体中：只有32.8％的工会会员在2001年投票支持工党，而1997年相应的比例是53.8％。很明显，以前支持工党的工会会员现在感到自己被工党‘背叛了和出卖了’。”⑩
再次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原来社会民主党的选票不仅转而投到中右翼政党或极右翼政党那里，而且在左翼阵营内部，社会民主党也面临着其他左翼政党的竞争。这就造成了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左翼选民的选票极度分散，从而致使社会民主党很难独力组建政府，目前在实行多党制的欧洲国家中选举获胜的社会民主党普遍要靠联合其他党派才能组阁执政。这种选票分散化的例子“正如2010年荷兰全国大选再次显示的那样，社会民主党的选票流失到了较为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左翼政党以及较为倾向于进步主义—自由主义的左翼政党（绿色左派联盟和较为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六六民主党）那里去了。荷兰工党的选票甚至流失到了荷兰自由党那里”(11)。不仅在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中如此，在传统上被认为实行两党制的英国也出现了选票分散化的情况，“当前英国存在着一个多元化的政党体系，而且保守党和工党得票的总和占总选票数的比例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12)；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没有一个政党在议会中赢得半数以上的议席，从而自1974年以来首次形成了“无多数议会”（其中保守党获得306个议席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工党和自民党分获258个和57个议席），由此英国近八十年来首次因选举僵局而出现了联合政府。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研究员帕特里克·戴尔蒙德在《英国工党——竞选失败后的“新工党”》一文中指出，英国传统的两党制模式已经被决定性地打破了，在未来英国的政党政治很可能变得更加多元化，政府会以联合执政的方式组成。
通过总结上述现象，我们对近三十年内欧洲中—左翼阵营内部发生的选票份额的变化这一现象应当给予特别的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的得票率大约占中—左翼阵营总得票率的53％，而目前中—左翼阵营中除社会民主党之外的政党的得票率共计占到中—左翼阵营总得票率的55％(13)。这就意味着在过去三十年里，欧洲中—左翼阵营中社会民主党与非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发生了逆转，社会民主党相较于其他中—左翼政党而言，竞争力在下降。虽然选票分散化现象不是左翼政党面临的特殊问题，右翼政党的得票数也受到了相应影响，但选票分散化现象对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前景无疑造成了负面影响。
社会民主党缺乏竞争能力的第二个表现是作为执政党，其治国的能力普遍受到怀疑。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的竞争优势受到了削弱。
这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时候，社会民主党正在某些欧洲国家执掌政权，主持经济事务，因此受到经济危机的牵连，社会民主党治国理政，特别是治理经济的能力普遍受到质疑，从而在选民心目中有所失分。例如在英国工党治下出现了经济危机，此后在选举中，工党治理经济事务的能力自然受到了质疑；又如经济危机出现后，民意调查显示民众对西班牙社会主义工党的支持率也出现大幅下滑。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看到经济危机与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模式之间也存在着矛盾：社会民主主义政策要求扩大公共开支，以积极应对经济危机并帮扶社会中受到经济危机影响的群体；但经济危机的爆发又使国家的财政趋于吃紧，因此保守主义政党或自由主义政党一贯主张的削减财政开支的政策在现实中反而更容易得以执行。应当看到，“现在长期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巨幅增长引发的结果就是政府不得不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这种政策将在未来几年里对福利国家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14)。
社会民主党缺乏竞争能力的第三个表现是缺乏广有威望的杰出领袖人物。目前部分社会民主党及其领导人的形象不够鲜明，对选民的号召力不足。从政党角度来看，“不幸的是，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展示出多少有望成为欧洲领导力量的潜质。社会民主党不仅缺乏核心政策议题，也没有成为欧洲思想领袖所必须具备的个性特征和应有魅力”(15)；而与此同时，目前世界范围内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中，“成功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左翼政治家现在寥寥无几”(16)。例如本来在选民中具有一定号召力的澳大利亚工党的陆克文，在2010年的党内选举中不得不黯然交出党内的领导职位；在社会民众当中颇有声望的德国前外长施泰因迈尔，在2009年冲击总理之位失败后人气也有所下滑；法国社会党内非常有可能代表该党参与2012年总统竞选的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目前也被卷入一场丑闻之中。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形象和领导人的形象不够鲜明、缺乏魅力，自然会影响其在选举中的竞争力。
二、发展前景
以上是对这期专刊中各位学者关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目前处在危机之中这一现状所作介绍的粗浅总结。当然，各位学者也谈到，目前并不是每个社会民主党的日子都不好过，例如挪威工党的执政地位就比较稳固。还应当看到，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前景并不是完全不容乐观的，在未来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例如，德国社会党的领导人埃普勒就提出，一个由里根、撒切尔、兰布斯多夫(17) 开启的新自由主义时代已经终结了，“国家——因此也包括政府的治理——被认为越来越无能、市场被认为越来越万能的这样一个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18)。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政党、自由主义政党的意识形态必然不会再如同以往那样大行其道。另外从西班牙、荷兰、法国、美国、挪威、波兰、拉丁美洲学者进行国别和地区分析的文章来看，他们对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前途均抱审慎乐观的态度。在对各位学者的分析进行研读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学者们作出这种“审慎乐观”的判断主要是从世界和西欧这两个层面对社会民主党的发展前景进行分析后所得出的结论。
第一，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民主党在美国的走强，拉美进步主义政党在拉丁美洲的兴旺，东欧国家社会民主党地位的巩固，都代表着某种程度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价值取向的政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的扩大。
在美国，共和党阵营“把奥巴马总统的每一项行动都诋毁为‘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以及‘法西斯主义的’”(19)，虽然共和党的这种评价必定是偏颇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美国政府现行的对经营困难的企业进行扶持，对生活困难的群体给予救助以及建立新的医疗保障体系的政策，是带有一定的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而美国政治学家、美国发展中心（CAP）高级研究员马特·布朗等人在《处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党》这篇文章中预测：美国民主党对共和党的竞争优势将持续扩大“在美国国内由保守主义和共和党所占据的多数正在缓慢地受到腐蚀，近期只是保守主义阵营的最后的喘息期而已，而这种情况有利于进步主义和民主党阵营在未来的20年里稳健地占据多数”(20)。
在拉丁美洲，左翼政党的实力已经不容小觑，“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今天，任何一位对拉丁美洲进行观察的人都会看到一幅与以往存在明显差异的图景，并且也会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左翼力量、进步主义力量已经在这个大陆上奠定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的根基”(21)。在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委内瑞拉都出现了由左翼政党执政的政府，并且这些政府在治国理政方面还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此外，拉美地区的许多声名显赫的领导人——如卢拉、查韦斯、莫拉莱斯等——都是左翼观念的拥护者，他们在执政过程中都努力在本国形成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新发展模式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在东欧，社会民主党也在这个地区实现政治转轨后成功地融入了本国的政治生活，成为本国政治舞台上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继承者民主左派联盟党为例，华沙大学教授萨斯纳瓦斯卡在《波兰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危机：左派的新起点？》一文中分析说：“当涉及到在议会中形成多数这一问题时，民主左派联盟党也变成了影响权力平衡的一个因素。而且在这方面民主左派联盟党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对于（波兰）两个右翼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来说该党都有可能变成联盟的伙伴。这种情况所真正折射出的重要意义是，一方面民主左派联盟党已经不再仅仅因为是一个‘后共产党’的政党就不受欢迎了，另一方面该党已经成为政治竞技场上与其他政党拥有平等地位的一员。”(22)
综合上述三个地区的情况，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地区的有关政党视为带有社会民主主义色彩的政党的话，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正在扩大的结论。
第二，从西欧范围看，学者们普遍认为，从总体上讲，各国社会民主党目前承受着一定的压力，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重重；但西欧政党政治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能够励精图治，在未来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社会民主党在西欧仍然具备很强的根基，占据着一定的基本盘面，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因此在将来的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仍有一定的机会实现执政。这一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在当今西欧国家的意识形态光谱中，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重要的备选选项之一，它已经成为西欧国家意识形态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设想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选举中遭遇失败，但是无法设想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会完全被西方社会抛弃，毕竟“现实中存在着对社会民主党的客观需要”(23)。
二是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曾作出过重要贡献，有着较突出的地位。例如，挪威工党认为自己已经在挪威完成了两项历史性工程。“（挪威）工党的第一项历史性工程是帮助劳工阶级获得了政治权力，增强了社会影响力，提高了生活水平”；“第二项工程是为挪威的女性赢得了平等的地位以及参与社会生活的机会”；挪威工党在未来将着力完成的第三项历史性工程是“对属于‘边缘群体’的少数族裔以及其他少数居民群体给予支持并鼓励他们在可能的最大限度内参与工作和社会生活”(24)。
三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西方国家中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例如，法国尼斯大学政治学教授洛朗·布维在《谁在支持法国社会党？——法国社会党的选举悖论》一文中介绍说，虽然法国社会党最近十多年来常常在全国选举中遭遇失败，但是在地方选举中，“自2004年以来社会党已经在所有的地方选举（市镇级的、县级的、大区级的选举）中胜出，并且从民意代表的人数和所掌控的权力来说，社会党已经成为法国处于领导地位的政党”(25)。此外，“（法国）社会党拥有一套稳固的民意代表网络和地方权力网络，而这些网络在今天构成了社会党真正的生命力的源泉”(26)。特别是在北欧等一些传统上左翼氛围比较浓厚的地区，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具有一定的优势的。如西班牙经济学家卡门·涅韦斯等在《两极化和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进步主义政治：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现状和前景》一文中介绍到，“西班牙的大多数选民是倾向于左翼的”(27)，“西班牙中间选民的位置一直以来都是处于以左—右标准划分的意识形态光谱的中—左方”(28)，在1982年至1996年期间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一直是西班牙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政党，该党在2004年、2008年两次大选中分别再次赢得执政权。
四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是西方社会左翼势力的主要代表性党派，又由于西方社会左、右翼对比的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在“钟摆效应”作用下，在野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有可能在周期性政党轮替中获得执政权。在当前，某些国家的左、右翼政党执政后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方式上并没有突出的分别，而且由于选民不信任某一个政党长期执政，因此选民明显会产生出“某个政党执政时期已经太长了，应该换个政党执政”这种心态；加之目前西欧政坛左右翼选民之间的对比基本上差异并不悬殊，主要的左、右翼政党之间经常会发生政治轮替，即出现所谓的“钟摆效应”。因此，我们基本不能期待左翼政党会长期连续执政，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相信左翼政党也同样不会长期在野。如果考虑到西欧政坛的“钟摆效应”，某些左翼政党在未来有一定的摆脱在野处境的希望。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该国下次议会选举中就有可能取得比上次选举更好的选举结果。
五是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遭遇竞选失败后正努力在战略策略、组织人事、建立合作联盟等方面作出调整，有关工作将有助于改进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未来的选举中的表现。例如，欧洲社会党提出要采取措施扩大党的积极分子的参与并加强成员党派之间的合作，要推出更加积极的欧洲劳工市场政策，实现绿色增长，促进两性之间的平等，巩固福利国家，对金融系统进行彻底改革(29)。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要对本党过去的作为进行评估，要致力于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并努力在那些不再信任该党的选民之中重建信誉(30)。荷兰工党提出要在左翼阵营中建立起一个能够缩小保守主义派和自由主义派之间的对立，能够使社会民主党与第三部门及民权运动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盟关系的广泛的同盟(31)。法国社会党提出将改革总统候选人的党内初选程序，这项改革将允许非党员的群众参与总统候选人党内初选的投票(32)。挪威工党提出将谋求扩大现有的党际联盟关系，争取与基督教人民党建立起联盟关系。随着西欧社会民主党对自身进行的有关改革和调整的不断推进，相信这些政党在未来选举中的竞争力将得到一定的强化。
综上所述，德国《国际政治与社会》杂志《社会民主主义的未来》这期专刊向我们展现了目前世界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正处于低谷期，但透过挑战依然能够看到希望这样一幅画卷。当然，撰文的各位政治家和学者也同时指出，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应当抓紧时间深刻检讨当前出现危机的原因并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对本党进行新的定位，采取积极的行动改善本党的现实表现。荷兰工党的智库维阿迪·贝克曼基金会的副会长佛朗斯·贝克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当前，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处于阴郁的气氛之中，显得太过消沉了。应有的态度是积极扭转这种情绪，依靠重新焕发社会民主主义的核心精神而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只要有所作为，社会民主党就可以扭转颓势、再振声威。”(33) 看来，各国社会民主党在未来的成败，终究还是要取决于社会民主党自己在今后的表现。
注释：
① Wessels,Bernhaerd,Was ist dran an der These vom Ende der Sozialdemokratie? Eine empirische Analyse der Wahlergebnisse und Wahlerprofile sozialdemokratischer Parteien in Europa in den letzten zwanzig Jahren.Berlin:Friedrich-Ebert-Stiftung,International Policy Analysis.Available at:http://library.fes.de/pdf-files/id/ipa/07221.pdf.
②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40.
③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43.
④ Wolfgang Biermann,Kristine Kallset,“Everyone on Board! The Nordic Model and the Red-Red-Green Coalition-A Transferable Model of Success?”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2010,No.4,p.174.
⑤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p.40-41.
⑥ Erhard Eppler,“ On the Need to Construct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24.
⑦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40.
⑧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41.
⑨ 数据根据Patrick Diamond,“The British Labour Party:New Labour Ou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
⑩ Wolfgang Biermann,Kristine Kallset,“Everyone on Board ! The Nordic Model and the Red-Red-Green Coalition-A Transferable Model of Succes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75.
(11) Frans Becker,Rene Cuperus,“Innovating Social Democracy—Houndini-style:A Perspetive from the Dutch Labor Par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07.
(12) Patrick Diamond,“The British Labour Party:New Labour Ou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87.
(13) 数据根据Matt Browne,John Halpin,Ruy Teixeira,“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arty at a Crossroad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
(14)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54.
(15) Jan Niklas Engels,Gero Maass,“The New Promise of Happiness:Current State of the Discussion on the Future of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55.
(16) 引文出处同上。
(17) 奥托·兰布斯多夫（1926-），1977-1984年任联邦德国经济部长。1982年9月兰布斯多夫在给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的一封信中提出了一项摆脱低经济增长率、减少失业率的计划，这通常被视为导致德国社会民主派与自由派的联盟破裂的转折点。
(18) Erhard Eppler,“On the Need to Construct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23.
(19) Matt Browne,John Halpin,Ruy Teixeira,“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arty at a Crossroad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47.
(20) Matt Browne,John Halpin,Ruy Teixeira,“The American Democratic Party at a Crossroad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50.
(21) Agustin Canzani,“Substance and Reputation:Successes and Challenges for Progressive and Left Parties and Governments in South American”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223.
(22) Anna Materska-Sosnowska,“The Crisi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Poland:A New Start for the Left?”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221.
(23) Anna Materska-Sosnowska,“The Crisis of Social Democracy in Poland:A New Start for the Left?”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216.
(24) Wolfgang Biermann and Kristine Kallset,“Everyone on Board! The Nordic Model and the Red-Red-Green Coalition-A Transferable Model of Success?”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85.
(25) Laurent Bouvet,“Who Loves the PS? The Electoral Paradox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18.
(26) Laurent Bouvet,“Who Loves the PS? The Electoral Paradox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19.
(27) Carmen De Paz Nieves,Guillermo Moreno Rodriguez,“Progressiv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Polarization and Economic Crisis: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of the Spanish PSO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75.
(28) 引文出处同上。
(29) 参见Poul Nyrup Rassmussen,“10 Theses on the Future of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
(30) 参见Erhard Eppler,“Dawning of a New Era:On the Need to Construct Social Democracy in Europe”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
(31) 参见Frans Becker,Rene Cuperus,“Innovating Social Democracy—Houndini-style:A Perspetive from the Dutch Labor Pat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
(32) 参见Laurent Bouvet,“Who Loves the PS? The Electoral Paradox of the French Socialist Par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
(33) Frans Becker,Rene Cuperus,“Innovating Social Democracy—Houndini-style:A Perspetive from the Dutch Labor Party” 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achaft,2010,No.4,p.100.
标签：社会民主主义论文; 德国社会民主党论文; 美国民主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新自由主义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