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研究的世纪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论文,宋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史家习惯使用的“散文”一词，虽然其外延和内涵都不甚明确，但偏重于文学是无疑的。然而怎样才能从古人文章中明确地划分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呢？比如宋文研究，可以从文体、文性（应用性和文学性）、文法等各种角度面对宋文的各种文本，但若严格挑选文学文章和非文学文章，实非易事。故各种中国散文史著述，皆不限于文学散文，而广及各种文章。既如此，则本文自然也是既面对文学意义上的宋代散文研究，又面对写作学意义上的宋代文章研究。以下从典籍整理、研究状况、学科建设三方面进行回顾和展望。
一、典籍整理
20世纪前期，宋集出版小有成就。李之鼎自1914年起历时10年，精选善本，刊刻《宋人集》甲、乙、丙、丁四集共59人62种。他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理念是认为“节义文章，近古以宋为盛”，而“四库著录仅存三百九十九种，其中尚多辑诸《永乐大典》者，存目更少传本”，因而“举两宋足本别集凡本朝无刊本者，节衣缩食，力任校刊”（注：《汇刊宋人集序》。）。稍后胡思敬刊刻《豫章丛书》，也是尽求精良善本，共收宋代别集20种。《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也选入若干种宋别集。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历代名家文章选注本，其中宋文选本有《欧阳永叔文》一册、《王介甫、曾子固文》合一册、《苏明允、苏子由文》合一册、《苏东坡文》上、下册。同年，世界书局也出版了排印本《欧阳修全集》、《苏轼全集》、《陆放翁全集》、《文天祥全集》等宋集。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出版一般只作校、点，不注释。
40至70年代，宋集整理出版甚少，仅二十余种（注：中华书局：张岂之、刘厚祐校点邓牧《伯牙琴》1959年出版（以下均省略“年出版”三字）；刘公纯等校点《叶适集》1961；《宋大诏令集》1962；《宋文鉴》1962；《包拯集》，1963；邓广铭校点《陈亮集》1974；《陆游集》，1976；叶适《习学纪言序目》1977。中华上海编辑所：《临川先生文集》1959；《王荆公诗文沈氏注》1959；林景熙《霁山集》1960；沈文倬校点《苏舜钦集》1961；《范石湖集》1962；周汝昌选注《杨万里选集》1962；王延梯等辑《李清照集》1962；福建永安风行印刷社排印本谢翱《晞发集》1941；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排印邓广铭校补《稼轩诗文抄存》1947；人民文学社合集陈骙《文则》、李耆卿《文章精义》1960；山东人民社王延梯《漱玉集注》1963；上海人民社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1974；人民文学社（用1964已排好的纸型）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1979。）。这是一段国难频仍和国家政治比较特殊的时期，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拥有显赫地位，古籍整理也因此而较多地垂青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辛弃疾、陈亮、叶适等被称为爱国主义者或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别集。包拯则以“清官”而受到永恒的偏爱。李清照集在20世纪屡被关注，固然与其成就有关，但也与“五四”以来妇女解放运动有关。
此时期整理工作仍以校点为主。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笺注传疏之学，开始以现代的方式出现在古籍整理中，“编年笺注”体渐多，而且往往由整理者撰写学术含量很高的前言或后记。这些权威性的专家之论，学术含量丰厚，见解精深，因而对同类研究有引导作用。
20世纪后20年，学术研究渐近常轨，宋文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有了起色，20年间整理出版的宋集超过前80年的总和（注：以下仅列含文章者。中华：《张载集》1978；钟哲点校《陆九渊集》1980；王孝鱼点校《二程集》1981；王国轩点校《李觏集》1981；《清真集》，1981：吴书阴、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1982；孔凡礼《范成大佚著辑存》1983；熊国祯点校陈淳《北溪字义》1983；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1983；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1984；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1984；孔凡礼校订《增订湖山类稿》1984；《朱子语类》1986；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1986；王同策等点校苏颂《苏魏公文集》1988；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1990；李逸安等点校《张耒集》1990；容肇祖点校胡寅文集《崇正辩、斐然集》1993。
上海古籍：《龙洲集》1978；《芦川归来集》1978；沈文倬校点《王令集》1980；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1980；徐鹏点校《于湖居士文集》1980；《范石湖集》1981；曾枣庄、马德富校点《栾城集》1987；白敦仁《陈与义集校笺》1990；陈福康校点《郑思肖集》1991；曾枣庄、金成礼《嘉祐集笺注》1993；徐培均《淮海集笺注》1994；吴以宁校点《蔡襄集》1996；《王十朋全集》1998；张璋、黄畲注《朱淑真集》1986。
巴蜀书社：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1991；舒大刚等《斜川集校注》1996；李之亮、徐正英《安阳集编年笺注》2000；岳珍《碧鸡漫志校正》2000。
人民文学社：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1979；齐鲁书社黄墨谷辑注《重辑李清照集》1981；王献唐校订《双行精舍校汪水云集》1984；中国社会科学社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1982；浙江古籍社《宗泽集》1984；山东文艺社王延梯《漱玉集注》（在1963年版基础上修订重版）1984；江西人民社熊飞等校点《文天祥全集》1987；段大林校点《刘辰翁全集》1987；济南社徐北文主编《李清照全集评注》1990；书目文献社吴怀祺校补、编著《郑樵文集、郑樵年谱稿》1992；暨南大学社杨芷华点校李昴英《文溪存稿》1994；华东师大社《谢叠山全集校注》1994；四川教育社郭齐、尹波校点《朱熹集》1996；福建人民社《蔡襄全集》1999；天津古籍社王宗志注释《温公家范》1995；黄志辉《武溪集校笺》2000。），而且带有现代笺注、编年、谱、传、叙、记、述论等项目的成果大增，标志着整理水平的提高，为阅读和研究提供了比点校或校注更大的方便。较早如朱东润《梅尧臣集编年校注》（著于1960-1965年，出版于1980年）。
一些研究资料也陆续出版，如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陆游卷〉（齐治平编，1962）、（杨万里、范成大卷）（湛之编，1964）；（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傅璇琮编，1978）；《苏轼资料汇编》（四川大学中文系编，1994）《欧阳修资料汇编》（洪本健编，1995）等。
20世纪的宋文选本，最早是王水照编选的《宋代散文选注》，此书1961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1978年以后不断重印，累计印数十余万册，并在港、台、日本出版。其后杨明照主编的《宋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凡某某出版社，均省略“出版”二字）1980年出版，累计印数亦达十多万册。据印数即可看出这两种选本影响之大。由于“唐宋八大家”概念沿用已久，所以宋文选本仍以宋六家为主，约有20余种。而六家之外的选本就很少见了，通常是与诗、词合选。
宋代小品文也开始有人整理，如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唐宋小品十家，宋有欧阳修、苏轼、王安石、陆游、刘克庄五家。宋人笔记也受到重视，中华自1978年以来推出唐宋史料笔记点校本40余种，其中宋代30多种。上海古籍也出版点校本宋元笔记丛书和影印四库笔记小说丛书两大系列。但是迄今为止，笔记之于学术研究，主要还是被视作史料，而不是文章。
20世纪宋文整理出版最重大的成果是《全宋文》。此书作为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之一，1985年开始编纂，1988年起陆续由巴蜀书社出版，共100册（后50册尚未面世）。该书收宋代文章十万余篇，作者万余人，因人系文，附作者小传。文有标点，间有校记，且注明文章出处。各册有目录，书末附全书总目、作者索引、篇名索引、疑伪互见作品对照表、宋人文集版本目录、别集以外引用书目等。
《全宋文》整理工作还促生了系列产品：曾枣庄主编《宋文纪事》（四川大学社，1995年）刘琳、沈治宏编制《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巴蜀书社，1995）；李国玲编纂《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四川大学社，1994年）。尤其是祝尚书新著《宋人别集叙录》（中华书局，1999年），在考察数千种版本的基础上，叙录宋集五百余种。作者尤其着力于祖本及重要传本的研究，参照前人序跋、书目、版本研究的成果，作出自己的述评。这是版本目录学中传统悠久的“叙录”之学在新宋学研究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
据悉，另一大型总集《全宋笔记》已由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所开始着手编纂。
20世纪最后10余年间，宋集整理出版工作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全宋文》之外，不仅名家别集以各种版本不断刊行，一些以前不太受关注的别集也陆续整理出版，如张詠、苏颂、张先、余靖、张方平、韩琦、蔡襄、苏过、胡寅、谢枋得、林景熙等。这种现象隐隐透露出某些意味深长的文化信息。比如北宋前期五位名臣张詠、余靖、张方平、韩琦、蔡襄的别集在世纪之交由六家出版社不约而同地出版（注：张詠 (946-1015)《张乖崖集》，张其凡校点，中华书局2000年6月；余靖(1000-1064)《武溪集校笺》，黄志辉校笺，天津古籍2000年3月；张方平(1007-1091)《张方平集》，中州古籍2000年10月；韩琦(1008-1075)《安阳集编年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10月；蔡襄(1012-1067)《蔡襄集》，上海古籍1996年8月、《蔡襄全集》，福建人民1999年7月。）。这五人都是复合型的文化名臣：正直有为的官员、学识渊博的学者、才华卓越的文士。这种“复合型”，是宋代文人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的别集为何不约而同地得到整理出版呢？这令人不能不联想到王国维、陈寅恪、邓广铭等前贤对两宋文化的推重，对宋学复兴的呼唤，以及近十几年间宋学界对这种推重与呼唤深含钦敬的频繁重温和不断演绎。在学术昌明之外，我们似乎还能隐约感觉到：中华民族在经历了太长久、太沉重的政治、经济对学术文化的扭曲和疏离之后，有识之士正在不约而同地唤醒一种本不该沉睡的“名臣”文化——正直的人品、显赫的功业、渊博的学识、优秀的才具，或许还包括赵宋时代相对民主的政治制度所激励出来的一种奋不顾身的人文正气。这些都是具有永恒价值的高级人类精神。当代学人通过文本整理的方式发掘和宏扬这些精神财富，其中蕴涵着一种深具历史责任感的文化关怀。比如张其凡在《张乖崖集》代前言（张詠事文考述）中就明确地推尊张詠 “独立的人格，无私的政风，刚毅的性格，澹泊的心境，勇于为义，对友坦诚”。
20世纪整理出版的宋集大约在100种以上，从数量上说，与《四库全书》所辑128种宋人别集相差不多，而校勘、编年、注释之功则远过之。其中后20年整理出版的数量比前80年的总和还多。
宋集整理在20世纪初和末略有成就，而自“五四”至“文革”60年间，成果寥寥，这种蜂腰状态，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缩影，与社会动荡、战争、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相关，这里只探讨一个晕靠近学术的文化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程朱理学和桐城文章的冲击，极大地冷落了宋文整理出版工作。
清末民初宋集整理小有成就，与清儒的宗宋思潮大有关系。就学术而论，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治近代学术者……必始于宋”。清代朴学兴盛，溯其渊源，“靡不寝馈于宋学……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注：商务1997年8月第一版，第1页。）。就文学而言，宋代诗词文在清代均被推崇。清代散文声势最大的桐城派，推尊韩、欧、程、朱之文统和道统，所倡“义理、考据、文章”之说中，“义理”主要是指宋儒之义理。又阳湖派、湘乡派，承桐城学脉，亦尊宋文。盖自乾、嘉以降之文章，“渊源同出唐宋大家”（注：《清史稿·文苑传·陆继辂传》。）。曾国藩于“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端，最重义理，他认为“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这种宗宋思潮，直到民国初年依然。林纾、姚永朴、刘师培等护卫古文，都对宋代文章有独到的心得。林纾至死犹坚信“学非孔孟皆邪说，语近韩欧始国文”。《留别听讲诸子》他们被“五四”新文化的倡导者们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注：钱玄同1917年7月2日致胡适书，见《胡适文集》册二，页37。）。陈独秀1917年2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的《文学革命论》云：“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这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他称明代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十八妖魔”（注：《胡适文集》册二，页17。）。历史宣告了白话文的胜利，古文便成了历史暂且被冷藏。这是此后一段时期内宋文整理和研究工作发育迟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寅恪是“五四”之后，为数不多的青眼看宋学的学者之一。他在宋学岑寂的岁月中，发出空谷足音般的倡议：
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1943年《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这一倡议被冷落了40年之后，才引起宋学界的普遍重视。在20世纪后20年宋学复兴、宋集整理出版渐趋繁荣的过程中，陈寅恪这段写于40年前的话，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复兴宋学的纲领。
二、二十世纪前八十年的宋文研究
总体看来，20世纪前80年，宋文研究萧条。然而世纪之初，宋文并不是很受冷落的，有几位国学家对宋文的态度就值得一提。
首先是林纾对宋文的研究。他50岁进京，先后在京师大学堂（1912年5月改为北京大学）等六处执教，1913年，林纾和姚永概因与北京大学的魏晋文派不合，遂同辞教职。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编《古文学》之一云：
民国更元，文章多途，特以俪体缛藻，儒林不贵．而魏、晋、唐、宋，骈骋文囿，以争雄长。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盟主云（注：此段引文见福建人民社1982年版《林纾研究资料》第175页。查河北教育社1996年10月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所收之《现代中国文学史》165页，末句为“而取唐宋，则衍湘乡一脉”。而论林纾一节，确以林纾、马其昶、姚永概为桐城、湘乡文脉之代表。）。
那么，这位盟主怎样推崇唐宋之文呢？其《徐氏评点〈古文辞类纂〉序》云：
韩之文，崇义而履忠者，凛乎其阳刚也!叙哀而述情者，粹然其阴柔也！而欧公则寓阳刚于阴柔之中。惜抱近欧而慕韩，故集中所选韩文特多，欧次之。凡余平日所惬于韩、欧者，惜抱则皆录之矣。
又1913年《与姚永概书》云：
唐之作者林立，而韩柳传；宋之作者林立，而欧曾传．正以此四家者，意境义法，皆足资以导后生而近于古，而所言又必衷于道，此其所以传也。
林纾的唐宋文章观主要体现在他编著的《评选〈古文辞类纂〉》（注：浙江古籍社1986年3月慕容真点校出版。）中。他从姚《纂》中“慎选其尤，加以详评”，又增姚氏未选之佳作数篇，共187篇，分11类，依类作序，逐篇评点。这是一部具有文章分体学意义的古文导读选本，林纾以古文大家而序论评说之，往往一语中的，令人信服。他对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文章之优长颇多发明，而对苏氏父子之文则臧否参半。他认为“苏氏父子议论，入手必使人挢舌”（苏洵《管仲论》后）。“苏家议论，正复巉刻。朱子称东坡说得透，又曰‘坡文雄健有余，只下字有不贴实处’。纾谓非下字不贴实也，或考据不贴实耳。……然其文字之持重处，尤为可取”（苏轼《荀卿论》后）。他在《春觉斋论文·述旨》中对苏文也有一段类似的评论：
苏家文字，喻其难达之情，圆其偏执之说，往往设喻以乱人观听。骤读之，无不点首称可；及详按事理，别又多罅漏可疑处。然苏氏之文，多光芒，有气概，如少年武士，横槊盘马，不战已足屈人之兵（注：《论文偶记·初月楼古文绪论·春觉斋论文》，人民文学社1998年版第45页。）。”
林纾对苏氏文章的评论可谓允正。他面对古代名家名作，既知其长，又识其短，见解精深确当，表述要言不烦。
林纾时代的古文家们使用的学术话语通常是概括式、结论式的，论证较少。比如陈衍《石遗室论文》云：
大略宋六家之文，欧公叙事长于层累铺张，多学汉人……；曾子固专学匡刘一路；苏明允揣摩子书，与长公多得力于《孟子》；荆公除万言书外，各杂文皆学韩，且专学其逆折拗劲处（注：转引自陈柱《中国散文史》，东方社据商务1937年版编校再版，第242页。）。
又如刘师培用先秦诸子百家比况宋人文章：
宋儒论史，多诛心之论，皆原于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论兵，谋深虑远，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运捭阖之词，往复舒卷，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属词比事，翻空易奇，纵横家之文也。南宋陈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纵横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时制宜，而文辞奇峭，推阐入深，法家之文也（注：《胡适文集》册二，第137-138页。）。
这些概括式、比况式结论未必完全妥贴，但却颇中肯綮。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渊博的学识和深湛的修养，说起话来便底气十足，简明扼要，富于思想深度和学术个性。这正是世纪末的学者们严重欠缺之处。
从学术意义上说，前80年没有宋文研究专著，只是各种文学史言及宋文。早期的文学史文体意识较强，区分文体文类比较清晰。最早是林传甲七万余字的《中国文学史》(1904)，这实际是他在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古代文章史讲义，分文体讲述古代文章，共十六篇。第十四篇（唐宋至今文体）、第十六篇（骈文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论及宋文。其后近百年间，文学史类著述约三百余种，多数都给宋文一些篇幅，大同而小异。1931年史学家吕思勉出版《宋代文学》（5.7万字，商务），全书分六章：古文、骈文、诗、词、曲、小说各一章。虽系通俗读物，却不薄宋文。且时有新奇之论，比如对王安石、秦桧的评价等。1934年柯敦伯《宋文学史》出版（约12万字，商务），这是最早的宋代文学断代史。该书文体意识清晰，分体叙说。与吕著一样的是，散文、骈文、诗、词、戏曲、小说各一章。吕、柯二著与一般文学史重韵轻散不同，都为散文、骈文分立专章。相比之下，1945年陈子展在重庆出版的《宋代文学史》却只设一章“古文运动之复兴”，词则有两章。以后的文学史，宋代部分多是重诗词而轻文章的。
几种散文专史自然都有宋文的地位。如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1937）有“宋古文六家之散文”、“道学家之散文”、“民族主义派之散文”。其论程、朱之文“粹然醇雅，蔼然中和”；论民族主义之文“本乎良知……皆可歌可泣，足以廉顽立懦，是天地间之正气所寄，吾民族最可贵之文也。”其论宋六家文，多采《石遗室论文》中语，并善作比较，如：
宋六家之传记远不及唐五家之瑰奇；议论之文则韩柳以外，唐三家远不如宋六家之条畅动听。
宋六家之文体，欧阳长于言情，子固介甫长于论学，三苏长于策。其后朱子继南丰之作，为道学派之文。三苏之文，至叶适陈亮等流为功利派之文矣。
这是很典型的长于大判断而疏于缜密论证的表述。当今学者中，已经鲜有如此大气的论述了，因为学富五车又善于宏观全局的大学者太少。
前80年，宋文研究的论文亦不多。据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05-1979)，综论宋代散文者8篇，其中6篇谈“唐宋八大家”；专谈宋文的只有2篇；分论散文家者则仅及欧阳修、曾巩、苏轼等数人。余则多是关于生平事迹或名篇解读的，比如涉及范仲淹的19篇都是解析《岳阳楼记》之文。又据《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第1至556期（1954年3月1日——1966年6月26日）及《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至十三辑，宋、辽，金段文章共149篇，有关宋文者仅9篇，其中5篇还只是名篇赏析。
三、二十世纪后二十年的宋文研究
20世纪后20年，宋文研究虽然依旧不如宋词、宋诗研究，但也渐趋繁荣。
（一）研究者增多，研究范围拓展，研究成果大量增加。
1991年，程千帆、吴新雷合著《两宋文学史》刊世。这部五十余万言的史著，是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仅就其中宋文部分而言，重诗词而轻散文的倾向大有改变。此书依时序编次，两宋散、骈文章随时得到论说，尤其加强了对骈文、小品文、南宋散文的论述。如对南宋各种散文流派、各种文体、文章趋势、文章选本、文章理论等，论述的分量和深度都超过以往。
程《史》有意弥补宋学界长期轻视宋文的缺陷。程千帆在1983年所作《宋代文学研究随想》（《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中谈到宋文研究的薄弱状况，尤其是“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几乎从来不谈兴盛于唐代而发展于宋代的四六文，对宋代那么多散见于笔记中的小品文也不屑一顾，好像它们并不存在，这实在是可惊的！”他呼吁改变研究的狭隘和片面，全面研究宋代各种文体。他所说的“从来不谈”，大概不包括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因为那时的文学史通常都专设章节论述骈文，比如瞿兑之《骈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和刘麟生《中国骈文史》（商务，1936）均设专章述论“宋四六”。程的呼吁在其后十几年间有了反响。
本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专治词、诗、戏曲、小说者均不乏人，唯专治宋文者罕见。郭预衡致力于中国散文史研究，宋文自然是他关注的领域。他的《中国散文史》中册出版于1993年，该书第五编《宋辽金元》共十四章（30余万言），其中第一至十一章为宋代散文。另有第十四章《余论》涉及笔记之文、题跋之文、记体之文、书简（尺牍）之文、赋体之文、骈体（四六）之文。这是散文史类著作中论述宋文卷帙最长者，也是迄今为止宋代散文史研究规模最大、体系最完备的成果。此编依时序人，因人论文，论文又区别体、用、门等各类。论述务求平实审慎，而不刻意标新立异。
依时序人，是把宋文之历程分为七个时期，把所论66位（单独标目）作家分系于各个时期。这或许是宋文研究史上最早的系统分期研究，其意义首先是使读者了然而知轮廓；其次是将许多以往从未进入文学史家视野的文章家纳入论述，扩展了文学史对宋文的审视范围。因人论文，是力图提示每位作家的文章特征，这比分期序人略难处理，是颇见作者学术功力之处。区别体、用、门诸类，又难于分期和分人。宋文备具古代文章之众体，作者不仅注意区别骈散各类主要文体，而且对常被冷落的野史记实之文、笔记题跋书简及各体杂文也设专门章节论述。宋文之用甚广，作者区别论政、论兵、讲学，纪实等多种功用。宋代文人常结为群体，形成门派，因此有些章节又分别门派。这种不拘一格的论述方法，略显杂乱，不过倒是很适合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揭示宋文之风貌。
在宋文研究由萧条而繁荣，由附带而专门，由单一而综合，由偏重而全面的过程中，王水照是既开风气又能代表宋文研究深广程度的学者。60年代初他发表的两篇宋代散文艺术专论和《宋代散文选注》，是20世纪最早以“宋代散文”为题综合研究宋文的成果。1978年以来，他对北宋六大散文家均发表过专文论述，对较受冷落的南宋散文也早有关注。他在其第一篇宋文专论（1962年）中指出宋代散文的重要成就之一，在于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这比之唐文更宜于说理、叙事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和文章家学习的主要楷模。在平易、婉转的基本风格的基础上，宋代散文家又各具自己的特色。风格的多样化正是宋代散文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王水照的这些观点颇得后来宋文研究者认同。他还提出赋到宋代演变为散文诗、笔记兴于魏晋而盛于宋的观点。他的一系列论文（注：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点和历史地位》（《文史知识》1983.10）、《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复旦大学学报》1984·4）、《苏轼散文艺术美的三个特征》（《社会科学战线》1985·3）、《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社会科学战线》1991·1）、《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中国文学研究》1996·4）。），每篇都既有新意又有深度。他主编的《宋代文学通论》，其中《宋文流派绎述》（杨庆存执笔）一章，整体考察两宋散文发展流程，对散文作家和流派作了清晰的梳理，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宋文题材与体裁的继承、改造与开拓创新》（杨庆存执笔）一章则从文体发展角度，从继承与发展两方面对宋代的几种散文样式给予历史的、科学的评价。另外，该书对有关宋代散文论争的叙述和梳理，对宋代主要文集等文献的叙录，也颇具学术价值。
曾枣庄在宋文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他是当代苏学界著述最多的学者（注：参曾枣庄《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第一版封二《曾枣庄简介》。），又主编《全宋文》、《宋文纪事》等。这位刚过耳顺之年即已著作等身的学者，令人钦敬而且惊异。他还发表过《苏洵与北宋古文革新运动》、《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论宋代的四六文》（注：见《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1·1；《文学评论》1982·5；《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4·4；《文学遗产》1995·3；《阴山学刊》1999年·1。）等论文。
据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1979——2000收载情况统计，近20年间宋文研究者大约有70多人、论文100多篇。研究范围迅速拓展，被关注的宋代文章家不限于北宋六家，已达20余家，研究角度和深度亦大为拓展。比如宋代骈文渐受关注。台湾学界自70年代以来，已出版有关骈文的论著十余种，如张仁青《中国骈文史》（台湾中华书局，1970）、汪菊松《宋四六文研究》（台北华正书局，1977）等。大陆学者关注宋代骈文的论著出现于90年代，如于景祥《唐宋骈文史》（辽宁人民社，1991）、蒋伯潜、蒋祖怡《骈文与散文》。（上海书店，1991）论文除曾枣庄的两篇（已见前述）外，还有尹占华《论苏轼的四六文》（注：《天府新论》1996年第6期。）；莫道才《论宋代四六话的兴起》（注：《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何国栋《苏轼赋的散体特征及其形成》（注：《兰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1996年6月，全国首届骈文学术研讨会在桂林举行，并成立了中国骈文学会筹委会。“太学体”在宋初一度流行，后遭欧阳修重创。文学史家常谈此事，但对“太学体”却都语焉不详。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重新考察了太学体的演变背景、过程、文体形态、特征及其在宋代文体发展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秦观最受苏轼称许的是文章而非诗词，但其身后，文为诗词所掩，本世纪几乎无人论及他的文章，只是1997年出现了吴蓓的一篇《论秦观策论》（注：《浙江学刊》1997年第5期。）。
南宋文历来受冷落，近年研究者渐多。王绮珍《南宋散文评论中的几个问题》（注：《文学遗产》1984年第4期。）是最早专论南宋散文的论文。朱迎平《宋文发展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注：《复旦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重点论述南宋散文的成就、开拓、创新及特征，以及文章理论的兴盛。吴小英《陆游散文简论》（注：《杭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对陆文进行文体分类和概述，进而分析其两大文化品格，并与曾巩散文进行比较。朱、吴二文所采用的通观南北、比较研究的方法值得提倡。
两宋理学家的文章也受到关注。马茂军《北宋理学派诗文创作述论》（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文章指出周敦颐文笔平淡典雅，语简思深；邵雍的文风整齐繁叠；张载文章则大气磅礴；二程仿效《论语》，讲学论道，非常口语化，具有“醇厚温粹”气象。
）一文对柳开、石介及北宋理学五子的文学理论、创作实践、文章风格以及北宋道学与文学的关系有具体而深入的论述。姜美《试论陆象山的散文风格及其影响》（注：《江西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认为陆九渊接受韩愈文道之论，创作出“自然平易、流畅婉转”、“不逐奇巧、正大纯粹”的美文，并影响了其后诸多散文家。胡迎建《论陆九渊的文道观及其文学创作》（注：《晋阳学刊》1998年第1期。）则分析陆与韩的文道观实有不同：韩文道并重，陆则以道为本。陆氏的道本文末论忽视艺术美。
宋文六家中，除欧阳修、苏轼外，其他四家在本世纪前80年也是颇受冷落的。尤其是曾巩，从他80年被冷落和20年被关注的情形，就很能看出本世纪宋文研究的时尚变化。王水照在《曾巩及其散文的评价问题》（注：《复旦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中指出：“曾巩是一位擅名两宋、沾溉明清，却暗于现今的作家”。“在解放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几部文学史大都一笔带过，研究论著竟付诸阙如”。曾巩时常被文学史家和读者记起，只是因为他的《墨池记》以及在古人所认定的“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一席。王绮珍《学术自应超董贾，文章元不让韩欧》（注：《文学遗产》1983年第4期。）是20世纪最先发表的专门研究曾巩的论文。1983年，“纪念曾巩逝世九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曾巩家乡举行，会议收到45篇论文。会后出版了《曾巩纪念集》、《曾巩研究论文集》。曾巩集受到整理者重视，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点校本《曾巩集》，1986年又影印出版金代中叶临汾刻本《南丰曾子固先生集》。前者是历来曾集校勘最精良者，后者版本价值极高。世纪末，曾巩研究不断深入，如毕庶春《试论曾巩散文的中和之美——兼论其儒术、文词、文风的统一》（注：《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论证曾文含而不露、质而不俚、淡而实腴、怨而不怒的中和美。王河《曾巩佚著《南丰杂识》辑考》（注：《江西社会科学》1999年第7期.），不仅确定了宋人屡屡提及的《南丰杂记》、《南丰杂志》等应定名为《南丰杂识》，是曾巩唯一一部文言小说类著作，而且还新发现曾巩佚文七篇。
苏洵、苏辙研究也是近20年的事。王水照、曾枣庄两位苏学专家在80年代都发表过研究苏洵、苏辙散文的专论（见前述）。近年韩俐华、魏福惠《苏洵散文艺术论》（注：《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2期。）、沈惠乐《有王佐之才，存战国遗风——论苏洵的散文》（注：《上海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周楚汉《苏洵文章论》和《苏辙文章论》（注：《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1998年第4期。）等，既论其文章，又关注其文章理论，可见研究之深进。
（二）名家热点研究的深入
欧阳修、苏轼是宋文研究永远的热点。
近20年有关欧文研究或赏析类文章以数百计，赏析文章居多，且只限于几篇名作。研究文章如王冰彦《欧阳修的“道”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注：《文学评论》1980年第6期.）、钟小燕《柳宗元与欧阳修山水记比较》（注：《文史哲》1986年第3期。）、吴小林《欧、曾、王、苏散文比较》（注：《文史哲》1988年第5期。）、王水照《欧阳修散文创作的发展道路》（注：《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莫砺锋《论欧阳修的人格与其文学业绩的关系》（注：《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缪向勇《论欧阳修散文的语言美》（注：《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等，就内容而言，涉及文本、文体、文法、文格与人格等；就方法而言，有比较研究、影响研究、人学与文学研究等。
既是热门，则须有新意。如祝尚书《重论欧阳修的文道观》（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认为学界对欧古文理论评价不高，一直嫌其过于道学化，这是对欧的误读。该文认为：与其说欧的古文理论接近道学家，不如说反叛道统更合乎实际。曾子鲁《欧阳修“道胜文至”说论辨》（注：《江西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论证了欧氏文论“道胜文至”、“事信言文”、“切中时弊”、“穷者之言易工”、“言易明而可行”等命题及其对唐代古文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寇养厚《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注：《烟台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论述了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的内涵及其独特性。1999年百花洲文艺社出版《全国首届欧阳修学术讨论会文集》。
近20年，洪本健在宋文研究，尤其是欧文研究方面用力甚劬、成果丰硕。他著有《欧阳修资料汇编》（中华，1995）、《醉翁的世界》（评传）、《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他的论文资料扎实，深具考证之功，又富于允正而精微的艺术见识。如《论欧阳修散文的句式和虚词同其感情的关系》、《略论欧阳修散文的阴柔之美》、《欧阳修、王安石散文风格之浅议》、《欧阳修入主文坛在庆历而非嘉祐》（注：分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1985年第4期、《辽宁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5期。）等。
苏轼研究蔚然已成“苏学”，堪与曾经辉煌的“红学”比肩。冯嫒、贾婵林曾编《苏东坡研究资料目录》（注：《黄冈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共收1923-1987年著述目录1315条。其中关于苏文者185条，虽少于词(382)和诗(248)，但在宋文各家研究中，已属最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于1980年，是宋代单一作家研究会中成立最早者。至2000年，该学会已召集11次颇具规模的“中国苏轼学术研讨会”，每次都广邀国内外学者参加，会议规模像滚雪球般增大，有力推动了苏轼研究以及以苏轼为纽带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文集整理方面，孔凡礼整理的《苏轼文集》（中华，1986）是迄今为止搜求最全、校勘最精的苏文全本。他还著有近百万字的《苏轼年谱》（中华，1998），是目前最大规模的苏谱。吴雪涛《苏文系年考略》（内蒙古教育社，1990），对苏轼未自注年代的2030篇文章中的1699篇予以系年，是第一部苏文系年之著。刘尚荣对苏集版本的研究最具成就，多年来他不断撰写有关苏轼著作的考论文章，1988年曾结集为《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其后又不断有新的考论文章发表。
苏文选集有王水照、王宜嫒《苏轼散文选注》（上海古籍，1990）、唐玲玲《苏轼文选》（上海古籍，1989）、周先慎《苏轼散文赏析集》（巴蜀书社，1994）、崔承运《苏轼散文选》（百花文艺社，1997）、孙民《东坡赋译注》（巴蜀书社，1995）等。论文方面，从宏观到微观，从资料辨识到艺术阐发，从文本到文论研究，都大为可观。海外苏文研究亦有成就。本文篇幅所限，暂不论列。
（三）研究观念的改变
王安石的文章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关注，最能说明20世纪研究观念的变化。世纪前半叶，人们对王安石的文章关注甚少。梁启超写《王安石传》意在发挥荆公政术，非关文学，且“信笔而成”，“荒衍疏略，自知不免”。据中山大学中文系编《1949-1980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索引》，1976年以前，关于王安石生平思想的文章78篇，基本话题是“变法”。谈散文的32篇，主要是谈《答司马谏议书》、《上时政书》、《上人书》、《读孟尝君传》、《字说》等文。在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中，王安石被推崇为法家人物，仅1974年，就有31篇谈王的文章，但均非文学和文章学研究。《答司马谏议书》被当作“战斗檄文”而炒作不休。1978-1980年，有12篇论王文章，多属“拨乱反正”之作，如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险恶用心》等。此后，文学意义上的王文渐受重视，文选如王水照、高克勤《王安石散文选》（上海古籍与（香港）三联书店合作出版，1990）等。论文如王河《欧阳修、王安石散文艺术风格比较》（注：《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洪本健《王安石碑志文简论》（注：《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2期。）、吴小林《论王安石的散文美学思想》（注：《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洪本健善于对宋六家进行比较研究，其《曾巩、王安石散文之比较》（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从四方面进行比较：文论——“蓄道德而能文章”与“务为有补于世”；文势——敛蓄渐进与凌厉急迫；文辞——雅洁方正与简劲拗折；文风——柔徐谨重与刚健峭拔。此文纯正务实，以比较之法，发切要之见，可谓精采。
沈松勤《王安石与新党作家群》（注：《杭州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探讨王氏与周围群体的关系，这是一个新视角，是近年来宋学界兴起群体研究热的一个体现。该文认为，王安石与新党是一个政治集团，也是一个作家群，他们以政事和文学为立身之业，将文学纳入经术之中，侵蚀了文学的自主性和多样性。王安石研究从异乎寻常的热闹到渐趋沉静，从贴近政治到注重艺术，反映了本世纪中国大陆宋文研究乃至学术事业的曲折历程。
在对宋人文论思想的研究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新颖的视角。如张智华《南宋人所编古文选本与古文家的文论》（注：《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从古文选本入手，分析了南宋古文理论的特殊形态。沈杰《〈文章轨范〉简论》（注：《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6期。）则较全面地研究了宋末谢枋得所编的文章总集《文章轨范》，从中梳理出编者的文章理论意识，并指出其开文章评点形式之先河。罗立刚《论欧苏文人集团对“文统”建设的贡献》（注：《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着眼于文人郡体与唐宋“道统”与“文统”，并指出宋人“文统”观的确立，使宋代文学批评形成了辨体派、重法度的特色。朱刚的博土学位论文《唐宋四大家的道论与文学》（东方社，1997），虽非专论文学，但对四大家道论之内涵和文道关系的细密探讨，却新见迭出，颇见作者融通文史哲的宽阔视野。
四、研究展望
纵观20世纪宋文研究，虽然总体水平尚不及词与诗，但研究者由少而多，范围由小到大，观念由偏执而公允，由附会政治到实事求是，方法由单一而多样，学术视野拓宽，不仅恢复了文、史、哲、艺术、宗教融会贯通的学术传统，而且借鉴和吸取国内外现代科学研究的多种方法和视角，从而使研究水平由浅而深，成果由少到多。
然而，与其说宋文研究初步繁荣，毋宁说刚刚起步。与宋词、宋诗研究相比，弱势还很明显。宋文研究一直存在重北宋轻南宋，重六家轻其他，凑热点轻开辟的倾向；研究者学力不足，既缺乏宏观把握的能力，又缺乏考证辨识的功夫，研究观念和方法也比较陈旧；典籍整理也不及唐代。许多所谓热点、名篇的研究，其实往往只是人云亦云、邯郸学步之类的学术垃圾。面对这样一片内涵丰富但却缺乏研究的学术领域，学界同仁当做何努力呢？笔者不揣浅陋，试陈粗疏之见。
第一，宋集整理工作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全宋文》后50册虽已编成，但尚未出版。接下来还可考虑撰写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那样高水平的提要；辑佚补缺勘误等工程也需长期、细致、艰苦的努力。而在数量众多的宋人别集中，如何选其精要者进行校勘、汇校、辑佚、注释、汇注和尽可能准确的编年，则需要一大批学养精良的研究者不懈努力。
第二，古今文章具有超时代的文体规律，宋文只是文章史上的一个阶段。因此，关于宋文与前、后代文章的关系与影响研究、异同比较研究，都大有文章可作。近年来出现的一些着眼于文章源流和文脉嬗变的比较研究，都有新意和深度。其实南宋文与北宋文之间更具有这种源流嬗变关系。宋文研究重北宋轻南宋的情况一直存在，如果研究者关注南宋文与北宋文的联系和区别、源流与嬗变、风格流派之承传、文章理论之发展，等等，则重北轻南的倾向自然会有所改观。
第三，宋文研究的方法和观念有待更新。一是调整视域观念，即重新审视什么是值得研究的，什么是不值得研究的。目前的研究视野肯定还不够开阔，百年来常谈的作家就那么十几位，而现在有文章传世的万余作家中，从各种意义上值得关注的远远不止于此。前述世纪末五位名臣集的整理出版，正说明宋代文章遗产的挖掘和挑选工作前景广阔，任重道远。二是加强文化研究意识，在尊重历史文本和史实的基础上，用现代的文学观念、文化观念、哲学观念来审视宋文的精神内涵，从而寻绎出古今相通的有价值人文内涵，也比较古今文化、文明的差异，为现代文化、文明建设提供参照和借鉴。当然，这种逼近社会人生、沟通古今、融通文史哲的文化研究，仍需注意超越狭隘的政治观，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三是加强比较研究，无论纵向还横向的比较，都对提高研究的深广程度大有裨益。四是借鉴各种有益的研究方法，无论外国的还是其它学科的，比如原型研究、比较研究、心理分析、结构主义、阐释学等等。
第四，研究者还应关注不同文体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宋文与宋代诗词关系研究方面，虽已出现了若干成果，但还远远不够。宋文各体间的关系也需关注。总之，打通文体的交叉研究也应成为宋文研究的一个方向。
第五、文体形态与形态学研究近几年才有人关注，除骈文研究成果略多外，其它文体如笔记、策论、书信等，即使偶被论及，也只有零星的几篇论文。今后当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如作品形式学、文法学、文体史、文体学史等。
第六、谐传学、研究史（包括综合研究史、重要作家研究史、重要作家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汇编等）、版本目录学都需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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