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工具性与人文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看论文,人文论文,工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语文教育界，尤其是中小学一线语文教师，对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还时有争论，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仍感到难以把握。我以为有争论并非坏事，多一点学理或学术上的探讨，有利于深化认识，促进语文教育发展。下面我简要谈几点看法，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
1.《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分别在“课程性质与地位”和“课程性质”中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有些同志认为它更加准确地揭示了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这是言过其实的。首先，这一表述放在“课程性质”一节，但讲的却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基本特点与本质属性恐怕不能直接等同起来。其次，这一表述不能解释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中的许多现象，因而并不严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文化有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之分，语文（这里还是取建国初期学科正名时的内涵，即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既可以表达人文文化，也可以表达科学文化。最典型的是语文教材中有一部分课文是以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论，培养科学意识、科学精神为目的的科普文、科技文等，这些课文及其教学恐怕要强调工具性与科学性的统一了，因而不能简单地归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所以，对学科性质的定义并不是一厢情愿或约定俗成的事，它首先要建立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要符合客观事实，要有科学态度。那么如何看待课程标准的这一表述呢？我们应该看到，这一表述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与其把它看成对学科性质的一锤定音，还不如把它视为对上世纪末关于语文教育大讨论的总结。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观点，而不是对语文学科性质认识的最终结论，它直接承接于那场规模空前的大讨论。当时有一种态度比较偏激，即否定工具性，弘扬文学性；接着则改文学性为人文性。同时，也有意见认为，以前讲语文的思想性太窄了，容易简单地理解成政治思想，改为人文性，它的内涵就丰富多了。于是有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提法。语文教育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指的是汉语文教育。因此，语文教育应当包含双重含义：教学汉语和使用汉语教学。语文学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让学生系统地学习汉语，提高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汉语的能力，以加深对祖国语言的科学认识。这一任务是其他学科所没有的。说语文具有工具性，是指语言是人类社会交际的工具，是思维的工具，也是传承文化的工具。这在语文大讨论之前早已成为语文教育界的共识。同时，语文学科还要让学生逐渐形成尊崇母语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觉，这就是所谓的人文性。
2.一般而言，人文性相对于科学性，正如人文精神相对于科学精神、人文思想相对于科学思想、人文主义相对于科学主义一样，因而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不属于一对范畴。即使就文学（通常人们总是把文学与人文性联系在一起）与语言而论，两者也显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人类活动根据其性质可以分为背景与领域。语言属于背景，而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等则属于这个背景下的不同文化领域。所谓科学，就是在科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所谓哲学，就是在哲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同样，文学就是在文学这个方面、这个领域形成的一种文化活动。所以文学才与科学、哲学、宗教、道德、政治、经济等并列，处在同一个层次上。从传承文化的视角看，一方面，无论是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语文），它们都只是一种媒介，既可以表达科学、哲学，也可以表达宗教、道德，还可以表达政治、经济等。简单地把语文的工具性理解成科学性是片面的。另一方面，人文性一旦离开了语文因素，脱离了语文学科特点，那也不是我们语文教育真正需要的人文精神，因为人文性并非语文学科所独有，政治、历史、人文地理等学科同样具有人文性，同样需要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联系的思维方式，也许正是因为缺少这种本质的联系，工具性与人文性的争论常常容易导致争论双方产生焦点的转移。
事实上，语文作为人们用来沟通彼此思想的工具，无论是该表之情、应达之意，还是所载之道，都属于思想的范畴，只要不把思想狭隘地理解成政治思想，那么讲语文具有思想性并没有错误。思想性的内涵远比人文性丰富。总之，讲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是指它旨在传授、培养学习其他学科所必需的语文知识、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文是形式训练的学科。讲语文学科的思想性，则指语文是一种相对于形式学科而言的内容学科。而所谓内容学科，是以理解、创造或表达思想为前提的实质训练学科。因此，语文学科就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发展学生语文能力的、兼具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特点的一门综合性的基础学科。语文教学必须保持形式训练与实质训练的平衡。
在语文课改实践中，有一些教师反映：学生发言多了，思维活跃了，但是错别字也多了，基本功也差了，这是过分强调人文性的结果。于是有人主张，小学阶段的人文性，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正确的是非观。这一认识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第一，脱离以培养语言能力和习惯为其独有任务的语文学科个性来谈人文性，哪怕学生发言再多，它也不可能是真正的语文科的人文教育。第二，不能把小学阶段人文性的内涵过于缩小，仅仅局限于是非观，因为所谓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指的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系、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其目标是追求美和善，其核心是以人为本。而且，即使把人文内涵缩得再小，只要脱离了语文教学的特点，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语文科的人文精神教育。由此可见，过去几十年来语文教育的种种弊端源于学科功能的错位。我国语文教学中屡屡出现的偏差——或上成政治课，或上成文学课，或上成单纯技术训练的工具课，就是鲜明的例证。因此，语文教育如何体现其双重性——扎实的语文能力培养、科学的思维训练与有效的文化教育，是摆在广大语文教师面前的严峻课题。
3.有同志认为，低年级阶段应该是工具性，然后再逐渐增强人文性（思想性）。这种先工具后人文（思想）的观点也是偏颇的，其弊端是割裂了工具性与人文性（思想性）的联系。比如，低年级识字教学，辨别字形、字音、字义的同时，也就是在传承先民造字的文化。字的造型是了不起的文化，有了文字，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它可以突破时空界限，传达思想、情感、意志，流传久远。我国的汉字，无论是象形字、会意字还是形声字，都反映了先民认识事物、思考问题的文化。因此，不能说小学低年级只有工具性而没有人文性（思想性），也不能说到了高年级只要人文性（思想性），不要工具性。其实，无论是工具性还是人文性（思想性），它们在不同的学习阶段，反映的只是层次上的分别，而不是排列顺序的先后或有无。我们既不能采取彼此排斥的态度，也不能厚此薄彼。
语文的工具性、思想性（人文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语言文字为表，思想内容为里。对于一个成熟的作者或成熟的读者来说，两者是合二而一的。但对于一个初读者或不成熟的读者来说，情况会有所不同。这里确实存在一个层次问题，人们理解语言文字所包含的思想内容的确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语言是思想的物质外壳。所谓披文入情，就是先解决物质外壳层面的问题，然后才能深入探讨内蕴的思想情感。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荷花淀》中有一段夫妻对话，水生嫂对丈夫说“你总是很积极的”，这句话共七个字，连一年级学生都认识。但一个年轻妻子对丈夫特有的感情，即既支持丈夫带头报名参军，又埋怨丈夫这么大的事情也不预先告诉一声的嗔怒，恐怕高中生也难一下子读懂。反过来说，如果连基本的字面意思都不能理解的话，他就根本不可能把握语言材料的思想内涵。所以，对一个缺乏听、说、读、写基本语文能力，不具备驾驭语文工具的人来说，言语作品无论具有多么伟大的人文精神、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对他都是不起作用的，都是外在于他的精神世界的。犹如一个缺乏音乐细胞的人无法感受伟大的音乐作品一样，再美的音乐对他都是不起作用的，都是对牛弹琴。
4.从语文教育发展史的角度看，目前的争论仍是历史上文道之争的延续。上世纪50年代末期，我国语文教育界在《文汇报》上曾开展过一场关于“文”与“道”的争论，时间长达一年半。“文”与“道”的说法最早是由唐代韩愈和柳宗元提出来的，他们认为古文教育的目的在于“明道”。因此，从历史渊源来看，“文”和“道”说的是语文的形式和它所表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表里关系，尽管当时“道”的内涵比较单一。
1961年1月，《文汇报》又组织了“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同年12月，《文汇报》发表社论进行小结，指出：“就一篇课文来说，内容和形式、思想和语言原是密切联系，谁也离不开谁。”“根据语文教学的要求，教师指导学生学习课文，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所学的课文表达了什么思想，更重要的是要使学生懂得作者是如何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来表达其思想的，并通过基本训练，使学生学会如何运用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应该说对于如何正确处理文与道的关系，60年代前期语文教育界在认识上已经趋于一致，并在实践上通过新大纲的拟定和新教材的编制进一步规范了教师的教学行为。进入80年代，语文教育界再次确认“文”和“道”的关系，不过，当时明确使用的是“工具性”和“思想性”这样两个概念。1996年《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提出了“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但当时人们对后者，即语文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的表述也有质疑，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载体，它本身也是文化。这就启示我们：用一个并不成熟的概念来给学科定性，并不是一个妥当的做法；我们应尽量减少人为的主观随意，多一点尊重客观的科学理性。
5.现在，有不少人误以为，语文教学重视语言训练就必然会丧失人文精神，而弘扬和回归人文精神最直接简便的办法就是以文学教育为主。表面上看，它似乎为语文教学找到了治病的良方，实际上反而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根本。我们以往的语文教学不是没有文学教育，但人文精神真正得到弘扬了没有？由此看来，人文精神丧失与否与文学教育似乎也没有必然联系。相反，语文教学要坚持思想性，要弘扬人文精神，是无法绕过语文训练这道坎的。语文，尽管目前大家对它内涵的理解有许多分歧，但我们必须尊重新中国成立之初学科正名的初衷，尤其是它所反映的言文一致的学科特点。迄今为止，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足以推翻语文课是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学习这一基本事实。而语言的学习自然包括语言与言语。因此，无论是叶圣陶先生的“口头为语，书面为文”说，还是吕叔湘先生的“语言文字”说，只要我们不作褊狭的理解，语文的内涵都非常清楚。在基础教育中，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区别就在于，学习其他学科，语言只是一种媒介，只有语文学科的学习才需要研究与探讨语言本身，即不仅要理解它表达了什么，还要研究它是怎样表达的，以及为什么这样表达。由此不难看出，从学科特点而言，作为交际工具、思维工具和文化传承工具的语文，对它的掌握并臻于熟练始终不能脱离语言的工具性，重视语言训练是语文学习的必由之路。换句话说，脱离或忽略语言工具性特点的语文课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文课。从我国语文独立设科以来的百年历史看，还没有哪个阶段的语文教育水平已经高到需要批判语文工具性的程度。反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或动机，只要我们忽视或轻视语文科的工具性，片面地、人为地夸大思想性或人文性，我们的语文教育就一定会受到挫折，学生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思想教育或人文熏陶，而且语文水平也必会下降无疑。这里的道理很简单：没有工具性，何来思想性或人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