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网论文,古代论文,西太平洋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方历史是整个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演变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丰富内容和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区域史，构成人类社会不可分割的历史发展过程。长期以来，人们对东方历史的认识由于受到传统史学偏重文化史与政治史研究的影响，对历史进程与动力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把东方社会生产方式的演进看作是单线式发展的或按五种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没有给经济力与历史发展的相互关系做出系统研究。随着近年国内东方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我们主张以区域史和全球史的宏观视角对东方历史进行深入思考，尤其对横亘东方历史若干世纪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作深入的总结与评估。在当前西太平洋地区重新崛起的形势下，既有的历史理论、方法与认识已经不能满足形势发展需要了，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有助于拓展世界历史研究。 一、东方历史研究的现状 把东方各国分散的历史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是历史观的重大进步。国际上对东方的认识经历了由浅入深、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看到东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自身有着区别于西方的规律与特点。正因为如此，从古代到近代、从近代到现代，研究者们不断尝试以区域史观点对东方历史、对东方国家各国的对外交往活动进行记载，努力整合成一部反映东方国家实际情况的历史著作。在我国的历史著作中不乏优秀的区域史著作(可以称为当时的“世界史”或“全球史”)，例如第一部正史《史记》所记载的五帝、夏、殷、周、秦、汉诸王朝的主要活动舞台基本上是在黄河流域，可以说是以北方为中心的历史观①。据是书记载可知，当时治史的视野已经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它可以说是当时的区域史了。秦汉时期，中国人的活动已经到达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南亚以及中亚以至欧洲，开启了对外交往的第一个高峰，中国成为世界诸古典文明的中心之一。 人类的区域史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与人类的社会交往活动相伴随，只要有人类就有部落、种族、民族与国家间的交流，这种交流随着人类活动的扩大而逐渐突破狭隘的范围走向域外以至世界。人类历史是一部相互交流的历史，通过不同文明、制度与发展水平之间的交往，彼此相互依赖与共生，推动世界整体进步。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的“蛮夷贾船，转送致之”，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交流情况的真实写照，反映出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交通与贸易的情况。有材料表明，早在公元1世纪东南亚的马来人就已活动在东非海岸一带，把东南亚的物产出售到印度、西亚与地中海市场②。通过陆路与海路，中国输出黄金和丝织品，从西方输入玉、葡萄酒、良马、毛织品，葡萄、石榴、胡麻、蚕豆、苜蓿是从西域引进栽培的③。它们自浅而深、由小到大，融入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无论怎么说，从区域横向交流的角度看待东方社会的整体发展比单纯的纵向发展史观更有意义，反映了人类历史横向发展的总体趋势。各国历史学家重视人类历史的横向发展，有学者指出：“人类的文化因交通而发达。”④ 从严格意义上说，东方历史被纳入研究的视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开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翻译了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⑤。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以苏联人的历史观对古代东方国家巴比伦、埃及、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印度和中国等国的历史进行了构建，以马克思主义史观解释和看待东方社会问题，一扫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研究中的沉闷气氛，框架宏大，内容丰富，反映了当时国际东方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动向。但是它存在着明显的缺陷，那就是关注各国历史的纵向发展而忽视了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联系。这可能是苏联历史著作的最大弱点。这个弱点是与其整体思路的缺乏和过分强调历史的纵向发展分不开的。研究东方历史必须贯彻整体关联原则，把东方各国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与多样性统一的整体，看到大小国际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互动，在这个基础上开展研究。 日本学者金源右二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的再建》⑥虽说对东方史有一定的构建，但其取材范围过于狭窄，范围基本限定在西亚北非地区，而对西亚北非以外的地区几乎没有涉及。无论从研究的视野还是分析的角度都比苏联学者阿甫基耶夫的《古代东方史》狭窄得多，显然不能全面地反映东方国家历史的整体结构，其缺陷是明显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国内对区域史的研究刚刚起步，没有把东方各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不可能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基本特征。此后不久，日本学界很快出现一批有建树的东亚史学者，推动了日本东亚史研究长足发展，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日本学者西嵨定生、堀敏一等人提出了“东亚世界”理论。这个理论的最大贡献是以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作为构成东亚世界的基本要素⑦。它强调中国在东亚世界中的主导作用，范围包括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等中国文化影响所及地区。迄今为止，这个理论对我们研究东方历史仍有启发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者在致力于撰写一部东方史著作，以本土资源与立场对东方历史进行新的构建，以期适应国内科研与教学之需。童书业先生撰写的《古代东方史纲要》是这时期的代表作品。⑧这部著作吸收了苏联历史学研究的成果，把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巴基斯坦、波斯和印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确立了我国学者对东方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这对东方史的整体构建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有把中国、日本、朝鲜和东南亚诸国包括在内，因此在整体结构上并不完整，不能反映东方历史全貌。东亚是世界文明的重要区域，是撰写东方史不可或缺的内容。在今天看来，该书中的许多内容需要丰富，编写的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扩大。要开拓历史研究的宏观视野，必须突破狭小的生活范围和思想束缚，以区域和全球视野观察历史的长期发展变化。 改革开放后，我国世界史研究空前繁荣，在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初步确立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地位。尤其要特别提及的是，2006年国内出版了许海山主编的大部头著作《亚洲历史》⑨。这是一部亚洲通史巨著，做到了把亚洲国别史整合成为具有内在联系的区域史，“避开各国单独叙述历史的做法，进行文化区域整合性的历史叙事，更强调历史区域的文化功能和社会功能”⑩。它把整个亚洲历史按照东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四个板块来分析，同时注意到了每个地区文明体之间的关联与互动，不仅关注东方历史的纵向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强调东方历史的横向联系，以及经济、文化和物种交换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国内推出的比较完整的亚洲通史著作。我们注意到，该书强调亚洲历史的连续性与各地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分析与论述是围绕东方国家的自主性这一中心展开的。正因为如此，它对亚洲史编纂体系、框架以及内容取舍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探讨了亚洲历史的基本趋势与诸文明发展的总动向，反映了当前东方社会整体崛起的现实需要，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撰写一部气魄宏大、反映东方国家整体面貌的历史著作具有参考意义。 在介绍国外东方史方面，近年我国翻译了美国学者罗兹·墨菲撰写的《亚洲史》(11)。这是一部体例较新、取材范围较广的亚洲通史，“《亚洲史》的最大特色，是从区域史研究的视角对亚洲各国从史前到21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做了详细的考察，确立了对亚洲历史总的根本的看法，奠定了他在美国亚洲史研究上的学术地位。这种对亚洲区域史的整体构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不得不做的工作。”(12)长期以来，国外学者(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亚洲史、东亚史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公认的一流成就。他们强调把东方历史作为整体研究，以东方史观点看待古代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突出社会内部各种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打破国别史研究的旧框架，建立区域史研究的新框架，为史坛贡献良多。近年国内开展了“全球史”研究，把它作为一个崭新的方法研究既往的人类历史，有助于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宏观历史进程。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活动由于受到来自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的诸多限制，大部分时间基本上是以区域为单位展开的，长期处于渐变的发展过程，东方各国虽然没有出现近代欧洲式的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性巨变，但是以全球史的观念看待东方社会的整体变迁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东方历史同东方每个国家历史的简单叠加不同，也有别于按民族和国家序列写出的亚洲史，有着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和特定的体系，反映东方国家从低级社会阶段向高级社会螺旋式升进的规律和图景。在近代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弥漫着东方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甚至认为长期以来东方社会和文化处于一种不变状态，商品经济不发达，同国外殊少联系。这些观点是根据近代欧洲评判历史的经验得出的结论，并不符合东方国家的社会实际。近代西方政治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东方社会的了解十分有限，一方面他们没掌握东方国家语言，收到的材料多是只言片语，不能根据东方文献材料撰写真实的历史，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西方对东方历史的研究时所说的：“19世纪初期，关于古代东方民族的历史除了圣书与几个作家的后代记述外，几乎全然无知。并且这些作家简单传说，歪曲事实，多把悠久的历史简单地缩小记述。”(13)另一方面，他们缺乏来东方实地考察的经历，使用的材料基本都是殖民者官吏、商人和旅行者的回忆录和国会报告。由此可知，他们对东方历史做出的结论值得怀疑，更无法对东方历史做出有益的解释。“就东方诸古典农业文明而言，则是社会变迁的渐进连续性大于突破性，向巨变型变迁模式的转变是不明显的，社会的宏观变迁如此缓慢，以至黑格尔和其他一些西方学者都误认为东方社会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甚至没有历史可言。”(14)近年国际国内学术界展开了对“欧洲中心论”的猛烈冲击与清算，在重构东方世界史方面推出了几部深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包括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的《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等等。他们是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看待东方社会发展推移的。我国学者指出：“不讲横向发展，就不能说明历史是怎样成为世界历史的，就不能认识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就不能理解世界历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不同于国别史地区史专门史的研究对象和任务。”(15) 近代以前，亚洲存在一个范围广泛的市场，亦称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或古代亚洲市场。如果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它存在久远而内部联系紧密，范围广阔而交流复杂多样。秦汉帝国以来，中国人不仅开辟了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的航线，还开辟了南洋至印度洋航线，这条航线成为当时世界最长的远洋航路之一(16)。由于种种原因，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不够，因此也就影响了西方对东方历史的整体评价，甚至存在许多被严重低估的地方。根据我国古籍资料可知，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北起日本经朝鲜半岛、中国与东南亚，与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遥相呼应，内部有联系的纽带和持久的动力机制。自汉代中国就开辟了从南海到印度的商路，迄至唐代，中国与亚洲、非洲与欧洲各国交往达到全面繁荣。有材料估计，唐朝后期每年进入广州港的海船有4000艘之多(17)，唐代已经有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区域性的大国屹立东方。中国远洋航船不仅到达印度半岛，而且直航到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东非水域(18)。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印度人以及波斯人的足迹也遍及日本、东南亚与中国沿海各省，17世纪后期印度商人销售的棉布成为自马尼拉到墨西哥的输出中仅次于中国生丝与瓷器的商品(19)。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方国家的对外交往已经远远突破地域的界限而走向世界，从偶尔的稀疏的联系走向普遍的经常的联系，成为东方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崭新现象。 对于古代西太平洋地区东西交流的研究东方国家相对薄弱，西方学术研究更是如此，甚至存在诸多谬误的地方。例如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虽然中国帆船有许多优点，但只开往日本，朝南从不超过北部湾(20)。这显然低估了中国商船的活动范围。我们认为，仅仅从文化史和社会政治史的角度研究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深入到古代亚洲市场的形成、发展与衰落中去理解和把握，否则就不能把握东方历史发展的进程、规律与特点。既然东方国家有悠久的历史，具有重视历史研究的优良传统，留下丰富的正史材料、历史档案、碑铭石刻、钟鼎实物、回忆录与当事人日记等，近年考古发掘材料也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素材，我们就应该拿出足以与西方进行学术对话的优秀史著，彻底解构和摧毁长期盘踞于国际史学界的西方中心论。在任何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速度与质量，发展的道路与模式也千奇百怪。一般说来，与市场、贸易、流通有直接联系的地区社会财富有较多的积累，社会富裕程度相对较高，靠近世界文明的中心。这是构建东方史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东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世界史研究是一个相当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到苏联教科书模式的影响，国内出版的著作在内容编纂上一般都以欧美国家为重点，把非西方国家作为依附性的点缀，过分突出阶级斗争的作用，东西方对立与意识形态的色彩甚浓，对东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发展的多样性以及东西方文化与物种交流缺少系统的总结研究；外国学者写的著作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东方近代历史写成欧洲影响下的历史，写成欧美文明向东方传播的历史，忽视东方国家的主体作用与首创精神。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提出了批评，写道：“从来的历史观，就是亚洲的近代是从欧洲镜子中映现出来的。‘西洋的冲击＇欧洲给了亚洲历史以动因，亚洲是作为欧洲的被动者而存在；亚洲的近代在追求欧洲近代的模板，失去了作为历史主动者的地位。”(21)我国学术界在近年开展的破除欧洲中心论的讨论中提出了突出东方国家主体性的意见，现在看来发挥东方学者构建东方史的行动还相当迟缓。过去人们对历史内容的理解相当狭窄，忽视人类文明交往活动，特别是对于贸易、移民、文明、文化交流之于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不够。无视近代以来欧美文明对东方国家的影响是非科学的态度，但是把欧美先进文明的引进看作是简单的位移，看不到东方国家的主体性与创造精神也是非客观的态度。近年国际上流行的全球史观对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十分有益。它作为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和方法论对探讨东方国家历史上重大的政治、经济与历史活动极有启发意义。我们不赞成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但主张适当吸收西方史学中的有益成分来推动东方历史研究的发展，吸收西方史学中的有益成分与破除欧洲中心论并不矛盾。回顾以往东方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编纂体系上，缺乏整体性的内容安排 到目前为止，东方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编写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体系问题，即使是被认为优秀的那几部世界史著作也或多或少地存在体系上的一些问题。什么是历史体系?按照我的理解，就是由若干相互关联的事件构成的一个复杂历史整体。根据这一思路可以设计出东方历史的编纂体系，把那些具有内在联系的重大事件有机地贯通串联起来，突出各国、各地区与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与制约，防止把国别史作为区域史的倾向，给存在于前近代时期的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以更多的关注。近年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亚洲史》从整体上看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即没有把面积广阔、历史悠久的西亚地区纳入研究的视野，在整体结构上存在明显缺陷。西亚地区同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同东亚、南亚、欧洲、非洲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至今对世界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考虑编写东方区域史时必须把东方各国看成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同时又有多样性的地区，形成对区域的总体把握，在时间与空间上反映它的整体结构。在将东方史纳入整体研究的视野时，必须看到各地区、各国家与各文明体发展的不平衡性、差异性与多样性。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整体特征，符合东方哲学思想，符合东方人综合思维的特征和东方历史发展的总体要求。 近年国内学界对世界史编纂体系问题已经有了清晰的认识，开展过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建议与设想。但是具体到着手撰写一部真正意义的、具有时代特征和反映东方国家历史的著作还没有问世。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历史与现实联系异常紧密的形势下撰写一部东方通史著作，显然是极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把东方历史纳入世界历史的总体研究框架是一个不可推卸的重大时代课题。虽然我国的古代史书也有世界史的视野，但毕竟不同于东西方两个半球联通之后的世界史，因此近代以前的有关东方历史的著作都有一些局限，甚至是严重的缺陷。对于近代以来关于世界历史整体关联的探讨除了欧洲人进行努力外，中国、日本学者也做过艰辛努力，这大概是受到了西方社会学、历史哲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以及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总之，人类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是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同生产力与交通工具的进步相关联的，人类书写的历史就应该反映这些内容。日本学者前田直典、藤间生大、西嶋定生、堀敏一、滨下武志等人在学术界影响很大，奠定了他们在东亚史研究中的地位(22)。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区域史的作用与功能，把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国别史整合成一部有机联系的东亚史，建立了东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 (二)在内容上，对东西方经贸活动与物种交流之于历史发展的作用研究不够 无论是东方学者的著作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都对东方国家对外经济与物种交流的情况研究不多，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上的薄弱。其实，在我国的史籍中有不少关于东西方经贸活动的记载。尽管它在史籍中不占主要地位，但是如果把这些零散的材料连缀起来也可以得到东西方交流交往的清晰图景。在历史上，西太平洋地区存在横亘若干世纪的经济圈。这个经济圈是以中国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外围来展开的，与印度洋经济圈和地中海经济圈遥相呼应，称得上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区域。我国古史对这个区域经济水平与发展状况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以看到东方社会工农业与城乡发展水平在当时世界的位置，以及中国与印度、西亚、欧洲的交通贸易情况。9世纪一位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这样写道：“广府(广州)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23)商业城市在日本、中国、东南亚、印度东西海岸以及波斯湾地区十分普遍，发挥着沟通东西经济文化交流的作用。印度商人和中国商人为交换金银、香料、珍珠、宝石、象牙和犀角航行到东南亚，带来丝织品与工艺品，为各自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增添了多样性(24)。人类为生存和繁衍而进行的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基础，对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许多精辟的论述，这里不拟详论。我们要强调的是，东西方多层次、多方面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交流，促进了社会新陈代谢，加快了社会横向发展进程，不断推动社会向前迈进。 商品交流情况在东方各城市与乡村普遍存在，视其有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并不为过。从古罗马和汉代起，东南亚的丁香、肉豆蔻、檀香木、苏木、樟脑和虫胶就被输入国际市场了(25)。欧洲与印度次大陆建立了远距离交易，罗马从印度输入的东西远比印度从罗马输入的多得多(26)。日本长崎有中国、东南亚生丝、丝绸织品、香料、中药、砂糖为主体的输入，日本向外输出铜和白银；到日本来的外国商船来自中国、暹罗(泰国)、柬埔寨、越南、爪哇等地(27)。在近东地区，东方与西方地中海世界以及欧洲的贸易可追溯到更远的时代。德国学者瓦尔特·伯克特在《东方化革命：古代时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中详细考察了东方的商品、工艺品、技术、艺术、医学与贸易对希腊的影响情况，他说：“东方的产品不仅在希腊出现，不仅是商人将东方的货物辗转贩卖到希腊，而且还有来自东方的工匠直接向希腊人传授技术，希腊人也直接向对方学习。”(28)经济文化交流是推动社会进步、缩小国际差别的有效手段。正是这种经济文化交流才使人类精神文化与物质文明的成果在短期内让各国共享，取长补短，推动各国发展与共生。从东西方物种交流的角度来解释和研究东方国家的历史进程，可能比单纯地以文化的观点解释历史更为有力，更能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根本动力。我们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力，并非否认政治、制度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要想在世界历史研究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给世界历史上跨国家、跨地区的重大经济活动以足够的重视，跟上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大势的需要。 有资料显示，唐宋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堪称世界一流，造出的商船不仅载重量大、性能好，而且结束了循岸航行状态，实现了远距离、长时间航行，最大载重量超过600吨，运输的商品涉及瓷器、丝绸、香料、象牙、犀角、楠木、白银、铜器、铁器、硫黄、青盐、檀香、棉布、玳瑁、蔗糖、谷米、皮革以及日常生活用品，几乎涉及人类生产与生活用品的所有方面。成书于宋代的《梦溪笔谈》所载：“国初，两浙献龙船，长二十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29)宋朝建国之初能建造出长二十余丈的大龙舟已有这种可能。宋代商人广泛活跃于东亚、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民间经济显著发展，以至出现新的经济组织(30)。就东西方交易的数量、种类与影响，以及工艺技术与人员往来而论，海上交流的作用远远大于陆路交流的作用。我们为什么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经济交流的重要性呢?因为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经济力与科技力，脱离了经济力和科技力而谈社会发展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自从东西方直接通航后，东方社会获得了加速发展的动力，尤其明末以来西方科技、思想、文化、建筑、绘画、地理、宗教等进入东方国家，新世界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市场，中国江南地区及其沿海城市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加速了东方社会市场化、货币化过程。 (三)在材料上，缺少本土资源的有力支撑 研究东方历史必须以东方国家的本土资源为基本构建素材，适当借鉴、吸收西方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东方国家的历史，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撰写一部完整的东方史著作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要在思想观念与总体设计上反映东方历史原貌，更要在材料的发掘、使用与解读方面下一番苦功，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注意吸收国内不容忽视的突破性的成果。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出版的东方史著作基本上能够从中国、印度、阿拉伯帝国留下的浩如烟海的正史材料、历史档案、碑铭石刻、钟鼎实物、回忆录与当事人日记中发现和提取材料，建立自己的理论分析模式，取材范围、分析的角度以及分析与叙述的关系都有大胆的探索。但不足之处是原始材料使用不足，体系与视野方面也有相当的局限，没有形成东方世界的整体发展图式，以论证史、以论代史也是经常发生的，这样就使历史研究出现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使得对东方历史分析缺少了科学成分，未曾完成古代东方社会史研究的跨越。 以东方本土资源作为学术支撑可以防止研究历史肤浅与卑陋的情况，达到正本清源、廓清历史迷雾的目的。中国史学具有经世致用与历史担当的传统，为社会提供有益的经验与借鉴。凡是有卓越贡献的史著无一不以本土资源作为强有力的材料支撑，同时付之以科学的理论与方法。费正清等人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日本学者的东亚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为我们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榜样。他们征引的材料和罗列的参考文献搜罗宏富，足以说明其历史研究确实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东方地域广袤，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要推出一部真正的区域史著作确非易事。既然已经有了一些成果被介绍到国内来，现在的问题就是参考它们的经验，尽快建立本土研究框架，加快世界史研究步伐，跟上时代发展的重大需求。 中国的东方史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以往推出的著作已经有了对本土材料的开掘和利用，有了一定的学术积累，基本具备了启动撰写和研究的技术条件与材料条件，现在的问题是需对以往成果做深入的总结，在前人积累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以今天的形势观之，触及这个庞大而艰巨课题的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再没有理由自惭形秽或妄自菲薄。东方学者在本土资源方面是占有优势的，材料已不成问题。在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大趋势下，东方史研究者们也在努力尝试以各种方式突破传统的方法和框架的束缚，向更多地依靠本土资源和理论方面发展，建立东方历史研究的新体系。 (四)东方历史研究中的细碎化倾向 这一倾向突出地表现为研究中的微观史研究过多，对问题的研究过于细碎。由于个人基础、兴趣与视野不同，对整个东方史的研究是支离破碎的，不能反映东方社会的全貌与整体结构。我们主张对东方历史中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人员往来进行分门别类地研究和综合研究，反映社会变革长期历史趋势下的面貌，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东方史研究中的细碎化不等于精微的考证和细密的梳理，而是一种琐碎的、没有找到历史规律和发展本质的研究，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退一步说，即使把这些细碎的研究连缀起来也无法看到过去的历史原貌，更不要说清晰的图景。我们不能否定世界发展的总趋势。历史发展一般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运动过程，发展过程中有曲折和反复。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各地区、各民族间的联系与互动进一步加深，人类的各种活动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急剧的扩张中来，史学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复杂。任何反映社会重大变革的优秀史著无一不是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著作，分析视野宽大而宏阔，上下探索、左右考察严密而有力，而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在此方面的研究似乎不多，真正能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影响国际学术话语权的著作几乎阙如。回顾中外优秀史著，无一不是从单一的问题研究扩大到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从分裂、分散性研究走向连续性与整体性研究，从简单的叙事定性扩大到对材料的多方面理解与把握。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仅是社会制度与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包括人的思想、思维与观念的发展。近年国内外研究表明，中国明末发生的社会变迁几乎与世界保持了同步，推动了世界历史向近代社会转变。显然，过于琐碎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完成历史学肩负的重大使命的。 东方史研究中细碎化倾向的直接危害，是造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曲解和割裂，看不到历史发展的根本方向。这不仅仅是治史者个人的问题，也同历史学科发展越来越细有关，与研究的整体思路的缺乏有关。整体思路的缺乏和研究的过分细碎化使人无法发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该指出，在最近几年时间里世界史研究中带有浓厚的偏重生活史的情趣色彩，把严谨的史学研究变成纯粹为生活服务的依附性的点缀，历史成为生活史、戏说史，失去了历史原有的社会功能与价值。仔细观之，近年出版的世界史著作或多或少都有细碎化的倾向，忽略人类活动的区域性、全球性与联动性特征。研究历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中国传统史学关注的是王朝兴替与政治制度的变迁，即司马迁所说的“通古今之变”。在今天看来，史学研究只做到这一点已经是不够了，还应该在此基础上开展国家间重大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以及文明交流交汇互动经验与教训的研究，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只要粗略地回顾一下近年出现的家庭史、女性史、习俗史等即可一目了然。显然，过于细碎的历史研究是很难承担挽救史学危机的任务的。我在谈到东方外交史体系建设时曾写道：“如果突破传统政治外交史的狭窄范围，把国家间重大的经济、军事、文化与人员往来引入外交史的视野，必将极大丰富东方外交史的内容。东方外交圈从来就是开放的、发展的，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内容，具有区域性鲜明特征。”(31)因此，史学研究必须从发展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历史上那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从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中寻找自己的发展出路。 当前史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现实的挑战，因为现实不断对历史学提出新问题。这也是困扰所有历史学家的问题。自从人类诞生后的三四百万年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合”的趋势，最近500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强劲，几乎所有国家都被裹胁到全球化这个矛盾异常、复杂万千的急剧扩张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来，联系与互动进一步加深；20世纪50年代以来，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进一步扩大了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加深了各国相互关联与互动，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中国与印度都卷入当今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潮当中，东西方两大体系、两个平行市场的对立已经不复存在，昭示世界整体历史已经形成。因此撰写一部反映东方国家发生有史以来空前伟大变革的历史著作成为当今历史学者的艰巨而紧迫的重大任务。 三、加强东方历史的横向与整体性研究 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东方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的，东方历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发现和探讨。中国古籍材料对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有完备的记述，对海上东西方经贸交流、使者往还多有记载，可以把其中的有益材料充分发掘出来帮助我们去研究和恢复过去的历史。从目前已经出版的研究成果来看，不论中国学界还是西方学界都对东方经济史研究不够，尤其对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内在机制、联系纽带与内外影响的研究更是不够，因此也就导致西方对东方历史的若干曲解与误解。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写道：“我们感兴趣的是亚洲的历史底蕴，可是我们得承认这一历史不易把握……再说东方学家往往是优秀的语言学家和文化专家，并不专攻社会史或经济史。”(32)我国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注意到西太平洋贸易网问题，取得了开创性、奠基性的研究成果(33)，但基本上还是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不仅数量过少，更为重要的是许多领域还需要进一步的拓展加深，至于从东方崛起的大历史的视野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有深度的研究仍凤毛麟角。从今天东方国家整体崛起的情况来看，崛起的现实又与历史有异常密切的关联，探讨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在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开阔思路，放开历史的视界，发挥主体作用，进一步探讨深藏在东方历史背后的伟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东方国家崛起的逻辑关系，是有其必然性的。 东亚、南亚和西亚地区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一直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区域，形成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圈和对外交往圈。它们为世界贡献的不仅是经济、科技、文化、宗教、哲学和艺术，也为世界贡献了东方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仁爱、宽容与民本思想。近代以前，东方是世界文明中心之一，经济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地缘文明，构成以中国和印度为中心的西太平洋贸易网和印度洋贸易网。从当时交流的商品来看，主要有奇石异物、黄金杂缯、香料茶叶、金属玉器、粮食百草等等，形成内部贸易交流机制，贸易活动范围大体从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到南洋各国，最远到达印度、阿拉伯与非洲东部。从区域史的视角来看，在近代以前的若干世纪里世界存在多个经济区域，如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印度洋贸易网、地中海贸易网，等等，但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是世界诸多贸易网中最为广阔、最为发达的一个，域内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向外输出科技与文化，形成区域发展的比较优势，可视为世界古代贸易中心。诚如罗兹·墨菲所说，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它独特的形式和风格……但远在西方基督纪元开始之前，中国就已奠定了作为世界主要文明传统之一的地位，而汉王朝的模式也被后来2000年间继起的历代中国王朝所一再肯定。”(34) 东方国家从原始的、闭塞的和分散的人群走向对外联系与交流，从陆地走向海洋，是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突破自然的、社会的和技术上的诸多限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在东方的日本、中国、印度、阿拉伯帝国存在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重视海洋贸易的作用，许多城市因从事东西贸易而出现繁荣，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中心，可视为东方社会的一大亮点。在农业文明时代，社会经济增长相对缓慢，一个文明的兴起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不像工业文明那样呈跳跃式的发展，社会大众生活与文化传播相对平稳，如果没有跨国家、跨区域的大规模经济文化交流的推动，社会结构、生产力发展和国民大众生活是很难发生改变的。已有学者指出：“一个地区进行的发明通过交往为全人类所共有。受此影响，在其他地区产生更新的发明。”(35)国外大量物种、白银进入东方市场引起的社会重大变化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在《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一文中曾经指出：“对于东方历史仅仅从文化的层面来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到经济与国家对外交往的行为当中去把握。西太平洋地区是人类文明最早交流与交汇的重要地区之一，至今仍承载着人类文明的传统，创造着新的东方历史。”(36)汉代开辟的中国至东南亚、印度航路是东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交流的载体，初步形成与东南亚、南亚的海路联系，是迈向海洋世界的重要一步。到隋唐时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进一步扩大，除了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东南亚外，中国商船还到达波斯湾地区。唐代之所以能够完成从东亚到西亚波斯湾的远洋航行，是与唐代的国力增长、社会财富增加分不开的，人们对财富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到海外贸易对于国家致富致强的重要作用。根据近些年的研究，唐代的对外贸易、社会生活以及海上交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贸易的触角已经伸向世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从汉代开始到隋唐时期扩大的东方国家的对外交流已经突破了亚洲地域的限制而具有了世界性的发展特征。东方世界不仅是一个文化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世界，经济力的作用远比文化联系更为持久有力。 一般说来，对外交往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使节往来与僧俗游历等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多渠道相互影响与互动的过程，对社会的影响也几乎是全方位的。在交往中生产技术与知识得到广泛传播，生产力得到发展，是后进学习先进的过程。这种情况在有人类的地方普遍存在，中国既是先进文化的输出者，也是先进文化的受惠者，二者兼而有之。在中国与朝鲜、日本和南洋各国的交往中经济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的力量，正是有了这种持久的经济动力，才使东亚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共同体。中国与朝鲜、日本及南洋国家交易的商品有丝绸织品、毛织品、书籍、绘画、瓷器、贵金属、水牛角、砂糖、人参、药材、黄金、珍珠、水银、琉黄、刀剑、扇子与香料(37)。对于东西方国家交流情况，中外史籍都已留下相当完备的记载，例如成书于9世纪的记录阿拉伯商人来华见闻的《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中国商船在尸罗夫(今伊朗南部港口)装货，然后运货到阿曼北部的一个叫作马斯喀特的地方(38)。该书详细记载了阿拉伯商船自波斯湾沿岸各港口出发经印度、斯里兰卡、南海抵达中国广州的情况。17世纪，中国商船在日本长崎港从事交易的商品涉及金、银、铜、药物、砂糖、矿物与各类丝织品、染料、皮革、纸张与书籍等(39)。 根据宋代的《诸蕃志》、《岭外代答》、《萍州可谈》记载，中国对外贸易的商船已经达到东起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南亚以及阿拉伯麦加、非洲东部等50余个国家与地区了。正是在这条航路上，有大量的中国、日本、东南亚的商品被输入印度、西亚以至欧洲，同时也有大量的域外商品进入东方市场，极大地丰富了各国物质文化生活。根据学者的研究，14世纪末中国明朝远洋航行的船只约有3500艘，其中1700艘以上为军舰，400艘以上为谷物运输船，当时没有哪一个国家拥有与其匹敌的海军力量(40)。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发展与扩大并不是单纯地由哪一个国家单独主导和推动的，而是各国商人共同参与缔造了本地区贸易网的辉煌。在这个面积广阔的贸易网里，发挥作用的不仅仅是华人，印度人、阿拉伯人，爪哇人、马来人、琉球人以及日本人也发挥了担当者的作用(41)。东方市场内部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市场是相对狭小的，向外输出的东西不多，消费能力极其有限。造成这种情况不仅因为欧洲人口较少，长期的分裂与动荡也影响了国民对东方消费品的需求。 从整个世界贸易格局来看，东方成为世界贸易与输出的中心，国内也有人提出南海是近代早期世界贸易中心的观点。这个观点并非空穴来风。明代中国国内市场流通加快，对白银的需求增大，白银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入中国，“由于商品生产的展开和银流通的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交易圈的商业活动在这个时期得到飞跃发展”(42)。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也提出中国明代人口与生产的增长得益于东亚这个全球经济体系的著名观点，称18世纪末工业革命之前为亚洲时代并不为过。有人干脆认为，16世纪是中国历史一个时代的出发点(43)。日本对外输出的主要商品是银，“用日本银购买中国生丝，虽然交易的路线有时发生改变，但是作为中日间基本的交易方式大体持续到18世纪后半期”(44)。东南亚是贵金属流通的地区，强化了与世界的经济联系。马六甲是15世纪以后兴起的一个海港城市，经营过境贸易，城内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1509年葡萄牙人最初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城里已有古杰拉特人、波斯人、孟加拉人和阿拉伯人，马拉贝尔、科洛曼德尔、爪哇、吕宋商人也多居于此(45)。应该指出，美洲的农作物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红番椒被引进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贸易交换与物种交流对于促进人口增长与社会进步的意义重大，新引进的动植物与农业技术从沿海向内地扩展，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向前运动。 为什么阿拉伯商人大规模来到中国和东南亚各港口城市呢?这与东方长期的和平形势有关，与阿拉伯帝国国力强盛以及对贸易的重视有关。进入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联系有新的发展，这种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外贸易交流的扩大上。中国江南地区经济发达，与国外市场发生密切而广泛联系，重要商品如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属制品、漆器、书籍等行销至东南亚、印度以至欧洲的广大地区，促进了东方市场的扩大与发展。出现这种情况是中央王朝对海外贸易重视，看到贸易对于国家财政与致富的作用。1137年宋高宗在一份谕旨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又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46)除了中央王朝重视外，此时的造船与航海技术的重大进步，以及对天文、地文、水文、气象知识的掌握也同样是重要的，另外，阿拉伯天文航海法的强烈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因素(47)。中国、日本、印度、阿拉伯帝国商船航行的动力主要来自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需求的多方面作用，各种条件缺一不可。 在东西方贸易交流过程中，东南亚各地出现了许多贸易港与贸易中心城市，成为西太平洋地区新的经济生长点，发挥了联结东西方贸易的枢纽作用。有材料表明，仅马六甲一城来自印度古杰拉特的商人就有1000之数，其他经常来往的古杰拉特的水手也有4000-5000之多(48)。日本的“朱印船”航行至吕宋、暹罗、安南、柬埔寨和马来亚等东南亚各港口，从事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这些长期从事商贸活动的日本人定居下来形成“日本町”，仅在泰国阿瑜陀耶一城就有日本人1500人左右(49)。城市一般都是商业、贸易和文化中心，代表一个区域的总体水平。东方城市人口一般比欧洲多，规模比欧洲大，据说17世纪东南亚有5％的人口生活在大城市，比率高于同时代的欧洲(50)。1600年前后北京和江户(东京)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100万(51)。东方商品通过中国和阿拉伯商人输往西方世界，成为当地王公贵族的奢侈品。正是这样长期的商品开发与流通，才促进了东方各国社会财富积累与社会进步，出现前近代社会的一些新因素，其中包括商业部门的兴起，城市出现繁荣，国民享受来自异域的音乐、舞蹈与体育，对外贸易出现持续的增长，伴随着商贸活动而出现人口流动。《梦粱录》记录当时杭州城里的情况是：“杭城辐辏之地，下塘、官塘、中塘三处船只，及航船、渔舟钓艇之类，每日往返，曾无虚日。缘此是行都士贵官员往来，商贾买卖骈集，公私船只，泊于此城者多矣。”(52)这一切，促成东方社会发展规模与质量明显地高于世界其他地区，成为世界古典文明的重要区域。在亚洲这个贸易体系内，各国以和平、互利的方式进行交往，通过公平贸易、自由交往，达到利己利人的共赢目的。 应该指出，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与印度洋贸易网相互联结贯通，相互影响促进，成为亚洲历史上的壮观景象。这样的市场体系不同于欧洲地中海市场，也有别于其他贸易网，更不同于近代欧洲主导的以单方面攫取利益为目的的近代世界市场。它是由中央王权与民间力量的相互作用与奇特结合，反映东方国家的市场原则与需求。从东方市场输入到欧洲地中海市场的商品种类繁多，特别是东南亚出产的香料和中国传统的瓷器、丝绸、茶叶成为大宗商品，东方市场一直保持对欧洲市场的出超地位，这一优势持续到19世纪。从地中海贸易网输入到印度洋贸易网的商品主要是银、铜、铁、铅以及各种金属、武器、工艺品和奴隶(53)。东方社会在长期持续发展过程中有了对消费品的需求，特别是社会上层对贵重商品的需求，促使商人从事有厚利可图的远洋贸易。根据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可知，当时印度东西海岸有众多的港口城市，进出口的物品应有尽有，从中国运来的货品有真绵、生丝和绢布(54)。只有交流，才有发展，引起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发生结构性变化，社会大众生活向更高一级的阶段升进。长期以来，对古代亚洲贸易史的理论解释占主导地位的是美国学者费正清等人提出的“朝贡体系”和近年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提出的“朝贡贸易体制”，现在看来这两种解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因为任何一种经济活动的发生与发展一般都是以满足社会大众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为前提的，为生活提供便利，反映当时社会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不会有持久的动力。事实上，东亚历史上的“朝贡贸易”被严重夸大了，大量的事实证明贸易中的互利互惠是通商秩序中的普遍原则，来中国进行贸易的并不都是得到政治上予以册封的国家，他们只是想利用朝贡的合法形式来华贸易获利才是真实的意图。显然这样的贸易当然不能笼统地称为朝贡贸易，真正的朝贡贸易只存在几个少数国家。“朝贡体系”论的症结是把少数国家的朝贡贸易扩大到了所有的国家。 16世纪是东南亚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分界线，中外学者对此有较多的评论。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写道：“对于东亚、东南亚来说，16世纪为什么被视为划时代的呢?为什么在这个时期里发生‘从陆地走向海洋’这一重心转移呢?”(55)确实，16世纪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都具有重要意义，至少葡萄牙人已经来到东南亚，占领了马六甲，随后荷兰、西班牙、英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又联翩来到中华帝国的外围，开始了对东方国家长达几个世纪的冲击。但是必须指出，西方国家最初进入东方市场也存在适应与按照东方市场原则办事的情况，几个世纪以后才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了东西方贸易关系的基本格局。1630年代，暹罗向中国和日本输出的苏木就有2000吨，暹罗和柬埔寨向日本输出的鹿皮约有30万张(56)。香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突出地位。在同一时期，来自日本、西属美洲的白银进入中国、东南亚和印度，推动世界经济运转，加快了东方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有学者指出：“中国明代是从钱经济转向银经济的时代。从15世纪起，银逐渐获得了国家支付手段的地位，全面发挥了货币诸多机能。”(57)除银之外，铜也是日本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输出范围遍及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与欧洲。据统计，1658年日本对外输出铜1410000斤，1659年输出到西亚地区的铜也有416000斤(58)。 东南亚、南亚以至波斯湾沿岸城市因从事东西方贸易出现了繁荣，商客云集，与世界市场发生密切联系。它们的出现对于促进社会流动性、开放性与适应性，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17世纪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记载，波斯湾入口处的忽鲁谟斯“因其地居三大洲之中，凡亚细亚、欧罗巴、利未亚之富商大贾，多聚此地。百货骈集，人烟辐辏，凡海内极珍奇难致之物，往辄取之如寄”(59)。这样的城市在波斯湾沿岸与印度东西海岸众多，具有国际性和开放性，发挥着联结东西、促进交流的作用。东方社会的若干经济问题绝不是靠西方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可以解释的，也不能简单地以旧的社会形态中资本主义萌芽的抽象概念来概括。艾儒略说过：“亚细亚者，天下一大州也，人类肇生之地，圣贤者出之乡。”(60) 东方国家为人类贡献的不仅是物质文明成果，也有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成果。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索一般都是从纯经济或纯贸易的角度进行的，没有把它上升到引起社会传统变迁与历史整体进步的高度，现在看来这是东方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陷。东方社会所达到的发展水平是东方诸文明连续发展的产物，统一的中央王权保证了社会长期稳定，有利于国家间交往。很显然，如果没有国家力量的支持就不可能造出载重数百吨的巨大商船，无法完成长时间远距离航行。我们看到国家力量对支持东西方经贸与物种交流的重大作用，也不忽视民间力量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国家与民间的力量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经济史研究表明，在18世纪以前东方社会的发展程度高于西方，在中国江南地区、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帝国出现了繁荣的商业和贸易，城市人口与城市规模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地区，这说明东方社会是自成一体的，代表了一种文明模式。正是由于这种多层次、多方面的经济、科技与文化交流，带来了东方各国社会的整体发展，生产规模扩大，城市人口增加，人口流动加快，商品经济活跃，出现若干经济、文化与交通运输中心，成为前近代世界的发达区域。按照英国著名经济史家安格斯·麦迪森的统计，1820年全球GDP的52％来自亚洲，其中中国贡献了29％，印度为16％。在农业文明时代这个经济规模是十分重要的。曾有学者指出，东方的亮丽在于有着数千年前文明之火点燃了却一直没有熄灭的中国、印度与阿拉伯国家的伟大成就。正因为如此，东方成为前近代时期名副其实的“发达”地区。 四、对东方历史发展的一些思考 从古代东方历史来看，各国经济联系的力量远远大于政治与文化联系的力量，也正是这种力量才使各国走到一起。对于东方各国存在的以生活资料贸易为纽带的国家关系，只有深入到东亚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与地理环境当中才能理解(61)。古史材料昭示我们，整个东方国家间区域贸易发达，源源不断的商品输出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源泉。虽然古代亚洲市场不同于近代市场，但各国以自己的商品交换满足了各自最基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实现了资源共享。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对东方历史发展意义重大，大大加速了东方国家的发展进程。东方国家长期以来是农业经济，在农业经济形态下产生出对外贸易与商业，出现众多的港口城市与商业中心。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提到杭州因东西商贸与交通而繁荣的情况：“距杭州城二十五迈耳，有良港曰澉浦，地临大洋海。往来印度及外国之商船，泊此者甚多，输入或输出各种货物，杭城因之殷盛。”(62)在这个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中形成东方式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分工，商业实现了一定的扩张，产生内部商品交换与决算方式，重视商业信誉，反对欺诈，如果以近代西方市场经济标准来解释东方亚洲市场无异于削东方之足适西方之履，找不到东方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因此探讨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总体特征是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加强区域史的横向发展研究与宏观研究，不仅符合东方哲学思想与思维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符合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与总要求。就目前研究而言，学术界对东方历史的解释基本上以文化与政治视角解释者多，从经济与外交结合的综合探索者少。马克思强调近代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世界各国、各民族与各地区间的相互关联，强调世界历史的形成。我们为什么强调东方历史的横向发展与宏观研究呢?因为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始终未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具有相当的挑战性与理论难度。可以说，没有历史的宏观研究就不可能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与历史全貌，无法从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社会的整体变迁。我国学者指出：“宏观历史研究，当然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要通过多种具体的学科方法来进行的。”(63)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确实是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迈向了一个新的梯级——资本主义，以技术、交通与资本的巨大优势成为支配世界的“中心”；世界性生产和资本输出的巨大需求将所有国家与民族卷入普遍的交往与联系当中，对于大多数东方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被迫与西方“接轨”的过程，其代价是相当巨大的。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各国之间存在广泛的海路与陆路联系，通过经贸往来与文化交流，形成东方国家间的关系形态，联系、互利与和平成为各国关系的主流。 东方的中国、印度和西亚两河流域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之一，创造出农业、医学、数学、文字、文学、天文、航海以及工艺技术上的杰出成就，发展出农业经济时代活跃的商品经济与贸易，社会总体发展水平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留下的丰厚文化至今成为世界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以致于中国宋代早于世界其他地区出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64)。从以往推出的东方史著作来看，国别史、专门史居多，区域史极少，特别是关注东方国家横向发展的著作就更少了。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对东方历史的横向与宏观研究是不行的，现在看来建立一个东方历史研究的整体史观是多么迫切与重要。 在对东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回顾中，可以看到国际的相互交流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凡是越开放、东西方联系与互动最密切时期，就是社会进步最快时期，地区的文化程度与其交通量成正比并非言过其实(65)。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回归历史的本体，找回历史的本真。尽管东方各地区、各国家发展不平衡，发展道路多种多样，按照多种社会形态运动，没有像欧洲近代工业社会那样出现“突破性”的跃进，但我们认为历史发展是永恒的，本质是真实的。这是理解整个东方历史的关键。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从分裂、分散走向相互联系与联合，在各文明的相互交流交汇中社会内部发生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结构性变化，经济的作用在增大，社会管理组织日益复杂，人们的生活、心态与精神面貌都发生深刻改变，无疑给东方社会肌体注入了活力，各国受惠于东西方文明交流交汇的总过程。东方国家从古代的先进到近代的衰落，从近代的衰落再到今天的重新崛起，正在深刻改变着东西方关系发展的总体格局。长期以来，西方对东方有过多的曲解与误解，无法得出对东方历史真实的判断。从亚当·斯密到黑格尔和马克斯·韦伯，都有东方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停滞与落后的观点，以致影响了后来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外交处于强势地位，以近代欧洲的历史作为评判东方社会的标准，研究的诸多成果弥漫着东方停滞与落后的沉闷气氛，这些成果影响了几代人。他们对东方社会的考察基本上都是以近代西方社会发展的评判标准出发的。要破除“欧洲中心论”与东方落后的观念，东方学者必须参与到当前东方国家变革的宏伟实践中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放宽历史的视界，自觉地应用新理论，尝试新方法，确立新观念，重视东方本土的材料资源，而不是过多地使用西方的学术成果与标准。改革开放后，我国大规模地翻译引进了国外历史著作，包括史学理论、观点与方法，但是同时我们也在不自觉地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过度地把西方史观与分析模式作为构建与评判东方历史的标准，甚至以西方标准去裁剪东方历史。这显然无法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突出经济力在东方历史中的作用，强调古代西太平洋市场的国际地位，依靠本土资源，可以在西方话语权之外找到一个新的视角去解释东方历史的演变过程。 注释： ①岩波讲座世界历史3：《中华的形成与东方世界》，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6页。 ②尼古拉斯·塔林主编：《剑桥东南亚史》Ⅰ，贺圣达、陈明华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③西嵨定生：《中国古代社会与经济》，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151页。 ④(35)(64)(65)宫崎市定：《宫崎市定亚洲史论考》上卷，东京：朝日新闻社，1976年，第201页，第207页，第201页。 ⑤阿甫基耶夫：《古代东方史》，王以铸译，上海：上海书店，2007年。 ⑥金右源二：《古代东方史的再建》，东京：新树社，1955年。 ⑦(37)(42)西嵨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第399页，第621页，第634页。 ⑧童书业：《古代东方史纲要》，北京：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 ⑨⑩许海山主编：《亚洲历史》“前言”，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 (11)(34)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02页。 (12)陈奉林：《重构东方世界的历史图景》，见罗兹·墨菲：《亚洲史》，黄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页。 (13)L·德位波鲁特：《东方古代世界史》，板仓胜正译，东京：三邦出版社，1943年，第2页。 (14)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26-127页。 (15)李植枬：《整体世界历史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16)(18)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130页，第242页。 (17)张静芬：《中国古代的造船与航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5页。 (19)(48)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4：《伊斯兰·环印度洋世界》，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161页，第155页。 (20)(32)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顾良、施康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第475页；第3卷，第573页。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航海活动成就有许多严重低估的地方，例如印度学者漠克吉尔在《印度航海史》中说：“在5世纪前，中国人没有到达马来半岛，6世纪前，中国人没有航海到印度、波斯和阿拉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是这样说：“中国的远洋航行，一直到13世纪才开始，并且到了13世纪才得充分发展。”这个评断显然是严重低估了中国的航海活动。参见孙光圻：《中国古代航海史》“初版序”，第3页。 (21)(27)岩波讲座世界历史20：《亚洲的〈近代〉》，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3页，第13页。 (22)这些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前田直典：《古代东亚的终结》，见《元朝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藤间生大：《近代东亚世界的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对东亚世界研究的摸索》，东京：校仓书房，1982年；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与东亚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会，1983年；《古代东亚世界与日本》，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东亚世界与册封体制》，东京：岩波书店，2007年；堀敏一：《中国与古代东亚世界：中华帝国与诸民族》，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律令制与东亚世界》，东京：汲古书院，1994年；《东亚世界的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东京：汲古书院，2006年；滨下武志的《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 (23)(28)穆根来、汶江等译：《中国印度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24)(54)岩波讲座世界历史6：《南亚世界·东南亚世界的形成与展开》，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第71页，第140页。 (25)安东尼·瑞德：《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第2卷，孙来臣、李塔娜、吴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26)(40)贾内特·L.阿布鲁哥特：《欧洲霸权以前》下册，佐藤次高、斯波义信等译，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第66页，第130页。 (28)瓦尔特·伯克特：《东方化革命：古风时代前期近东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刘智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4页。 (29)沈括：《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16页。 (30)藤间生大：《对东亚世界研究的摸索》，东京：校仓书房，1982年，第195页。 (31)陈奉林：《东方外交史研究初探》，《世界历史》2010年第3期。 (33)这些开创性、奠基性的成果主要是何芳川主编：《太平洋贸易网500年》，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何芳川：《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葡萄牙与近代早期太平洋贸易网的形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36)陈奉林：《东方外交与古代西太平洋贸易网的兴衰》，《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39)山胁悌二郎：《长崎的唐人贸易》，东京：吉川弘文馆，1964年，第210-246页。 (41)(44)滨下武志、川胜平太编：《亚洲交易圈与日本工业化1500-1900》，东京：藤原书店，2001年，第54页，第227页。 (43)川胜平太编：《亚洲太平洋经济圈史1500-2000》，东京：藤原书店，2003年，第315页。 (45)弘末雅士：《东南亚的港市世界》，东京：岩波书店，2004年，第20页。 (46)赵汝适：《诸蕃志校释》“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 (47)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40页。 (49)永积洋子：《朱印船》，东京：吉川弘文馆，2001年，第112页。 (50)(51)(56)安东尼·瑞德：《大航海时代的东南亚》Ⅱ，平野秀秋、田中优子译，东京：法政大学出版局，2002年，第97页，第90页，第31-32页。 (52)吴自牧：《梦粱录》“河舟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生田滋：《大航海时代与摩鹿加诸岛》，东京：中央公论社刊，1998年，第16-17页。 (55)岩波讲座世界历史13：《东亚·东南亚传统社会的形成》，东京：岩波书店，1998年，第5页。 (57)足立启二：《明清中国的经济构造》，东京：汲古书院，2012年，第363页。 (58)铃木康子：《近世日本荷兰贸易史研究》，东京：思文阁出版，2004年，第171-172页。 (59)(60)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见《诸蕃志校释·职方外纪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6页，第32页。 (61)陈奉林：《对东亚经济圈的历史考察》，《世界历史》2009年第3期。 (62)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759页。 (63)丁伟志：《对历史的宏观思考》，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页。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历史研究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社会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亚洲史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