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类学：概念、历史及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视角论文,概念论文,理论论文,媒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概念 在以英美人类学为代表的西方学界，关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是对于“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这个概念的讨论，却是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也符合学术研究的逻辑，即先有研究实践，再讨论这样一类研究到底叫什么。即便在最近10多年里西方学界对“媒体人类学”的概念进行了一些讨论，但是，并未完全达成统一的认识。 美国传播学研究者艾瑞克·罗森布勒(Eric W.Rothenbuhler)曾给媒体人类学做过这样一种十分宽泛的界定，他认为媒体人类学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中使用人类学的概念和方法进行的研究，另一类是人类学对媒体的研究①。 作为一个传播学研究者的罗森布勒对于媒体人类学的界定非常之宽泛，在这里暂时不说那些从事媒体研究的研究者所从事的相关研究，仅从后一个方面来说，他认为媒体人类学就是人类学家对媒体的研究，作为对这样一类研究的一种最为简单的表述，这样的说法并非完全一无是处，但是作为对一个研究领域的界定，这样的表述的确过于空泛，缺乏具体的内涵。 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凯利·阿斯库(Kelly Askew)在《媒体人类学读本》(The Anthropology of Media：A Reader，2003)一书的导论中给“媒体人类学”做出了这样的界定：媒体人类学就是由对人们使用和理解媒介技术的民族志式的、历史性的、语境化的分析所构成的(Kelly Askew，Richard R.Wilk，2002：3)。 在给出这个界定之前，阿斯库(Kelly Askew，Richard R.Wilk，2002：3)首先强调了媒体人类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志研究。在这个界定中，阿斯库把媒体人类学理解为一种分析，而这种分析的对象是人们对媒介技术的使用和理解，分析的方法是民族志式的、历史性的、语境化的。这样一种界定把人们对于媒介技术的使用和理解放到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做具体分析。比如说对人们使用电视这样一种媒介的分析，人类学家通常不会只关注电视机本身，更不会主要聚焦于电视节目的内容，而是会把电视机在一个家庭中所摆放的位置，或者说是它在一个家庭空间里的位置，电视机是何时以怎样的方式进入到这个家庭空间中的，以及具体的电视观看情景(如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电视，这些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结合起来考察。较之罗森布勒对媒体人类学的界定，阿斯库的这个界定要具体得多，其内涵也要丰富得多。但是阿斯库的界定的问题在于仅仅看到了媒体使用者的方面，无法涵盖既往媒体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全部内容。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人类学家菲利普·布德卡(Philipp Budka)曾就“媒体人类学”的界定发起过一场邮件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菲利普·布德卡曾给媒体人类学做出了这样的界定：媒体人类学是对(流行或大众)传媒的民族志研究，它承诺要对文化差异进行精致的分析，是一种运用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去理解显在的媒介化实践和潜在的其他实践之媒介化方面之间关系的批判理论建构(转引自李春霞，彭兆荣，2008)。 在这个界定中，布德卡使用了“媒介化实践”(mediated practices)的表述，并且包含了显在的媒介化实践与潜在的媒介化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布德卡还把媒体人类学归为“批判理论建构”的范畴。在我看来，这些均是布德卡的界定最为精彩的地方，并且和阿斯库一样，在方法上，布德卡强调的也是民族志的方法。在这里，我需要对布德卡所说的媒介化实践的显在和潜在方面做一个说明。比如说对电影观看活动进行研究，这是一种对显在的媒介化实践的研究，但是另外和观影活动相关的一些社会、自然环境，或是在观影活动之后的日常生活中再次讲到电影的内容，这些都属于潜在的媒介化实践。 但是，在布德卡的邮件组讨论中，我也看到有学者指出了布德卡“媒介化实践”表述的不足之处，认为“媒介化实践”可以改为“和媒体相关的实践”(media-related practices)②。我认为这样的建议同样是有启发的。同时，在邮件组讨论中，我还看到有人对“大众”或“流行”的表述提异议，比如说对某些新的媒体或是一些小范围内使用的媒体的研究，这些媒体未必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也未必流行，但这样的研究仍然属于媒体人类学的范畴。 布德卡这样一个对于媒体人类学的界定，虽然不够简练，如果再把上述两方面的建议考虑进去，应该说是对“媒体人类学”较为全面、准确的界定。 综合上述各种界定，我尝试着对媒体人类学做出如下界定：媒体人类学是对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的民族志研究。 二、历史 考察西方媒体人类学发展的历史，虽然时间并不长，仅有70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媒体人类学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领域，要对其发展做出一个清晰的描述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李飞(2006)曾在一篇文章中把西方媒体人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1969年之前，20世纪70～90年代，20世纪90年代至今。但是，菲·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等从事媒体人类学研究的学者(2008：5)认为：直到1980年代末期，人类学家开始将媒体视为一种社会实践而有系统地关注。金斯伯格等人(2008：5)也这样写道：媒体人类学出现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和理论关头——1980～1990年代人类学理论和方法学的分裂，以及一种“现在的人类学”的发展(Fox，1991)，它是对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改变进行研究分析，而媒体在其中扮演着愈趋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做一个简单的阶段划分，1990年代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点，由此区分出1990年代之前和1990年代之后两个阶段。下面将以这样的阶段划分来对西方媒体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做一个简单介绍。 (一)1990年代之前 在1990年代之前，西方人类学界已经在使用“媒体人类学”这个概念。在1960年代末期1970年代初期，在美国人类学界就出现了“媒体人类学”，但是当时的这个概念和1990年代以后所讲的“媒体人类学”有较大的区别。严格说起来，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人类学家在使用“媒体人类学”这个概念时，主要的意图在于“指导人类学家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成功地借助媒体走向公众”(李春霞，彭兆荣，2008)。因此，在1969年，美国人类学会(AAA)年会创造了“媒体人类学”一词。一年后与会的一些人类学家举办了一次关于媒体的研讨会，会后由Eiselein E.B.和Topper M.编写出版了《媒体人类学家指南》，汇集了44位在媒体工作的人类学家的经验，指导人类学家应该如何操作才能成功地借助媒体走向公众(李春霞，彭兆荣，2008)。因此，在整个1970年代美国人类学界对于“媒体人类学”的讨论，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更不能说是一种学术上的繁荣③。 1970年代之前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情况，零星地有这样一些：如1940年代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等人对于剧情片和宣传片的讨论，豪腾斯·鲍尔梅克(Hortense Powermaker)对大众传媒在非洲的影响的研究，以及1960年代沃思(Worth)等人对于纳瓦荷族人(Navajo)拍摄电影的研究。④ 美国人类学家萨拉·迪基(Sara Dickey)在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学家对媒体进行的研究时这样写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产生的远距离文化法(culture at a distance approach)就是研究无法直接接触的文化(包括当时对国防有重大关系的文化)的方法。在这种方法流行的那十年里，主要是依靠电影、小说和报纸进行研究。几乎所有使用这种方法的人类学家都是文化和人格学派(当时这一学派主要研究民族性格)的活跃分子。他们尤其重视对电影的研究，因为电影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揭示了“动态心理变量”(沃尔芬斯泰因，1953年，第267页)。(萨拉·迪基，1998)⑤ 迪基这里所说的这类研究中最有名的，或许就是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去世之前两年出版的《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1946)。这样一些研究虽然和媒体有关，但是他/她们是对媒体文本的分析，所以在讲到“媒体人类学”时，通常不会把他/她们作为有关媒体的研究纳入媒体人类学的范畴。 在1970年代之前，西方人类学家涉及媒体研究的，最有名的莫过于豪腾斯·鲍德梅克(Hortense Powermaker，1896～1970)对好莱坞的研究。鲍德梅克是美国纽约大学女王学院人类学教授，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学生。1946～1947年，鲍德梅克对好莱坞进行了一年的针对电影工业的民族志研究，研究对象为电影工业链条上的每类人，包括剧作家、制片人、导演、演员、舞台设计者、灯光师等。1950年，鲍德梅克出版了专著《好莱坞梦工厂：一个人类学家对电影生产者的考察》(Honywood the Dream Factory：An Anthropologist Looked at the Movie Maker.Boston：Little，Brown，1950)。这样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奠定了鲍德梅克在西方媒体人类学史上开创者的地位。正如前面提到了，除了这项关于好莱坞的研究之外，鲍德梅克还在赞比亚一个开掘铜矿的小镇上做过关于广播和电影的民族志研究(Kelly Askew & Richard R.Wilk，ed.，2002：4)。 在《好莱坞梦工厂》一书中，鲍德梅克把好莱坞称为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代表，这样一种观点，和那时流亡美国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同一时期提出的“文化工业”(culture industry)所表达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虽然那时他们都没有相互引用过对方的论述(Kelly Askew，Richard R.Wilk，ed.，2002：4～5)。 在1950年代，其实还有一项重要的媒体人类学研究，这就是莫顿·威廉姆斯(Peter Morton-Williams)关于尼日利亚教育电影的研究。布莱恩·拉金在1990年代对北尼日利亚的电影院进行研究时，提到这项研究，但因为没有找到这个文本，具体情况还讲不太清楚。 在鲍德梅克之后，虽然在1960年代末期美国人类学家已经开始使用“媒体人类学”这样一个概念，但是或许正是因为那时使用“媒体人类学”这个概念关注点还仅仅在于协调人类学和媒体的关系，因此并没有出现如同鲍德梅克对好莱坞研究那样的成果。美国当代人类学家阿斯库在讲述西方媒体人类学的这段历史时，主要讲的是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在阿斯库看来：前面说到的鲍德梅克、阿多诺等人更为关注的是媒体内容的生产，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们对媒体信息从生产者到接收者简单的、单向传播提出了质疑。虽然文化研究的理论家们同样关注权力问题，但是他们更多地是从接收者的角度来考察。在霍尔的“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理论中，他企图把生产和接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在阿斯库卡那里，1970年代这样一个从生产到接收的研究视角上的转向，为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着陆点。她所理解的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沿着这样的一个思路(或侧重点)来进行的。⑥ 在上述这样一种由人类学家做出的梳理中，我并没有看到前文中提到过的1970年代风行于美国社会学界的“新闻室观察研究”。这多少让人感觉有些纳闷!⑦从学术传统上来看，“新闻室观察研究”和1970年代之前鲍德梅克、阿多诺等对于生产的关注有诸多类似之处，如爱德华·爱泼斯坦(Edward Epstein)的《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1973)、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1978)、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Deciding What’s News，1979)，以及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的《生产新闻》(Manufacturing the News，1980)，等等(李立峰，2009)⑧。或许这样一些关于“新闻室观察研究”主要是由社会学家来完成的，因此作为文化研究的人类学家在对媒体人类学的历史进行梳理时，似乎更青睐于以霍尔为代表的学术传统。在我看来，这样的一种“视而不见”，并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二)1990年代之后 虽然在1993年的一篇文章中，黛博拉·史宾托尼克(Debra Spitulnik，1993)认为还不存在一种“大众传播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ass media)，但是从1980年代末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开始关注与媒体相关的社会实践。在这个媒体人类学出现的特定的历史和理论关头，“人类学除了对于北美洲和欧洲进行人类学研究的接受程度愈来愈高外，它并且更加关注城市与乡村之间，‘第一’和‘第三’世界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交流。”(金斯伯格等，2008：5～6) 这个时期，媒体人类学的研究议题十分广泛。除了延续1990年代之前那种由英国文化研究那里继承的对于接收(或是受众)研究的关注之外，如同在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一样，反思也是这个时期媒体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在关于接收(或受众)的研究中，视野拓展到了民族国家的层面，把具体的接收(或观看、使用)行为与国家的政策、制度联系起来一并进行考察(如里拉·阿布-卢赫德对于埃及电视的研究等)。甚至，还出现了跨越国界的研究(如Louisa Schein对中国、东南亚及美国的苗族媒体的研究⑨)。在方法上，“多点民族志”成为一个新的方法取向⑩。 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内容非常丰富，在这里我只选择了几项重要的研究来进行介绍。 1.金斯伯格(Faye Ginsburg)等的“原住民媒体”研究。 金斯伯格所从事的研究，严格说来是“影视人类学”，后来他及像他一样一批从事影视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对他们既往的研究进行重新思考。在一篇介绍媒体人类学的文章中，金斯伯格这样写道： 以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媒介生产、流通及接受势必要聚焦于当地的日常生活实践，以及他们作为不同形式的媒介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社会行为者的意识。他们的兴趣及反应是被各种可能的客观存在所塑造的，如文化的、代际的、性别的、地方的、国家的、区域性的，以及跨国的认同社区(communities of identify)，在这些认同社区里，受众的想法日趋复杂、多元。(Faye Ginsburg，2005) 在1970年代初，Worth S.和Adair J.就对居住在美国新墨西哥、亚利桑那、犹他等州的印第安人种的诺瓦霍人(Navaho)的影像实践进行过研究，就提出了“原住民媒体”(indigenous media)的概念(Worth S & Adair J.，1972)。金斯伯格后来在对加拿大因纽特人以及澳洲原住民的研究中，继承了这样的学术传统。在1993年史宾托尼克(Debra Spitulnik)的那篇综述文章中，也强调了“原住民媒体”研究的重要意义。金斯伯格在关于原住民媒体的研究中，她把那些原住民用影像方式所记录下来的内容成为“荧幕记忆”(screen memories)，认为“原住民并不使用荧幕媒体来遮盖过去，而是用它们来恢复他们的集体故事和历史——其中有些是充满创痛的；这些故事和历史过去被主流文化的国族叙事(national narratives)所抹灭，并且在原住民世界中也有遗憾之虞。”(金斯伯格等，2008：42～43)这样一种观点，直接挑战了弗洛伊德使用的这个概念的原来的含义——人们如何藉由层层模糊记忆保护自己，让自己免于受到过去创痛的伤害(转引自：金斯伯格等，2008：42)。 2.里拉·阿布-卢赫德(Lila Abu-Lughod)等的电视观看研究。 在1970年代之后，在从生产研究转向了接受研究之后，在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中，“受众”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人类学的这种受众研究和美国传播研究中那种以量化研究方法为主的受众研究不一样，媒体人类学的受众研究，更加注重把受众与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考虑，而不仅仅是关于某个特定的信息接收“行为”的研究。 从1989年底，里拉·阿布-卢赫德就开始了她关于埃及电视的研究。由于她的名字的首字母是A，因此，在很多有关媒体人类学研究(尤其是电视观众研究)的文献中，你通常都会最先看到她的名字。里拉·阿布-卢赫德透过电视剧对当代埃及的媒介实践以及由国家主导的政治文化进行了多层次的分析。她也是马库斯提出的“多点民族志”的积极的践行者。 此外，美国人类学家普尼尔玛·曼克卡(Purnima Mankekar)在1990年代初期在富布赖特-海斯论文奖学金(Fulbright-Hays Dissertation Fellowship，1990年—1991年)和美国印度研究学会博士论文奖学金(1992年)资助下开始在印度进行田野调查，她观察的重点是在家庭中观看电视的情况，包括谁在看，什么时候看，如何看，与谁一起看，以及观看者对他们电视所看到的东西的解释(Kelly Askew &Richard R.Wilk，ed.，2002：238)。 无论是里拉·阿布-卢赫德，还是普尼尔玛·曼克卡，他们既是媒体人类学研究者，同时也是性别研究者，更为重要的是，她们关于电视的研究，均是放到国家的框架下来进行考察的，里拉·阿布-卢赫德也把这样一种视角称为“国家媒体的民族志”(Lila Abu-Lughod，2005)。 3.布莱恩·拉金(Brian Larkin)对尼日利亚电影院的研究。 在1990年代的媒体人类学田野研究中，布莱恩·拉金对于尼日利亚的研究是十分有趣的。他对尼日利亚的电影院、广播、数字媒体等都有关注，这其中，他对于电影院的研究视角尤为独特。在他对北尼日利亚卡诺省(Kano state)的电影院的研究中，他“检视了电影院如何在殖民政治下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这些新的空间——图书馆、公园、剧院、电影院——创造了新的种族、社会和性别的互动。电影院被认可的样子——谁可以看电影、电影院如何建造、电影院建在何处——都是殖民现代性特定计划的结果。”(金斯伯格等，2008：23) 4.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的新媒体研究。 在当代西方人类学学家对新媒体的研究方面，英国伦敦大学人类学系的丹尼尔·米勒应该是较为突出的代表。这位研究消费文化的人类学家在2006年出版了一本新媒体对牙买加低收入者的影响的书——《手机：一项传播人类学的研究》(The Cell Phone：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与Horst，Heather A.合著)(11)。此后，根据他在特立尼达岛(Trinidad)的田野研究完成了《Facebook的呼唤》(Tales from Facebook，2011)一书。2012年，他又出版了《数字人类学》(Digital Anthropology，2012)一书(12)。《手机》那本书是对牙买加低收入社区手机使用的民族志研究，被称为是“第一部关于发展中国家的手机的民族志研究”(13)。 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在这里再对1990年代之后丰富的媒体人类学研究内容进行更多的列举。或许正是由于1990年代中很多人类学家在田野调查中开始关注与媒体相关的实践，在1990年代末期到2000年代初期，大量关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专著开始出版，以媒体人类学命名的“读本”、“文集”等也大量出现，在这样一些文集中，我在上面提到的几个人类学家的文章，在不同的文集中均可见到。在我看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10多年中，是媒体人类学蓬勃发展的时期。正如有学者在本世纪初这样写道的：“媒体人类学，这个由米德、贝特森和鲍德梅克开创的研究领域，最终浮现出来了。”(Kelly Askew，Richard R.Wilk，ed.，2002：12) 三、理论视角 如上所述，媒体人类学在西方学界也还是一个尚存争议的概念，尽管也有人类学家强调过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并非是简单地用人类学的理论概念来考察媒体现象，但是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虽然其学科边界模糊不清，但是还是有一些重要的理论视点，是从事媒体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经常涉及的，并且，这几个点或许也是未来媒体人类学学术创新重要的理论基点。 (一)媒体景观(Mediascape) 在德波(2007)《景观社会》的启发下，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围绕“景观”的概念进行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在当代西方人类学界，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在1991年的一篇副标题为《对跨国人类学的看法与疑问》的文章中，阿帕杜莱创造了“媒体景观”(Mediascape)这个概念。他这样说道：“大众媒体已经在20世纪晚期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而与此现象同时并存的要求，就是人类学家应该去探讨大众媒体在分析与实务上的意义。”(金斯伯格等，2008：3)在对全球文化的流动进行考察时，阿帕杜莱(2012：43)提出了五个考察维度，具体是：(1)族群景观，(2)媒体景观，(3)技术景观，(4)金融景观，(5)意识景观。对于“媒体景观”，阿帕杜莱是这样解释的：一是指生产和散布信息的电子能力(报纸、杂志、电视台、电影制片厂)的分配；二是指这些媒体所产生出的世界影像。在阿帕杜莱看来，媒体景观(特别是在电视、影片和磁带形式中)为全世界的观众提供着丰富而特别庞杂的影像、叙事及族群景观，商品世界与新闻政治的世界在此混杂一团无从辨认(阿帕杜莱，2012：46)。 (二)文化展演(Culture Performance) 美国芝加哥大学的麦克阿隆(MacAloon，J.J.)(1984)在《奥运会以及现代社会中的景观理论》一文中，从“文化展演”的视角对奥运会进行考察时，对奥运会的游戏(game)、仪式(ritual)、节日(festival)和景观内涵进行了区分。按约翰·麦卡隆的界说，文化表演是“这样的一些场合，我们作为一种文化或作为一个社会对自我进行反思并加界定，将我们共同的神话和历史戏剧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我，最终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而在其它方面却又依然故我”(转引自迪基，1998)。美国人类学家迪基认为：文化表演包括从仪式到电影到体育的诸多方面。在研究这些事件并使之理论化的方法中，有许多可以用于传媒研究，它们确实精确地预见了对大众传媒的分析中出现的问题并就此提请注意(迪基，1998)。 (三)想象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1991年出版了《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1991)一书，该书一个最为重要的理论创新点在于认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在安德森看来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14)。正如美国人类学家萨拉·迪基所说的： 历史上所有媒体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描绘让人心悦诚服的形象；这些形象传播得越广泛，其重要性就越大，为建立认同和想象的现实的表达也就越加升级，对媒体控制权的争夺越激烈。形象在当代的重要性应该不足为怪，因为媒体为我们提供了可视度最高的表象(萨拉·迪基，1998)。 安德森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讨论激发了无数学者理论上的想象，前面说到阿帕杜莱在讨论想象与民族志的关系时，由于媒体的普及以及全球的人口流动，“它意味着民族志已不再能简单地满足于对地方和特殊者的青睐，也不再能假定接近地方就是接近更基本、更偶然的事物，或比在更大规模视角下看到的生活更为真实。”(阿帕杜莱，2012：71～72)与安德森一样，阿帕杜莱强调媒体在现代社会中对于想象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媒体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为生活可能提供了新影像和新场景的直接支援，倒不如说它拥有强大的权力的区分符号，同时也影响着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与大都会世界进行的社会接触(阿帕杜莱，2012：70)。 (四)身份认同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认同和想象具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想象为认同提供了某种基础，认同则是想象的某种结果。“认同”(identity)这个词本身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一是指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王莹，2008)。 Andrew J.Weigert等学者在《社会和认同》(Society and Identity：Toward A Sociological Psychology，2007)一书中总结了社会学领域中影响认同研究的五条理论脉络，即：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理论，G.H.米德和符号互动论，舒茨和知识社会学，涂尔干和结构功能主义，马克思和批判理论(转引自王莹，2008)。 在当下关于认同的研究中，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对于网络社会的认同的讨论，对于媒体人类学的研究来说，无疑是最具启发意义的。卡斯特在《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2003)一书中把认同区分为三种形式：合法性的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拒斥性的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和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曼纽尔·卡斯特，2003：4)。卡斯特延续了吉登斯对于现代性中的认同的讨论，不无见地地这样写道： 在现代性之中(不管是早期还是晚期)，计划性的认同是由公民社会所建构(如社会主义是以劳工运动为基础的例子)，然而在网络社会中，如果计划性的认同终究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它就是从社区拒斥产生的。这就是在网络社会中认同政治新的要义。从拒斥转变为具备转化性的主体的过程、条件及结果正是信息时代里的社会变迁理论所处理的领域(卡斯特，2003：9)。 从事媒体人类学相关研究的学者也对媒介和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考察。如美国伊利诺斯大学(UIC)人类学系的利希蒂(Mark Liechty)研究了印刷和视觉媒体对尼泊尔城市青年建构自我认同的影响。他说，媒体使认同商品化，并且，“消费者现代性的逻辑助长了物性的自我认同概念，人们被怂恿着将此种认同当做一种消费商品来购买(转引自迪基，1998；利希蒂，1995：169)。 (五)权力 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权力”问题成为了一个显性的话题，作为当代人类学的一种组成部分，在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中，“权力”也成为其考察的一个重点。在媒体人类学的研究中，除了对权力本身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之外，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赋权”(empower)。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这几十年社会技术的主要进步之一，就是在控制模式、制作、内容和消费方式等方面都与过去的大众传媒形式大不相同的新式媒体的普及。在国际上，最重要的新式媒体包括录像、复印、个人电脑网络、有线电视、传真、卫星通讯，和……卡式录音带……这些新式媒体在所有权、控制和消费方式上都趋于分散化；它们为消费者参与和交流提供了更大的潜力，使用户对消费方式及与传媒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大的控制权(转引自迪基，1998；曼纽尔，1993：2)。 在当下，由于媒介环境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由于大量社交媒体的出现，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些媒介在促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能对“权力”在这样一些平民化媒介中的作用丧失警惕。 (六)政治参与 宽泛地说，“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指“普通公民在任何类型的政治系统中为影响统治者的行为所做的各种努力。”(15)(周永明，2013：11)由于互联网的日渐普及，相对于那些由政府、商业团体控制的传统媒体来说，互联网为现代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华人人类学家周永明较早关注到了中国社会中互联网在公民社会参与中的特殊意义并对此进行研究(16)。并且，在他的研究中，他把视野拓展到了清朝末期引入中国的电报。通过对电报和互联网的研究，周永明发现：电报和互联网对中国社会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帮助政治转变成一种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事务。两者迅速传输信息的能力使政府对政治信息散播的管理更加困难。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社会在这两个时期里的剧烈转变，使得个人能够利用这两种技术扩展政治参与空间。民族主义往往使政治参与合法化，社会变迁迫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规制。正是在这些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现代信息技术才起到让中国政治更加公开的作用(周永明，2013：15)。在很多关于当代社会运动的研究中，媒体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通常是一个人们十分关注的方面(赵鼎新等，2012)。这方面的相关研究，还有Sreberny，A.，& Mohammadi，A.对1970年代末期伊朗革命中包括复印传单(photocopied leaflets)和磁带(audiocassette tapes)等“小媒体”的研究(Sreberny，A.，Mohammadi，A.，1994)。 四、结语 媒体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界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研究实践，并且，近年来，西方人类学界也开始对媒体人类学的概念进行了一些讨论。在这样的一些讨论中，势必要涉及概念以及相关的学术史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相关学者的讨论来看，并未说得很清楚。从中文文献有限的几篇关于媒体人类学的介绍性文章来看，似乎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本文结合相关文献，试图对媒体人类学的概念、历史等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梳理，并对媒体人类学既往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理论视角进行归纳。这样的尝试，只希望为媒体人类学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知识图景。 国内媒体人类学的研究实践，始于本世纪初，主要是由从事人类学研究以及新闻传播研究两方面的一些学人来完成的。他/她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很多并未明确地把自己的研究归为媒体人类学的范畴，但是从其所关注的对象——与媒体相关的实践，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民族志等方面来看，与西方媒体人类学研究有很多相似之处。由于篇幅所限，这方面的情况还需用另外的一篇文章来专门进行梳理。 除了上述田野研究之外，中国大陆第一套“媒体人类学”译丛也将陆续出版。该译丛第一批共五本，其中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布莱恩·拉金的《信号与噪音》(Signal and Noise：Media，Infrastructure，and Urban Culture in Nigeria，2008)、金斯伯格等人主编的《媒体世界》(17)(Media World：Anthropology on New Terrain，2002)，以及普尼尔玛·曼克卡的《观文化，看政治》(Screening Culture，Viewing Politics，1999)四本以及已经出版，另外一本是里拉·阿布-卢赫德的《国家戏剧》(Dramas of Nationhood，2008)也即将出版。这一译丛的出版，或许也会让大陆的学者、学生们对媒体人类学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和理解。 随着中西方学术对话的日趋频繁，随着中国大陆不同学科中从事相关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齐心协力，在不久的将来，“媒体人类学”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或许也会为中国人类学研究开启一片新的天空。 注释： ①艾瑞克·罗森布勒曾在2005年和米海·柯门(Mihai Coman)合编写过一本名为《媒体人类学》(Media Anthropology)的论文集，这也是英美学界比较早的以《媒体人类学》命名的书籍。上述对于媒体人类学的界定引自罗森布勒的一篇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Media Anthropology as a Field of Interdisciplinary Contact(2008).来源：http：//www.philbu.net/media-anthropology/rothenbuhler_interdiscontact.pdf。 ②这个建议是邮件组中由Yazan Doughan提出的，资料来自邮件组。 ③相关情况，也可见Eiselein，E.B.等人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单篇文章，如：Eiselein,E.B.,&Topper,M.(1976).A Brief History of Media Anthropology.Human Organization,35(2),123～134，等。 ④这部分资料转引自金斯伯格等人主编的《媒体世界》一书第5页。 ⑤萨拉·迪基，《人类学及其对大众传媒研究的贡献》，《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第3期。 ⑥此段内容是根据阿斯库为《媒体人类学读本》所写的导言综述而成。详见：Kelly Askew &Richard R.Wilk,ed.,2002:5。 ⑦这方面情况在金斯伯格等人编的《媒体世界》一书中简单提到一点(金斯伯格等，2008：20)。 ⑧《新闻室观察研究的经典之作》(李立峰，2008)，此文为作者为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一书中译本(石琳，李红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所写的序。 ⑨详见：金斯伯格等人编的《媒体世界》一书中的相关文章。 ⑩多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y)这种方法是由人类学家乔治·马库斯(George E.Marcus)在1995年的一篇关于民族志研究综述的文章中提出来的。马库斯提出这样一种方法的初衷在于人类学研究如何适应当下日益凸显的全球化趋势，以及把既往人类学研究更多的只是注重微观层面的碎片式观察与更为宏观的社会结构秩序结合起来，把“地方的”(local)与“全球的”(global)、“生活世界”(life world)和“体系”(system)结合起来(Marcus，1995)。并且，马库斯在文章中也说道，多点民族志的研究出现在一个交叉学科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中，这些学科包括媒体研究(media studies)、女性研究(feminist studies)、科技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Marcus，1995)。 (11)在米勒的这本书中，我也注意到了他使用了一个与既往人类学家使用的“媒体人类学”不同的概念——“传播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传播人类学”的表述似乎更能涵盖这一领域的相关研究。 (12)以上内容，参阅了丹尼尔·米勒的个人网页：http：//www.ucl.ac.uk/anthropology/people/academic_staff/d_miller。 (13)这是Jeffrey S.Juris在一篇关于该书的述评中所说的，资料来源：http：//www.jeffreyjuris.com/articles/juris_cell_rev.pdf。 (14)转引自《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译本译者吴叡人所写的导读，见该书2003年版，第10页。 (15)在周永明的分析中，他认为中“个人”代替“公民”更加合适(周永明，2013：12)，但是在这里，我是在一般意义上来讨论，所以仍然沿用了公民的说法。 (16)由于种种原因，周永明的《中国网络政治的历史考察》一书中译本在出版过程中删去了关于互联网的那部分内容。而这部分内容，在前期的研究中，周永明使用了我前面提到过的“网络民族志”的方法。 (17)该书的繁体版于2008年出版，简体版翻译过程中参照了繁体版，但译者进行了重新翻译。我在写作本文时，该书的简体版并未出版，因此引用的是繁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