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天际乌云帖》诠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云论文,天际论文,苏轼论文,诠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前言 存世传为苏轼(1037-1101)所书的墨迹大约有168件①，其中《天际乌云帖》(又名《嵩阳帖》)最多后人的题跋。 《天际乌云帖》的众多题跋，得力于清代翁方纲(1733-1818)的收藏。翁方纲收藏《天际乌云帖》，至少题咏35则，还撰《天际乌云帖考》二卷，认定此帖为苏轼的真迹。在苏轼的寿辰，《天际乌云帖》被奉为祭祀苏轼的供品。前往中国出使的朝鲜使臣，以在翁方纲府上拜观《天际乌云帖》为文雅盛事。《天际乌云帖》热潮，在翁方纲去世之后逐渐消褪，翁方纲收藏过的原件，如今下落不明，只有印制本流传。 现所见《天际乌云帖》复本共有三种，一根据原翁方纲藏本；一为明代吴江史鉴的刻本；一为晚明冯铨(1595-1672)“快雪堂法帖”本。 翁方纲藏本的《天际乌云帖》，最早有191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珂罗版本，题为《苏文忠天际乌云帖真迹》。此本于1917年、1920年等多次再版，流传最广。常见之《天际乌云帖》印刷品，如1985年成都古籍书店出版、1988年天津古籍书店出版、2002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2010年上海画报出版社出版等等，皆源于此本。 史鉴(1434-1496)，字明古，号西村，明朝宪宗成化(1465-1487)、孝宗弘治(1488-1505)年间吴江人。史鉴与沈启南(1427-1509)齐名，隐居不仕，有《西村集》，其生平见钱谦益(1582-1664)《初学集》、王士祯(1634-1711)《香祖笔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翁方纲力求史鉴刻本而不得，送金芝原南归时，曾作(因瑶冈南归属访吴江史氏天际乌云帖石本三首)。史鉴刻本《天际乌云帖》后曾入杭州杨氏丰华堂收藏②，丰华堂两代主人为杨文莹(1838-1908)及其子杨复(1866-？)。1929年，丰华堂藏书被北京清华大学购藏③。史鉴刻本有191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本，题为《吴江史氏刻天际乌云帖》，后于1920年、1930年再版，有郑孝胥(1860-1938)题跋。 “快雪堂法帖”由明末涿州人冯铨(1595-1672)选辑，宛陵刘光旸(？)摹镌，有崇祯十四年(1641)冯铨(1595-1672)自序。冯铨号鹿庵，万历癸丑进士，天启年间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入清，官至礼部尚书。因收藏王羲之(303-361)“快雪时晴帖”而署堂名“快雪堂”。《天际乌云帖》在“快雪堂法帖”卷四之首。翁方纲以为“快雪堂法帖”本(称为“涿州冯氏藏本”)为其收藏墨迹之摹本，王连起先生认为不然，评价“快雪堂法帖”优于翁方纲藏本④。1949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初拓快雪堂帖》，其后有1989年北京日报出版社、1991年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湖北美术出版社等单位出版。 过去研究《天际乌云帖》，集中于翁方纲藏本，重点主要在于考辨真伪(摹本)⑤、推测苏轼写此帖的时间⑥，旁及帖上的题跋⑦。翁方纲藏本《天际乌云帖》在上海博物馆被归类为“赝本参考品”⑧，学者对于翁方纲的鉴识结果，大都采怀疑或否定的态度⑨。 本文无意推翻前说，而是希望在各存世版本的对照及比较之外，回归《天际乌云帖》的文字文本。《天际乌云帖》依其书写的段落，可分为两个段落，两个段落写的是两则和蔡襄(1012-1067)有关的轶事，两则轶事里记录了六首诗，其中一首是蔡襄所作、三首杭州营妓所作、两首作者不详，作者不详的其中一首，苏轼认为是蔡襄诗。本文解读两则轶事，分析轶事和诗歌的内容，尝试探析苏轼写《天际乌云帖》的旨趣。 二 《天际乌云帖》之名 《天际乌云帖》因首句“天际乌云含雨重”而得名；又因诗中提及嵩阳居士，而名“嵩阳帖”。如果我们回顾此帖的收藏纪录，可以发现：《天际乌云帖》或“嵩阳帖”的名称是明代才出现，而且帖上的两个段落可能分属两幅。 赵德麟(1061-1134)《侯鲭录》云：“濠守侯德裕侍郎藏东坡一帖，云：‘杭州营妓周韶，多蓄奇茗，尝与君谟斗，胜之。……’”⑩侯德裕收藏的这一东坡帖，便是今《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 在周密(1232-1298)《云烟过眼录》记载的“王介石虎臣所藏”，有“东坡书蔡君谟二小诗”，其后云：“又杭妓周韶诗。初，杭州营妓周韶能诗，苏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求脱籍，子容令即席赋诗，有云：‘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笼中若放雪衣女，多念观音般若经。’一时叹佳，籍中诸妓之内，有吴楚、龙靓二妓，诗最佳，事在《侯鲭录》。”(11)所谓“东坡书蔡君谟二小诗”，当即今《天际乌云帖》之第一个段落。而“杭妓周韶诗”，则是第二个，其中周密记载的营妓“吴楚”，《天际乌云帖》作“胡楚”。如果苏轼只写了一次“杭妓周韶诗”，则王介石收藏的就是前述侯德裕收藏过的作品。 直至容庚(1898-1994)《丛帖目》，《天际乌云帖》的两个段落还被登录为两件作品，例如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陈继儒(1558-1639)撰集、释莲儒等人摹勒的《晚香堂苏帖》，卷二有“杭州营籍帖”(12)；卷十二有《天际乌云帖》(13)。嘉庆二十年(1815)钱泳(1759-1844)摹勒的《福州帖》，卷二附“苏轼天际乌云帖”和“杭州营籍帖”(14)。光绪十八年(1892)杨寿昌(1868-1938)撰集、刘维善镌刻的《景苏园帖》第二也有《天际乌云帖》和“杭州营籍帖”(15)，可知前人所著录的《天际乌云帖》可能不包括周韶等杭妓的诗篇。 将两个段落合为一帖，著录中可见者，是在柯九思(1290-1343)收藏时。柯九思于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的题跋中谈到：“此卷天历间(1328-1330)得之都下，予爱坡翁所书之字，峻拔而清丽，令人持玩不忍释手，故侍书学士虞公见而题之。予携归江南，会荆溪王子明同予所好，携之而去。”虞集(1272-1348)〈题蔡端明苏东坡墨迹后〉称此卷为“坡翁书蔡君谟梦中诗及守居阁中旧题”和“陈太守放营妓三诗”，叙述了《天际乌云帖》的内容，为今所见最早完整记录两个段落的文献(16)。 虞集并题了四首七言绝句，兴起元人续题之风，继之者有柯九思、张雨(1283-1350)、倪瓒(1301-1374)，续题时，此卷已归王子明。张雨记：“东坡书蔡君谟梦中绝句二，放营妓绝句三，虞伯生题四绝于后”(17)。倪瓒有〈追和苏文忠公墨迹卷中诗韵〉(18)，其〈与王子明〉思欲向王子明借观此卷，称之为“坡书天际乌云含雨重卷”。 明代的笔记杂著中，例如李日华(1565-1635)称此帖为“苏东坡手书蔡君谟梦中诗”(19)；赵琦美(1563-1624)称之为“东坡书蔡诗帖”(20)。晚明郁逢庆编《书画题跋记》(约成书于崇祯七年[1634])，其后之《续题跋记》卷三著录“苏文忠公天际乌云卷在白粉笺上中行草书”。汪砢玉(1587-？)《珊瑚网》(约成书于崇祯十六年[1643])卷四和郁逢庆的著录一样，该书卷二十二，记载项德新(字复初，1563-？)所藏，其中便有“苏长公天际乌云卷”。 至于“嵩阳帖”之名，大约也始于晚明。万历年间刊刻宋代朱长文(1041-1100)《墨池编》，加入明代的“国碑”，其中有“嵩阳帖”(21)，为苏轼书。 综上所述，可知《天际乌云帖》和“嵩阳帖”之名成立于明代，本来可能分属两幅，在元代合为一幅。值得注意的是，翁方纲购藏的《天际乌云帖》并非如同明人著录的“白粉笺卷本”，而是纸本册页，翁方纲辩解：“此迹实因屡换褫装，其前宋纸擦损，如古残橐币，昔所称粉笺，不可辨识”，并认为横卷是在项德新(1563-？)之父项元汴(1525-1590)时改装为册。无论是翁方纲藏本、吴江史氏刻本，还是“快雪堂法帖”本，元代虞集、张雨、柯九思等人的题跋字迹粗劣，体势雷同，与其个别传世真迹大异，明显是伪造。加上最后洪武十四年(1381)马治的题诗，字迹如帖上元人题跋，可知今所见《天际乌云帖》的面貌，当为明代构成。 我们可以合理否认今所见《天际乌云帖》并非真迹，但是没有证据说明苏轼没有写过《天际乌云帖》。明代善仿苏轼笔迹者，能写出几可乱真的文字(22)，而凭空捏造的能力恐怕有限；何况《侯鲭录》里，侯德裕收藏的东坡作品，正是今《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即使帖中两个段落可能分属两幅，仅以文献视之，《天际乌云帖》的内容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三 《天际乌云帖》蔡襄及无名氏诗 传世的《天际乌云帖》字迹略有参差，本文据翁方纲藏本，其第一个段落为：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23)。嵩阳居士今何在(24)，青眼看人万里情。”此蔡君谟梦中诗也。仆在钱塘，一日谒陈述古(25)，邀余饮堂前小合(26)中。壁上小书一绝，君谟真迹也。“约绰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27)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长垂玉筋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闲愁何日尽，一分真态更难添。”二诗皆可观，后诗不知谁作也。 苏轼录的“天际乌云含雨重”诗，载蔡襄《端明集》卷五，为〈梦游洛中十首〉的第一首，诗第三句在《端明集》作“嵩阳居士今安否”。在〈梦游洛中十首〉之前，蔡襄有序：“九月朔，予病在告，昼梦游洛中，见嵩阳居士留诗屋壁。及寤，犹记两句，因成一篇。思念中来，续为十首，寄呈太平杨叔武。” 蔡襄寄诗的对象杨叔武即杨畋(1007-1062)，字乐道，又号叔武，《宋史》有传。杨畋知太平州，在庆历五年(1045)十一月至庆历七年(1047)正月，蔡襄诗作于九月，可知是在庆历六年(1046)，知福州任上(28)。蔡襄梦见的“嵩阳居士”，据诗中自注云：“司门员外郎王益恭，年四十余致政，居洛中，自号嵩阳居士。”按：王益恭(992-1065)，字达夫。王曙长子。以荫补右侍禁，改卫尉寺丞。性淡泊，喜与僧人隐土交游。“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为梦中嵩阳居士留于屋壁的两句诗，其后两句乃蔡襄补作。 苏轼在《天际乌云帖》开篇，便记诵蔡襄诗，其后引出通判杭州期间与太守陈襄(1017-1080)于堂前小阁壁上观诗，由题诗者的笔迹判断是蔡襄诗的往事。 陈襄，字述古，福建侯官古灵人，人称“古灵先生”。1072年至1074年陈襄任杭州太守，与苏轼往来密切，情谊深笃(29)。苏轼与陈襄于堂前小阁宴饮，应是寻常之事，不寻常的是，发现壁上有“小书一绝”，苏轼肯定那是“君谟真迹”，由“君谟真迹”而推论诗的作者即蔡襄。蔡襄于治平二年(1065)三月至次年(1066)十月知杭州，假设这首壁上绝句是蔡襄任杭州太守时所书，距离苏轼和陈襄看见此诗，已经是七年至九年前的事了。苏轼从何判断这28个小楷，就是出自蔡襄？ 苏轼对于蔡襄的书法推崇备至，承袭欧阳修“蔡君谟独步当世”的见解(30)，经由比较其他书家作品，多次赞誉蔡襄为“本朝第一”(31)。他认为蔡襄兼善真、行、草、隶各体(32)，其中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33)。他看过蔡襄二十九岁时写的小楷，“知其本末”，因而得出“书法当自小楷出”(34)的主张。熙宁七年(1074)，苏轼在临安海会寺借观蔡襄书于庆历三年(1043)的“临安海会寺殿记”。海会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年间，天禧五年冬十月毁于火，总持僧有明集四方之力振兴重建，蔡襄作记，苏轼观赏此记时，蔡襄已经去世六年。换言之，苏轼通判杭州期间，接触过蔡襄的笔迹，再加上受欧阳修影响，能掌握蔡襄书法的突出特征，这一首未详作者的绝句，就被苏轼判给了蔡襄。 被苏轼定为蔡襄作的绝句，咏的是美人的离愁别思，不见于存世的蔡襄文集中。首句“约绰新娇生眼底”，大部分的记载都作“绰约新娇”，较早抄录此诗的虞集作“绰约新桥”(35)，“新桥”为“新娇”之误，容易看出；“约绰”、“绰约”则意思相同，可能因此影响了后世的传录。就笔者所见，只有郁逢庆《书画题跋记》之《续题跋记》作“约绰新娇”，包括翁方纲的《天际乌云帖考》，都作“绰约新娇”。 清代厉鹗(1692-1752)辑《宋诗纪事》，其卷十三便收入“绰约新娇”诗为蔡襄作，题为〈书小阁壁上〉。由此诗的语汇和抒情风格，无法辩驳是否为蔡襄的作品。例如写于1055年的〈过泗州岭〉诗，蔡襄用了“侵寻”一词： 二十五年间，三回共往还。那知临白首，相失向青山。想象音容在，侵寻鬓髪斑。平生多善行，应不下尘寰。(36) 这是一首悼亡诗，蔡襄自注：“衢州道中，是年冬十二月，室家永嘉郡君葛氏亡逝。” 在蔡襄的《端明集》，也有〈春潮〉诗： 纳纳春潮草际生，商船鸣橹趂潮行。封书欲寄天涯意，海水风涛不计程。(37) 至于壁上和诗，则难以判别笔迹，虽是“可观”之作，苏轼只能存录。值得注意的是，明明《天际乌云帖》说：“后诗不知谁作”，清代查慎行(1650-1727)《补注东坡编年诗》卷四十八，却将之纳为苏轼诗，为之命题为：〈过潍州驿，见蔡君谟[一本无此四字]题诗壁上云：“绰约新娇生眼底，逡巡[一本作优柔]旧事上眉尖。春来试问愁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不知为谁而作也，和一首〉，为此诗定了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并作按语：“以上二首诸刻本皆不载，据外集编第五卷自密州移徐州时作，今采录。”受查慎行影响，翁方纲《苏诗补注》卷七便将此诗系于熙宁十年(1077)，且作为书写《天际乌云帖》的上限。 查慎行将“长垂玉筋残妆脸”误为苏轼诗，置于苏轼诗的搜集、整理和批注的历史观察，是可以理解的。“约绰新娇生眼底”和“长垂玉筋残妆脸”这两首作者不详的绝句，被虞集完整收录，元明人写过次韵诗，虞集还题跋：“第三诗以为不知何人作，其轩辕弥明之流与？”为“长垂玉筋残妆脸”增添了神秘感。 《天际乌云帖》第一段落的另一句异文，是“长垂玉筋残妆脸”诗的最后一句“一分真态更难添”，虞集作“一分真态为谁添”。明代田汝成(1503-1557)《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六、梅鼎祚(1549-1615)《青泥莲花记》卷十二，以及李日华《恬致堂诗话》(又见于《六研斋二笔》卷二)都随虞集记载，其它著录则随墨迹。田汝成评此诗：“盖为佳人叙幽思也。”梅鼎祚延续“盖为佳人叙幽思也”的评语，并云：“苏子瞻尝书此诗。”梅鼎祚不说此诗作者不明，而说“苏子瞻尝书此诗”，难免令人误解，以为是苏轼的作品。李日华则是把“天际乌云含雨重”、“约绰新娇生眼底”和“长垂玉筋残妆脸”三首诗都记载成是陈襄阁中壁上诗： 苏东坡手书蔡君谟梦中诗“天际乌云含雨重”一绝于太守陈述古阁中壁上。君谟书一绝：“绰约新娇生眼底，侵寻旧事上眉尖。问君别后愁多少，得似春潮日夜添。”又不知谁人和一绝云：“长垂玉箸残妆脸，肯为金钗露指尖。万斛春愁何日尽，一分真态为谁添？”又杭妓周韶落籍诗，及同辈胡楚、龙倩二诗，东坡乘兴偶连书之。字法婉丽含蓄，真千古妙札也。 谬误随着笔记流传而散布，《天际乌云帖》第一则轶事也就因推想而被定案，苏轼认为的“君谟真迹”被确信为蔡襄诗。作者未详的和诗，到了清朝，成为了苏轼诗。 四 《天际乌云帖》周韶诗 《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为： 杭州营籍周韶，多蓄奇茗，常与君谟斗，胜之。韶又知作诗。子容过杭，述古饮之，韶泣求落(38)籍。子容曰：“可作一绝。”韶援笔(39)立成，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韶时有服，衣白，一坐嗟叹。遂落(40)籍。同辈皆有诗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澹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41)李，强匀颜色待东风。”龙靓云：“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42)人。”故知杭人多惠也。 虞集的记录与墨迹本略有不同，例如“常与君谟斗，胜之”。虞集作“常与君谟斗胜”。“二人者最善”，虞集作“二人最善”。“待东风”，虞集作“待春风”。“濯缨还作武陵人”，虞集作“濯缨还见武陵人”。这些异文，墨迹本均与《侯鲭录》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多惠”，《侯鲭录》和虞集皆作“多慧”。就文意观之，当作“多慧”为是，徐邦达先生据此认为误“慧”为“惠”，可见翁方纲藏墨迹本为伪作。其实，吴江史氏刻本和墨迹本一样，苏轼经常将“慧”字写成“惠”字，例如黄州“定慧院”，苏轼便写作“定惠院”。 这桩轶事也从蔡襄说起，以和蔡襄斗茶胜出，突显营妓周韶之不凡。苏颂(子容，1020-1101)知杭州，事在1076年，乃陈襄知杭州之后。周韶落籍事，依《天际乌云帖》叙述，陈襄宴请苏颂，则当时太守即陈襄，苏轼为通判。《苏轼年谱》系此事于熙宁六年(1073)(43)，当时苏颂知婺州，携子苏嘉游杭州，和陈襄、苏轼相见。苏轼与苏颂同姓，称苏颂为宗叔，苏轼有〈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苏颂作〈次韵苏子瞻学士腊日游西湖〉。因此，周韶应苏颂所嘱，作诗求落籍，可能确有其事。 周韶落籍事假使发生在熙宁六年，苏轼不一定于当年书写此事。翁方纲考证道：“此迹无岁月，考之熙宁甲寅坡公往来常润道中，有〈怀钱唐寄述古〉之作，其次章云：‘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公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此不欲明言所指，而托之放鸽，文字之狡狯也。” “熙宁甲寅”为熙宁七年(1074)，苏轼离开杭州，寄诗陈襄，谈到去年百姓放鸽为陈襄祝寿祈福，推崇陈襄受到爱戴。翁方纲认为：“记得金笼放雪衣”，就是呼应周韶诗的“开笼若放雪衣女”，苏轼是故意避讳谈陈襄让周韶从良，而用“放鸽”来转移。这种猜想牵涉几个问题： 1.“雪衣女”的含意。 2.“雪衣”可否指鸽子。 3.太守让营妓从良，是否应该避讳。 先从第三点说起。宋代的“营籍”或“营妓”，就字面想当然尔，会以为“营”指“军营”，“营妓”即“军妓”，甚至被误解为解决军人性需求的“慰安妇”，其实不然。“营妓”之“营”，是指“乐营”，乃负责音乐歌舞表演，陪侍官家宴会的地方官妓(44)。北宋地方官员与营妓往来，在丛谈杂著中时见记叙，地方首长对于营妓有发落权，让营妓从良，并非尴尬不宜告人之事。 例如苏轼通判杭州时，便曾经判允一位年老的官妓从良，而另一位仍具姿色者则不许，《侯鲭录》云： 钱塘一官妓，性善媚惑，人号曰“九尾野狐”。东坡先生适是邦，阙守权摄。九尾野狐者一日下状解籍，遂判云：“五日京兆，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复有一名娼亦援此例，遂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诚可佳；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45) 王辟之(1031-？)《渑水燕谈录》也记载了同一件事： (苏)子瞻通判钱塘，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46) 这两部笔记的时代与苏轼相近，事情应当可信。苏颂命周韶作诗，诗成而陈襄允其从良，并不违法，也非不可告人。 翁方纲引述的〈怀钱唐寄述古〉诗，为〈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之二，全诗为： 草长江南莺乱飞，年来事事与心违。花开后院还空落，燕入华堂怪未归。世上功名何日是，罇前点检几人非。去年柳絮飞时节，记得金笼放雪衣。 这首诗苏轼自注：“杭人以放鸽为太守寿。”旧题王十朋注引赵尧卿云：“唐《谭宾录》曰：‘天宝中，岭南献白鹦鹉，养之宫中，岁久颇聪慧，通晓言词，上及贵妃呼为‘雪衣’，此呼鸽为雪衣，借用故事也。’” 翁方纲不满意“呼鸽为雪衣”的解释，注云：“鸽无雪衣之号，故王注必援天宝中白鹦鹉事以明其为借用。且鸽非仅白色，亦非雪衣字所能该得也。注家但知其借用雪衣鹦鹉，而不知其实指此雪衣女也。”(47)翁方纲并举了陈襄对苏轼的和韵诗为佐证，说“语意更明”，苏轼诗“记得金笼放雪衣”的“雪衣”，正是周韶。 陈襄的和韵诗为： 春阴漠漠燕飞飞，可惜春光与子违。半岭烟霞红旆入，满湖风月画船归。缑笙一阕人何在，辽鹤重来事已非。犹忆去年题别处，鸟啼花落客沾衣。(48) 在叙时写景之后，陈襄用善吹笙的王子晋(王子乔)在缑氏山成仙，辽东丁令威得仙化鹤，重返乡里的典故，回应苏轼提到的杭州百姓为他放鸽祝寿的往事(49)。尾联延续去年的依依离情，以示两不相忘。陈襄的诗，并无放营妓之意，翁方纲不但曲解，还强加绾系两事，坚持苏轼将放营妓(雪衣)托言放鸽，又说放鸽为祝寿，是苏轼之文字狡狯。 “雪衣”不能指鸽子吗？在苏轼的作品中，往往以“雪衣”比喻白色的羽毛或皮毛，例如形容白猿： 我非标人，人莫吾识。是雪衣者，岂具眼只。方食知献，何愧于猿。为语柳子，勿憎王孙。(50) 形容白鹭： 北渚集群鹭，新年何所之。尽归乔木寺，分占结巢枝。生物会有役，谋身各及时。何当禁毕弋，看引雪衣儿。(51) 二子有如双白鹭，隔江相照雪衣明。(52) 所以，雪衣未必不能指鸽子，翁方纲求之太过。 回到《天际乌云帖》的周韶诗，“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用的是前述唐代胡璩《谭宾录》的典故，唐代郑处诲《明皇杂录》也记载此事，都是把贵妃宠爱的白鹦鹉称为“雪衣女”或“雪衣娘”。雪衣女聪敏善学，“上令以近代词臣诗篇授之，数遍便可讽诵”。即使是博弈游戏，还会维护皇上及贵妃：“上每与贵妃及诸王博戏，上稍不胜，左右呼雪衣女，必飞入局中，鼓翼以乱之，或啄嫔御及诸王手，使不能争道。”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便记载唐代画家周昉有“杨妃架雪衣女乱双陆局图”。 雪衣女读佛经的故事如下： 一旦，飞于贵妃镜台上语曰：“雪衣女昨夜梦为鸷所搏，将尽于此乎？”上令贵妃授以《多心经》。自后授记精熟，昼夜不息，若惧祸难，有祈禳者。(53) 《多心经》即周韶诗的《观音般若经》，又名《般若波罗密多心经》。杨贵妃教雪衣女颂经的故事，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宝山辽墓壁画有所呈现，壁上有题诗：“雪衣丹觜陇山禽，每受宫闱指教深。不向人前出凡语，声声皆[是]念经音。”(54)“陇山”即周韶诗中的“陇上”，李白题鹦鹉画诗：“落羽辞金殿，孤鸣托绣衣。能言终见弃，还向陇山飞。”(55)唐人认为该地区产鹦鹉，李善注祢衡〈鹦鹉赋〉称鹦鹉产于“陇坻”(56)。 总之，周韶诗以笼中的白鹦鹉雪衣女自比，感慨年华老去，眷顾渐稀，请求官员释放，令她回返故里，安心颂经，清养晚年。 雪衣女的比喻，加上当时有服在身的白衣，让在座者于视觉印象和诗歌意象双重衬托中，嗟叹周韶之慧心，于是获许落籍。 五 《天际乌云帖》与苏轼之艺文观 虞集题《天际乌云帖》谓： 坡翁书蔡君谟梦中诗及守居阁中旧题也，第三诗以为不知何人作，其轩辕弥明之流与？陈太守放营妓三诗，亦辱翁翰墨流传至今，信亦有缘耶？ 作者不详的神秘感，以及出身卑微者的作品能获得苏轼的青睐，因缘际会而流传后世，这种反常的情形，是《天际乌云帖》吸引人之处。存世的苏轼书迹内容，大约有两类，一是写自己的作品，包括尺牍跋语，如“寒食帖”、“赤壁赋”、“渡海帖”。一是写他人的作品，其中有些作品有明确的原作者，如写杜甫“桤木诗”，欧阳修“醉翁亭记”；另一则作者不明，如“李白仙诗卷”和《天际乌云帖》。即使作者不明，苏轼还是兴致勃勃地抄录下来，显示他的珍爱慎重之心。 苏轼对诗的珍爱慎重，出于他的艺文观。在〈净因院画记〉中，他提出物有“常形”、“常理”之说，艺术家观察体悟，掌握“常形”，遵循“常理”，则“合于天道，厌于人意”。“合于天道，厌于人意”是人世之“常”，如果“反常”又能“合道”，则能创造出超乎凡人的“奇趣”。苏轼〈书柳子厚渔翁诗〉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他称许刘景文“故人有奇趣，逸想寄幽壑”(57)，“奇趣”生于“逸想”，身为娴熟诗歌创作规律的写作者，守常不难，难的是可遇不可求的“奇趣逸想”。 《天际乌云帖》的内容，和后人辑录的《东坡志林》、《东坡题跋》许多篇章相近，都是杂记个人喜爱、可堪玩味的诗句。行文方式上，一种是开门见山，先记诗句，而后说此诗为某人作，如同《天际乌云帖》的第一段落。一种是先记时、记事、记人，然后引出诗句，品评良窳，如同《天际乌云帖》的第二段落。两种行文方式，皆透露苏轼试图探求“作者是谁”的好奇心。 已具名作者的作品，苏轼会深入文字，提举其精妙；有些则再加追究，怀疑作品的归属，或与可信的作者作品比较，以确定真伪。判断作者作品的途径，有些是遣词造句的风格；有些是文义内涵的考索、时代特征的认定，在《天际乌云帖》的第一段落，陈襄小阁壁上诗，苏轼根据的就是对蔡襄笔迹的辨识能力。“作者是谁”和“作品归属”的问题，并不是为了确保作者拥有作品的私人性质，也不因作者的社会身份而动摇苏轼对于作品质量的评估。虞集所谓“陈太守放营妓三诗，亦辱翁翰墨流传”，对于苏轼抄录营妓的诗表示尊崇，其实苏轼在乎的是作品，无论什么人，只要有艺文之才，苏轼都乐于褒扬，例如宋代张表臣《珊瑚钩诗话》记曰： 东坡先生，人有尺寸之长，琐屑之文，虽非其徒，骤加奖借。如昙秀“吹将草木作天香”、妙聪“知有人家住翠微”之句，仲殊之曲，惠聪之琴，皆咨嗟叹美，如恐不及。至于士大夫之善，又可知也。观其措意，盖将揽天下之英才，提拂诱掖教载成就之耳。 《天际乌云帖》第二段落，在周韶获准落籍之后，“同辈皆有诗送之”，可知当时不乏能作诗者，苏轼在那些送周韶的营妓诗中，挑选了胡楚和龙靓为代表。据陈师道(1053-1101)《后山诗话》： 杭妓胡楚、龙靓皆有诗名，胡云：“不见当时丁令威，年年处处是相思，若将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时。”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羣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于是为作词也。(58) 胡楚和龙靓是杭州能诗的名妓，张先(990-1078，字子野)后来应龙靓之请，为她作〈望江南与龙靓〉： 青楼宴，靓女荐瑶杯，一曲白云江月满，际天拖练夜潮来，人物误瑶台。醺醺酒，拂拂上双腮，媚脸已非朱淡粉，香红全胜雪笼梅，标格外风一作尘埃。(59) 《天际乌云帖》中，胡楚的诗为：“澹妆轻素鹤翎红，移人朱栏便不同。应笑西园旧桃李，强匀颜色待东风。”这一首诗呼应周韶以笼中禽鸟比喻官妓，形容官妓像被关入富贵人家朱红色围栏的鹤，如今这只鹤终获自由，可怜那些旧友姐妹们，仍然为了讨好客人涂脂抹粉。 龙靓的诗则突出周韶能出淤泥不染的高洁：“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交甫”即郑交甫，《列仙传》：“江妃二女，不知何许人。出游江湄，逢郑交甫，不知其神人也，女遂解佩与之。交甫悦爱佩，去数十步，空怀无佩，女亦不见。”周韶虽为官妓，但不着人世尘埃，她和客人的交情，就像神女为郑交甫解佩(佩)，最终成空。“解佩”又双关“卸职”、“落籍”。周韶不以过去种种为意，只希望将来能像武陵人入桃花源，洗濯冠缨，超脱一切。 这三位文采出众的营妓，让苏轼赞叹“杭人多慧(惠)也”。迎合官家娱乐需求的营妓，有别于良家妇女，为的是给酒宴歌席增添趣味，能言善道、舞文弄墨，也是“添趣”的一种手段。营妓在场面应酬之余，表达个人的情感意愿和同辈的友谊，令男性旁观者如苏轼等人好奇。借着与官妓互动，或是阅读她们发乎私情的诗章，一窥她们幽微的内心世界，使苏轼感其情而爱其才，如果不就此记录，则这些佳句便会随佳人香消玉殒而散若云烟。 至于那些不明作者的诗篇，也令苏轼着迷。诗如果属于某一特定的个人，则“诗言志”的主人能够找到，诗是那人的人生经历、生命情境、艺术观、世界观的某种表达管道。倘使不知道作者是谁，读者不容易解释作品，作品形同一个开放的广阔空间，召唤读者参与其内在意义的建构；或者，作品形同秘语，作品的歧义性富含神奇梦幻的无限可能，不记录，则化为子虚乌有。 在《东坡志林》和《东坡题跋》等笔记丛谈中，“不知何人题”的诗作，有时特别值得玩味。文字是人创制的，诗歌是文字的精炼聚合，它不会凭空而生。不过，苏轼有过参与扶箕的超自然体验(60)，那些无主的诗歌像无名的幽魂，却是“凭空而生”的。“仙鬼作或梦中所作”(61)、“某人传之”的诗歌，只要是好诗，苏轼都会记录，而且加书一笔其妙不可言之趣。 《天际乌云帖》第一段落的第一首诗，固然是蔡襄作，蔡襄在其诗集序文中已经表明，头两句“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是嵩阳居士在蔡襄的梦中，留在屋壁上的诗的前两句。而这“屋壁”，不是当时蔡襄所在的福州，而是他梦中所游的洛阳。梦的异常空间里，梦中人所身处的地方不是现实的场景，蔡襄能清楚记得梦/现实、福州/洛阳的区别。这双重的“异”，在梦中延伸至故人来晤，嵩阳居士在蔡襄的梦中是否与蔡襄交谈？我们不知道，蔡襄也没有告诉我们。可是屋壁上的留诗，成为嵩阳居士“到此一游”的痕迹，就像苏轼看见陈襄堂前小阁壁上诗，是苏轼认为蔡襄曾经“到此一游”的痕迹。蔡襄说他只记得嵩阳居士留诗的前两句，也就是说，这是一首“残诗”的剩余，失去的、遗忘的部分空白，在蔡襄醒来玩味时自己补上了，于是这成了一首虚与实相组凑的“合作诗”。 这首“合作诗”“虚中有虚”，“虚中有实”。所谓“虚中有虚”，诗的前两句，作者是嵩阳居士，却又不是真实时空里的嵩阳居士；所谓“虚中有实”，诗句不是出自嵩阳居士之口(声音)，而是写在屋壁上(视觉)，蔡襄不是“听见”诗句，是“看见”诗句，唯其是“看见”，故而有“实(体)”。“虚中有虚”和“虚中有实”，都是包围在“梦”这个“大虚”之中。 因着这奇异的“梦中得句”(62)，蔡襄不但接续了残诗，还写了一组十首的长作，苏轼没有提蔡襄的组诗，他最欣赏的，应该就是组诗的第一首。“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情致迷离变幻，这是乌云致雨，雨过天青，依时间顺序的天象转化？还是“东山日出西山雨”，晴雨并置天空的景观？蔡襄梦觉，思想“嵩阳居士今何在”，明明嵩阳居士不在眼前，那么“青眼看人”的是谁呢？是蔡襄自己吗？由于自己用善意的眼光看待世界，则人间处处有情，非仅有情，且情牵万里，在万里之遥的嵩阳居士，是否也能感受得到？ 和蔡襄〈梦游洛中十首〉的其它九首相比，第一首不像其它九首的蔡襄自注，有具体的怀旧地点，例如“绿竹堂”、“白马寺”。第一首的“楼前红日”是梦中之楼；“照山明”是梦中之山；隐者“嵩阳居士”是梦中之人，承接不知从何而起的“万里情”，奇趣之意，概或在此。 六 结语 本文从宋人的著录中考察，得知今本《天际乌云帖》的两个段落可能本来分属两幅，大约在元代时合为一幅，在明代被摹刊，存世的三种版本均为摹本。 将两个段落的轶事合为一幅，之所以未显突兀，可能两则轶事都联系到蔡襄，使人认为苏轼藉此帖记叙两则蔡襄的轶事，记事兼怀人。不过细读文本，可发现第二则轶事的主角是周韶，以及周韶的友人，同为杭州营妓的胡楚和龙靓，蔡襄是作为周韶善斗茶的陪衬人物。再仔细注意此帖中出现的文人，蔡襄、苏颂和陈襄，他们都是福建人；苏轼说“杭人多慧(惠)”，三位营妓即使不是杭州人，生活和活动在杭州，便被视为杭人风情。 随着《天际乌云帖》的流传，加之翁方纲大量的题跋和考订，使得《天际乌云帖》中的诗篇作者和诗意被误解。《天际乌云帖》第一段落的两首作者不明诗，第一首“约绰新娇生眼底”，苏轼由笔迹判断是蔡襄诗，于是清代厉鹗《宋诗纪事》便直接纳入蔡襄的诗作中。第二首“长垂玉筋残妆脸”，苏轼说“不知谁作”，到了查慎行的批注，却被收为苏轼诗，因而讹传。 《天际乌云帖》的第二个段落，周韶落籍确有其事，也可以查出时间的范围，翁方纲在探索《天际乌云帖》的书写时间时，把苏轼作于熙宁七年的〈常润道中有怀钱塘寄述古五首〉作为参考坐标，结果画蛇添足，不但误认苏轼诗中的“雪衣”即周韶诗的“雪衣女”，还曲解了苏轼诗的本意，影响了后人对于苏轼诗的解读。 仅从文字文本讨论，《天际乌云帖》还是颇具研究的价值，在行文形式方面，和《东坡志林》、《东坡题跋》等收录苏轼丛语的笔记相似。在内容方面，显示苏轼对蔡襄的推崇，以及他对蔡襄书法的肯定；佐证宋代营妓与地方官员的关系。在记存知名与不知名作者作品的文献意义方面，显现并落实了苏轼“好奇尚趣”、“反常合道”的艺文观念。 注释： ①廖学隆：《苏轼书法艺术研究》，第246-254页，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②《金石书画》第13期，1935年1月25日，见姜亚沙等主编：《民国画报汇编——综合卷》，第14卷，第56-6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7年。 ③有关杨氏丰华堂，详参刘蔷：《杭州丰华堂藏书考》，《清华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④马子云：《快雪堂法帖校后记》，《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年第3期。王连起：《快雪堂法书帖考》，《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4期。阎浮、赵小平：《快雪堂法帖》，《内蒙古文物考古》2000年第1期。 ⑤徐邦达先生认为翁方纲藏本是清朝顺治、康熙至乾隆年间的临摹本。见徐邦达：《苏轼《天际乌云帖》卷(即嵩阳帖)》，《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4期。 ⑥翁方纲认为写于熙宁十年(1077)至元祐二年(1087)之间。此说较常被引用，例如张伟生：《〈苏轼天际乌云帖〉简介》，见中国墨迹经典编委会编：《苏轼天际乌云帖》，第1页，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一说写于熙宁八年(1076)至九年(1077)，见周倜主编：《中国墨迹经典大全》，第5集，第28页，京华出版社，1998年。 ⑦张然：《迷离梦事的续接——〈天际乌云帖〉及其题咏》，《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15期，2009年7月。 ⑧徐邦达：《苏轼〈天际乌云帖〉卷(即嵩阳帖)》。 ⑨除前述徐邦达、王连起诸先生之外，李志贤先生对“吴江史氏本”、“快雪堂本”及“翁方纲藏本”做了比对，认为翁方纲的判断完全错误。见李志贤：《也说〈天际乌云帖〉》，文物出版社编：《第六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第225-251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⑩(宋]赵令畴撰，孔凡礼点校：《侯鲭录》，收于：《侯鲭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第7卷，第1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11)(宋)周密：《云烟过眼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卷，第55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13)(14)(15)容庚：《丛帖目》，第1158页，第1161页，第1147页，第1168页，台北：华正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 (16)(元)虞集：《道园学古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卷，第5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7)(元)张雨：《句曲外史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卷，第359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8)(元)倪瓒：《清閟阁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卷，第28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19)(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二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卷，第597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0)(明)赵琦美编：《铁网珊瑚》，《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卷，第36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按：《铁网珊瑚》旧题明代朱存理编，庄申教授已辨其为非，笔者亦有解释，详参衣若芬：《观看·叙述·审美—唐宋题画文学论集》，第162页，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 (21)(宋)朱长文编：《墨池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卷，第911页，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2)李日华云：“成弘间有士人白麟，专以伉壮之笔恣为苏米、黄三家伪迹。人以其自纵自由，无规拟之态，遂信以为真。此所谓居之不疑而售欺者。”(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三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卷，第732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23)“明”字作“明”。 (24)“士”、“在”字残损。 (25)“陈”、“古”字残损。 (26)“合”字当为“阁”。 (27)“春”字残损。 (28)蒋维锬系此诗于庆历七年九月，见《蔡襄年谱》，第81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何冠环教授已辨其非，见何冠环：《将门学士：杨家将第四代传人杨畋生平考述》，李裕民主编：《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究会论文集》，第31-68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又，蔡襄《端明集》中为杨畋写的诗文还有：第1卷《杨叔武北堂夜话》、《送安思正之蜀·临字思正》。第6卷《因书答河东转运杨乐道》。第8卷《过杨乐道宅西桃花盛开》、《和杨龙图芦雁屏》与《和杨龙图獐猿屏》、第12卷《太常博士直史馆知光化军杨畋可屯田员外郎依前直史馆知邠州制》等。 (29)李立明：《苏轼与陈襄之情谊研究》，《东吴中文研究集刊》第14期，2007年6月，第111-128页。 (30)《论君谟书》，第2181页。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于军民：《论苏轼对蔡襄书法的推重》，《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1期。 (31)苏轼：《评杨氏所藏蔡欧书》：“独蔡君谟书，天资既高，积学深至，心手相应，变态无穷，遂为本朝第一。”收于：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828-782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苏轼：《王文甫达轩评书》：“惟近日蔡君谟天资既高，而学亦至，当为本朝第一。”《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831页。苏轼：《杂评》：“蔡君谟为近世第一。”《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830页。 (32)《跋君谟飞白》，同上注。 (33)《论君谟书》，第2181页。 (34)《跋君谟书赋》，第2182页。 (35)虞集《道园学古录》由其子于1341年协同虞集的门人搜集整理而成，元代即有刊本。今流通之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年《四部丛刊初编》本，为明代景泰七年(1456)翻印自元刊本。 (36)(宋)蔡襄：《端明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卷，第386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37)(宋)蔡襄：《端明集》，第5卷，第376页。 (38)“落”字残损。 (39)“笔”字作“茟”。 (40)“落”字残损。 (41)“桃”字残损。 (42)“陵”字残损。 (43)孔凡礼：《苏轼年谱》，上册，第12卷，第250页，中华书局，1998年。 (44)常建华：《论宋代“营妓”》，《历史月刊》1997年1月号。 (45)(宋)赵令畴：《侯鲭录》，第8卷，第199页。 (46)(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第10卷，第126页，中华书局，1981年。 (47)《苏轼全集校注》，第11卷，第1115页。 (48)陈襄：《和子瞻沿牒京口忆西湖寒食出游见寄》二首之二，《古灵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卷，第70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49)宋代张师正《倦游录》、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第10卷，都提过开笼放生雀鸽为祝寿。唐代薛能〈送浙东王大夫〉诗：“远源过晋史，甲族本缑笙。”“缑笙”喻王子晋。 (50)(宋)苏轼：〈十八大阿罗汉颂〉，《苏轼全集校注》，第12册，第20卷，第2248页。 (51)(宋)苏轼：《新年五首》之二，《苏轼全集校注》，第7册，第40卷，第4708-4709页。 (52)(宋)苏轼：《次韵秦少章和钱蒙仲》，《苏轼全集校注》，第31卷，第3431页。 (53)(宋)李昉：《太平广记》，第460卷，第395页，《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54)吴玉贵：《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颂经图”考》，《文物》1990年第2期。 (55)《初出金门寻王侍御不遇咏壁上鹦鹉》，瞿蜕园，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第24卷，第14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56)(梁)萧统编：《文选》，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卷，第233页。 (57)苏轼：《生日蒙刘景文以古画松鹤为寿且贶佳篇次韵为谢》。 (58)(宋)陈师道：《后山诗话》，据辑古阁本影印，第1卷，第18叶；收于(明)毛晋辑：《增补津逮秘书》，第4册，第2707页，京都：中文出版社，1980年。 (59)(宋)张先：《张子野词》，补遗上，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丛书集成初编》，第2646册，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 (60)衣若芬：《苏轼“李白仙诗卷”探研》，《宋代文哲研究集刊》第1期，2011年6月，第153-196页。 (61)《书鬼仙诗》，《苏轼文集》，第68卷，第2140-2141页。 (62)浅见洋二：《关于“梦中得句”——中国诗学中的“内”与“外”、“己”与“他”》，浅见洋二著，金程宇、冈田千穗译：《距离与想象—中国诗学的唐宋转型》，第413-4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