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的未来_哲学论文

中国哲学的未来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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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0)03-0004-04

对于中国哲学的未来这个话题,我想和大家一起思考,探索中国哲学未来的形势、趋向和主题,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一、中国已是哲学人力资源大国

我看过一位国外学者写的一篇文章,曾经明确地断言,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哲学大国。这是他的一个判断。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世界第一。因为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支撑,我们就有可能像今天的美国一样。美国短短二百多年的历史没有自己深厚的哲学传统,但是它的哲学是世界第一。因为世界,特别是欧洲,最优秀的第一流的哲学家,可能都会去哈佛、普林斯顿等等这样一些哲学重镇去任教。那个时候我们可能会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哲学家到中国来,加入我们中国的哲学共同体。如果中国的经济总量第一,那么中国也就必然是世界最重要的一个哲学大国,这倒是很简单的一个唯物史观的论断。

第二个材料是我们中国的一位留学生去拜访当时还在世的法国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时的一段对话。当时德勒兹希望这个留学生把他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这个留学生自己很忙,没精力做,但是他说,你放心,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人才都有,你的著作很快就会有中译本。事实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书店里已有德勒兹和迦塔利合著的《什么是哲学?》的中译本。这段话也确实说出了中国哲学未来的巨大的人力资源的潜力。我们一个省的哲学同行济济一堂可能就有数百人,整个国内以哲学为生的可能有上万人。从高校到党校到社科院,这几个主要系统,还有编译部门、宣传部门、出版部门等等,这可能在世界上也是哲学家群体最大的一个国家。有这样的一些人,就会有这个学科的学术繁荣。实际上不仅是德勒兹的著作,当代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哲学家的著作我们大都有中译本。要从对整个当代世界哲学了解的全面和丰富来看,中国可能已经是一个哲学大国。这是我们中国哲学未来的人力资源方面的保证。

还有,中国这些年来伟大的实践,是产生重大哲学理论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正在经历着一次新的历史复兴。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实践必然呼唤伟大的理论。尽管我们在这个方面做得还不够,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们的一些哲学工作者已经开始做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流的研究工作,并已开始产生了一些世界影响,不过,出现真正能够把握住我们这个伟大时代、伟大实践的哲学理论,可能还有待于未来。

基于这样的一些想法,我可以初步断定,中国哲学会有一个光辉、灿烂、辉煌的未来,这是没有疑问的。

二、未来哲学样态的多种构想

期待或者说争取创造一个伟大的中国哲学的未来,我们从今天开始需要预先做一些理论上的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思考当代一些最重要的哲学家,他们关于哲学的未来有怎样的一些想法和规划。维也纳小组的领袖石里克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哲学的未来》[1]。石里克对哲学的未来也有他的一个预测、一个判断。大家都知道维也纳小组,他们的哲学叫逻辑经验主义,也叫逻辑实证主义。它用经验科学的两条标准来判断科学和非科学的分界,一个是逻辑,一个是经验,从而明确地拒绝哲学是科学。因为哲学既不是重言式的逻辑命题也不是可以由经验检验的综合命题,所以是无意义的假命题。他用很简单的一个理由就把哲学划到了科学之外。虽然哲学不是科学,但是石里克并没有否认哲学存在的意义。他说哲学的未来可能将要回到一种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样式。哲学干什么呢?哲学就是意义的辨析,是对命题意义的澄清。可以说石里克所断定的哲学未来是苏格拉底式的意义分析的哲学未来。

众所周知,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的核心主题是拒斥形而上学。不仅是维也纳小组,还有后来的分析哲学,包括欧陆的其他一些哲学学派都是拒斥形而上学的。特别是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从德里达、福柯开始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兴起之后,形而上学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已经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恐怖”,被叫做“死亡哲学”,是声名狼藉的一个概念。所以当代很多重要的哲学家都使用后形而上学的概念。比如说我们最近都能看到中译本的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希望》,都明确地使用“后形而上学”术语。他们说哲学已经终结,已经死亡,那么在哲学终结和死亡之后,哲学还能不能存在?如果有哲学存在,那个哲学还能干点什么?用哈贝马斯和罗蒂使用的概念,那就是哲学不再是作为罗蒂所说的人类知识等级表上的最普遍、最确定、最高等级的科学真理,哲学是一种希望的表达,哈贝马斯把它叫做思想。我想“思想”这个主题词或者说关键词可能很重要。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如果说哲学不是一种科学知识,那么哲学可能是一种思想。海德格尔也持这个说法。他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说:哲学是西方特有的知识形态,哲学在西方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柏拉图主义的变种,哲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哲学。①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主义哲学所开启的思想视界已经由现代科学技术所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终结了。柏拉图主义是什么呢?海德格尔概括为用思维去规定存在,把整个存在者领域分割为各个具体的科学知识部门,然后完成了对存在者领域的操纵和控制。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完成了希腊哲学所开启的这种思想方向或者说思想视界。但是他同时提出了思想的任务。罗蒂的《后形而上学希望》、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的任务”,意味着我们未来哲学的一种趋向和可能的形态就是思想的研究。哲学不再具有一级知识、最高等级科学真理的意义之后,将作为一种思想的探索而存在。

以拆解、解构而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也在《书写与差异》的中译本访谈代序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强调人们需要“非哲学思想”[2]。怎么思想?海德格尔认为,思想的任务就是重新开启一个区别于柏拉图主义、区别于西方哲学的思想的视轨和方向。最通俗地说,视轨和方向就是不同的视野、不同的立足点,过去我们叫做立场。立场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视野。这是我们过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常使用的说法,要学立场、观点、方法。这个立场很重要,通俗地说就是蹲着看、站着看和站在高山之巅、冰雪之间看所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这是海德格尔引用尼采的说法。哲学就是高山之巅、冰雪之间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高山之巅、在冰雪之间自由自在地去想去看,可能看到的就是另外一番世界。这个另外一番的世界也就意味着海德格尔所说的开启了一个新的思想方向和新的思的视轨。思想有惯性,一旦进入一个轨道,可能就会长时段地在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中滑行。所以通常所说的转变思维方式可能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思的轨道之中。

要转变思维方式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一种固有的思想的轨道中,想滑出来想跳出来,那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的移居”。这是《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3]讲的。在这个《纪要》中记者问他是不是实现了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海德格尔未置可否,但是他更明确地把自己的工作叫做“语言的移居”。专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可能能够准确地体会海德格尔这句话的意思。我们过去总是把语言理解为人的语言,是人在说话。海德格尔认为这是一种主体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语言好像就是为我所用的工具,是为主体服务的东西。海德格尔毕生都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实现一种语言的移居,把语言看做是一种大地的言说。把语言看做是大地的言说,我们才能把自己的思想重新归属于大地、归属于存在。这是海德格尔所寻求的未来哲学思想形态、哲学思想方向给我们启示的一条道路。

整个现代文明,整个现代性的问题,包括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所面对的财富分配问题、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等等,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都是操纵、控制存在者的思想方向带来的问题,而要换一个想法、换一个说法,实际上就必然是换一个活法。我们要把自己的语言思想还归于大地和存在。当然这种表达很浪漫,所以也被叫做是“诗化哲学”、“诗意的思”。但是这个道理还是能够说清楚的。我过去讲课的时候引证苏轼在《赤壁赋》中的一个说法,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表面上是人在描写自然景物,山高了,月亮自然就小了,因为大的时候你没看见,水落下去了,石头就出来了。后来有人评论苏轼这两句话,叫做天然句法。实际上就是自然在自在状态的自然显露。表面上是苏轼在描写自然,其实应该把它看做是自然向人的显现。我也力求通过类似这样的一些猜想去理解海德格尔的那个所谓语言的移居。我们能不能说一种归属于存在归属于大地的语言,这可能至少是中国哲学的未来需要借鉴的一个思想方向。

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和迦塔利对哲学的定义很简单,哲学就是创造概念。[4]这两位作者甚至讽刺说,本来是哲学家的工作,那么现在由谁来承担了呢?谁在创造概念呢?是那些广告商。比如说我昨天坐车来的时候在路上看到的一个广告牌,上面写着“超速是人生旅程的缩短”,直接的意思是超速缩短了你的旅程,更深的意思可能是超速有生命危险,可能缩短你的生命。我还看到一个房地产商的广告牌上写着“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是海德格尔的一句名言。广告商们,或者说这些厂家、商家为了刺激人们的消费,他要凝练、提升、创造概念来刺激人们的消费神经。如果这个房子不仅是住,而且还能住出诗意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这个商品房肯定是畅销的房子。类似这样一些创造概念的工作,应该是哲学家的本行,现在却成了广告策划者们的工作。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哲学思想创造力衰落的讽刺。

创造概念不能凭空想象,应该立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在哲学思维层面上的精神表现。人们喜欢用黑格尔的“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这个说法。我们哲学要把握自己的时代,需要创造概念,需要一些新的理念。而这些概念和理念所以能够产生,在于它们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理论映象。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有着波澜壮阔的实践,有着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但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概念去表达去反映呢?对于这种创造概念的工作,罗蒂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偶然、反讽和团结》中认为,哲学可以最简单地说,就是说出一个新词、说出一句新话,实际也是创造概念。罗蒂的说法很简单,说出一句新话、说出一个新词就带来了一个新的观念,有了一个新的观念就有了一个新的行为,有了新的行为就有了人类文化新的演进。

无论是说出一个新名词还是创造一个新概念,表面看哲学的任务变得非常简单、非常具体。我们就坐在这里想新名词、新概念,但是这又是最难的哲学工作。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上万哲学工作者怎么就想不出一个新词来?怎么就想不出一个新概念呢?我想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仍然离不开恩格斯所说的思维的训练。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哲学的教养、古典哲学的训练又是我们能够说出一个新词、创造一个新概念的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哲学工作者没有什么投机取巧的途径,只能通过自己职业生活的艰苦的训练,通过踏踏实实的精神劳作,通过传统哲学基础的不断积累和锤炼,我们才可能有较强的思维能力,说出一个新名词、创造一个新概念。

无论是苏格拉底式的追问生活的意义,无论是实现海德格尔所说的思维方式转变或者语言的移居,还是德勒兹和迦塔利所说的创造新概念,罗蒂所说的说出新名词,这些可能都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未来哲学的创造和发展的探索。

三、关于中西马哲学会通的探索

从我国哲学的语境出发,哲学思想和哲学概念的创造都离不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流。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近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热点问题,实际上这不仅是搞马哲的思考的问题,搞外哲、中哲的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中西马哲学的会通。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按照一个个人有限的精力来说,一个哲学工作者对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融会贯通,这种不世出的人才可能现在还很难见到,那应该说是大师级的学者。

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是值得探索的,所以最近几年我连续写了几篇东西,做一些探索性的工作。比如说我特殊强调中西马会通应该有一个问题的基础,不是没有操作平台没有着落的空泛的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应该找一个根,这个根就是中国人面对的问题。2005年,我写了《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了一个想法:“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中西马哲学会通的问题基础。[5]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袖阿克塞尔·霍奈特说社会批判理论需要一个规范的基础,这个规范的基础就是“好生活”②,和我说的意思可能较为接近。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老百姓所盼望祈求的一种好生活,这种好生活是哲学批判的规范基础。霍奈特从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的理论传统出发把它看做是社会批判的规范性基础,我把它叫做一个问题基础。得有一个参照、基点去批判,不然就没有标准。

要使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能够真有一点进展,也需要有一个本体论的基础。2007年我写了《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辩证本体基础》。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共同的旨趣或者说有一个共同的性质,无非就是对我们所渴望的那种好生活的生命领会,对人所固有的精神能力的逐渐的理论自觉。我认为这种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共同的辩证本体基础。因为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哲学传统对自己民族生命的领会,对民族精神的自觉都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从这样一个共有的辩证过程去理解中西方哲学可能会有一个相对牢固的参照点,而不是没有根据的盲目比较。

中西马哲学的会通需要一个方法的基础。2003年,在《信仰的对话——辩证法的当代任务和形态》[6]中,我认为哲学信仰也好,宗教信仰也好,如果仅仅是自己个人的内在信仰,无关大局。但是你要是让别人信,用美国新一代哲学家布兰顿的说法,那就需要给出清晰的阐释,给出理由。给出理由就需要论证,这就是哲学信仰的对话。哲学或者宗教信仰都是罗尔斯所说的一种“整全论说”,我把它叫做一种世界观的理论。这个东西很难改变,而且我觉得中西马哲学对话的目标,可能既不是为了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哲学也不是为了让西方接受中国的哲学。哲学对话不是以接受为目的,如果整个世界都接受了一种信仰、一种哲学,那倒是人类文明的恐怖,是死亡哲学。所以哲学对话不能以接受为目标。那么不接受,为什么还要对话呢?对话是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多些理解、多些同情。我信这个,你信那个,我知道你信那个的理由,我就能对你的观念、你的行为,甚至是你的制度有所宽容、有所包容。我也可能从你的信仰体系中吸取对我有益的东西,使我的信仰更为合理,更能给出好的理由。或许,还会产生一些最低限度的普遍共识。

如果中西马会通有了明确的问题基础、本体基础和方法基础,我们也许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会创造出真正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哲学理论,它将为中国哲学的未来奠定较为牢固的理论基础。

注释:

①参见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②参见阿克塞尔·霍耐特:《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曹卫东校,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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