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二十年（1978—1998）——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二十年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政治学从恢复到发展已有20个年头。政治学这20年的发展历程，同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了这门科学的内在活力和特性。回顾这20年，人们有理由为这门科学的新生和所取得的成绩而兴奋不已，兴奋过后留下的是更多的思考和期望。
一、从新生到发展的20年
建国后近30年时间里，由于认识和指导思想上的失误，中国只有政治而没有政治科学，只有政治工作而没有政治研究，因为一切政治理论问题都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了，一切政治实践问题都应由领袖来决定而无须民众来讨论。高等学校的政治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被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从1952年起就被扫地出门，长期不能进入科学的殿堂。生活在政治漩涡里的中国人，对政治科学几乎一无所知。中国政治学实际上已经死去。
政治科学的命运，直到1978年才有了转机。1978年5 月开始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各领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接着，同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思想大解放的基础上，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我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进程。政治科学的春天也随之来临。1979年3月30日， 邓小平同志说出了一句关系到政治科学命运的话：“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80—181页。）从这以后，在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下，在广大理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从1978年到1998年，是中国政治学告别封闭、走向新生的20年，是在风风雨雨中顽强奋斗、不断进取的20年，是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相互呼应、相互促进的20年。这20年的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恢复和初建阶段（1978—1985） 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的鼓舞和推动下，在老一辈政治学家、法学家的积极努力下，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成立。之后，许多省级政治学会也陆续建立起来。1981年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三所高校率先设立了政治学专业。1985年，国家教委（现教育部）在广州召开部分重点高校从事政治学或相近专业的专家和负责人会议（笔者代表南京大学参加了这次会议），共商政治学发展之大计。会后，国家教委同意在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增设政治学专业。中国政治学会以及一些省级政治学会的成立，十多所重点高校先后设置政治学专业，是中国政治学获得新生的两个重要标志。
政治学恢复初建阶段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从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入手，为教学科研服务，力求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80年代初几本有影响的政治学教科书的问世，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理论研究成果。
这个阶段的政治学理论研究上最突出的成就，是抛弃了长期以来把政治单纯理解为阶段斗争的错误认识，重新分析和界定了“政治”这个概念。许多学者指出，政治是由社会经济基础产生和制约的、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全部社会政治组织、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主要表现为“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在剥削阶级已被消灭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阶级斗争还存在，有时还可能激化，但更多的政治现象是不带阶级斗争性质的人民内部矛盾和国家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如著名政治学家王惠岩教授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除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政治现象外，凡是通过政权所要解决的具有全局性的问题都属于政治现象。”（注：王惠岩著：《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对于政治学这门科学来说，对“政治”这一概念的新认识， 如同国家抛弃“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一样，具有根本性转变的性质和意义，为我们正确确定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
在恢复初建阶段，政治学工作者除了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外，还积极开展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理论研究工作。这方面研究，主要以邓小平同志1980年那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为指针，对党和国家的领域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如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进行了初步的但又是破天荒的揭示和批判，并从制度上剖析其根源，提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对策和建议。这方面研究，从1986年起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而逐步深化。
2.积极参与改革研究阶段（1986—1988）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扩大、深入的过程中，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突出起来。1986年9月至11月间， 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明确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页。） 邓小平同志向全党提出了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同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极为宝贵的指导性意见，并要求中央尽快搞一个蓝图。1987年底，中共十三大把政治体制改革全面提上议事日程，并绘制了一个初步的蓝图，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指导原则、主要内容和步骤等作了全面的阐述。
邓小平同志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思想，以及党中央下决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在中国政治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政治学工作者满怀热情，积极参与改革研究，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大讨论，尽心尽力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这场大讨论的规模、范围、次数及参加人次，都是空前的。讨论的重点涉及两大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宏观性的重大理论问题，如政治体制改革的性质与功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目标及主要内容，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策略、方法和步骤等；二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具体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权力下放，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场大讨论及其成果，一方面为党和国家决策部门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又大大推动了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增加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材料。当然，在这场大讨论和改革研究中，难免有一些过激的意见和主张；也确有个别人散布了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言论，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主流。
3.总结反思阶段（1989—1991） 1989年发生的政治风波，对刚刚处于发展期的中国政治学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部分高校政治学专业暂停招生，《政治学研究》杂志停刊。但政治学界的同志们并没有消沉，是以积极的态度进行总结、反思。全国高校政治学系系主任联席会议，于当年10月在厦门大学如期召开，全国许多著名政治学家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本着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忠诚、负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国政治学恢复重建十年来的成绩及经验教训，进行了认真的总结，形成以下几点共识：第一，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立国之根本，体现着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前进的动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68页。），任何时候也不能放弃。第二，在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同样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既要遵循民主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第三，中国政治学在恢复发展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从而保证了这个学科发展的正确方面。中国政治学界在恢复和发展政治学学科、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实践证明，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教育我们的学生和年青一代，十分必要和重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指导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同样十分必要和重要。因此，在当代中国，政治学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快发展的问题。
经过总结和反思，中国政治学及政治学界逐步走向成熟。主要表现为：第一，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在当代中国，要建立和发展的政治学，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社会主义政治学，因此，她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之根本。忘掉或忽视这个根本，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第二，研究目标更加明确。中国政治学应以研究中国政治、推动中国政治发展为主要目标，政治学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研究工作，都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展开并为之服务。中国政治学必须而且能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第三，研究思路更加明晰。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地逐步推进。政治学工作者要有所作为，就要紧密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国情，脚踏实地进行理论创造工作。
4.苦练内功、积极进取阶段（1992—1998）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犹如春风一般，吹遍大江南北，中国又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接着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宏大目标，同时，又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下决心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要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在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方面，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一切使中国政治学界获得了巨大的信心和力量，增强了紧迫感和责任感，决心以更大的努力和成绩，推动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与繁荣。广大政治学工作者，经过前段时间的总结与反思，深感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同中国的政治发展一样，也是一个长期的、累积的历史过程。政治学研究要与社会前进的步伐相合拍，少一点浮躁，多一份稳健，把脚深深地踩在本国的大地上，多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多干一些切实可行的事情，练好内功，增强本领，迎接新世纪中国更深刻的变革和更巨大的进步。
广大政治学工作者，本着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理性的态度，积极开展学术研究活动。邓小平思想的研究得到了高度重视，其研究的深度和取得的成绩，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阶段，其价值和意义愈益显示出来。同时，一批学术性强、具有长远影响的学术著作相继问世，使得中国政治学的学术基础、理论根底更加丰满、扎实。
针对当前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一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是这个阶段政治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比如，关于权力制约和反腐败的研究，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变化和社会稳定的研究，市场经济与地区差别、贫富悬殊问题研究，中国基层民主发展和村民委员会的研究，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研究，等等。许多研究成果，既有比较充分的理论分析，又有具体的对策建议，显得很实在。这样的研究，使得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和决策部门，愈益感到政治学是有用的。有用才有位。随着政治学这方面作用更多、更好的发挥，其地位不断得到巩固和提高。
以上四个发展阶段的描述和分析，大体勾勒出中国政治学20年来发展的基本脉络和走向，由此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这样说，这本身就是三中全会的一项重大历史性成果。正是在三中全会所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干部和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党内外思想逐步活跃，在各个领域出现了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新局面，这为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为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背景和现实条件。三中全会还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并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这一切又对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提出了需要和要求。一句话，没有三中全会，就不会提出政治学要加快“补课”的任务，也就不会有中国政治学的今天。
第二，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政治学发展的各个阶段，政治学领域的任何一项重大进展，都得到邓小平理论的深刻影响和指导。邓小平同志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思想，直接成为中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事实上，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时也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学家。邓小平同志关于各国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关于党政分开和加强、改善执政党领导的理论，关于发展、改革和稳定相互关系的理论，关于反对腐败和加强社会主义监督的理论，关于国权和人权的理论，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的理论，关于“一国两制”的理论等，都是当代世界和中国政治学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这些理论，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思想宝库，将在一个很长时期里指引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发展和中国政治学发展的进程。
第三，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和发展，同中国政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得以恢复和发展，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确立的一个体现，是中国政治朝着民主化方向发展的一个标志。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党和国家就坚决实行“政治上发展民主”的“新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 正是这项新政策的贯彻实施，才使政治学获得了春雨的滋润而破土而出，并为这门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制度背景和文化环境。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发展进程的制约。中国民主政治的平稳发展，使中国政治学在相对平和的状态中逐步前进。另一方面，近20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也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贡献，首先表现为政治学研究对“政治上发展民主”政策给予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并为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发挥了政治系统中必要的咨询和反馈作用。可以预料，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逐步推进，政治学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日趋繁荣；而中国政治学的繁荣，定将对民主化进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预示着中国政治发展的美好前景。
二、政治学的繁荣，还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中国政治学，是在我们党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后而获得新生的。此后，由于我们一以贯之地坚持了这条思想路线，才使政治学在20年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要进一步发展和繁荣这门科学，就必须在这个学科领域进一步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增强和提高我们贯彻这条路线的坚定性、自觉性。
就政治学这门科学目前发展情况来看，还存在着种种思想认识问题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或阻碍着这门科学的发展。
第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政治问题要不要、能不能讨论。经过20年的思想解放，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成为什么问题了，但实际上没有完全解决。在我国现阶段，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现象、政治问题，大量的表现为国家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党和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治问题，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政治问题；军队建设和国防现代化是政治问题，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也是政治问题；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域是政治问题，实行科教兴国战略也是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63页。）可见， 政治问题是国家的大事，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关心和参与讨论政治问题是每个公民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是社会主义民主的特色和优势，也是政治学发展的最深厚的基础。
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政治问题是上头的事，老百姓管不着，说了也没有用”。这首先不符合事实。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政治决策，就来自于群众的创造，吸取了许多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其次，政治问题，一般是通过国家政权所要解决的全局性问题，事关国家大局，事关群众的重大利益，所以这方面决策要十分慎重，反复比较，精心谋划，真正做到民主化、科学化。一部人的意见，另一部分人的想法，能成为多种信息输入政治系统，成为决策机构进行决策的一部分参考依据。有的可能被吸取，有的则被排除，这是民主、科学决策中的正常现象。理论工作者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自己认真的而不是马虎的、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研究，就某些政治问题为决策部门提供尽可能准确的、完备的理论依据和科学论证，支持和推动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理论工作者并不企求每个设想、每个建议都被吸收、采纳，社会更不能苛求他们的每个设想、每个建议都是对的，不发生任何失误。在国家大变革时期，更应形成关心、讨论政治问题的民主氛围，这有助于避免国家重大决策的失误。
第二个思想认识问题：政治科学有没有禁区。在现代社会，科学之所以能够持续、快速的发展，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新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科学没有禁区，在科学研究领域存在着广阔的自由天地。爱因斯坦说过：“正象在一切文化生活领域里一样，自由而无拘束地交换意见和交换科学研究的结果，是科学健康发展所必须的。”（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第108页。）科学无禁区，早已成为世人的共识。但一联系到政治科学，人们的认识就不完全一致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议论：“这个问题这次会议没有说，我们不讨论为好”，“这个提法上而没有讲过，最好不要谈，更不能写在文章里”，“这个观点现在上面不提了，不要自找麻烦”，等等。按照这类说法，政治学所能研究的，只能是官方文件写的、领导人讲的东西，或作释义，或作事实证明，或作点理论论证，如此而已，十分安全可靠。这只能叫做宣传，而不能称为研究。这实际上是给政治学研究设置禁区，划定框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过去“阶级斗争为纲”那套错误理论的影响太深。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的“斗争哲学”，对学术研究领域的不同观点、不同看法，轻率地上升到同“左”或右的交锋。“左”是反对改革开放，右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帽子大得吓人，也确实把我们一部分同志吓住了，不敢越雷池一步。正因为如此，在我国政治学研究领域、政治学界，很少有争论，难以形成百家争鸣的气氛。这种状况，长期以来没有多少改观，这不利于政治科学的发展与繁荣。
说科学无禁区，不等于说科学研究没有一点规矩，没有一个立场问题。政治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更应遵守一些政治规矩，更应自觉站稳政治立场。我们所要遵守的最大规矩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所要站稳的立场就是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政治学工作者当然是不能含糊的。我们应当倡导，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政治学工作者也能“自由而无拘束地交换意见和交换科学研究的成果”。理论，包括政治学理论，不是事实的前提，而是表现为“事实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7页。）。在当前政治学研究中， “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干巴巴的儿条结论，而是研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2页。）这种真正的科学研究，需要有一个“科学无禁区”的氛围，需要学术自由、学术争鸣，也需要政治学工作者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追求真理的勇气。
第三个思想认识问题：西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中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西方政治思想，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但西方政治思想又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理论成果，在社会历史长河中有其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几百年前，当新兴资产阶级开始脱颖而出并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改变世界的时候，作为这个阶级的一批政治代言人，如格老修斯、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杰斐逊等，相继跃上政治思想舞台，把自然权利、社会契约、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分权制衡以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从各种不同角度或层面上作了淋漓尽致的阐发，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已经产生了两个多世纪的深刻影响，他们是高耸的资本主义大厦的思想奠基人。他们所宣扬的人的自然权利理论、人民主权理论、自由理论、分权制衡理论、法治政府理论、代议制理论等，虽然带有深深的阶级烙印，但内中的许多精神，至今仍有很高的价值含量。19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逐步被垄断所取代，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充分展开，使整个世界剧烈动荡。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一批政治思想家、如孔德、熊彼特、拉斯韦尔、波普、拉斯基、达尔、里奇、阿尔蒙德、享廷顿等，提出了精英民主、多元民主、国家干预、有限民主等许多相互交融又相互矛盾的政治思想，为垄断资产阶级出谋划策，起到了政治谋士的作用。但他们对资本主义政治结构的“系统分析”，以及为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秩序”、“政治稳定”所做的经验总结，也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因素，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
至于西方政治制度能不能学习、借鉴的问题，可能会有更多的疑虑。过去我们往往只强调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忽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更缺乏这方面的具体研究。从国家政权的性质来分析，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人民民主专政比资产阶级专政进步，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从国家治理形式来看，一方面，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不能简单沿用资产阶级国家的统治形式，而必须创造适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的治理形式。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西方民主制度，“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又有着联系的一面，其中内含着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特点和要求，在治理形式上存在某些共性。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已有几百年历史，已经建立起相当完备的适合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体形式，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立的时间相对比较短，在一段时间里又忽视了民主政治建设，以致没有能够形成一套足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完备的具体民主制度和形式。因此，对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某些具体制度、具体形式以及操作程序等，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研究，区别不同情况，凡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有用的东西，都应予以借鉴和吸收。邓小平同志举例说过，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干部退休制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我国也应该建立这样的制度，以解决干部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使党和国家充满活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87页。）。在谈到管理问题时， 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0页。） 这方面就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他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
繁荣政治科学，取决于各种条件的和因素，取决于政治学界自身的努力。从现实情况看，进一步解放思想，走出思想认识上的一些误区，确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反复说过：“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79页。）在我国政治生活领域， 同样面临着大量开创性的、前人没有提出或前人没有涉足的课题，面临大量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要求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深入实际，深入探讨，进行新的理论概括、理论创造，不断获取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规律性的认识，用以指导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在这一理论联系实际的创造性活动中，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学不断推向前进。
三、加强政治学研究，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服务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与研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根据这一指导方针，当前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着的、发展着的重大政治现象、政治问题。政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要围绕这个方向展开。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发展趋势来看，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态势及其要求来看，有以下一些政治现象、政治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1.邓小平政治思想及其运用的研究。十五大报告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政治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以邓小平政治思想为指导，才能解决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邓小平的政治思想，如同他的经济思想一样，充满着智慧和创造精神。邓小平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他的民主理论。邓小平民主理论，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形成一个完整体系，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最新发展。从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著名论断到论证民主建设与经济建设、思想文化建设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从提出“切实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到论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从提出“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思想到论证民主与专政、民主与法制、民主与集中、民主与党的领导、民主与纪律、民主与秩序的关系；从提出“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的指导思想到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相互联系；从提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的指导原则，到论证发展民主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等等。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在发展民主问题上的坚定性和原则性。他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发展道路、发展步骤等，作了全面的、充分的、创造性的阐述。邓小平民主理论，是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他对当今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刻领悟和把握。邓小平同志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总设计师，他所精心设计的民主“蓝图”是马克思主义民主史上新的里程碑，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将起着长远的指导作用。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根据邓小平的民主理论，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坚决贯彻实行。完全可以预料，在即将来临的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与此相联系、相促进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将有一个大的发展。
2.市场经济中政治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推动的密切关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对这两者关系的最简单明了的科学表述。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政治不可能脱离经济，经济中又必然渗透着政治；政治发展依存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又受制于政治发展。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联系中考察、分析社会基本问题，已成为一种共识和研究问题的基本方法。
中国经济市场化是一个革命性的重大转变，必然引起各种政治关系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有的已经明显地凸现出来了，有的还隐隐约约、初露苗头，有的还可能处于潜伏期。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加快，政治关系的变化也会剧烈起来。
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就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显的政治问题。一个社会的政治关系最本质的内容和表现，是该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各阶级、阶层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即各阶级、阶层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阶级、阶层状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使工人阶层已分为国有企业的工人、集体企业的工人、私人企业的工人、合资企业的工人等。这些工人的经济收入来源、数量以及在企业中的地位存在着差别，由此决定了他们对某些社会问题的认识不完全一致。现阶段中国的农民，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以及经济结构和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也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层”趋势。作为新生产力开拓者的知识分子队伍不断扩大，并日益向社会其他阶层不断“渗透”，形成各种类型的知识阶层。另外，市场经济又造就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高财富拥有者”。社会阶层的这些新变化，已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就连一些作家也按捺不住宁静的心境，写起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的作品来。政治学工作者有责任对这个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理性的分析，比如：对这种变化状况及发展趋势作出客观的正确的判断和估量：分析这种变化对社会发展和进步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什么积极作用，有什么消极影响；政府应采取什么政策适时调控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如何保证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利益的一致性，等等。一批年青的政治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了初步的贡献。
公有制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是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需要。没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没有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也就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三个“地位”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因此，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当前我们花很大力气，对国有经济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制度性变革，正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与此同时，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在现阶段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从政治上来讲，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同样不可动摇。
对分配关系、分配制度这一重大经济问题，也应进行政治思考和政治分析。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同时实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制度。市场经济的自然发展，在分配结果上必然会出现收入不均、贫富悬殊。贫富悬殊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两极分化。邓小平同志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3页。） 邓小平还说：“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39页。）因此，在分配问题上， 我们一方面必须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另一方面又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共同富裕的政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实行共同富裕政策，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的最重要的公共政策，是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标志。
3.权力结构和权力制约机制研究。中国政治权力结构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拥有强大而严密的执政党体系。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她拥有五千八百万党员，三百四十万个基层组织，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成统一的、严密的整体。共产党对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拥有全面的领导权。她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任何组织不可取代的凝聚作用。这是国家统一、稳定的根本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坚持国家权力的统一性，即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掌握、行使国家权力，决定国家和社会的一切重大事务，其他国家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和赋予职权，并在它的监督下进行活动，对它负责。在此前提下，不同国家机关在具体职权上实行必要的分工。实行这样的权力结构，是为了保证国家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中，实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根本原则。
这样的权力结构在实际运行中，就有可能产生两个明显的问题：一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党的各级组织国家化、行政化；二是权力过分集中。权力不是集中在人民代表大会，而是“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9页。） 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党政不分必然造成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主要表现为党政不分。存在这样的问题，具有很大的危害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1页。）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在阐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时，明确指出：“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7页。） 邓小平反复告诫我们，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解决好党政分开问题和权力过分集中问题。这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理论中最深刻、最具创造性的内容，对我国权力结构的合理调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中国权力结构体系中，不存在相互制衡的关系。按照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可以监督、制约其他国家机关，而其他国家机关则无权制约人民代表大会。实际上，人大的制约权或监督权是十分有限的，同有关法律规定相差甚远。在国家管理中，权力是必需的，没有权力，就不会有国家管理；但权力是不能滥用的，滥用权力的结果是祸国殃民。防止滥用权力的最有效办法是“以权制权”。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说过：“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154页。）美国建立“三权分立”的政府体制，其目的是为了保持权力结构的平衡，防止政府腐败和产生暴政。
根据中国国情，我们不搞“三权分立”。但权力制约理论是普遍适用的。我们应借鉴“以权制权”的思想和某些方法，建立自己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机制。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反对和遏制腐败现象，必须从这个关键问题人手才有成效。
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制约机制，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怎样健全党内权力制约机制问题，怎样健全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机制问题，怎样从制度上切实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问题，怎样扩大和完善非国家权力（如新闻媒介）对国家权力的制约的问题等。
4.健全民主制度研究。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民主建设的经验教训时，特别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健全民主制度，就是把民主与法制结合起来，在发展民主过程中，配套进行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一个民主健全的国家，必然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任何民主制度，都不能简单地、抽象地依靠对其先进性、合理性、优越性的逻辑论证来确立，它在理论上的规定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律制度体现出来，它在实践中的贯彻必须以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保障。社会主义并不缺乏先进的民主思想和理性的民主原则，却往往缺乏法制化的民主制度。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程度比较低，不能有效保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不能切实保证人民应该享有的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把民主纳入法制轨道，实行依法治国，是健全民主制度的根本途径。
健全民主制度，首先应致力于基本民主制度的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我国的基本民主制度。这些制度从建立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历史，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改进和完善，实践证明，这些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但应当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这些制度在实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和要求进一步加以完善，使它们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健全民主制度，还要十分重视民主的具体制度、运作机制、操作程序等方面的建设。一项基本民主制度在实际运行中，应有一套具体制度来体现和保障，也要通过一些具体的实施办法和严格的程序来贯彻。而这正是我国民主制度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人们常说：“社会主义民主是真的，却做得马虎；资本主义民主是假的，却做得认真。”仔细想一想，我们在一些具体的民主实践中，确有许多马虎的地方，直接影响到基本民主制度作用的发挥。因此，加强对民主的具体制度、运作机制和操作程序方面的研究，加强这方面的基础性建设，认认真真做好这方面工作，对健全基本民主制度，充分发挥这些制度的作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层民主的发展，特别是农村村民委员会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兴趣。有人把村民自治看作是近十年来中国政治中最值得重视的制度性变化。许多学者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尽管这项民主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人们已从这里看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力量和发展前景。同样是基层民主制度，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却没有村民委员会那样生气勃勃。在企业改革中，这个创新，那个改制，却很少从完善这一民主管理基本形式中寻求出路的。难道工人群众的政治热情、参与意识比农民群众淡，难道工人群众的民主素质和民主能力比农民群众低？这个中原因值得思考和研究。国有企业的最大活力在哪里？在广大工人群众中。只要真正地把广大工人群众放在主人翁地位，真心实意地组织职工参与改革和管理，充分调动起他们无穷无尽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就一定有大的成效。
5.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很多内容涉及到行政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同政治体制改革密不可分，它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一项紧迫任务；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有着直接联系，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条件和推动力量。
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是合理配置行政职能和行政权力，科学设置行政机构及其行政人员，以充分发挥行政组织的行政功能，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现阶段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进一步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合理配置行政权力，完善政府组织体系和人事管理制度，完善政府管理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以使整个政府管理系统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机构改革在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一者是因为这方面问题严重而亟待解决；二者是由于解决这方面问题可以带动行政管理体制其他方面的改革，乃至引发政治体系制改革的突破性进展。
邓小平同志把机构改革看作是一场革命，对体制的革命。他在1982年就指出，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效率低下，官僚主义严重，这种情况“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9页。）邓小平还说， “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9页。）经过1982年、1988年、1993年几次改革，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多大起色，以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还继续讲：“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直接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影响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改革的意义已充分强调，改革的决心下了好几次，但机构改革始终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怪圈。原因究竟在哪里？可能有外部原因，如受到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制约等；但主要还是内部原因，机构改革缺乏内在动力。进行这样一场“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97页。）的改革， 仅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排除外部种种阻力是不够的，还须设法加大内部动力，形成有效的内部动力机制。新一轮力度最大的机构改革又开始了。有人把这次改革称为“创造新政府”的革命，在世界上也引起很大的震动。这次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关键还在于内部动力机制的形成。目前这方面研究还不够，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
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完全是一项开创性的伟大事业，前进中所遇到的问题肯定很多，上面谈及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江泽民同志指出：“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我们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规律，不断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使它在二十一世纪展现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政治学工作者一定能在探索社会主义民主规律方面有所作为，有所贡献。在这一创造性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过程中，中国政治学一定会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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