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权力结构与中国统一问题
——兼论“两制”台湾方案探索
夏 路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中国统一问题不仅是单一行为体的逻辑，更是“土星环型”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国家层面的“内核”因素中，国家硬权力结构涉及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国家软权力结构涉及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社会关系。在区域层面的“中环”因素中，区域硬权力结构涉及区域大国日本与两岸的互动关系，区域软权力结构涉及两岸在区域组织中的互动关系。在全球层面的“外环”因素中，全球硬权力结构体现为极的关系及其在两岸的战略，全球软权力结构包括全球意识形态与组织规范对两岸的影响。综合分析各种因素可以发现，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两岸关系呈现出或武力统一偏向或和平统一偏向的态势，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中国统一进程。这对探索全球治理中的“两制”台湾方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中国统一问题；“两制”台湾方案；复合权力结构
中国统一问题始于1949年，是指大陆与台湾两岸70年来的统合进程。中国统一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大陆与台湾二者的互动，更是复合权力结构中国家、区域、全球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中国统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集中在以下六个领域。“中国统一问题的历史概述”涉及张亚中与李英明的《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概论》[1]、张春英的《海峡两岸关系史》[2]。“中国统一问题的政策分析”包括纪欣的《“一国两制”在台湾》[3]、杨丹伟的《解析台湾的大陆政策》[4]、林冈的《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5]。“中国统一问题的经贸探析”涉及庄宗明与黄梅波的《两岸经贸合作研究》[6]、 李鹏的《海峡两岸经济互赖之效应研究》 [7]。“中国统一问题与国家整合的研讨”包括张亚中的《两岸统合论》[8]、章念驰的《统一探究：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9]、刘性仁的《两岸关系：主权争议何去何从》[10]、卜睿哲(Richard C.Bush)的《台湾的未来：两岸的争端如何解开》 [11]。“中国统一问题与大国关系的探析”涉及徐博东的《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12]、林碧炤与林正义的《台湾关系法30年：美中台关系总体检》[13]。“中国统一问题与全球化的研究”包括李英明的《全球化时代下的台湾和两岸关系》[14]、刘相平的《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关系》[15]、初国华的《全球化与两岸关系新愿景》[16]。
从文献检索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对两岸关系的历史已经有了较好的梳理，既有从内部的视角探析中国大陆与台湾二者的互动，也有从外部的视角分析美国、日本、欧盟等因素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并逐渐敏锐地捕捉到了经济全球化给两岸关系带来的重大影响。然而，关于中国统一的研究仍有几点亟待补充与突破：首先，缺乏结构性的研究视角。国家统一问题属于变革型问题，结构取向比行为体取向的研究视角更有助于对该问题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而以往学者大多从历史、政策、经贸等单项维度行为体视角研究中国统一问题，忽视了结构取向研究的整体视角。其次，缺乏关于全球治理影响中国统一问题的专题研究。经济全球化只是全球化的一个方面，军事、社会、文化全球化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全球化的多维视野下全面认识全球治理中的中国统一问题。为此，本文尝试构建“土星环型”的“复合权力结构”理论视角，探析全球治理中的中国统一问题，探索新时代“两制”台湾方案。
一、复合权力结构：解析中国统一问题的新视角
(一)“网状格型”：越南、德国、也门统一中的复合权力结构
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体系权力结构[17]与温特的建构主义社会权力结构[18]为权力结构的研究提供了结构的地位、内涵、层次三个有益的分析视角。体系权力结构强调权力结构的中心地位；关注到了硬权力结构，却忽视了软权力结构；重视全球权力结构，却忽视了区域和国家权力结构。社会权力结构强调权力结构的决定性作用；关注硬权力结构与软权力结构的结合，但过于偏重软权力结构；重视全球和国家权力结构，但忽视了区域权力结构。
借鉴并修正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权力结构理论，笔者拟构建“复合权力结构”的新范式。复合权力结构强调结构的“中心地位”，是一种多维力量的综合体系，横向上包含硬权力和软权力结构两项内容，纵向上涉及国家、区域与全球权力结构三个层次，可以细化为国家硬权力结构、国家软权力结构、区域硬权力结构、区域软权力结构、全球硬权力结构、全球软权力结构六个合成指标。每一细分指标中都有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分别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区域大国、区域组织、极的关系、意识规范。[19]
统一偏向权力结构未有显示(冷战结束前后)。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大陆统一政策偏向一体化模式，台湾统一政策偏向吸收模式。中国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呈现的特点为：美苏两极向美国一超的转变，美国作为冷战的两极之一与冷战后的“一超”，在东亚与亚太地区实施扩张战略。期间，美苏经历了第三轮从对峙到缓和的回合。
在国家统一进程中，以“是否统一”做标准，可以分为统一与非统一两类。其中，在统一状态中，按照“是否使用暴力”的标准，国家实现统一的模式可以分为：武力统一模式与和平统一模式。在和平模式中，若按“谁为主导力量”这一标准来分类，又可以划分为：一方主导的吸收统一模式、双方主导的一体化统一模式。在非统一状态中，按照“是否独立”的标准，可以分为不统不独与独立两种情形。1976年越南通过武力模式实现统一，1990年德国通过吸收模式完成统一，1990年也门采取一体化模式达到国家统一。
2017年特朗普上台后提出“印太战略”，把台湾地区视为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在美国退出TPP协议后，日本主推其他成员国签署了“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对台湾当局有意加入表示欢迎。[44]中国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当局签署任何含有主权意涵和官方性质的协议。期间，两岸虽没有进一步拓展在全球国际组织中的合作空间，但双方也没有退出任何全球治理机制。
在国家统一进程中，统一模式的选择与十项“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密切相关。在统一模式中，影响武力模式或和平模式(吸收与一体化模式均属于和平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为：(1)分离双方政治军事“对立”还是“缓和”(国家硬权力结构)；(2)分离方内部“武力”或“和平”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国家硬权力结构)；(3)分离双方经济社会“离散”还是“整合”(国家软权力结构)；(4)分离方内部“武力”或“和平”主导经济社会统一(国家软权力结构)；(5)区域大国与分离双方关系“对立”或“缓和”(区域硬权力结构)；(6)区域大国默认分离方“武力”或“和平”主导统一(区域硬权力结构)；(7)分离方处于区域组织“之外”或“之内”(区域软权力结构)；(8)分离方“不受”或“受到”区域规范限制(区域软权力结构)；(9)全球大国默认分离方“武力”或“和平”主导统一(全球硬权力结构)；(10)分离方在全球组织“之外”“不受”全球规范制约或在全球组织“之内”“受到”全球规范制约(全球软权力结构)。其中，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中各项因素的前者影响了武力统一模式选择，后者影响了和平统一模式的选择。
在酸醚比3:1、小单体总量和丙烯酸用量不变、引发剂用量为1%、链转移剂用量为0.9%，考察了疏水单体醋酸乙烯酯(VAc)用量对减水剂性能的影响，结果见图3。
过了几天，民兵们在招财营长的安排下练习抓特务。说某一天，蒋介石派飞机来了，在白家湾空降了一名特务，白家湾的民兵可不是吃素的，从来都是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只要有谁胆敢来侵犯，毛主席光荣的民兵战士，一定能很快就将其完全彻底地消灭之。
在以上和平统一模式选择中，有五项因素影响国家对吸收统一模式或是一体化统一模式的选择：(1)内部“一方”或“双方”和平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国家硬权力结构)；(2)内部“一方”或“双方”和平主导经济社会统一(国家软权力结构)；(3)区域大国默认分离“一方”或 “双方”和平主导统一(区域硬权力结构)；(4)分离“一方”或 “双方”处于区域组织内(区域软权力结构)；(5)全球大国默认分离“一方”或“双方”和平主导统一(全球软权力结构)。其中，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中各项因素的前者影响了吸收统一模式的选择，后者影响了一体化统一模式的选择。
综上所述，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国家统一及其模式选择。其中，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国家统一的实现，而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国家统一模式的选择。[20]
(二)“土星环型”：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复合权力结构
中国与越南、德国、也门等国家的统一问题有着某些差异性与相似性。就差异性而言，从统一问题产生的原因来看，中国问题源于国内战争，而其他国家源于国际纷争；从内部双方的国际地位来看，中国不是分裂国家，两岸呈现出国家与地区的局势，国际社会与国际法不承认两个中国的存在，而其他国家内部呈现出两个国家状态且被国际社会与国际法所承认；从实力大小来看，大陆与台湾实力悬殊巨大，而其他国家分离双方实力相对均衡。尽管存在差别，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统一问题均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它们都曾经是统一的整体，它们都曾是冷战时期美苏争霸的焦点，它们都将推进国家统一作为一贯的主张与追求。因而，越南、德国与也门的国家统一研究，对中国统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研究数据结果得出数据录入WPS xls表格中,统计学处理借助软件SPSS21.0实现,术后疼痛程度评分结果由均数±标准差(±s)形式描述,组间数据结果对比经过t检验;治疗效果、术后复发率均由数(n)或率(%)形式描述,组间数据结果对比采用χ2检验,P<0.05说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中国统一问题深受复合权力结构的影响。在国家层面，国家硬权力结构涉及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国家软权力结构包括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社会关系；在区域层面，区域硬权力结构涉及区域大国日本与两岸的互动关系，区域软权力结构包括两岸在区域组织中的互动；在全球层面，全球硬权力结构涉及极的关系及其在两岸的战略，全球软权力结构包括全球意识形态与组织规范对两岸的影响。
与实力差距较小的分离双方统一进程受“网状格型”复合权力结构影响不同，由于大陆与台湾实力悬殊，加之中国是最为重要的区域大国与重要的全球大国，因此在中国统一问题的复合权力结构之中，国家权力结构(内核)> 区域权力结构(中环) > 全球权力结构(外环)，呈现出类似“土星环型”结构状态。其中，国家权力结构是影响国家统一的关键。
中国的统一大业尚未完成，但国家统一政策的制定一直是大陆与台湾的核心政治议题。在近70年的历史进程中，参照上文所述的国家统一进程的分类，两岸的统一政策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形。按照“是否统一”的标准，可以分为统一政策与非统一政策。其中，在统一政策中，按照“是否使用暴力”的标准，可以分为武力统一政策与和平统一政策。在和平统一政策中，若按“谁为主导力量”这一标准来分类，又可以划分为：一方主导的吸收统一政策、双方主导的一体化统一政策。在非统一状态中，按照“是否独立”的标准，可以分为不统不独政策与独立政策两种情形。
以“统一政策”为参照，两岸关系可以划分为以下六个时期：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大陆武力统一政策Vs.台湾武力统一政策”、5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末期的“大陆吸收统一政策Vs.台湾吸收统一政策”、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吸收统一政策”、90年代中期至2008年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独立政策”、2008年至2016年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不统不独政策”、2016年至今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独立政策”。
本文尝试以“土星环型”的复合权力结构为理论视角，通过对比分析两岸各个不同统一政策时期背后的复合权力结构，解析出有助于中国国家统一的结构性因素。
二、内核：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国家权力结构
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国家权力结构包括硬软两个方面。国家硬权力结构指的是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军事关系，国家软权力结构指的是大陆与台湾的经济社会关系。在六个阶段的中国统一进程中，国家硬权力结构或对峙或缓和，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呈现出某些“武力—和平—武力—和平—武力”统一偏向特征的多次变动。国家软权力结构经历了从分离到互动的转变，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先是呈现出某些武力统一偏向特征，之后表现为一些和平统一偏向特征，并有某些正向加强的趋势。期间，影响国家统一进程与否的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在国家层面均有待进一步推进。
(一)或对峙或缓和：国家硬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的武力统一偏向(第一回)。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两岸关系处于政治军事对立状态。在统一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两岸均规划通过武力模式或均规划通过吸收方式完成政治军事统一，此阶段的国家硬权力结构均表现出某些武力统一偏向特征。
1949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会议决定于1950年解放台湾。1950年5月，台湾蒋介石当局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复兴中华民国”的战略计划。[21]1953年朝鲜停战协议签署后，美国加紧与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针对美台这一行为，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炮击金门，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1957年，台湾国民党当局主张武力反攻大陆。1958年8月，解放军在厦门对金门、马祖及附近岛屿进行猛烈炮击，史称为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6年，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式。1958年，《蒋杜联合公报》宣布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中国大陆”，转而通过“三民主义”重返大陆。[22]1962年春，大陆抓捕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打击了来犯的国民党海空军，史称第三次台海危机。1963年，中共提出对台的“一纲四目”和平方案。[23]同年，台湾方面将对大陆的“军事反攻”调整为“政治反攻复国总体战”。1969年，台湾方面先后通过“积极策进反攻大陆案”与“反攻复国行动纲领”，誓言不与中共妥协。[24]这一时期，大陆原子弹与氢弹相继试验成功，通过核威慑取得了在两岸军事中的优势地位。
权力结构的和平统一偏向(第一回)。 1978年，大陆放弃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实施改革开放。台湾蒋经国当局首次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79年1月1月中美建交，台美断交。同日，中国宣布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进行炮击，此举标志着大陆对台湾结束面对面武力对峙的解放政策。1981年，叶剑英提出了对台政策的“九点和平方案”。1982年，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思想。1984年，“一国两制”被定为基本国策。1987年，台湾方面正式放弃内战理论。199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推出“一国两府”构想。1991年，台湾当局颁布“国家统一纲领”。1992年，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达成“九二共识”，即“各自以口头方式表明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25]1993年4月，“汪辜会谈”在新加坡举行，实现了海峡两岸授权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会晤。8月，大陆发表第一个两岸问题白皮书《台湾问题与中国统一》。
权力结构的武力统一偏向(第二回)。1996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第一次直选连任的李登辉提出“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为了警示台独势力，大陆在台湾海峡进行了三军联合演习，史称第四次台海危机。2000年，民进党籍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随即表明了抛弃“九二共识”的强硬态度。作为应对，大陆发表《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明确了“三个如果”的动武条件。2002年，陈水扁推出“一边一国”。2004年，连任后的陈水扁希望通过“公投制宪”与“废统终统”的方式实现“台湾独立”，给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2005年，中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反分裂国家法》。
1.1 调查对象 选取在广东省3家精神病专科医院门诊随访的295例稳定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纳入标准：年龄18～59岁；符合ICD-10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5]；经药物治疗后精神症状得到控制；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能正常交流；患者及家属知情同意。排除标准：合并智力障碍或严重躯体疾病者。
权力结构的和平统一偏向(第二回)。2008年5月20日台湾国民党马英九执政后，以“九二共识”为前提将两岸定位为“既非一边一国，也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国两区”[26]，坚持“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12月，胡锦涛主席提出“发展两岸关系的六项主张”。2012年马英九连任之后，推出“新三不”政策：不会去推动“两个中国”、不会推动“一中一台”、不会推动“台湾独立”。[27]2013年，台湾当局首度明确表示“两岸同属一中框架”。2014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共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讲话中提出“两岸同胞一家亲”等四点主张。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马英九以两岸领导人的身份和名义在新加坡举行“世纪之握”的会面，实现了自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晤。
权力结构的武力统一偏向(第三回)。2016年5月，民进党蔡英文上台后，回避“九二共识”，在“维持现状”的幌子下采取渐进方式推行“修法台独”，制造两岸关系紧张，给两岸发展蒙上了极大阴影。为了遏制“台独”，大陆在外交、政治、军事等多个领域展开了积极的斗争。2016年至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多米尼加先后宣布与台湾方面断交，并与中国建交。大陆国家安全机关组织开展“2018雷霆”专项行动，破获百余起台湾间谍案件，抓获一批台湾间谍，旨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中国人民解放军连续在台海南北区域开展大规模海空军事演习。中国国防白皮书再次强调，不放弃使用武力“统一台湾”。与此同时，2019年1月2日，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而共同奋斗》的重要讲话，提出要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
(二)从分离到互动：国家软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的武力统一偏向。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无论是大陆与台湾的武力统一政策偏向时期，还是大陆与台湾吸收统一政策偏向时期，两岸经济社会均处于离散状态，双方没有实质交流与互动。此时期，国家软权力结构表现出某些武力统一偏向特征。
权力结构的和平统一偏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大陆持续规划一体化方式完成经济社会统一，台湾的统一政策则经历了吸收统一、独立、不统不独、独立四个阶段的变化。在此段时期，两岸的经济社会互动逐步开启，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国家软权力结构呈现出一些和平统一偏向特征，且趋势不断加深。
权力结构的和平统一偏向。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中期，大陆的统一政策经历了从吸收统一到一体化统一的转变，台湾的统一政策则保持着吸收模式。在此时期，随着中日关系的缓和、建交、升温、热络，区域硬权力结构呈现出一些和平统一偏向特征。
李登辉与陈水扁时期，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戒急用忍”与紧缩政策。然而，两岸贸易总额逐年呈现出正增长趋势，从1994年的163.2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1292.2亿美元，15年累计达到8139.9亿美元，台湾处于明显的贸易顺差。[30]除个别年份外，台胞来大陆和大陆居民赴台人次都呈现正增长，15年累计分别达到45 676 803人次与1 873 369人次。[31]2005年两岸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次年，大陆赴台旅游人次突破20万人。台湾民众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比例在上升，从1988年的18%上升至2004年的40%。 但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的比例不断下降，从1996年的31%下降至2006年的20%。[32]
2008年，通邮、通商、通航“大三通”正式开始实施。2010年，《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签署。2011年，台湾当局全面开放陆生赴台就学，并承认大陆学历。同年，大陆正式开放台湾自由行。2008年至2014年，已有14 164 529人次大陆人员赴台。[33]2016年，台湾民众自我认同为中国人的比率为11%，跌至20年最低。台湾民众自我认同为台湾人的比率为73%，创历年新高。在“统独偏向”领域，台湾民众中偏向独立的比例为36%，是2003年以来的高点；偏向统一的比率只有一成左右；希望永远维持现状的比率为46%。[34]
2016年至今，在经济贸易领域，两岸进出口贸易总额2016年为1796亿美元，同比下降4.5%；但2017年提升到1993.9亿美元，同比上升11.3%；2018年再创新高，达到2262.5亿美元，同比上升13.2%(见图1)。[35]在人员交流领域，2016年至2018年台胞来大陆人次分别为574.8万、587.3万、613.6万，较上一年增长比率分别为4.53%、2.49%、4.58%。可见大陆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对台胞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大陆居民赴台人次分别为364.6万、290.9万、291.8万，增长率分别为-16.3%、-20.2%、0.51%(见图2)。[36]2019年8月，因民进党当局不断推进“台独”活动，挑动两岸对立，大陆暂停了47个城市居民赴台个人旅游试点。美国杜克大学2019年民调显示，自2002年以来，历年认为两岸终将走向“统一”的台湾民众都居多数，且近年还有上升趋势。在被问到“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会引起两岸冲突，请问您赞不赞成台湾独立？”，表示赞成的比例只有29.8%。该民调还显示一旦两岸发生冲突，仅有约23%的台湾民众愿意抵抗。[37]
5.2 推广秸秆气化技术，有利于秸秆资源的综合利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民每年直接燃烧秸秆占全部秸秆总量的64%，大量的秸秆直接燃烧，不仅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也导致秸秆养畜、秸秆然扫后，还产生大量的co2气体和烟尘，造成空气污染，而秸秆气化技术可以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同时秸秆燃气比传统的直接燃烧热效率提高近一倍，可明显减小秸秆和森林资源的消耗，对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控制水土流失，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
三、中环：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区域权力结构
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区域权力结构包括硬软两个方面。区域硬权力结构指的是区域大国日本与两岸的互动关系，区域软权力结构指的是两岸在区域组织中的互动关系。在六个阶段的中国统一进程中，区域硬权力起伏波动，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先是呈现出某些武力统一偏向特征，不久发展出一些和平统一偏向特征，之后统一模式偏向特征未有显示。区域软权力结构从离散到规范，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从明显的武力统一偏向转为明显的和平统一偏向，并体现出某些正向加强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此和平统一偏向呈现出一体化模式特点。同时，影响国家统一进程与否的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在区域层面均有待进一步推进。
(一)大波动大起伏：区域硬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的武力统一偏向。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区域大国日本与大陆处于敌视状态，与台湾地区结成准联盟，反对两岸武力统一进程，区域硬权力结构体现出某些武力统一偏向的特征。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若一方受到侵略则另一方应施予援助。1952年4月，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夕，美国推动日本与蒋介石当局签署《日台条约》。该条约宣布结束双方战争状态，建立和平关系，加强经贸社会往来，确立了之后二十年的日台框架。这标志着日本开始追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成为蒋介石试图建立“亚洲反共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79年，大陆首次发出两岸直接通邮、通商、通航的“三通”倡议。1988年，台湾以通邮为起点全面开放两岸交流。1989年，台湾当局允许祖籍在大陆的台湾民众申请赴大陆探亲。1978年时两岸贸易总额仅为0.5亿美元，1993年两岸贸易总额增至144亿美元，16年来贸易总额累计达到434亿美元。[28]从1987年两岸人员交流开启以来，至1993年，7年内台胞来大陆累计达到5 726 350人次。[29]
《日台条约》达成后，日台之间一度保持了密切的政治与经济关系。1962年，具有半官半民性质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签署。1972年9月，在中美关系缓和的背景下，《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台条约》失去意义。日本对中国统一进程没有表示支持，但明确表示反对两岸通过武力方式实现统一。
1978年《中日友好条约》签署。日本基本遵守了对中国的承诺，与台湾方面仅维持非官方的经济与文化关系。1989年后，在西方对华遏制的背景下，日本成为了中国发展和平友好外交的重点对象。然而，中日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日本教科书问题、靖国神社参拜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言论等问题暗流涌动。日本对中国统一进程没有特别表态，但明确反对武力方式。
统一偏向权力结构未有显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日关系出现波折，日本表示反对中国的武力统一进程。此时，影响中国统一模式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在区域硬权力层面未有显示。
1996年《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发表，1997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制定，日本逐步扩大安保范围，并秘密研究美军介入台海冲突时的美日共同作战方案。1998年，中日签署《面向21世纪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日本表示在有关台湾问题上，将继续遵守《中日共同声明》中所表明的立场，不改变“一个中国”的认识与表述。1999年，日本首相小渊惠三访问中国时重申：“日本不支持台湾独立。……日本欢迎中国和平解决的主张，期待能早日实现，不希望发生武力纷争。”[38]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上台后内阁右倾逐渐严重，在东亚两强竞争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呈现冷淡状态。
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时隔十年的“暖春之旅”国事访问。然而，9月，强硬派麻生太郎担任首相后，中日关系再度下滑。2014年，日本宣布内阁批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在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背景下，日本通过美日军事同盟提升安全实力，以期在台海问题上争取更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发言权。
2017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越南岘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中会见安倍晋三，提出双方要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准确把握和平、友好、合作大方向，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2018年，中日迎来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逐渐重回正常轨道，经贸往来与社会交流日益频繁。
(二)从离散到规范：区域软权力结构
权力结构的武力统一偏向。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亚太与东亚地区的区域组织尚未形成，两岸双方处于区域组织之外，双方行动不受区域规范的制约。此时的区域软权力结构体现出明显的武力统一偏向特征。
初中教材中出现的概念较多，这也是学生学习的一大困难。因此，教师可以把概念中的关键字词及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设置为问题情境。如对元素概念的理解发散，教师可创设问题：（1）相同核电荷数或质子数的原子，电子数相同吗？（2）一类原子指一个原子吗？（3）总称，说明什么？
在近70年的两岸风云巨变中，受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中部分因素变动的影响，两岸关系呈现出或武力统一偏向或和平统一偏向的态势。
其中，在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两岸在经济类区域国际组织中开启了互动。1986年，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ADB)后，台湾地区作为“区域会员”(regional member)的名称被修改为“台北，中国”(Taipei，China)。在两年拒不参加年会后，1988年台湾方面重返亚开行年会。1991年，两岸先后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正式会员，台湾方面以地区“经济体”(Economy)身份参加。
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两岸作为正式会员在行政类、经济类与社会类区域国际组织中开启了会员合作。在行政领域，1996年两岸相继加入了亚洲税务行政暨研究组织(SGATAR)，台湾地区以“税务机关”(Tax administrator)身份参加。在经济领域，1994年两岸共同创建了亚太法定计量论坛(APLMF)，台湾方面以地区“经济体”(Economy)身份参加。1997年两岸携手组建并加入了亚太防制洗钱组织(APG)，台湾地区以“法律管辖区”(Jurisdiction)身份参加。在社会领域，1999年两岸合作筹建了亚洲医疗器材法规调和会(AHWP)，台湾方面以地区“会员经济体”(Member Economy)身份参加。2002年台湾加入北太平洋金枪鱼和类金枪鱼国际科学委员会(ISC)，由此开启两岸在该组织中的合作，台湾方面以“捕鱼实体”(Fishing Entity)身份参与活动。
2008年至2016年，两岸以正式会员身份继续在各类区域国际组织中开展交流。期间，两岸共同参加了四个社会类的区域渔业组织。2004年两岸共同创建并参与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2010年两岸先后参与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IATTC)。2012年两岸一道成为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PRFMO)的创始会员。2015年两岸携手创建并参加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台湾方面均以“捕鱼实体”(Fishing Entity)为会籍身份、以“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为会籍名称，参与此类国际渔业组织机制的活动。
2016年至今，两岸继续以正式会员身份在各类区域国际组织中开展合作交流，受到区域制度的规范。此期间，两岸关系出现波折，双方没有在区域组织中进一步拓展合作的空间，但也没有退出任何区域治理机制。
四、外环：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全球权力结构
中国统一问题中的全球权力结构包括硬软两个方面。全球硬权力结构涉及极的关系及其在两岸的战略，全球软权力结构包括全球意识形态与组织规范对两岸的影响。在六个阶段的中国统一进程中，全球硬权力结构从两极转为一超，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一直未有显示。全球软权力结构从对抗到合作，影响国家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权力结构在前期未有显示，在后期发展出一些和平统一偏向特征，并具有某些正向加强的趋势。在此进程之中，影响国家统一进程与否的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在全球层面均有待进一步推进。
(一)从两极到一超：全球硬权力结构
统一偏向权力结构未有显示(冷战前中期)。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冷战前中期，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政策均从武力模式转向吸收模式。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全球硬权力结构呈现出两个回合阶段，其特点为：两极从对峙到缓和，一极在地区的战略扩张。
[42]《缅甸总理吴努在国会上的讲话(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档号：105-00814-01(1)。
在美苏冷战第一轮从对峙到缓和的回合中，两极均反对两岸中一方主导的武力统一模式。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即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在防止中共武力进攻台湾的同时，也不允许任何国民党军队的反攻大陆军事行动。[39]1953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放蒋出笼”政策，但明确强调“美国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大陆的进攻”。[40]苏联的“三和政策”也要求中国的台海政策应置于苏联对美缓和政策的框架之下。
在美苏冷战第二轮从对峙到缓和的回合中，两极也均反对两岸中一方主导的吸收统一进程。1969年初，深陷越战的美国，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此时，苏联提议东南亚等国共同筹建“亚洲安全体系”。在1975年的欧洲安全合作会议中，美苏承认了对方在东西欧洲的既得利益。与中国交恶的苏联强烈反对中国的统一进程；而在两岸实施平衡外交的美国，没有将中国统一问题纳入战略考量。
复合权力结构是解析国家统一问题的一个新框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出现了朝鲜、德国、越南、也门等分裂国家。这些地区性的分离双方在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发展等方面呈现出较为等量状态，因此在以国家层面为核心的前提下，复合权力结构之中的国家、区域、全球因素共同发挥了较为均衡的作用力，形成“网状格型”的特征。
1989年5月，苏联与中国关系正常化。6月，中美关系则陡转直下。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期间，无论是冷战时期的美苏还是冷战结束后的美国，都着眼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均对中国统一进程持消极态度。
就软权力结构而言，国家软权力结构中，经济社会关系从过去的离散，发展到互动的开启与接触，进而提升为交流的频繁与深化。区域软权力结构中，两岸曾均处于区域组织之外，随后发展为双方共同处于经济类区域组织之内，再深化到双方共同处于经济与社会类区域组织之内，受到区域制度规范。全球软权力结构中，在历经台湾当局占据联合国席位以及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两岸在政治类全球国际组织内外进行斗争，与此同时，两岸先是在社会类组织中开启了互动，之后又进一步开展了在社会类与经济类全球国际组织中的交流，受到全球制度规范。国家、区域、全球三个层面的软权力结构均历经了从武力统一偏向到和平统一偏向的转变。和平统一偏向的软权力结构一旦形成，随即呈现出某些正向强化的趋势。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两岸在区域组织中的互动将有助于一体化统一偏向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的形成。
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参与和扩展战略”，强势介入两岸事务。1995年，美国违背中美建交的基本原则，允许李登辉访美。1996年，针对中国的台海军事演习，美国派出两艘航空母舰到台湾海峡公然示威。90年代末，中美尝试以经贸作为基础构建“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但效果有限。2001年“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的基础上重新找到战略合作的基点，美国对两岸关系采取不统不独的政策，对台独偏向进行严重的警告。
2008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加强了与亚太地区盟国的联合防御体系，其对台政策重在协助两岸以和平方式化解歧见，不接受片面地改变台海现状的行动。2012年，奥巴马对来访的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拒绝任何台独主张。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方面的遏制政策。2016年12月2日，当选但尚未就职总统的特朗普与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进行了电话通话，此举打破了美台自1979年“断交”以来37年的外交惯例。2017年12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定义为“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并将中国视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41]2018年7月，美国宣布对中国进口的约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0%关税，随后又提升至25%，中美贸易战随之爆发。12月，特朗普签署《亚洲再保证倡议法》，载明总统应定期办理对台出售防御性武器。2019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要求美国对台军售常态化及重启美台贸易协定会谈。在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的背景下，美国意图通过将台湾与香港、西藏、南海、经贸、科技、人权等多重议题叠加，不断加强对中国的多方遏制。
(二)从对抗到合作：全球软权力结构
统一偏向权力结构未有显示。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政策均从武力模式转向吸收模式。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全球软权力结构呈现为：两极影响力在两岸的扩张，分离一方在政治类全球国际组织之内，部分受到全球规范制约。此时，在全球软权力结构层面，影响两岸统一模式选择的异质性权力结构一度未有显示。
1949年11月，周恩来致电联合国(UN)，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成为全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42]1950年3月，考虑自身对外贸易较少，亦为防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该组织发展经贸，台湾当局宣布退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43]同年，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名义照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占据IMF席位的台湾当局被驱逐。1965年，台湾当局以观察员(Observer)身份再度参加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活动。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权力结构的和平统一偏向。70年代末以来，大陆统一政策保持着一体化模式，台湾的统一政策则经历了吸收统一、独立、不统不独、独立四个阶段的变化。全球极在两岸的影响力一直处于扩张状态。此时，两岸除了继续在政治类全球国际组织中的斗争外，还在社会类与经济类全球国际组织开启了合作且互动日益频繁，部分受到全球规范的制约。两岸关系中的全球软权力结构表现出一些和平统一偏向特征，并且呈现出某些逐步加强的正向态势。
企业重建立项目门户网站，可以将项目进行分类，在某类别下进行点击，可以显示出所有该类别下的项目信息，便于项目的管理和发展。通过门户网站，将项目的信息以文字、图片、音频的形式进行展现，不仅仅能表现出项目的特点，以及项目的相关内容，同时也能体现项目的相关思想。项目门户网站，对项目进行精细化的管理，便于查找进程中的问题，对发现的问题能够及时的进行解决和采取补救措施，便于随时查看项目信息，在无形中推动了项目的发展。
3）在注水系统单站停运时，将会对注水管网压力和水量产生波动，管理部门应统筹协调下游注水井管理人员，及时调整注水井压力和水量，减小注水管网压力和水量波动造成的影响，保障注水系统平稳运行。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苏在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领域中冲突不断。1979年1月，中美建交。4月，美国通过《与台湾关系法》。1982年，中美发表关于对台军售问题的《八一七公报》。1989年5月，中苏关系正常化。6月，中美关系转向低谷。1991年，美国通过了《台湾前途修正案》。同年年底，随着苏联解体，以意识形态为主要特征的美苏冷战宣告结束。在全球规范领域，在政治类国际组织中，从1993年起台湾当局每年都推动“参与联合国”的活动，但均未获得成功。在经济类国际组织中，1980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WB)中的会员身份，台湾当局从中退出。在社会类国际组织中，1989年，随着中国的加入，两岸开启了在国际种子检验协会(ISTA)的交流，台湾地区以“独立关税区”(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身份参与活动。1991年与1992年，全球卫星搜救系统(Cospas-Sarsat)先后接受中国与台湾地区作为会员，其中，台湾地区以“参与组织”(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为会籍身份。1992年，中国加入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但直至2007年台湾地区会籍名称被修改为“中国台北”(Chinese Taipei)、会籍身份被确认为“非主权区域会员”后，中国才正式参与该组织活动。
1994年，两岸共同成为国际保险监理官协会(IAIS)的创始会员，台湾方面以地区性的“会员”(Member)身份参加活动。1995年，中国加入国际证券管理机构组织(IOSCO)，与1983年就参加该组织的台湾地区开启互动进程，台湾地区在该组织中持“(类)证券委员会”(Similar Securities Commission or a Similar )的会籍身份。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次年，台湾方面以“独立关税区”(Separate Customs Territory)身份加入该组织。2002年，台湾方面以“独立关税区”身份先后加入世界海关组织(WCO)下属之“原产地规则技术委员会”与“关税估价技术委员会”，与1994年就加入该组织的中国开启了在该机制中的交流。
1.1.2 囊袋感染 囊袋感染为起搏器术后感染最常见的并发症，其感染率为 0.13% ～ 19.9%［3，5］。囊袋感染者起搏电极血管内部位79.3%细菌培养阳性，电极外露部位91.6%细菌培养阳性［6-7］。病原菌多系葡萄球菌，尤其常见金黄色葡萄球菌。囊袋感染一般发生在术后2～4 d。
2008年，奥巴马上台后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将台湾地区视为其亚洲“民主的窗口”，意在应对中国崛起。2015年美国推动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将中国排除在外。台湾当局则把争取加入TPP视为在经济和“国际空间”领域的重要目标。
通过对越南、德国与也门的比较研究可见，国家统一的实现与六项“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密切相关：(1)国家内部主导政治军事统一(国家硬权力结构)；(2)国家内部主导经济社会统一(国家软权力结构)；(3)区域大国默认分离方主导统一(区域硬权力结构)；(4)全球大国缓和且一极在地区的战略撤退(全球硬权力结构)；(5)全球大国默认分离方主导统一(全球硬权力结构)；(6)一极在分离一方影响力的收缩(全球软权力结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以上六个因素中，区域大国与全球大国默认分离方主导统一的前提是：国家内部主导的政治军事统一进程与经济社会统一进程都已经启动。
五、结论及“两制”台湾方案探索
综上所述，复合权力结构影响国家统一进程及其模式选择。在越南、德国与也门统一问题中，由于分离双方相似的“等量”状态，复合权力结构以“网状格型”为特征，影响着全球治理中的越南武力统一、德国吸收统一与也门一体化统一。其中，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着国家统一进程与否，而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影响着国家统一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统一问题上，两岸统一政策与两岸统一中的权力结构是两个相互联系又需要彼此区分的概念。70年来，大陆与台湾的统一政策几经转变，极大地影响着国家层面权力结构的变化。然而，影响中国统一进程的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单一维度，更是国家—区域—全球三个层面复合权力结构综合作用的结果。
教师节来了，我轻轻拈起笔，可又重重放不下，我发自内心地想写点东西，向我的老师发出问候和祝福，向关怀我成长的老师们表达自己的感恩。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发展较为完善，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第一，食品安全规定，企业工作人员应该深入了解现行的食品生产法律规定内容，进一步优化食品安全生产机制，进一步明确不安全食品的法律规定，并及时召回一些不安全、不符合要求的食品，针对相关负责人的失责问题要进行严惩。第二，食品管理工作，食品企业应该创建科学的食品安全紧急预案管理，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对策，确保食品管理工作的顺利落实。第三，食品监管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重视食品监管工作的落实，创建一支综合素质较高的团队，把食品安全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中国统一问题具有自身的特点，两岸体现为“非等量”而不是“等量”状态：在国家层面，大陆相对台湾面积体量大、综合实力强、国际地位高；在区域层面，中国自身为最为重要的区域强国，在区域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在全球层面，中国作为世界舞台上的重要一极，在冷战中与美苏构成“战略大三角”，在冷战后与美国形成“G2”(Group 2)。因而，复合权力结构是以“土星环型”而非“网状格型”为特征，从内核的国家层面、中环的区域层面、外环的全球层面，共同影响着全球治理中的中国统一进程。其中，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中部分因素的变化，影响着不同时期两岸关系的态势；而推动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的形成，是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关键所在(见表1)。
表1 “土星环型”复合权力结构与中国统一问题
注：武：武力统一偏向;和：和平统一偏向;一：一体化统一偏向
(一)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与两岸关系态势
权力结构的和平(一体化)统一偏向。70年代末至今，两岸逐渐开启了在区域国际组织中的合作，区域规范对两岸互动形成一定约束与制约。区域软权力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和平统一偏向的一体化模式特征，并呈现出某些正向加强的趋势。
武力统一偏向较强的时期为1949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大陆武力统一政策Vs.台湾武力统一政策”，以五个武力统一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为特征。
武力统一偏向次强时期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陆吸收统一政策Vs.台湾吸收统一政策”，彼时两岸形势表现为四个武力统一偏向、一个和平统一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
和平统一偏向较弱时期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8年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独立政策”，当时两岸局势呈现为一个武力统一偏向与四个和平统一偏向(含一个一体化统一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
和平统一偏向次弱时期为2016年至今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独立政策”，当前两岸局势也呈现为一个武力统一偏向与四个和平统一偏向(含一个一体化统一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但和平统一偏向的软权力结构比上一个时期更加强化。
和平统一偏向次强时期为2008年至2016年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不统不独政策”，以五个和平统一偏向(含一个一体化统一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为特点。
和平统一偏向较强时期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的“大陆一体化统一政策Vs.台湾吸收统一政策”，以六个和平统一偏向(含一个一体化统一偏向)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为特征。
目前市场环境下，专业培训机构往往停留在理论和早期项目案例层面，真正对于EPC工程总承包实操层面的培训机制非常缺失，还需要施工企业有专业化部门和力量来建设人才队伍、培养并发展人才，而且企业自身要加强经验总结。
在以上两岸关系六个阶段呈现出的异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中，硬权力结构变动较大，而软权力结构一旦形成和平统一偏向，将呈现出某些正向强化的趋势。
就硬权力结构而言，国家硬权力结构中的大陆与台湾政治军事关系最为曲折，呈现出从对立到缓和，转为对峙，再次缓和，直至目前的紧张状态。该权力结构经历着两轮从武力统一偏向到和平统一偏向的转变，目前又呈现出武力偏向。区域硬权力结构中区域大国日本与两岸关系波动较大。日本曾与中国对立交恶，建交后两国一度关系紧密，之后跌入低谷，回暖不久又转入冷淡，目前正逐渐重回正常轨道。区域硬权力结构经历了从武力统一偏向到和平统一偏向的转变，目前没有明显的偏向。全球硬权力结构中，世界体系经历了从冷战美苏两极到美国一超多强的转变，各个时期的全球大国均着眼于在东亚及亚太地区的战略扩张，各个阶段总是至少有一个全球大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对中国统一进程不持支持态度。可见，全球硬权力结构变化较大，是影响与制约中国统一进程的重要外部因素。
统一偏向权力结构未有显示(冷战之后)。90年代中期之后，大陆统一政策继续偏向一体化模式，台湾的统一政策经历了独立、不统不独、独立三个阶段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中国统一进程中的全球硬权力结构一直体现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的存在，美国在东亚与亚太的扩张。
(二)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与中国统一进程
在中国统一问题中，无论是在武力统一偏向阶段还是和平统一偏向阶段，各个时期中影响中国统一进程与否的六项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均有待进一步推进。其内容包括：
在国家层面，大陆与台湾只是计划而尚未完全开启主导武力模式或者和平模式的政治军事统一(国家硬权力结构)。大陆与台湾只是计划而尚未完全开启主导武力模式或者和平模式的经济社会统一(国家软权力结构)。在区域层面，区域大国日本反对两岸武力统一，但没有持支持中国统一的态度(区域硬权力结构)。在全球层面，冷战及其之后，苏联和美国这些全球大国始终在东亚及亚太地区实施战略扩张而非战略收缩(全球硬权力结构)。无论是冷战时的美苏两极，还是冷战后的超级大国美国，全球大国都没有持默认中国统一的态度，它们或反对中国武力统一，或反对中国和平统一，或持不战不统不独的态度(全球硬权力结构)。苏联或美国这类全球大国始终都着眼于在大陆或台湾地区影响力的扩张而非收缩(全球软权力结构)。
综上观之，推进以上六项同质性复合权力结构的形成，是探索“两制”台湾方案、推进中国统一进程的必要因素。在国家层面上，两岸内部对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统一进程的主动推进，是推动中国统一的关键，也是推动区域大国与全球大国转而默认中国统一进程的前提。就区域领域而言，中日关系的积极改善与友好发展，将有助于区域大国日本转而默认中国统一进程。在全球视角中，中美关系应在平等互尊、包容互鉴、合作互信、良性互动、共赢互利的基础上，努力在摩擦中寻求合作、在波折中寻求突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探索两国在东亚及亚太地区的共治共建。这将有助于消解美国在该地区战略扩张及在两岸影响力扩张的消极因素，也有助于为全球大国美国转而默认中国统一构建良好的外部环境。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层面因素是最为关键的内核，加上中环的区域层面因素、外环的全球层面因素，三者共同构成“土星环型”复合权力结构，影响着全球治理中的中国统一进程。由于中国自身即为区域强国，在东亚区域的对外行为中有很大的自主性，故相对于区域层面的权力结构因素而言，国家与全球层面的权力结构对中国统一进程将更具影响力。此外，由于大陆的综合实力与国际地位远远强于台湾，因此，大陆在中国统一的推进中应该也将会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注释：
[1]张亚中、李英明：《中国大陆与两岸关系概论》，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
[2]张春英编：《海峡两岸关系史(第1卷至第4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3]纪欣：《“一国两制”在台湾(增订本)》，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4年。
[4]杨丹伟:《解析台湾的大陆政策》，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年。
[5]林冈：《台湾政治转型与两岸关系的演变》，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
[6]庄宗明、黄梅波：《两岸经贸合作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7]李鹏：《海峡两岸经济互赖之效应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
[8]张亚中：《两岸统合论》，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
[9]章念驰：《统一探究：两岸关系与中国前途》，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年。
[10]刘性仁：《两岸关系：主权争议何去何从》，台北：时英出版社，2004年。
[11]卜睿哲：《台湾的未来：两岸的争端如何解开》，林添贵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
[12]徐博东等：《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
[13]林碧炤、林正义：《台湾关系法30年：美中台关系总体检》，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
[14]李英明：《全球化时代下的台湾和两岸关系》，台北：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
[15]刘相平：《经济全球化与两岸经贸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6]初国华：《全球化与两岸关系新愿景》，《中国大陆研究》2008年第4期。
[17]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8]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9]夏路：《复合权力结构与国家统一模式——对越南、德国、也门的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3-51、217-219页。
[21]徐博东等：《大国格局变动中的两岸关系》，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22]《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辑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第2886、2915页。
[23]李家泉：《两岸双赢之路——试论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5页。
[24]刘性仁：《两岸关系：主权争议何去何从》，台北：时英出版社，2004年，第38页，第40-41页。
[25]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九二共识”历史见证》，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年。
[26]《马英九接受联合报专访》，《联合报》2005年8月6日。
[27]《马英九历史定位须奠基2016大选》，《联合报》2013年5月19日。
[28][30][35]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岸经贸往来统计表》，http://www.gwytb.gov.cn/lajm/lajm/201805/t20180524_11958201.htm，2019-3-1。
[29][31][36]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两岸人员往来统计表》，http://www.gwytb.gov.cn/lajlwl/rywltj/201805/t20180524_11958157.htm，2019-3-1。
[32][34]《联合报民调：73%自认为是台湾人，46%要永远维持现状》，《联合报》2016年3月14日。
[33]《过去七年两岸福利“马”上好又多》，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a/20151106/46139239_0.shtml，2016-05-19。
[37]观察者网：《台媒：最新民调显示两岸若冲突仅23%台湾民众愿抵抗》，https://mil.sina.cn/zgjq/2019-04-09/detail-ihvhiewr4331316.d.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2019-4-9，2019-4-20。
[38]《中日首脑会谈概要(2008年12月9日》，转引自林碧炤、林正义：《台湾关系法30年：美中台关系总体检》，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9年，第298页。
[39]Arpak. F. Kovacs, The 20th Century 1914 - 1960 , New York: St John’s University Press, p.57.
[40]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333页。
[41]Summary of th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ttps://dod.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Summary.pdf, 2018-10-15.
[42]张赞合：《两岸关系变迁史》，台北：周知文化出版，1996年，第162页。
[43]颜庆章：《揭开GATT的面纱——全球贸易的秩序与趋势》，台北：时报文化出版，1989年，第13页。
[44]《11国签CPTPP 日欢迎台湾加入》，《中国时报》，2018年3月10日，https://www.chinatimes.com/cn/newspapers/20180310000464-260102，2018-10-15。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and China ’s Reunification :An Exploralion 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aiwan
XIA Lu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Fujian)
Abstract : China’s Reunification could not be explained only in the logic of “actor orientation”, but in the logic of “Saturn’s Rings”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This multi-power system contains three levels. On the Inner Core layer, the national hard power structure involves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lations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while the national soft power structure involves economic and social relations cross the Taiwan Strait. On the Middle Ring layer,the regional hard power structure contains regional power Japan’s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Chinese Taipei, and the regional soft power structure contains two sides’ interactions among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On the Outer Ring layer, the global hard power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oles and the poles’ strateg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hile the global soft power structure refers to the influences of ideologies, institutions and norms in the world to China and Chinese Taipei. By analyses,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heterogeneity of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determine China’ reunification model deviation whether forceful or peaceful. And the homogeneity of complex power structure determine whether China could be reunified or not.These conclusions will count for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aiwan o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to some extent.
Keywords : China’s reunification,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Taiwan, complex power structures
中图分类号： D609.9
收稿日期： 2019-04-29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台湾海峡两岸和平发展的区域治理机制研究”(FJ2017B12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全球治理结构中的国家统合研究”(20720191003)
作者简介： 夏路，女，湖南长沙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8-0460( 2019) 05-0135-14
[责任编辑：陈双燕]
标签：中国统一问题论文; “两制”台湾方案论文; 复合权力结构论文;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