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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遮蔽”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理论宗旨之一，就是祛除黑格尔主义那种试图用空洞范畴遮蔽历史中现实的个人“形而上学方法”，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就是一部对这种思维方式在政治经济学上应用的批判。马克思力图以此作批判蒲鲁东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也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本文主要从“除蔽”的视角，对此文的批判性意义进行分析。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遮蔽 哲学的贫困
《哲学的贫困》是马克思早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理论著作之一。作为一部论战性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主要针对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蒲鲁东《贫困的哲学》而作，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批判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克思在论述其与黑格尔体系时做出如下的对比：“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末，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对象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泡制。”[1]那么，马克思为何要批判蒲鲁东将政治经济学“黑格尔化”努力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蒲鲁东，其形而上学的体系都在有意无意的企图“遮蔽”现实社会一些东西，而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要“遮蔽”的，就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资本”对人所创造的价值的遮蔽，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遮蔽。
一、“价值遮蔽”——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人的劳动价值的遮蔽
（一）稀少与众多：遮蔽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对价值关系的“遮蔽”，首先是从颠倒分工与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产生的逻辑顺序开始的。“同样，蒲鲁东先生也可以把整个事态倒转过来而仍然不损害他的结论的正确性。要说明交换价值就要有交换。要说明交换就要有分工。要说明分工就必须有使分工成为必要的种种需要。要说明这种需要，就必须“假定”有这种需要，但是并不是否定这种需要，”[2]，在蒲鲁东看来，首先有了分工，才有了交换价值和实用价值，而把商品价值形成的最基本重要性元素——需要，只是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条件。这种对逻辑顺序的颠倒，完全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运行规律的本质，甚至是违背了被资本主义社会奉为经典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倡导的基本经济规律。
事实上，蒲鲁东这种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思想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时欧洲的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存在这样一种思潮：试图从哲学的视角反思政治经济学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所包含的一些基础概念进行思辨，这种思辨努力的目标是从哲学的思辨过程中寻求对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与范畴的深刻理解。这一思潮的初衷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研究方法和出发点的问题，也就是仅仅用单纯的思辨与抽象，同时脱离社会经济实际来解释经济概念、经济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而不是从现实的、历史活动之上来剖析问题，最终自觉不自觉的走向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就是这类著作的典型代表。
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解释的最终结果，就是对决定价值因素的形而上学的解读，“用‘由意见决定的价值’来代替交换价值”[3]，也就是蒲鲁东所谓的人的“自由意志”来决定商品的价值——“蒲鲁东先生把自由的购买者和自由的生产者对立起来。他使两者具有纯形而上学的性质。这也就促使他说：‘已经证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引起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4]。蒲鲁东一方面夸大了虚无缥缈的人的自由意志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在解释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互动的过程中，极力遮蔽现实的人的存在，试图用空洞的概念，以及对黑格尔辩证法“半吊子”的理解，企图通过思辨构建出一个超越历史，超越社会的，由各种空洞抽象的概念，在相互矛盾的运动过程中构建起一个形而上学式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体系。
故而，我们从马克思对蒲鲁东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关系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蒲鲁东的学说事实上是希望用抽象的概念，来掩盖在现实中所发生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以及供需关系的对立。
（二）对货币的功能批判与对剩余劳动遮蔽的批判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关系中货币才有意义，但蒲鲁东却愿意将货币作为构成价值的尺度，来遮蔽价值、货币的本质——“如果还有逻辑的话，那末他的全部逻辑就是：他以变戏法的手法把金银做为货币的特性运用于由劳动时间衡量价值的一切商品。当然，在这套戏法中，幼稚多于狡猾”[5]。同样，蒲鲁东更愿意用哲学的思辨来解释政治经济学得问题，在货币问题上也是如此。将货币作为第一种商品的同时，却遮蔽掉了货币的社会属性，甚至将货币的的效用大小归咎于君主的强制力。
而对于剩余价值问题，也就是社会财富如何实现增长的问题，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试图用所谓的“联合生产”产生多余价值，来掩盖人的劳动价值超出购买劳动力的货币价值的部分，即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蒲鲁东试图说明，是人的联合与协作的劳动，造成了社会总财富的不断增长——“蒲鲁东先生是否只是想说明，社会里的个人的生产可以超过孤独的个人的生产？他是否指联合起来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多于没有联合的个人的生产剩余？如果是的话，我们可以给他指出几百个没有求助于蒲鲁东先生的那种神秘主义但却表明了这种简单真理的经济学家”[6]。蒲鲁东对剩余价值的这种遮蔽，事实上是对人的价值的一种遮蔽，这种遮蔽试图将人的劳动的价值与资本家用于购买人的劳动力所花费的货币资本等同起来，只有这样，人的创造的劳动价值才能异化成为“资本”所创造的价值；人创造的财富才能被当做是在所谓的“社会联合生产”中凭空被创造出的东西。马克思在《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指出，“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7]。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事实上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异化”，与蒲鲁东竭力试图掩盖的“人”的价值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都是试图说明用物的属性可以代替或取代人的本质，从这一点上说，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学说的基本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尽可能将“人”异化成为“物”，或者是用“物”的价值来掩盖“人”的真正价值。也就是说，将人的价值异化为可被物所“衡量”的东西，从而“遮蔽”人所创造价值中超过劳动力市场价格的部分，也就是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重要意义并不仅仅只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证据”，更是一种对人的本性的揭示；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人的创造性的褒扬。
二、经济范畴遮蔽——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对人的社会关系的遮蔽
（一）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与形而上学的政治经济学
蒲鲁东运用黑格尔的三段论，对已经被之前的“经济学家”们的异化为固定不变范畴的“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学概念进行逻辑推理，把已经被从社会生活中被抽象出来的概念进一步的抽象化。从而使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
因此，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本质是用抽象的概念遮蔽现实的经济范畴，而对经济范畴的遮蔽本质上就是对人社会关系的遮蔽。这种遮蔽不一定是出于作者的主观意愿，但在客观上却形成了对人的遮蔽。故而，马克思以此为出发点，运用已现雏形的实证的历史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对被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所遮蔽的经济范畴进行了解读，还原其真正的社会意义，揭示在这些抽象经济范畴下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对经济范畴的历史科学解读：
蒲鲁东使用他的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试图说明：分工具有好的方面与坏的方面，而这两个方面矛盾运动的实质就是“分工使工人去从事屈辱自身的职能；被损害的灵魂与这种屈辱自身的职能相适应，而工资的不断急降又与灵魂的被损害相适应。要证实降低了的工资完全与被损害的灵魂相适应，蒲鲁东先生为了不受良心责备，便肯定地说，普遍良心的意志就是这样。请问，这种普遍良心包括不包括蒲鲁东先生的灵魂呢？”[8]。同时他又把机器看做是与分工相对立的范畴，试图将社会的矛盾，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归咎于机器的出现，但是“机器正象拖犁的牛一样，并不是一个经济范畴。机器只是一种生产力。以应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才是生产上的社会关系，才是经济范畴。”[9]。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看来就是意图用抽象的概念以及它们的矛盾运动。来遮蔽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掩饰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对立。“总之，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扩大了资本积累，使人进一步被分割”[10]，机器不是分工的“反题”，而是促进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分化的物质力量，更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专业化倾向。
从马克思对蒲鲁东学说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贫困的哲学”，事实上是通过对抽象经济范畴的一种本末倒置的分析，力图证实社会经济的运行，遵循的是一些神秘的、天命的和“人类的无人身的理性”所谓规律，来掩盖现实的、历史的与社会中的“人”在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作用。实际上，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就是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已经从经济学角度进行揭露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压迫、剥削与不平等的矛盾根源，找到“哲学”上的理由，用空洞的概念与虚幻的逻辑规律遮蔽人在社会中真实的现实处境。
（三）遮蔽与除蔽——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现实人的崇高本性的揭示
《哲学的贫困》是作为马克思早期一部论战性的著作，一方面是为了批判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中所秉持的那种对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研究，但另一方面也是马克思首次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和原则，对资本主义本质进行批判的著作。
从这部著作对蒲鲁东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所反对的，不仅仅是那种用“空洞的词句”统治“人”的哲学；同时也是资本主义那种企图掩盖人本质的社会经济制度。如果说前者是对人主观思想上的遮蔽，那么后者就是在客观现实社会中对人本身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遮蔽。
马克思对这些“遮蔽”批判的动力，来源于对人本性的尊重。马克思思想中“人”学理论深受其前辈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影响，费尔巴哈是这样描述他所研究的“人”：“我要把人，把整个的人，深深地铭记在心中，它不是医生病床和解剖刀下的人，不是律师在法庭上和审讯室里的人，不是面包匠，也不是酿酒师那样的人!这是个贯穿一切、穷根究底的思想。有了它我就有了一切，并能自己延伸到世界的尽头”[10]。对此，马克思在之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只是从费尔巴哈才开始了实证的人道主义的和自然主义的批判”[12]。虽然马克思没有全盘接受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思想，而且批判继承其理论；但马克思相较之于费尔巴哈，站在更高的角度褒扬了现实中的“人”的价值，而这种思想的体现，是通过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中对人本质的遮蔽的深刻批判中体现出来，也是批判“资本”对人的生活方式的统治中体现出来，“对马克思来说，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即‘死劳动’统治‘活劳动’、资本控制人。而造成这一严重后果的，实际就是昨晚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和支配‘基点’的‘资本逻辑’的总体性控制”[13]。这种“控制”的根基在于用一种“物化”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人与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这种思维必然会导致对人本身的本质性力量的遮蔽与掩盖；而这正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极力揭示与推崇的东西，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及其之后的“新”形而上学的对立也根源于此。
黑格尔曾将人的本质视为一种无法通过自身认知，而需要借助外界“镜像”才能认识到的存在的本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可以借鉴这种“镜像论”的方法，来研究马克思对人自身本质的探索，而可选择的视角之一，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本性“遮蔽”的深刻批判，以及为人性的“除蔽”所作的艰苦努力。把握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更好了解先哲们“崇尚”人、“推崇”人的精神追求，也是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价值旨趣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14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78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8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8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119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135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01年版，第18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163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163-16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001年版，第170页。
[11] 苗力田译编：《黑格尔通信百封》，第27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2001年版，第46页。
[13] 白刚：《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0页。
论文作者:吴龙仙, 曾俊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6年8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6/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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