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政治对经济发展的能动作用——兼谈克服上层建筑中不健全、不协调环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层建筑论文,中不论文,不协调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环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在当前发展经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条件下
，于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号召我们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我们搞现代化建
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必须有政治保证”。［①］当然，这完全不同于以
前“四人帮”之流光强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那种过左的极端政治，而是正确
地使社会主义政治更好地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并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而服
众所周知，政治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被经济基
础所决定并受其制约；然而，一旦上层建筑形成体系以后，即具相对独立性，并
可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促其稳固、发展；或促其停滞、动摇乃至瓦解。
经济基础是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社会集团及
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交换的形式及其关系等。也正是基于
这三个主要方面而决定着社会经济的基本制度。
由于经济基础关系到每个阶级或阶层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利益，决定着阶
级与阶级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因
此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②］。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完全符合社
会发展的客观事实。
此外，斯大林认为“上层建筑是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观点
，以及和这些观点相适应的政治、法律等机构”［③］。这就成为过去长期流行
的传统见解，居然把政治同法律、规章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并列在一起，这实际
上是不正确的！
社会实践反复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非直接的，而是需要通过具有
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及其相应的组织机构方能起作用（譬如生产关系的总和并不
能直接决定艺术观点，此仅一例而已）。正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体现
阶级与阶级、阶层与阶层、社会集团与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所以经济基础要通
过政治这个枢纽才能施影响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反之亦然，上层建筑要通过
政治枢纽而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当然，上层建筑服务予经济基础还可能有
其不健全、不完备的空隙。
更具体地说。受经济基础制约的政治；它对于上层建筑的作用，大致表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制度是依照统治阶级的政治观点建立起来的；
其二，各种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政治服务的，并要求一定的规
章制度和机构设施与它相适应，然后才能使之广为传播，以宣传、弘扬统治阶级
的政治、意图、思想、观念；
其三，政治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起着指导性的乃至决
定性的作用。
为了便于阐明和了解，现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复杂关系简化列图如下：
以上所列乃表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单纯关系的简略图表。实际情况却
要错综复杂得多。
实际上，经济基础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复杂多样的，它包括着占主导地位
的经济成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余经济成分；以及未来更新的经济基础的新因
素、新成分等。由于它们之间在经济领域势必存在着差别、矛盾和竞争，因而这
也就必然地决定着上层建筑领域的众多矛盾乃至对抗和斗争。
为了确保社会主义政治在我国社会上层建筑领域的主导地位和永远胜利，并
借此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发展和繁荣，因而我们党尤其强调广大干
部一定要讲政治——既要明确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一政治方向；又要坚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
还要加强严格的政治纪律，以保证中央的指示和政令畅通无阻地得以贯彻和执行
；并需要具有鲜明的政治鉴别力和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以抵制香风迷雾和红灯绿
酒的侵独。
值得称道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基本上是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相协
调的。尤其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教育、文学艺术、学术文化、
报刊通讯等等）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自觉地
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它们一方面努力探索、反映和利用社会发展的客观法则；
另一方面努力启发和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以促使社会主义经济更
顺利、更繁荣地发展起来，以加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不过，略嫌不足的是，我国社会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众多职能部门和机构设施
似乎存有重叠和交错过多的现象，以致产生关卡多、手续繁、办事效率差的弊端
。这亟需在讲政治、重改革的过程中，加快精机构、求效益的速度，以充分适应
快节奏发展经济、高速度实现“四化”的实际需要。
同时，更值得重视的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基本
上是相适应的，但实际上毕竟还存有某些不健全、不完备和不相适应、不相协调
的环节和方面。这也就不可避免地自会引发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经济基础与上层建
筑的矛盾和变化。
一般说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可以通过调整、改良和改进、革新的办
法来变革现实而克服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中的各种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
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④］，甚至于还可能导致社
会主义的瓦解！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相继倒塌实属惨痛的政治教训！
同样，在我国也曾险象环生，较为严重的是，在极左路线把持下，于１９５
７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紧接着于１９５８年借口“高举三面
红旗”而大刮“共产风”、“浮夸风”，以致在一定程度上，破坏社会主义上层
建筑在先，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随后，从而引发全国性农业生产力的大
破坏，致使饥荒遍于国中！并且严重地妨害了工业经济、商贸经济以及其它所有
经济战线的平衡发展。
幸亏我们党及时采取了“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措施而抑制了极左路线
的肆虐，这才挽救了农业危机并恢复了国计民生。当然其所付代价是相当沉重的
；不仅整个国民经济因农业生产横遭破坏而严重失调和滞后；而且以彭德怀为代
表的一批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因反对极左路线的肆虐而蒙受冤案；更可悲的是
在饥荒中因饥饿而病死乃至直接饿死的百姓竟达千百万之多！
殊不料，到了１９６６年，由于极左路线的再次肆虐而更为猖獗地掀起了“
文化大革命”恶浪。尤其是林彪四人帮之流，对我国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众多不
健全和不相适应的环节，狡猾地钻了空子，兴风作浪。特别是钻了我国法制不健
全——不依宪法治国而是推行个人崇拜地依个别领导人的独断意志治国这个最大
的政治空子。结果不仅导致严重的资产阶级派性和广泛的暴力对抗——武斗！而
且还极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致使国民经济濒临全面崩溃的边
缘！同时还更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既瘫痪了党和政府的各级组
织，又砸烂了“公检法”，使得社会主义法制荡然无存，以致国无宁日，党如虚
设，民不聊生，冤假错案史无前例地遍于国中！此外，文艺界更显万马齐暗，百
花凋零，一片萧瑟；教育界在“停课闹革命”中尤遭摧残，全社会文盲丛生，流
氓横行……诸如此类的遭殃惨状不胜枚举。这就全面而深刻地暴露了我国无论在
经济基础还是在上层建筑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存有严重缺陷，不仅堂堂宪法
和党章党纲如同废纸，而且连国家主席以及老总老帅们都惨遭残害！
鉴于以上惨痛政治教训，因此自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恢复
经济和社会秩序之后，我们党立即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冲破个人崇拜和“
两个凡是”的政治束缚，进而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基本路线指引下
，大力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领域中那些不健全、不完备以
及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缺陷和环节。它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
体制改革到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而且还加强了
民主法制的改革和建设。总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过硬
，从而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在当前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形势下，我国将如何更有力地发挥政治优势的作
用而更好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之全方位地为“四个现代化”建
设服务？这正是一项当务之急的重大课题。
如前所述，上层建筑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它却不能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
础，而是必须通过政治这一枢纽来影响和驱动经济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
以列宁特别强调：“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⑤］，“一个阶级如果不
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
务”［⑥］。同样道理，我国为了高速度地发展生产力、高效益地实现四个现代
化，也需必先求助于社会主义政治这个枢纽，由政治来调动和发挥上层建筑各个
方面、各个部门、各条战线、各个系统对经济基础的积极能动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注意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在施行过程中会不会
出现新的不健全或不相适应的环节呢？至于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过渡中所出现的各环节种种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现象，则更须引起高度
重视，并需通过政治工作的途径及时加以调节和改进，以免后患。
例如，有的单位和部门对于中央政策和上级指示竟持偷梁换柱态度并嬉称之
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所谓“对策”，即钻有关政策、文件和法规、条
令的空子。这固然是一种缺乏党性原则的违纪行为，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正反映
上层建筑设施以及政策法规方面有欠完备、欠周全、欠协调的薄弱环节，亟待调
整和改进。
尤其是当前社会所存在的种种官僚腐败现象，此乃一部分掌权者钻了改革进
程中存有某些尚不健全和尚不协调环节的空子所致。最典型者，莫过于“富了方
丈穷了庙”的怪现象，即在企业单位严重亏损、债台高筑情势下，而厂长经理们
却发财致富。凡此弄权之辈，平时无论因公因私，纵然百米咫尺之距也要高级轿
车接送，以示身份显赫和权力之贵重，然亦不过五、六、七品的芝麻绿豆官而已
！不仅如此，竟还动用公款购建超标准的豪华住宅；此外，还巧立名目地游遍了
全国东西南北中和三关六码头，尚不满足，又以种种“考察”名义去出国“访问
”作公费旅游。究其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一人当官鸡犬升天”的原因，盖由
于缺乏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而搞家长式统治所致也。其独断专行、人莫予毒、
刚愎自用、作威作福之气焰，足以令人发指！于是，集体领导成了空话，政策文
件成了废纸；党政工团妇的基层领导人竟可以不经其成员代表大会选举而由“家
长”指派，借此安插亲信；职工代表大会更形同虚设。这就容易使各级干部形成
仰仗上级“恩赐”而无视民众呼声的官僚心态，久之则转化为一种“唯上主义”
的思维定势，进而则形成媚上欺下、专横跋扈、“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不民
主工作作风！至于有些企业单位的纪律检察部门，竟然屈从于厂长经理而甘当附
庸，甚至“猫鼠同穴”，猫还向硕鼠讨杯残羹剩酒；上级考察时，则报喜不报忧
，专搞花架子，又送礼又宴请，外加卡拉ＯＫ和桑娜浴；并且指定自己提拨任用
的干部、亲信去投票而假充“民意测验”，蒙混过关。更有甚者，一些地方和部
门，堂堂国家宪法不如县官和部门长官手中的权力大，而县官、首长的权力却又
不如“现管”了，社会主义法制法规往往屈从于地方长官和部门首长的意旨，屈
从于个别实权人物的临时指示。究其根由，盖因脱胎于封建或半封建社会所建立
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如若不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施行个人崇拜性的家长式
领导，则势必容易滑向封建型帝王式官僚化统治的惯性轨道！实际上，民主绝不
是恩赐的，而是人民公仆对社会主人的绝对尊重；民主不是摆设，人民不可愚弄
！至少基层干部必须民选而不宜委任，以杜绝其眼睛向上而无视民众的“官本位
”思想作风。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有些“公仆”竟敢强奸民意，甚至歪曲和篡改
中央政策，拉帮结伙、阳奉阴违地集体弄虚作假、瞒上欺下、以权谋私、坐地分
赃；还有的施行“地方保护主义”或“部门保护主义”，乃至出现少数唬弄多数
、下级唬弄上级、地方唬弄中央的咄咄怪事！这一切，归根结底实乃吏治腐败与
某些不健全、不协调的上层建筑互为因果、恶性循环所致。
为根除诸如此类吏治腐败现象，既要靠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纪国法的威力；同
时更需要从政治高度，从战略高度，通过体制改革，并从上层建筑乃至经济基础
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加以调整、优化和改进，以确保漏洞的堵塞和空隙环节
的弥合。要从制度上、法规上、职能上、政策上、民意上，不让腐败分子有任何
空子可钻，这才是治国、治党和反腐败的上上策。别等腐败分子对党和国家造成
了严重损失乃至给人民群众酿成严重祸害之后再清查、处理、惩办，这就无法挽
回既成损失和祸害了。
至于如何及时发现各方面不健全、不完备、以致不相适应、不相协调的环节
，这又需要依靠政治而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奖励和充分保障广大干部群众、各民
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新闻单位强化监督、制约、控告以及提供腐败线索和可
疑迹象的积极性，使之勇于揭露和举报违纪干部和违纪事件以及党和政府职能部
门的疏漏。从而边查边纠，不断改进，不断健全，以促使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突飞
猛进，以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蒸蒸日上，以迎接社会主义“四化”大业的欣欣
注：
①《人民日报》１９９６年１月１７日。
②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
③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④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⑤⑥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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