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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是一个相对较为特殊的领域，它既是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研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193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鼎革与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部分。由于江西苏区在当时的地位，后来的研究者把它作为研究中共早期行政实践的重要对象。然而，由于研究者的出发点不同，资料掌握与运用也有很大差异，早期的苏区研究无疑存在许多缺陷与不足。近几年来，由于资料开放力度加大，加上关注重心的变化，一些学者又开始对苏区史进行一些新的研究。这种趋势可以从最近发表的一些研究综述中看出。①稍令人遗憾的是，目前的一些回顾多数均未能讨论海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行文时也多半只是对研究现状从数量或观点上作简要的描述、归纳。因此，本文拟对近50年来海内外与江西苏区史研究相关的学术成果作一较全面的梳理，探讨研究的发展脉络及热点问题，并尝试性地对未来可能的研究趋势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研究之起步与近况
宽泛而言，苏区研究可以说从1930年代初国民党军队对中共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时就已开始。当时，无论是南京政府党、政、军之相关政策研究部门，还是媒体记者或学者，对苏区状况都十分关注。为了展现国民政府对苏区围剿的努力和治理的新形象，南昌行营、各级政府及“剿匪”军先后出版了关于“剿匪”、教育和赈务等方面的书刊，其中典型的如邵鸿基②所著《宁都劫后调查记》、江西省赈务会所编撰的《江西赈务汇刊》等若干刊物以及江西省执行委员会统计室1934年编的《中国国民党江西省党务统计报告》。随着各县的“收复”，《申报》、《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等新闻媒体开始深入苏区，对当地的社会状况进行调查。陈赓雅于1934年游历于赣、皖、湘、鄂四省之间，对苏区社会作了整体铺陈，其《赣皖湘鄂视察记》为后来的研究者了解苏区战后面貌提供了写实性的史料。与此同时，游客也留下了大量视察笔记，其中著名的有黄炎培的《江西归来》、张君劢的《瑞金站在精神上防共第一线》及德国人爱伯夏(M.Simon Eberhard)的《赣省收复县视察记》等，都是学者们可资利用的史料。当然这些出版物，多数均非规范的学术作品，更接近新闻报道或纪实作品，甚或为纯粹的宣传品。严格意义的“苏区史研究”，也许应该从1950年代海外学界的一些成果谈起。
（一）海外学者的研究
海外学界的苏区史研究起步较早，此与当时社会环境密切相关。1950年代以来，为了追问中共在国共内战中取胜的奥秘，海外学者着力对中共上层路线进行了分析。③然而，学者们在认识到中共的成功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有关之后，逐渐将关注点转移到苏区史研究。
海外学界普遍认为，土地革命是中共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其中，西方学界对于土地革命和苏维埃建立的研究起步较早也较为深入，萧作梁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两部著作——《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权力关系，1930-1934年》与《中国土地革命，1930-1934年》较具代表性。④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学者们的兴趣大都集中于政治制度和政治问题，短短几年就有四部专著问世，分别是约翰·鲁的《居于反对派地位的毛泽东，1927-1935年》、香提·斯沃拉普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1927-1934年》、金一平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及德雷克·沃勒尔的《江西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和全国代表大会，1931-1934》。⑤有学者认为，这些著作皆得益于哈佛图书馆馆藏的陈诚石叟文库。⑥此外，日本国会图书馆有关史料对金一平的研究也起了推动作用。总体上看，研究者们主要在土地政策与上层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萧作梁、约翰·鲁等人认为反富农及一系列土地政策的分歧都是党内斗争的产物，而金一平认为，反富农政策本身就是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既不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与党内斗争无关。⑦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之处在于中共的高度社会动员能力。较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是约翰逊，他以抗战中的根据地为个案，提出中共之所以能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很大程度上与日本侵华有关，即由于日本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故中共可利用这一既有优势动员群众革命。⑧他的这一研究启发了陶森德对苏区政治动员与民众政治参与的详尽研究。⑨西方学者关注苏区革命动员的另一特点是从宏观视角入手，其主要方法是比较中、俄、法三国革命的异同，主要学者如巴林顿·摩尔、斯考切波、米格代尔等，他们多认为，中共革命的成功与农民动员政策有着极大的关系。⑩如巴林顿·摩尔认为，乡村革命首先是由于农民的贫困造成的，当然仅此一点还不足以构成革命的条件，农村中内聚力的缺失，是中共能够不断把农民吸引到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另一个关键原因。(11)笔者认为，这一时期比较令人信服的动员观点来自霍夫海因茨，他通过大量的数据比对后认为，在革命爆发的角色扮演中，农村社会只是为中共革命提供“场域”而已，中共对革命的“制造”才是其至伟之功。(12)
港台学者素有研究中共党史的传统，这从20世纪60-70年代曹伯一、王健民、郭华伦及司马璐等人对江西苏区史的研究中就可以窥见一斑。曹伯一的《江西苏维埃之建立及其崩溃》是对苏区研究较为全面的著作；中共出身的王健民、郭华伦、司马璐对苏区历史的体验以及日后出走的经历，使得他们的研究成果似乎更具有“说服力”。读者有理由相信他们的著作是对苏区真实面相的呈现，故这些著作也曾风靡一时；然而历史参与者的角色同样也会影响他们对一些史实的判断，如在中共动员政策的表述中，他们多持“强制革命”论，而较少从国民党方面去检讨失败的缘由。从这个角度讲，这种叙事方法削弱了著作的客观性。当然，这一撰述风格也体现了当时港台学界的研究倾向。
综合20世纪80年代以前海外学者对苏区史的研究来看，皆有一种“聚光灯式”的研究倾向(13)，即将研究焦点集中于少数重要人物（如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等），而对这些人物所在苏区历史的表述，则多概括为对中共高层路线指挥简单机械的接受。(14)
事实上，这一研究进路早在1969年就遭到了美国学者霍夫海因茨的批评，他主张研究中国革命史不能仅局限于上层路线的分析，而应该探究革命的社会经济起源，尤其是研究革命中“人”的行为。在此基础上，他利用翔实的数据与大量图表，得出革命发生的三种类型。(15)对这一提议，当时学者颇有保留。(16)
20世纪80年代以来，黄宗智、周锡瑞、韦思谛、波拉切克等人逐渐接受了霍氏这一创见。黄宗智及其研究生开始研究苏区革命中的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工人、农民及其与革命起源的关系(17)；波拉切克亦发表了《江西苏区的道德经济，1928-1934年》(18)。从这些学者努力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们在把研究聚焦在“人”身上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了社会下层的民众。在他们的带动下，戴瑞福(Ralph A.Thaxon)、陈永发等人相继从这一新视角探析了中共在苏区和各根据地的成功法门。
台湾此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代表学者是陈永发。陈留美归来以后，相继对苏区时期的肃反、延安整风等中共政治运动进行研究，考察中共革命政治的运作方式。陈的弟子陈耀煌，也是目前研究中共苏区的学者中较为出色的一位。
（二）大陆学者的研究
相较而言，大陆学界对于民国时期文献史料的利用相对滞后，在1950年代以后的近40年中，它们基本上被尘封，直至近年，学者们才逐渐把它们作为苏区研究的重要史料。回溯这一研究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近50年来大陆苏区史研究的进展。
19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开始对南方老根据地进行摸底调查，以便就苏区时期对革命有贡献的烈、军、工属进行表彰。在调查工作的推动下，对老根据地历史的清理也同步进行。江西苏区的历史调查工作是由中央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湘赣分团负责的，其调查和清理的内容主要包括：老根据地的一般情况（面积、人口数字），红军在该地的活动情况，人民为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而进行斗争的情况及红军长征后受国民党摧残的情况等。
与此同时，各县市开始征集地方革命故事、红色歌谣及革命干部的回忆资料。(19)随着这些工作的完成，各地即着手编纂地方革命史，诸如《永新人民革命斗争史》、《吉水革命斗争史》等。(20)从既有的研究来看，虽然此时的学术著作不多，却也不乏经典著作，如关于苏区时期重大革命问题，何干之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就为后来的革命史写作提供了重要蓝本。(21)
“文革”期间，苏区史的整理主要围绕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展开，如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所编《毛主席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大事记》（1968年5月铅印本）就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主题。“文革”结束以后，随着苏区史的整理和革命回忆录的大量征集，大陆再次出现了研究苏区斗争史的热潮，而这一时期的著作也为1980年代以后的苏区史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2)
19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各地党史办的成立，地方革命史料的整理就成为苏区史研究的重心，为此，各地先后出版了比较完备的革命史料汇编。如《湘赣革命根据地》，就是由党史资料征集协作小组在汇集了湘赣苏区时期的各类历史文件、回忆录及国民政府“围剿”苏区时留下的重要文件等史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史料集。(23)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学术界涌现了一批学术著作。与此前简单地编撰“斗争史”不同的是，这一时期开始讨论苏区社会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如各根据地的创建与范围、历史贡献、苏区政治建设及组织机构的演变等，从而使大陆苏区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24)到1990年代初期，大陆学界出现了研究苏区史的另一高峰，余伯流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中央苏区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研究，恰好体现了学者们对苏区革命史实厘定的浓厚兴趣。(25)另外，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著述还有戴向青等对AB团问题的重新评定，他们以翔实的史料重述了富田事变的来龙去脉，认为AB团在“四·二”暴动以后不复存在，富田事变本来就是肃AB团逼出来的事变。(26)
不过，纵观这些著述，学者们更倾向于高度宏观地对中央政策指令的颁布与各苏区的贯彻实施加以评析，对于革命如何发生，反而很少论及。当然，这一治学理路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前景的预见，在他们眼中，革命的发生及成功是必然的，因为国民党统治黑暗，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共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顺应时势，领导人民起来革命。(27)而苏区史研究“有待解决的只是共产党如何制定正确的方略和路线以赢得这一胜利”(28)。在这种叙事模式下，地域差异都没有受到重视，遑论对具体革命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所以，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大陆苏区史研究缺乏与海外学者的积极对话。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陆的学术氛围日趋活跃，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苏区史研究并不只是对苏区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做简单的流水账式陈列，他们开始在一定范围内突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对前人习以为常的某些“命题”提出质疑，并与海外学者就既有的观点进行积极对话，在发掘史料的基础上提出不同解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有杨奎松、何友良、王奇生、黄道炫、陈德军、饶伟新和黄琨等人。经过他们的辛勤耕耘，革命史和苏区史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新材料和新观点不断涌现，加深了我们对苏区社会的认识。
二、讨论的主要问题
江西苏区史研究发展至今，涵盖了许多问题。具体讨论亦随着研究深入和时代演进而日益变化。为了对“中国革命缘何爆发”这个问题作更清楚的回答，学者们先后针对革命的社会环境、乡村共产党组织的发展、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及农民在革命中的角色等问题展开对话。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升温，苏区的社会面相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得到学者的关注。笔者就学者们关注最多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以体现各种观点的互动。
（一）早期乡村共产党组织的发展
据陈永发的研究，中共是由一批城市求学的学生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兴趣而组成的团体而发展起来的，中共一大以后，他们开始以政治诉求为自身目标，其任务重心是组织城市工人运动。(29)那么，共产党组织是如何在乡村发展起来的呢？从目前学界的诠释路径来看，“精英论”是最有代表性的观点。
就笔者所知，最早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加比亚蒂，他对1928年以前广东海陆丰地区革命形势发展的研究表明，许多早期的农村党员与地方精英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大都出身于地方精英家庭（如中共农运的领导者彭湃），而正是这种联系，帮助了他们在乡村动员活动的开展。(30)
基层党组织的发展是离不开城市的，而革命精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韦思谛、波拉切克、陈永发、陈耀煌等人认为基层共产党组织是由一批在城市求学的农村学生返乡后建立起来的。(31)那么中共的学生是如何融入地方社会的呢？
韦思谛强调了科举制废除后的“破落精英”在此过程中所起的衔接作用，因为他们的存在，革命才能发展起来。波拉切克则从反驳道义观的视角着手，证明了革命精英通过个人关系网络招募一批跟随者，并加入地方民团以扩张势力，最后与传统势力翻脸的过程。陈耀煌进一步研究了地方精英基于何种考虑与进入农村的干部合作，他认为，地方及自身的利益诉求是最重要的因素；只有在完成精英动员后，地方民众才会在英雄主义的效应下被动员起来。(32)
除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外，韦思谛还研究了中共的农村战略是如何形成的，江西苏维埃时期的党、精英和地方社会三者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他认为，1927年以前，新式教育下的学校和学生对农民运动的发生起了关键作用；1927年国民党“清党”以后，中共可资利用的关系网络和资源迅速萎缩，转而开始联络土匪帮会以及秘密会社，以便招募更多的皈依者。(33)基于马安国(Angus McDonald)曾用“城市起源”解释农村革命，近年来韦思谛重述并升华了他以“精英起源”诠释农村革命的观点，即：中共在战略上由城市转入农村与其说是毛泽东危急时刻力挽狂澜，还不如说是地方精英长期努力经营的结果。(34)这可谓是一个创见。
大陆学者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较晚。陈德军深入分析了赣东北苏区革命精英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对于洪流中的任何一个农民，要么因为与那些把革命从城市带到农村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已经存在亲戚、同学或朋友等社会关系，故而成为最初的革命者；要么主动出去寻找接头，从而参加革命；要么革命者到村庄找到他，动员他参加革命。”(35)
（二）苏联在中国苏维埃革命中的作用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学者在叙述中国革命的成功元素时，逐渐淡化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凸显中共革命的主体性，以“土地革命时期”取代“苏维埃革命时期”，对苏联在中国革命中所充当的榜样与干预指导的角色评价较低，这种倾向后来逐渐成为认知和书写中国历史的新根据。当然，这一叙事体系的形成过程也是为了凸显、烘托和再造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此一来，中国革命叙事便从“以俄为师”转变为以毛泽东为中心。在这些陈述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个落难英雄，更是富有真知灼见的革命火炬手。相比于毛泽东的英明，共产国际和苏共自然成为革命失败的归罪对象。总体上看，大陆中共党史叙述脉络下的著作都有此特征。(36)
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一研究路径开始转变。杨奎松在其《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一书中对于苏区时期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革命会一度提出一个连中国革命者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苏维埃”革命口号？为什么革命者为之奋斗几达十年之久的“苏维埃”革命形式竟会被永远地放弃？这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输出革命”有很大关联。杨奎松的这两个问题或许可以在赫尔穆特·格鲁伯(Helmut Gruber)的著作中找到答案。格鲁伯从共产国际自身的变化出发，论述了各国共产党在苏联“输出革命”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自斯大林逐步掌握苏联党政大权后，共产国际的性质也悄然改变。在此之前，共产国际的确担负着传播世界革命的重任，是苏联向世界各地传递革命思想、培训革命组织的媒介。但随着斯大林提出所谓“一国社会主义”的论调，共产国际“意识形态传教士”角色反而不再那么重要，转而成为苏联执行自身外交政策的工具。共产国际“四大”后，权力逐渐集中于莫斯科，开始了所谓“俄罗斯化”的进程。在中国问题上，共产国际无非是斯大林意志的传达者，其工作核心便是保护苏联的安全。(37)从这个角度来看，苏区中“保卫苏联”等口号都可以得到理解。张玲则从共产国际“遥控指挥及对中国国情理解的偏差”的视角，反思了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且指出了革命中或“左”或“右”错误的，即没能理顺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苏联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而不成熟时期党的领导人“只唯上”、“不唯实”，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原因。(38)
相比之下，国外和港台学者对此问题通过细节上的“深描”，得出了与大陆学者不同的观点。查尔斯·B.麦克莱思在《苏联政策与中国共产党，1931-1946》一书中阐述了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过程。(39)美国学者樊德雯也提出，如果没有共产国际，中共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转入组织工人和农民运动；没有国民党的庇护，中共不可能从1923年的100-250人增至1927年4月的57000人，同样也就不会有后来苏区时期的发展。(40)这一论断在陈永发的《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一书中也得到了认同。(41)
近两年，随着共产国际大量档案的解密和翻译，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和论文，为我们了解共产国际“输出革命”的细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42)
（三）革命缘何爆发
从现有的江西苏区史研究成果来看，学者的着眼点普遍在于追问革命缘何爆发。回溯50年来学界的研究动态，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社会经济结构崩溃论
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争论源自1979年斯考切波等对俄国、法国和中国革命的比较研究。斯考切波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剥削榨取，在把农民从传统势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其生存境遇陡然下降，最终引发了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农民起义。(43)与斯考切波看法相似的是大陆学者陈翰笙，他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华南农村的研究，提出“土地的集中正由于政治动荡和经济萧条而不断加剧”，“不平等进程在加快”(44)，革命也就在这种地区具有高发性。
斯考切波等人观点大致的逻辑是：剥削重→农民无法生存→社会动荡→农民起义。事实上，这一逻辑早在1964年就受到了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的质疑。他认为，中国土地占有恶化情况在世界上的排名充其量只能居第三等级，而且小于世界平均水平。(45)从马若孟(Ramon H.Myers)对华北农村的研究也可以看出，由于大地主所有者的消失和无地农户的微小变化，大批农户进入中等生存状态，没有证据表明乡村中无地农户有很大的增长；相反，1930年的苏区地权分配比1890年时更为平均；而且在农村的生存环境中，农民经常能够以一些非制度手段规避税收，他们实际占有的土地与交税土地极不对称，一般都是交税少，实际占有多。(46)黄宗智认为不管是在华北平原还是长江三角洲，许多村庄的社会结构并不同于中共官方的建构，许多村庄并没有在村地主。他提出：“如果确实存在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冲突，那么这一冲突也不是村庄社区内部的，而是存在于村庄的佃户和外界的地主之间。”(47)
大陆学界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是王奇生和卢晖临。王奇生认为，地主的压迫剥削与农民参加革命之间并不构成必然关联；工人农民的生活虽然日趋贫困化，但要动员贫困化的工人农民起来革命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个时期广东的情形表明，参加革命最踊跃的往往是那些比较偏僻的小村庄民众，而非受地主压迫最甚的大村庄农民。(48)卢晖临也提出：“革命前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村庄内完全依靠地租生活的出租地主非常少见”，他甚至将革命前华北的村庄称为“没有地主的村庄”。(49)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对各种关于政治、经济以及土地出现危机的论述和诠释保持应有的警惕。
2.农民的道义观在革命爆发中的作用
美国学者斯科特通过对越南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及缅甸的沙耶山起义等个案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有着自己的“道义”标准，即农民在判断剥削程度时，其标准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所以，造成农民反叛的直接原因并不是贫困，而是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农民在其道义观被侵犯后，才铤而走险。(50)
希尔以赣东北苏区为例，颇费笔墨地论证了小农社会的各种新问题：地主、上流阶级不再秉承传统的父爱主义(Paternalism)，互惠性生存严重损坏，以至于在1920年代前后出现爆炸性生存危机；上流阶级依靠民团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从而出现强烈的阶级对抗，等等。在希尔看来，农村传统道义的缺失导致阶级对抗日益严重，这也解释了为何赣东北农民对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动员的热烈响应。(51)
持类似观点解释革命的学者还有戴瑞福。他以河南省滑县、濮阳和内黄等地的盐农革命为切入点，证明了偏远区域中农民经久不衰的集体抗议传统对于革命胜利所起的关键作用，具体表现在民众积极响应地方精英组织对国家权力扩张的抵抗，同时关公信仰等地方习俗也是发动革命的重要资源。(52)
斯科特、希尔以及戴瑞福等主要是运用道义经济理论展开对革命缘起的解释，这一理论的运用，似乎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首先，大多数既有的利用道义经济理论解释革命的观点并没有注意到斯科特在论述农村的道义经济所设置的前提条件，即：越南和缅甸遭遇的周期性食物危机。既有社会史研究显示，中国很多爆发革命的地方根本没有这种食物危机的存在，或者不严重。(53)其次，道义经济理论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经济渗透的基础上的，而按照施坚雅对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划分，中国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那么各区域受现代化的影响亦必然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道义经济理论所适用的范围需要受到限制。(54)
相比之下，波拉切克的观点相对中肯，他以江西苏区为例，对斯科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认为虽然前现代社会已有化解危机的制度安排，但是农民对于社会资源的“公平”再分配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而且前现代的农民社会也并不像斯科特所表述的那样单一，而是具有多元化的特征。故波拉切克认为，道义经济理论需要更多的限定条件才能成立，革命只有在社会结构和价值系统必须保持一致的情势下才能爆发，“如果不是，你就无法想象利用道义观念的地方起义可以发展成为有政治结盟的大规模武装革命暴动”(55)。
3.革命如何被动员
动员是一个与革命及战争相关的术语，是指被“战时”热情所激发，寻求促进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运动，旨在发动群众支援战争。亨廷顿是较早解释“动员”的学者，而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基础上提出，“动员”这一概念远比亨廷顿所界定的要复杂。他主张，动员应分为社会动员和革命动员两种；相比于社会动员，革命动员是对政治体系的交流功能的控制，而中共在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革命，就是通过革命动员来控制交流网的。(56)
继霍夫海因茨之后，从中共领导革命的视角去研究江西苏区史的学者甚少，但众多学者对抗日根据地党员作用的探讨为我们研究苏区动员提供了借鉴。西方学界目前比较认同的是陈永发的“制造革命”说。陈通过对中共在华东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细致工作（包括发动选举、组织阶级批斗大会、基层整风等）的研究证明，各级中共基层干部是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具体而言，根据地建立之初，党完全被当作一个“外来者”看待，与当地社会的各种纠葛、农民的价值观念甚至地方革命骨干都格格不入，而党利用了农民社会中一切有利因素来动员农民积极参与革命。(57)不难看出，陈永发对于霍夫海因茨要求研究人的革命“行为”一说进行了成功的实践。(58)
如前所述，陈耀煌认为中共早期的党组织是与地方精英合作的结果，那么，随着形势的变化，1930年代中共是如何去动员和控制这些曾经的合作对象的呢？陈耀煌认为，中共在鄂豫皖苏区根本没有群众基础，有的只是如何操纵和动员精英的能力；而地方精英也不是被动的客体，他们在面临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外来权力的渗透时，竭力保护地方利益和自身利益，而正是在这种角力中，张国焘用肃反驯服了地方精英。(59)
然而，陈永发等人的“制造革命”说受到了大陆学者的挑战。如陈德军就认为，赣东北苏区与陈永发所说的抗日根据地及陈耀煌所研究的鄂豫皖苏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因为赣东北苏区没有依靠鄂豫皖式的强大军事力量为支撑，而是通过具有本地身份背景的革命知识分子将革命引入农民社会，并以较低的“交易费用”借助乡村生活的纽带进行传播和发展革命。而赣东北之所以能够发起革命，一方面是因为赣东北社会基础的散沙化，为革命精英创造了极好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中共的介入。(60)黄道炫认为，苏维埃革命爆发和发展的原因，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中最关键的，还是中共对农村的动员。(61)
近年来，有不少博士论文专门探讨动员的模式与方式等问题，如《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这些研究使我们对动员模式和方式的多样化有了更真切的了解。(62)
（四）农民与革命的关系
邹谠在《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中指出，中国革命有三个创新，其中一点就是“依靠农民的革命”，那么革命态势下的农民与革命的关系究竟如何呢？
米格代尔认为，农民最初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不是出于远大目标，而主要是由于日常的社会关系发生了变化及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使他们渴望尽快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只有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到他们的愿望能得到满足时才会联合起来，而这些愿望源于他们身处腐败、垄断及不完善的社会。农民联合起来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他们甚至也不奢望在新政治中心的决策过程中扮演有影响的角色。(63)
吴应銧以河南农民参加苏区革命的史实证明，农民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农民不仅试图保护自己的生存，他们还愿意藉由长期或短期、个人或公共的投资，来提高他们的生存水准”。农民能够依据“具体的利益”做理性的判断，来为他们个人及家庭追求最大的利益。革命者在面对这些理性的农民时，必须化“远大的革命目标”为许多小的、具体的行动目标，此即为“选择性诱因”(selective incentives)。简而言之，他认为，革命者必须提供具体的利益来换取农民参与革命。(64)
除上述研究之外，何高潮从“博弈”的角度对抗日根据地的分析为我们研究苏区革命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新思路。何高潮认为，抗日战争的特殊环境，使中共通过土地政策来动员民众的策略需要审慎地抉择：简单维持现状固然可以得到地主士绅的拥护，但很难获得广大农民的积极支持；简单的温和改良措施，虽以调节矛盾为目的，但地主与农民却都无法被积极地调动起来；简单而激烈的土地革命，虽可以通过土地的重新分配激发农民对革命的热情支持，但由此而来的暴风骤雨式的阶级冲突，却常常使所有既得利益者与革命为敌。何高潮认为面对农民、地主对中共“政策”的不同“对策”，中共也相应有不同的政策选择。这一论述改变了过去对这一问题较为简单化的分析。邹谠赞同何高潮这一观点，同时从宏观的视角考量了农民与革命的关系。他认为国共双方在资源争夺中，都恪守“全赢全输”的博弈原则，而中共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是由于其灵活的战略策略，而“依靠农民革命”则是重要的制胜法宝。(65)
大陆学者对于农民如何参与革命有独到的见解。陈德军认为：“那些把农民描写成天然的不革命或者其革命是纯粹出于并不值得礼赞的私欲的时髦思潮，在农民革命行动中，丝毫没有看到正义的因素，不能不说存在着偏执和漏洞。”(66)在他看来，农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交往纽带、信仰习俗、有关正义的产权伦理以及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尤其是内部人际关系团结性的缺失，在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
饶伟新则认为，以前对于革命的分析，过分注重阶级角度的论述，他从生态、族群和阶级三个角度综合研究了赣南土地革命，并指出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冲突都包含这三方面矛盾，而苏区时期的土地革命也不例外，它与乡族“械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为我们了解苏区的农民生态提供了一个新的面相。(67)
台湾学者黄金麟则从“身体”的视角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革命具有善意的一面，即对光明和正义的宣扬，不能说革命中的政党没有为群众谋福利的思想；另一方面，由于过度动员，革命目标逐渐异化，许多情况下经常走入强制革命的模式，这就与革命的初衷发生背离。他提出，研究者应该对农民参与革命的“应然”状态做出合理的解释。与他这一观点呼应的是黄琨，他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研究革命史必须考虑“个体的生存性感受”，具体而言，“当中共革命作为一个外界事物进入农民的生活时，它势必要投入到农民的生存性感受中，而农民也根据自身的生存性感受来决定自身的革命立场”。(68)
（五）苏区的社会生活
从20世纪50年代起，欧美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共各大根据地的社会生活，如里奥·奥林斯和林德塞对中共革命中的教育问题的研究(69)，格里芬对于江西苏区中的监狱管理以及胡启西对于性别革命的研究等(70)。
1980年代以后，美国学者逐渐把目光转向苏区社会中的土匪、会党，前述韦思谛和波拉切克对于中共党组织如何在苏区发展起来的研究，主要就是依赖于对会党、土匪以及宗族势力的分析。
相对而言，大陆苏区社会史研究的起步要迟缓很多。1990年代以前，研究苏区的学者主要致力于搜集各地的革命史料和重塑苏区形象，而对于苏区社会生活，通常不作专门研究，只是穿插于其他研究之中。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开始有学者探讨苏区中的查田和扩红问题，而韦思谛等美国学者重点讨论的宗族及会党问题在2000年以前的大陆学界还付诸阙如。笔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因素是大陆学界避讳这些研究的原因所在。似乎讲了“封建组织”的作用，就会对革命手段的正面形象以及政权的合法性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羁绊较多的研究环境也使既有对扩红、查田等个案的追溯，大多只是从政策层面讲述中共的政策如何推动社会进步，没有从“问题意识”的层面与相关学者进行对话。
1991年，中共党史专家张静如提议“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他认为，应当“利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反映”(71)。现在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倡议”(72)。何友良的《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就是在这一倡议下完成的重要著作，他贯通研究江西苏区的各大根据地，讨论了苏区内的乡政气象、民间生态、群体组织及群际关系的变迁等等，为后来学者进一步研究苏区社会史树立了标尺。2000年以后，致力于此的研究者不断涌现，黄道炫是近年来对这一领域着力较多的学者，通过一系列苏区社会现象的研究，他力图揭破庸俗唯物主义和简单经济决定论的迷思，从而揭示出苏区“阶级斗争”中的非阶级现象。
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苏区中的一系列运动是依靠动员得以延续，但也有反动员性现象的存在，比如士兵逃跑问题就与苏区的存在相始终。黄道炫对中央苏区的逃兵问题的研究表明，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左”的错误影响，曾出现信任危机，多次发生大批群众逃跑事件。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中共中央纠正“左”的错误，调整了施政方针，获得了群众的支持，原先逃跑的群众出现回流，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民众也向苏区流动。(73)此外，赤白对立同样是苏区历史中的重要问题，主要出现于赤白交界处。对此，黄道炫指出，赤白对立不是由土地革命而加剧的阶级间的对立，而是一种非阶级的、由多种因素引发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冲突；赤白对立的出现，既有中共自身的原因，也有国民党方面的推波助澜，还源于社会革命与社会组织间的内在冲突，如宗族斗争等。(74)
三、可能的研究趋势
从既有的研究看来，大多数学者更愿意借助社会科学中的概念、视角，或以实证的方法来解释苏区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在笔者看来，他们虽然突破了过往我们所习惯的“意识形态”解释，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有些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检验。(75)而陈耀煌和黄金麟等学者的研究视角也分别存在一定的问题。陈耀煌以中共的精英动员来解释群众革命的理路，是建立在精英的“地方主义”和民众的“英雄主义”情结基础之上的，笔者认为，这两点是作者基于对传统精英定义的思考，然而民国初年的地方社会的劣绅化使我们对精英视角的运用需要更加审慎(76)。《政体与身体》系黄金麟的第二本有关身体史方面的论著，或许是为了补足《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一书所遗留的问题，所以他急于用苏区的个案研究来论证身体理论在国民政府治下及苏区内都有其适用性。仔细阅读此书不难发现，作者竭力用微观史实解答身体观是如何在苏区社会中被塑造的，但其论证基本延续了《历史、身体、国家》一书中的宏观视角，且史料也略显单薄。因此，作者的论述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讨。(77)
陈永发是以实证分析研究革命史的代表，他的这一研究风格对苏区研究的实证化和具体化产生了典范作用。但是，笔者认为，作者翔实史料的背后始终还是难以掩盖他对某些重要问题的忽略，这些忽略或许是其部分史料不足所造成的。(78)更重要的是，陈氏在方法论上的一些问题也值得注意，如他对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夸大就是其中之一。必须承认，中共在革命时代的领导作用是受时空限制的，如果过分夸大，将会陷入“组织膜拜”的误区。(79)另外，我们必须清楚，基层党员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思维必然受到自身素质及地方社会网络的牵制，这就与作为政策制订者的高层领导有所不同，作者虽然在行文中竭力避免这种倾向，但总体上他并没有把这二者区隔开来，基本上是把基层干部的活动看作上层领导干部的政治表达。
为了使苏区史研究进一步深化，我们就必须正视学者们在研究中所遇到的史料和视角问题，尽可能地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笔者认为，未来的研究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新史料的发掘
国民党败退以后，国民政府的大量史料被转移到台湾。其中与苏区有关的史料可概括为三类：第一，民国时期国民党出版系统编撰的史料、调查材料及文集等，如陈诚编纂的《赤匪反动文件汇编》；第二，藏于“国史馆”的蒋中正档案及党史会的各种苏区调查报告。除此之外，退台后的国民党当局也编纂了一些史料。这三类史料对于苏区史研究，特别是了解国民党对待苏区的政策、苏区的社会动员及社会生活等方方面面，是至为关键的。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系统整理了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革命史料，尤其是地方乡土革命史料等，对研究苏区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事实上，目前大陆苏区史的研究主要依靠这些史料。但是我们不应忽略这些史料在编纂上的局限性。革命史脉络下的史料编纂目的性较强，所以在资料选辑中会刻意地凸显社会黑暗，从而为革命的发生制造合法性，其编纂逻辑是为了证明革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黑暗和民众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下官逼民反的结果，而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领导人民群众脱离苦海。(80)相对应的，台湾史料的编纂逻辑则是为逃避国民党自身失败的主观责任，过分夸大中共的残暴和反叛，很多史料甚至是某些人激忿的产物，并非客观评价。(81)
在上述情况下，发掘新史料成为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笔者认为，从目前的研究动态看来，以下几种史料将会越来越多地进入苏区史研究学者的眼界。第一，黄琨、陈耀煌、陈德军等学者所频繁使用的各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系列丛书。这套丛书是各省（市）档案馆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编辑的史料汇编，分为甲种本和乙种本，收录了各地根据地时期的内部文件和重要公文，为革命史公开出版物补充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笔者认为，未来几年内的苏区史成果都将由它们产生。第二，全国各级档案馆收藏的大量民国历史档案和革命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在陈德军、陈耀煌等人的著作中也都可以看到，但目前为止，大部分学者对于档案馆史料的调查多局限于省级档案馆，其实大量的地方革命史料藏于县（市）级档案馆，这些档案是未来研究成果的重要史料来源。第三，苏联方面的档案资源。目前，中央中央党史研究部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已出版17卷，其中关于苏区方面的档案数不胜数，但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及运用。另外，墨尔本大学等机构也开始逐步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相关资料数位化，并公布于互联网，成为容易获取的共享资源。
周锡瑞曾在第二届中国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既有的中国革命史研究“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共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看法，他们的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都和当时的历史文献十分接近”(82)。为了改进这一研究现状，他提出田野调查对于研究会有极大促进。周锡瑞的提议虽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提出，但至今仍振聋发聩。只有在大量的苏区社会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史料，才可能得出更为令人满意的研究结论。
（二）新视角的引入
正如杨奎松在《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中所言，“进入90年代以后，中共党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更多的研究者转到研究1949年以后的问题上去了”。时下学者纷纷探讨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及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这种研究现状恰好为我们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苏区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83)因为20世纪50年代江西的三反五反、镇反运动及反右等运动的专政对象与苏区人物有着极为重要的关联。巧合的是，苏区时期当过白军，入过国民党，参加过守望队、靖卫团以及做过红军逃兵的民众，在1950年代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整肃。而随着国家对这批档案的逐步开放，也就为我们做回溯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对这些新材料比对参照的基础上，我们或许可以对苏区研究中的许多旧问题产生新认识。
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已经意识到，1949年并不能成为研究中国革命的分水岭，因为无论是从组织形态、政治运作以及文化等各方面，苏区、抗日根据地及战后解放区与1950年代后的中国有着太多的共性。(84)因此，对1950年代以后的历史与1930年代的苏区社会做比较研究就是了解中共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当然，这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研究方式。(85)但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只有借助现在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借助过去，我们才能充分理解现在。”(86)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研究苏区社会的真实面貌。而这一点早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在美国学界达成了共识。(87)虽然存在时间上的落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学者对于这一研究进路的追赶，因为我们有条件让这一追赶甚至超越变为现实，如大量触手可及的档案史料就是国外学者所可遇而不可求的。
具体而言，未来的研究，比如前面提到的农民是否革命等问题，研究者还是需要把眼光放到更基层的乡村空间和民众中，并借助于1950年代的档案进行发掘研究，这样，“革命与否”或者革命是否由于其他情势所造成的，才会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苏区时期，中共组织了大量的动员机构，如贫农团、儿童团、妇女会及反帝拥苏大同盟等，而国民党在苏区也成立了许多反共组织，如守望队、靖卫团、铲共团、还乡团及挨户团等，说到底这些组织是对苏区内资源的争夺。1950年代的苏区调查和镇压反革命中，这些组织及其中的个人都要被调查，由此留下了大量的史料，如果能利用它们对这些团体和组织进行个案研究或对比研究，革命的情势或许可以认识得更为充分。另外，目前对苏区社会生活的研究流于简单，如何友良的著作覆盖了中央、湘赣、鄂豫皖及周边的大小苏区，其优势在于史料来源更广，得出结论可以具有相对的普适性，然而苏区与苏区之间的差异就很难凸显出来。正如陈德军力图表现赣东北苏区与鄂豫皖等苏区的差异一样，笔者认为，如果以一个苏区为个案或者以地域为中心来考察，或许可以开辟更多未曾探讨的领域；另外，既有研究中多把苏区和白区对立起来，而往往抹煞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和关联。
（三）打通苏区史和白区史
苏区史的研究经过近60年的发展，已蔚为大观。而与苏区相对的白区史(88)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已取得了重大的成就(89)。台湾与大陆学界方面，近年来有一批探讨江西白区社会的硕士论文相继出现。(90)但是，打通苏区和白区间的尝试性研究，几乎仍是空白，在2000年以前，苏区史与白区史研究之间壁垒甚深，不相往来。
近年来，随着苏区史的一般性梳理、描述和铺排式研究的基本完成，已经有学者注意到需要“会通民国史以深化苏区史的研究”，并提出打破以前独立的革命史叙事方式，适当引入现代化的叙事模式。(91)
苏区史研究若要在观点上有新突破，研究者转变思路、进行对苏区史和白区史的综合研究是首要的一步。有鉴于此，还有许多问题尚待历史学者的发掘。比如，在中共发展革命及建立苏区的过程中，国民党在地方的活动到底呈现出何种特征？再如，白区的“不革命”与国民党员的分布和地主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分别有多大关联？国民党的党员分布密度与革命爆发是否存在直接关系？(92)农村社会的合作者与苏区发展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格局？(93)没有发生革命的地方（可能是白区）与新生活运动的推行有无关联？另外，霍夫海因茨的研究显示，革命最旺盛的地方，当地的基督教传播一般介于1880-1920年之间，这为我们研究革命地区的宗教和秘密社会提供了线索：革命兴起与基督教的传播有何关系？是基督教的思想激发了当地民众的革命意识，还是基督教传播过程中与民众发生的冲突（教案）促使了革命的爆发？我们还可以试着追问，同善社、先天道、普济佛堂等组织在苏区与白区之间各自呈现什么样的特点呢？这些问题都值得学界进一步探究。
另外，本着打通苏区史和白区史的研究原则，后苏区时代的研究同样具有重大的价值，因为只有把后苏区时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清楚，才能体现出国共两党对待苏区社会的不同之处，或者我们可以通过对比不同区域的农民、地主或其他社会团体对待革命态度以凸显处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众生相。(94)诸如此类的问题，或许可以为苏区研究开创许多新领域和新命题，故笔者认为可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华裔政治学家邹谠曾言：“法国人就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后果，已经争论了两个世纪。中国革命也值得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给予同样的注意。我们的工作，仅仅是一个开端。”(95)笔者认为，这一论断也可以适用于对新世纪江西苏区史研究的瞻望。
注释：
①桂玉麟：《近年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研究综述》，《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龙观华：《近二十年中央苏区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刘文彬：《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执政实践研究述评》，《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刘文彬：《苏区精神研究述评》，《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肖如平：《近十年来中央苏区史研究述评》，《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林全民：《第五次反“围剿”研究综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②邵鸿基时任江西省第八区（宁都）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③Goel Sita Ram,Conquest of China by Mao Tse-tung (Calcutta:Society for Defence of Freedom in Asia,1954); Brieux Jean-Jacques,La Chine du Nationalisms au Communisme (Paris:Editions du seuil,1951); Hsiao Tso-liang,Chinese Communism in 1927:City vs Countryside (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70).
④Hsiao Tso-liang,Pow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30-1934:A Study of Document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1); The Land Revolution in China,1930-1934:A Study by Documents (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
⑤John E.Rue,Mao Tse-tung in Opposition,1927-1935(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Shanti Swarup,A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1927-1934(Oxford:Clarendon Press,1966); Derek J.Waller,The Kiangsi Soviet Republic:Mao and 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1931 and 1934(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Ilyong J.Kim,The Politics of Chinese Commun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
⑥马小鹤：《〈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介绍：〈江西苏维埃共和国1931-1934——陈诚资料室部分资料提要〉》，《中国索引》2007年第1期。
⑦Ilpyong J.Kim,"Mass Mobilization Policies and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 (Seattle &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9),pp.78-98.
⑧Chalmers A.Johnson,Peasant Nationalism and Communist Power: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1937-1945(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⑨James R.Townsend,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⑩Joel S.Migdal,Peasants,Politics and Revolution: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4); 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n,and Chi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1)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与专制社会的起源》，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75-181页。
(12)Roy Hofheinz,The Broken Wave: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1922-1928(Harvard University,1977).
(13)转引自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台北，政治大学历史系2002年版，第9页。
(14)Philip C.Huang,"The Jiangxi Period:A Comment on the Western Literature," in Philip C.Huang,Lynda Schaefer Bell and Kathy Lemons Walker (eds.),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p.89.
(15)Roy Hofheinz,"Ecology of Chinese Communist Success," in A.Doak Barnett(ed.),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in Action,pp.72-77.
(16)参见周锡瑞著，戚学民译《把社会、经济、政治放回二十世纪中国史》，《中国学术》2001年第1期，第201页。
(17)Philip C.Huang,Lynda Schaefer Bell and Kathy Lemons Walker (eds.),Chinese Communists and Rural Society,1927-1934.
(18)James M.Polachek,"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1928-193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2,No.4(1983).
(19)骆文、徐一：《革命故乡的山歌》，新华书店中南总分店1950年印行；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老红色区革命故事集》，1951年印行；江西文艺社编：《江西山歌》，江西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何长工：《把红旗插上井冈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永新县文联、文化馆合编：《革命斗争回忆录》，1959年印行。
(20)永新县委革命史编纂委员会：《永新人民革命斗争史》，1961年印行；吉水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编：《吉水革命斗争史》，1959年印行。这一时期的斗争史系列大部分为内部刊物。
(21)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高等教育出版社1954年版。
(22)《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湘赣革命根据地斗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何长工：《红旗插上井冈山——参加秋收起义和进军井冈山的片断回忆》；杜修经：《八月失败》，《革命回忆录》第1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罗荣桓、谭震林等：《回忆井冈山斗争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江西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江西革命斗争史资料》，1981年印行；江西省档案馆选编：《江西苏区妇女运动史史料选编(1927-1935)》，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3)《湘赣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类似的史料还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4)颜广林：《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界的党群关系》，《复旦学报》1984年第6期；邵天柱：《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新设县考略》，《争鸣》1982年第3期；曹屯裕：《试论“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党史研究》1982年第5期；阎中恒：《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查田运动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第5-6期；陈学明：《试评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类似著作可参见张海鹏《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197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193页。
(25)余伯流、夏道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陈荣华、何友良：《中央苏区史略》，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刘勉玉：《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6)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7)这一表征普遍存在于各根据地撰写委员会所编写的著作中。
(28)参见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29)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47-114页。
(30)Fernando Galbiati,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8-19.
(31)Stephen C.Averill,"Local Elites and Communists Revolution in the Jiangxi Hill County," in Joseph W.Esherick and Mary Backus Rankins(eds.),Chinese Local Elites and Patterns of Dominance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82-304.此文已有中文翻译本，即韦思谛著，王迪译《江西山区的地方精英与共产主义革命》，孙江主编：《时间·记忆·叙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5-113页；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第182-213页；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第81-114页。
(32)陈耀煌虽然没有直接以江西苏区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当时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也是中共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根据地，其共性大于个性，所以，陈耀煌的著作能够加深我们对江西苏区的认识。
(33)Stephen C.Averill,"Party,Society,and Local Elite in the Jiangxi Communist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6,No.3(1987),pp.279-303.
(34)韦氏认为这一战略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即传播与扩展。传播即是由城市逐渐向城市周围，包括县城和市（集）镇发展；扩展即是从县城深入到村级农村腹地。参见Stephen C.Averill,"The Transition from Urban to Rural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No.48 (2002),pp.87-121。
(35)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112页。
(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俄共秘档与中国革命史研究：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第八次学术讨论会文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郭德宏：《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向青等：《苏联与中国革命：1917-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版。关于中共党史学者的这一叙事编排，可参见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第186-188页。
(37)赫尔穆特·格鲁伯著，达洋译：《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年版。
(38)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9)Charles B.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 (N.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
(40)Hans J.Van de Ven,From Friend to Comrade: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1920-1927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p.194.类似的研究还可参见维克托·乌索夫著、赖铭传译《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
(41)陈用“输出革命”来阐述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参见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第61-67页。
(42)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43)Theda Skocpol,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Russia,and Chin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pp.236-262.
(44)陈翰笙：《解放前的地主和农民：华南农村危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45)Bruce Russett,"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The Relation of Land Tenure to Politics," World Politics,Vol.XVI,No.3 (1964),pp.450-452.后来Edward J.Mitchell用越南的例子旁证这一观点
(46)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民发展，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7页。
(47)黄宗智：《中国革命的农村阶级斗争：从土改到文革时期的表述性现实与客观性现实》，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3-76页。
(48)王奇生：《党员、党组织与乡村社会：广东的中共地下党(1927-1932)》，《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第1-44页。
(49)卢晖临：《革命前后的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4-145页。
(50)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刘建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51)Kamal Sheel,Peasant Society and Marxist Intellectuals in China:Fang Zhimin and the origin of a Revolution Movement in Xinjiang Regio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52)拉尔夫·萨克斯顿（戴瑞福）：《1931-1945年冀鲁豫边区的民众起义和共产党政权》，《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00-604页。
(53)前述黄宗智、卢晖临以及陈耀煌对鄂豫皖苏区革命前的社会生活的描述，参见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第27-54页。
(54)参见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42页。
(55)James M.Polachek,"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1928-1934),"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2,No.4 (1983),p.825.
(56)塞缪尔·P.亨廷顿、琼·纳尔逊著，汪小寿等译：《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18页；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79-181页。关于国内外的政治动员研究述评，可参见徐彬《前进中的动力：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研究，1921-1966》，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57)Chen Yung-fa,Making Revolution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86).
(58)从这一角度论述中共革命动员的学者还有很多，包括日本学者片冈铁哉，美国学者K.J.卡特福特、D.M.鲍尔森、列文尼等。片冈铁哉的论著参见Tetsuya Kataoka,Resistanc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The Communists and the Second United Front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4)；而美国学者的著作参见毕仰高《抗日根据地中农民对中共动员政策的反应：一些西方的观点》，《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642-650页。
(59)陈耀煌：《共产党·地方精英·农民——鄂豫皖苏区的共产革命(1922-1932)》，第455-456页。
(60)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第187页。
(61)黄道炫：《1920-194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62)杨会清：《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动员模式研究(1927-1937)》，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人文学院，2006年；韩承鹏：《标语与口号：一种动员模式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2007年。
(63)J.米格代尔著，李玉琪、袁宁译：《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
(64)Odoric Y.K.Wou,Mobilizing the masses: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65)邹谠：《中国革命的阐释：宏观历史与微观机制》，《中国革命再阐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50页。
(66)陈德军：《乡村社会中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第185页。
(67)饶伟新：《生态、族群与阶级——赣南土地革命的历史背景分析》，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历史系，2002年。
(68)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5年版；黄琨：《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是怎样建立起来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22页。
(69)Leo A.Orlean,Professional Manpower and Educ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Washington,D.C: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61); Michael Lindsay,Notes on Educational Problems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1950).关于教育问题，席保德是研究延安时期教育的权威，可参见Peter Seybolt,Education in Yenan (Cambri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70)Patricia Griffin,"Prison Management in the Kiangsi and Yenan Periods," The China Quarterly,No.58 (1974),pp.310-331; Chi-hsi Hu,"The Sexual Revolution in the Kiangsi Soviet," The China Quarterly,No.59 (1974),pp.477-490.
(71)张静如：《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89-90页。
(72)参见田居俭为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所写的序（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
(73)黄道炫：《逃跑与回流：苏区群众对中共施政方针的回应》，《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6期。
(74)黄道炫：《苏区时期的“赤白对立”——阶级革命中的非阶级现象》，《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75)如关于社会交换理论、博弈论、道义经济理论等。可参见特纳著、吴曲辉译《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页；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139页。
(76)关于民国初年劣绅化问题的论述，可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28-139页；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182页；王奇生《民国时期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下，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9-590页。另外，早期深入乡村的学生或中共基层干部一般出自地方的豪门望族，他们可以利用其社会关系网络来发展自身势力。但正如波拉切克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质疑的，那些在地方上没有太高地位即没有名门望族的村庄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呢？基层干部能给他们什么呢？参见James M.Polachek,"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Kiangsi Soviet (1928-1934)",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2,No.4(1983),p.819。
(77)如作者用革命的“应然”和“实然”来解释整个苏区社会是否真的具有普适性？作者的论证是建构在中共与民众间的二元互动的假设上，但苏区并非铁板一块，国民党、地主甚至农民等的多元化存在才是历史的真实形态，特别是在苏区中的边缘地带或赤白交界处，情况更加复杂，中共与农民之外的势力和关系网络的角色也更为重要。黄金麟：《政体与身体——苏维埃的革命与身体(1928-1937)》。
(78)如杨奎松所评价的，史料丰富是陈永发《制造革命》一书的特色之一。参见杨奎松《评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台北《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27期，1999年，第175页。笔者认为陈著史料不足只是从被他忽略的面向而言，并非针对全书。
(79)我们通过周锡瑞对于陕甘边区的研究就会发现，正是由于省委组织遭到破坏，才使陕甘地区的革命运动免于“斗争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从而使刘志丹等能成功地建立陕甘宁苏区政权。参见"The Chinese communist revolution from the bottom up:Shaan-Gan-N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San Francisco,1989(12)。
(80)《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编写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湘赣革命根据地有《湘赣革命根据地》、《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两种版本；赣东北有《赣东北苏区革命斗争史资料》，中央苏区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另外各根据地的党史资料丛书共有数百种。
(8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革命文献》第25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2年版；刘景星：《蒋经国先生建设新赣南重要文献辑录》，台北，太平洋建设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189-190)，台北，文海出版社1990年版；张起厚：《中共地下党时期报刊调查研究(1919-1949)》，台北，永业出版社1991年版。
(82)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37页。
(83)这一思考系由冯筱才教授点拨，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84)参见高华《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南京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第86页。
(85)30年代的苏区社会和50年代的政治运动，时间跨度比较大，不同语境下的描述，呈现的面相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这就要求我们对50年代档案、史料进行利用时有一个甄别辨析的过程。
(86)爱德华·卡尔著，吴柱存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页。
(87)如黄宗智、裴宜理、Jeffrey Wasserstrom以及马克·赛尔登等，参见Joseph W.Esherick,"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Vol.21,No.1 (Symposium:Rethink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Paradigmatic Issues in Chinese Studies,IV,1995),p.48。
(88)大陆学者表述与苏区史研究相对的研究领域为民国史，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因为民国史是一个较大的宽泛概念，笔者宁愿采取“白区史”一词，以示区隔。
(89)其中较为出色的学者是林振华、巴坎和塔西塔诺。参见Wei William,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the Nationalists in Jiangxi during the Soviet Period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85); Barkan Lenore,Nationalists,Communists,and Rural Leaders:Political Dynamics in a Chinese County,1927-1937 (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83); Frank Joseph Taristano,The Collapse of the Kiangsi Soviet and the Fifth Encirclement Campaign (St.John's University,1979)。
(90)台湾方面，可参见陈廷祯《江西剿共时期蒋介石战略构想与战略作为之研究(1930-1936)》，硕士在职专班硕士论文，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2004年。大陆方面，可参见黄道炫《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探析——不以中共军事政策为主线》，《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5期；《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考察——以广昌战役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相关硕士论文有肖如平《民国时期保学在江西推行的历史考察》，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3年；张宏卿《民国江西农业院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4年。
(91)何友良：《关于会通民国史深化苏区史研究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第105-114页。
(92)霍夫海因茨从地图中发现，国民党和中共党员分布浓度都比较高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93)关于这一问题的初步研究，可参见Stephen C.Averill,"The New Life in Act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1934-37," The China Quarterly,No.88 (1981),pp.594-628。
(94)目前关于江西后苏区时代的研究，美国学者有班国瑞和韦思谛等，而在大陆，游海华是研究较好的学者。参见Gregor Benton,Mountain Fires:The Red Army's Three-Year War in South China,1934-1938(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Stephen C.Averill,"The New Life in Action: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South Jiangxi,1934-37," The China Quarterly,No.88 (1981),pp.594-628；游海华：《重构与整合——1934-1937年赣南闽西社会重建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
(95)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1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