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回朝鲜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鲜论文,中国人民解放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问题的提出
国共内战时期，东北的许多朝鲜人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①至1949年5月初，其规模已达3个师。此时，毛泽东同意将这3个师移交给朝鲜，其中两个师在7月到达朝鲜，另一个师从1950年1月末开始整编为一个师和一个团，在同年3月至4月间移交给朝鲜。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编入朝鲜人民军，使当时只有3个师、1个团和2个边境保安旅编制的朝鲜军队实力瞬时大增。②1950年6月25日，亦即这3个师被交给朝鲜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初期，与韩国作战的朝鲜人民军共21个步兵团，其中10个团是由中国移交给朝鲜的部队组建的。许多朝鲜人民军的高级指挥员包括总参谋长姜健、2个军长以及6个师长都在中国东北经历过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在朝鲜战争中他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与朝鲜战争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些部队的回朝被视为中国积极帮助朝鲜进攻韩国的证据。③
著名朝鲜战争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 Cummings)认为，就朝鲜战争爆发而言，中国的作用和影响比苏联大。④他甚至认为，朝鲜战争之所以没有在1950年6月以前爆发，是因为在中国南部及海南岛同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朝鲜人精锐部队还没有回国。⑤他还认为，从1946年底起，朝鲜开始派遣数万名朝鲜人部队，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同国民党战斗，特别是在朝鲜将军金策的指挥下，大约3万朝鲜部队于1947年4月进驻满洲。1948年2月，战斗力很强的李红光支队大约1万人回到朝鲜并成为朝鲜人民军的骨干力量。此后，1949年7月至10月大约3万至 4万、1950年2月至3月大约4万至5万兵力陆续回到朝鲜。从1948年到1950年秋，在中国参加战斗的朝鲜部队陆续回国，其总数在7.5万至10万人之间。⑥还有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的《每日情报》G-2报告，认为在中国解放战争期间，朝鲜向中国直接派遣了部队。1947年3月到5月间集中派遣的兵力达到3万人，再加上东北的朝鲜义勇军，由朝鲜人组建的部队共计 7.7万至12.7万人之间。⑦
那么，上述说法是否属实呢？为此，本文将考察三个问题：第一，对朝鲜义勇军的组建及其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个过程进行分析，查清该朝鲜人部队和所谓朝鲜直接派遣的兵力的关系，即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是否由朝鲜直接派遣兵力所组建；第二，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回朝问题，苏联、中国等有关当事国的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其背景是什么？苏、中、朝各自的立场是什么？入朝规模和携带的装备如何？第三，通过考察朝鲜军事力量规模的变化，分析朝鲜直接派遣3万多部队、而后来又回到朝鲜的兵力总数少则7.5万人多则10余万人的说法是否合理。
二 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的组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中国有两支由朝鲜人组建的抗日武装力量。第一支是在华北太行山一带进行抗日斗争的朝鲜义勇军，他们虽然受八路军领导，但保持了较高的独立性。⑧他们把中共的抗日斗争看作东北亚最大的反帝斗争，认为中共抗日斗争的胜利就是朝鲜的解放。这支朝鲜义勇军将朝鲜人密集居住的地区作为主要活动地区。⑨
朝鲜义勇军总司令为武亭，副司令为朴孝三、朴一禹。在总司令部管辖之下，设置了朝鲜义勇军干部训练所。⑩根据1944年2月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当时朝鲜义勇军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总共为300人至400人。(11)
另一支抗日武装是在国统区受国民党政府领导的韩国光复军。该部队是原设在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的武装力量，其成员于日本投降后与韩国临时政府一起回国，因此可以说，他们与后来人民解放军中组建的朝鲜人部队没有关系。
1945年8月11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发布第六号命令：现在华北对日作战之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朴一禹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兵，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12)
为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及朝鲜境内作战，解放朝鲜人民，中共中央原拟派朝鲜义勇军到朝鲜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8月12、15、18日，朝鲜独立同盟总部先后发表《致在华敌军中之朝鲜士兵及朝鲜侨民书》、《告日军中朝鲜士兵及居留民书》、《劝降日军内朝鲜士兵书》，号召日军中的朝鲜士兵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呼吁朝鲜侨民加入朝鲜独立同盟和朝鲜义勇军，建立一个新的朝鲜共和国。(13)
根据六号命令，延安的朝鲜军政干部学校全体人员进入东北，同时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率领3000余名义勇军，同中共中央派出的首批东北干部工作队一起，于1945年11月初到达沈阳。部队驻在沈阳郊区的朝鲜人农村，准备进入朝鲜。(14)
但是，朝鲜境内的苏联红军不许朝鲜义勇军入境。(15)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示，(16)11月7日，在沈阳召开朝鲜义勇军军人大会，由武亭司令员宣布将全军编为7个支队，分别开赴东北的朝鲜人聚居区开展工作，并积极参加中国的解放战争。(17)12月初，武亭率领朝鲜义勇军干部70多人回到平壤，(18)在中国东北的朝鲜义勇军实际上只组成了第一、三、五、七 4个支队。这些支队的组建扩充情况如下。
第一支队：支队长王子仁（崔仁），政委方虎山，初期仅有60余名干部。在南满地区扩编部队，1945年底与通化、柳河、清源各一个朝鲜中队，辑安、桓仁两个朝鲜大队，正式编为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1946年3月该支队扩编为6个大队，并在通化地区改编为李红光支队，在南满敌后参加游击战。1948年4月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四师，直属辽北军区建制。 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六师，下辖四九六、四九七、四九八团，直属东北军区建制。1949年7月后到朝鲜。
第三支队：支队长金泽明，政委朱德海（吴基涉）。1945年11月19日，朱德海、李德山等 19名朝鲜义勇军干部由沈阳乘车抵达哈尔滨，与哈市保安总队朝鲜人独立大队金泽明部队会合， 25日在宾县正式改编为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1946年12月，改编为独立第八团，兵力3000余人。自同年4月收复哈市后，该支队一直担负哈市卫戍任务，并抽调一部参加土地改革。1948年4月扩大改编为独立十一师第三团。1948年11月，独立第十一师改称一六四师，下辖四九○、四九一、四九二团，长春解放后，担任卫戍长春任务。1949年7月第一六四师进入朝鲜。(19)
第五支队：1945年11月组建于沈阳。支队长李益星，政委朴一禹。11月21日，朝鲜义勇军总部派文正一率先遣队抵达吉林市，因苏军不同意其东进，暂时驻扎在附近地区。12月8日，文正一率领先遣队30余名干部进入延吉。李、朴率领支队主力400余人，于1946年初抵达延吉。1946年3月，以朝鲜义勇军第五支队为骨干，加上一部分汉族干部，与当地新建立的4个警备团扩编为延边警备第一旅，兵力6000余人，主要担负延吉地区肃清土匪、建设东满根据地的任务。4月该部一个团（即朝鲜团）参加第一次解放长春的战斗，团长朴洛权（朝鲜人）牺牲。随后该部队组建为东满独立师，1947年编入在延边敦化组建的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纵队。第五支队的一部分后改编为延边军分区独立三团，独立六团等部组建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六师，原第五支队参谋长全宇任副师长。1948年11月东北解放后，独立六师编入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该师主要由朝鲜人组成，先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20)
第七支队：支队长崔明，政委朴勋一。1945年11月21日，崔明等人随同第五支队抵达吉林市，编为吉林保安第七支队，12月初，进驻桦甸。1946年1月，保安第七支队正式易名为朝鲜义勇军第七支队。3月，第七支队改编为桦甸县保安团，后扩编为吉南军分区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主要活动在吉南地区。5月，部队脱离吉南军分区，调至公主屯一线，准备作为四平保卫战的第二梯队。四平、吉、长撤退后，部队进驻五常休整。6月，二十四旅转入吉南地区，开辟根据地。1948年4月，与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后身的独立第八团、松江军区第八团合编为独立第十一师。(21)
这些参加中国解放战争的朝鲜人部队，于1948年底改编为三个师，即一五六、一六六、一六四师。到目前为止，没有资料证明，在改编和扩充过程中，有来自朝鲜的兵力加入了朝鲜人部队，而当时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也说明，这些朝鲜人部队都是在中国东北组建并发展壮大的。(22)由此可以判断，这些朝鲜人师团，是完全由原住在东北的朝鲜人组成的。
日本投降以后，原属日军或“满洲国”军队的朝鲜人陆续加入朝鲜义勇军。随着国共内战的激化，朝鲜义勇军的兵力也急速增加。有研究认为，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报复日本人时，也虐待朝鲜人，这是大批在东北的朝鲜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军队或者朝鲜义勇军的主要原因。(23)
三 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背景及苏联、中国、朝鲜的立场
1948年12月末苏军从朝鲜完全撤军，1949年1月美军也向三八线移动，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局势。1949年1月中旬，韩国开始对朝鲜进行频繁的武装挑衅。1月27日、2月3日和4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称：“近10天以来（1月15日至25日），南朝鲜警察和军队擅自越过三八线的事件增多了”，(24)“三八线形势不稳定，南朝鲜的警察和军队几乎天天都越过三八线袭击朝鲜的警卫岗哨”。(25)但他认为，“南方军队目前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不论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也可能，他们将军队推至三八线附近，将其集中在主要方向上（从保护汉城的角度看，这些方向也是主要的），是为了保护汉城免遭北方军队进攻（他们一直预计北方军队会进攻）”。(26)朝鲜方面也认为，“这些挑衅活动与目前新的联合国委员会抵达南朝鲜有关，其目的是在三八线制造麻烦，以便证明美军继续留在南朝鲜是正确的”。(27)
到了4月，苏联方面似乎意识到了事态开始发生变化。4月17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致电什特科夫大使说：“预计美军于5月份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的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和5月，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灭北方军队。4月10日，南方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约8000人（步兵旅），在议政府（三八线附近地名）地区集结了约1万人（估计是第三步兵旅）。4月10日还在东豆川（三八线附近地名）站台卸下3辆坦克。请立即采取措施核实这些情报并报我”。(28)4月20日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和苏军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建议说：“‘南方人’还在继续向三八线调集部队。我们不排除‘南方人’可能对北朝鲜政府军队采取新的挑衅行动，并动用比迄今为止更大的兵力。考虑这个情况，我们认为，建议北朝鲜政府军司令部采取适当措施，以回击‘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规模的挑衅行动是合理的”。(29)
鉴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形势，苏联一方面以美国军队还在韩国为由决定苏联海军分队暂时留驻咸兴港，并提供紧急军事援助；(30)另一方面建议朝鲜采取必要的措施。4月28日，朝鲜即派劳动党派政治局委员金一向中共请求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31)
对朝鲜的请求，毛泽东立即答应说，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一共有三个朝鲜师，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师可以随时交给朝鲜，另一个师因为正在参加进攻战役，南方战斗结束后将交给朝鲜政府。(32)
经过协商，朝鲜和苏联制定了包括朝鲜人部队入朝问题在内的针对韩国的大规模进攻的防御战略。维辛斯基预测，韩国进攻朝鲜的时间是1949年6月，什特科夫6月22日发给维辛斯基报告的“结论以及对策”部分明确指出：“一旦南朝鲜军队开始进攻，驻扎在沈阳和长春的两个朝鲜人师将立即转移到朝鲜去部署”；“他们的任务就是在南朝鲜军进攻时投入到北朝鲜境内展开防御战”。(33)7月13日，什特科夫在报告中再次指出：“南方军队会先发制人在7月对北方军队发起进攻”。“金日成已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调回朝鲜：沈阳师配置在新义州，长春师配置在罗南”。(34)
按照金日成的决定，7月20日长春师（一六四师）离开长春，经会宁抵达朝鲜的罗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五师。(35)同月沈阳师（一六六师）从沈阳出发，7月25日进入新义州最终转移到安州（黄海道），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六师。(36)
然而，1949年下半年起，斯大林开始担心朝鲜向韩国发动进攻。1949年9月23日，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报金日成；“朝鲜人民军向南方发动进攻的建议，有必要从军事和政治两个方面进行认真考虑”，表示反对朝鲜进攻韩国。(37)10月30日斯大林甚至严厉斥责苏联驻朝鲜大使说：“煽动北朝鲜发动对南朝鲜的地方性进攻，这样的挑衅行动威胁到了我们的利益，可能导致对手发起一场大的战争，你们的行动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尽管斯大林反对朝鲜武力统一计划，但随着中国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解放军中的另一个朝鲜师移交朝鲜也提上了日程。1949年12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向军委报告说，“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服役的朝鲜人约有16000人”，“在我军转战华南以后，有一天发生了一场风波，一些人请求将他们送回祖国”。“现在战争将结束。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我们愿将这些培养出来的干部送回朝鲜（愿留下者，我们收留）。”并请求中央与朝鲜劳动党商讨。 12月29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将这份电报转呈正在访问莫斯科的毛泽东。(38)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通知苏联，中国有意将剩下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39)并通过平壤的贸易代表部开始交涉。朝鲜希望“即派参谋政治人员三人来中国把部队整编好，于4月间更换夏衣后开始回朝鲜，并选一千多人先回朝鲜学习机械化兵种”。1950年1月11日，中国对朝鲜的要求表示同意。(40)朝鲜派金光侠等三人到中国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协商。朝鲜方面除了部队外，还希望中国提供装备。1月22日，聂荣臻将朝鲜新的要求报告中央，(41)仍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接到刘少奇转来的报告后，于25日表示同意。(42)
经过准备，第四十三军一五六师及其他各部朝鲜人士兵8500余人、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 2500余人、第一一三师1000余人、第四十七军各师的朝鲜人士兵约2000人，共计1.4万余名朝鲜士兵，在郑州集结。3月中旬，这些朝鲜人部队整编为独立十五师、一个团和一个独立大队。3月20日，独立十五师出发前往朝鲜元山，三月底抵达元山后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二师；另一个团4月初出发前往黄海岛松林，成为朝鲜人民军第十八团；独立大队则前往平壤编入机械化步兵团。(43)
关于中国将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问题， 目前还没有发现明确表明苏联立场的文献，但是 1949年5月毛泽东已答应南方战役结束后移交剩下的一个师。1949年夏天刘少奇访问莫斯科时也同意，中国分担东方的革命。(44)可以推断，在苏联人看来，中国是在履行义务。
关于中国的立场，以往研究认为，朝鲜人部队的入朝是在苏联、中国、朝鲜的策划下实现的，中国全力帮助朝鲜以实现武力统一朝鲜半岛。(45)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诚然，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斗争的经历、相同的意识形态及国共内战时期朝鲜支援中共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使中朝两国形成了密切的关系，(46)这使中国无法拒绝朝鲜关于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请求。但中国并没有立即将仍在参加进攻战役的部队移交给朝鲜。(47)
同苏联一样，中国也担心韩国进攻朝鲜，毛泽东在判断朝鲜半岛局势时说：“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有日军参加，那么就要审慎，当敌人占优势时，为了保存自己的军队，最好放弃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要使党、军队和人民做好思想准备，出现这种形势是可能的，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朝鲜的失败，这仅仅是战略转移”。(48)
另一方面，中国也考虑到了国内时局的需要。1949年5月初，在军事上，国民党已经无法与中共相抗衡。因此在沈阳和长春担当卫戍任务的朝鲜人部队失去了原来军事上的重要意义。(49)甚至在有些解放区，中共已经开始实行裁军。恰在此时，朝鲜请求中国移交朝鲜人部队，于是得到中方的同意。
从经济状况看，中国此时更需要复员军队，以缓解财政困难。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指出：目前正经受财政经济困难，“现在，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到1950年底，由于全国彻底解放，各省部队和地方军阀部队编入人民解放军，以及国家机关和企业数量的继续增长，靠国库养活的人数将达800万，这是国家一个不小的负担”。(50)1949年，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占到45%，(51)因此复员不可避免。(52)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12月，在第四野军中一些朝鲜人士兵引起了一场风波，请求将他们送回朝鲜。
由此可以看出，解放军中朝鲜人士兵的回国愿望是朝鲜人部队回国的直接原因。把中国移交朝鲜人部队的决定视为中共支持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措施的观点有失公允。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一直反对朝鲜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主张。(53)1949年10月中旬，毛泽东在回答斯大林的询问时表明了这一立场。(54)12月16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时又表示中国迫切希望和平。(55) 1950年3月底，毛泽东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商讨金日成访问中国问题时说：“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56)周恩来则明确表示中国希望正式会晤，(57)也就是说，中国不希望朝鲜实行武力统一计划。
与苏联、中国不同，朝鲜一直希望以武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早在1949年3月7日，金日成同斯大林会谈中便透露了以军事手段实现朝鲜半岛统一的想法，但遭到斯大林的反对。(58)1949年8月12日和14日，金日成与什特科夫大使会谈中再次提出，除了武力统一以外，别无选择，他还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朝鲜人民不能理解，而我们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失去报答祖国的历史性机会。我们肯定一贯支持朝鲜人民的斯大林同志会理解我们的情绪”。(59)1950年1月17日金日成再度请求斯大林同意武力统一计划。(60)根据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eryn Weathersby)的研究，到1949年末为止，金日成就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已向斯大林请求了48次以上。(61)武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强烈愿望，使金日成将朝鲜人部队回朝看作进行军事力量准备的重要环节。
四 朝鲜人部队入朝的规模与朝鲜派兵问题
库明斯根据美军情报资料统计的数据认为，1949年7月至10月回朝部队人数为3万至4万名，1950年2月至3月为4万至5万名，共计有7万至9万名士兵入朝。(62)这个数字与实际不符。
中俄两国档案均表明，1949年7月进入朝鲜的部队是东北军区直属一六四师和一六六师。一六四师的实际入朝人数是10821人，一六六师的实际入朝人数是10320人。(63)两个师的装备如下：一六四师长枪5297枝、刺刀3456把、短枪588枝、轻机枪320挺、重机枪104挺、冲锋枪 206枝、战防枪8枝、自动步枪1枝、讯号枪14枝、枪榴弹筒32个、掷弹筒67个、六零炮87门、火箭炮3门、迫击炮26门、战防炮12门、步兵炮1门、平射炮1门、机关炮2门、马734匹。一六六师长枪6044枝、刺刀1833把、短枪722枝、轻机枪281挺、重机枪91挺、冲锋枪 878枝、卡宾枪2枝、讯号枪13枝、枪榴弹筒69个、掷弹筒31个、六零炮91门、迫击炮33门、战防炮10门、山炮3门、马745匹。(64)
1950年3月至4月移交给朝鲜的部队以及装备准确数据如下：总兵力1.4万余人，武器有步枪1.2万枝、轻机枪440挺、重机枪180挺、手枪120把、迫击炮132门、反坦克炮72门、 105榴弹炮36门及若干弹药。(65)
两次总计回国的人数是3.5万，远远低于库明斯的统计。
库明斯还说，1948年2月朝鲜人民军创建初期，李红光支队的1万兵力进入朝鲜。(66)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李红光支队的前身是在南满活动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第一六六师。(67)李红光支队回朝鲜的时间不是1948年2月，而是1949年7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很多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朝鲜革命者回到朝鲜，如前所述， 1945年11月朝鲜义勇军司令员武亭率领70多名干部回国。但这只是他们自己的决定或因当时朝鲜形势需要而促成的。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中共才在军事上占了绝对优势。难以想象，在此之前，会像库明斯所说的那样，有大规模朝鲜人部队回到朝鲜。1948年10月23日，金日成在同延边专员林春秋的谈话中称：“目前在东北参加解放战争的朝鲜人部队中有不少同志回到了祖国，这是基于他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但考虑到我们同中国同志之间的兄弟般情谊，这是不能允许的事情”。(68)很明显，1948年末朝鲜还没有请求中共移交朝鲜人部队的想法。因此我们不能把1949年以前从中国东北回到朝鲜的官兵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的回归，这只是个人回朝鲜或无需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意的独立部队的回归行为。
一些学者根据当时驻韩国美军情报报告主张，朝鲜曾大规模派遣部队支援中共的解放战争。这种说法也是有违事实的。美军情报报告指出，1946年秋季受苏军训练的朝鲜部队开始进入中国东北，(69)1947年4月5日到30日，朝鲜咸镜道保安干部训练所约3万多朝鲜军人，在金策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东北，平安南北道也有数字不详的兵力乘坐火车或卡车前往东北。(70)美军情报称，1947年4月朝鲜现有武装力量人数至少为12.5余万人，(71)而一年后的1948年5月末6月初则只有47607人，(72)一年之内减少了约8万人。报告似乎在表明，朝鲜将这些军队派到了中国东北。
其实，朝鲜是否向中国东北派兵，可以通过考察当时朝鲜的军事力量规模变化来判断。 1946年8月，朝鲜组建了保安干部训练所，这是朝鲜正规军的前身。尔后朝鲜军队规模逐步扩大。虽然目前还没有此时朝鲜兵力增加的准确数字，但以下情报已经足以否认所谓朝鲜“满洲派兵说”。
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发给斯大林的报告称，1946年年中，朝鲜组建了一个步兵旅，年底又组建了两个步兵师，(73)1947年初到1949年6月末组建了一个师。这样朝鲜军队的步兵总共有三个师、一个旅。(74)这些数字应该说是可信的。
接着，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两个朝鲜师回朝，到8月1日，朝鲜军队有5个师、 1个旅，总兵力5.7万人。1950年3月至4月，朝鲜人部队的1个师和1个团1.4万人回到朝鲜。到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时，包括新组建的4个师，朝鲜总兵力共计10个师、1个坦克旅、1个摩托车团、1个炮兵团、1个高炮团，共计17.5万人。(75)
如果像库明斯所说，1946年末有一部分朝鲜部队、1947年4月又有3万余部队被派往中国东北，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返回朝鲜的呢？从朝鲜兵力变化来看，他们回归的时间应该是在 1949年7月以后，但如上所述，回到朝鲜的朝鲜人部队是在中国东北组建并发展壮大的，并不是由从朝鲜直接派遣的部队所组成的。
1949年7月正是朝韩以三八线为界严峻对峙的时期，也是朝鲜针对韩国的进攻进行防御准备的时期。(76)而此时中国的局势已经明朗，中共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在这种形势下朝鲜派遣的军队仍在中国参加战斗是不大可能的。如果朝鲜向中国派遣军队的话，他们应该在两个朝鲜师入朝之前回归。但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朝鲜人部队回国的迹象。可以说，朝鲜根本没有向中国派遣过军队。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原住在朝鲜的朝鲜人到中国参加解放战争。一本在中国出版的书这样写道：“虽然不多，但也有在朝鲜北部地区的青年自愿参加朝鲜义勇军。特别是在满洲地区朝鲜族比例相对较低的南满地区开展扩军工作的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也在朝鲜的北部地区招兵。”(77)也就是说，朝鲜北部地区有一些朝鲜人加入了朝鲜义勇军，但这并不意味着朝鲜正式向中国派兵。
那么，美军情报中为什么有朝鲜派兵到中国的记录呢？这是因为他们将1946年下半年撤退到朝鲜境内休整的中共军队（包括朝鲜义勇军）重返满洲的情况，经由朝鲜地区的中共军队在南北满之间或关内关外移动的情况，(78)以及为防止意外朝鲜军队向朝中边境移动的情况，错误地当作朝鲜向满洲地区派遣军队所致。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回朝鲜坚定了金日成武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决心，但苏联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都不是以支持朝鲜武力统一计划为目的。以中国同意将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师回朝鲜作为“三国同谋论”的重要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注释：
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的朝鲜人并没有明确固定的称号。他们被称为高丽人、韩国人或朝鲜人等。1952年9月3日，延边朝鲜民族自治区成立后才正式开始称为朝鲜族。本文涉及的朝鲜人部队回朝发生在1950年5月以前。因此，除了直接引用的文献外，本文一律将之称为朝鲜人。关于在中国朝鲜人的称号问题，见高永一主编：《中国抗日战争与朝鲜民族》，首尔：白岩图书出版社，2002年，第465-467页。
②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6月22日，АПРФ（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的简称，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5,д.3,л.73.
③关于朝鲜战争的起源，有西方学者认为朝鲜战争是由共产主义阵营，即莫斯科、北京、平壤三方共同策划发动的，这一说法后来被称为“三国同谋论”。冷战时期，“三国同谋论”被西方国家广泛接受。其依据为：(1)1949年12月到1950年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朝鲜武力统一朝鲜半岛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互相交换意见并达成发动战争的协议；(2)中国同意将原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人士兵调到朝鲜，其目的在于提高朝鲜人民军的军事力量，帮助朝鲜统一整个朝鲜半岛；(3)中苏之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达成了分工的协议，即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4)为了保证朝鲜的安全以及确保必要时中国能够对朝鲜迅速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和朝鲜之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签订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参见Edgar O'Ballance,Korea:1950-1953,London:Faber Press,1969,pp.59-60; 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90; Allen S.Whiting,China Crosses the Yalu: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New York: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44; Mineo Nagajima,"The Sino-Soviet Confrontation:Its Root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1979,no.1,pp.19-47；苏镇辙：《韩国战争的起源：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益山：圆光大学出版社，1996年；朴斗福：《中共参加韩战原因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6年；韩国弘报协会编著：《韩国动乱》，首尔：韩国弘报协会出版局，1973年；苏镇辙：《共产军如何进行南侵》，《共产主义问题研究》（首尔）第10卷第1号，1964年9月。
④Bruce Cummings,The Roarings of the Cateract,1947-1950: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2,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445-448,619.
⑤Bruce Cum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London:W.W.Norton & Company Inc.,1997,p.243.
⑥Bruce Cum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pp.238-239.
⑦朴明林：《韩国战争的爆发及起源Ⅰ》，首尔：罗南出版社，1996年，第245-246页；白鹤顺：《中国内战时期北朝鲜对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援助》，《韩国与国际政治》（首尔）第10卷第1号，1994年，第 274页。
⑧虽然朝鲜独立同盟于1944年2月2日迁移延安，但仍保持其组织的独立性。参见武亭：《华北朝鲜独立同盟1944年1月至1945年5月工作经过报告（节录）》，载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54-356页。
⑨1942年，派往哈尔滨的李相朝组织了朝鲜独立同盟第十二支部。该支部后来成为东北朝鲜义勇军第三支队的前身。参见李毅日等：《朝鲜义勇军3支队》，牡丹江：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8页。
⑩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299页。
(11)（韩）中央日报特别采访部：《秘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下册，首尔：中央日报社，1993年，第140-141页。
(1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年）》第15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 223页。
(13)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89-390页。
(14)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4页。
(15)1945年10月12日，韩青率领朝鲜义勇队先遣纵队进入安东对岸的朝鲜新义州初中学校，同苏联红军进行谈判。但苏联红军不允许朝鲜义勇队进入朝鲜，其理由是：“因国际上的约束，在朝鲜只许苏联红军的武装力量，并不能承认任何武装力量。”20天后朝鲜义勇队先遣纵队不得不从新义州撤回沈阳。参见《秘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册，第148-154页。
(16)1945年10月24日，毛泽东电示东北局彭真说：“对旧吉黑二省首先是吉林省各重要城市迅速布置相当力量，甚为必要。”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5-60页。
(17)此次大会决定朝鲜义勇队司令员武亭、朝鲜独立联盟主席金枓奉、独立同盟副主席崔昌益、韩斌等70多名朝鲜义勇队干部回朝鲜，他们于1945年12月初回到朝鲜平壤。参见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4页；《秘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册，第155页。
(18)《秘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下册，第142页。
(19)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出版地不详］，1949年，第76- 77页。
(20)文正一、池宽容：《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1995年7月号；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6-397页；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野战军政治部编：《朝鲜是中国亲密的邻邦共患难的战友》，［出版者不详］，1950年，第12-16页。
(21)《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7页；文正一、池宽容：《抗日战争中的朝鲜义勇军》，《民族团结》 1995年7月号；石源华编著：《中国共产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纪事(1921-1945)》，第393-397页。
(22)《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朝鲜是中国亲密的邻邦共患难的战友》，第12-16页。
(23)Bruce Cummings,The Roarings of the Cateract,1947-1950: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vol.2,pp.357-364:Bruce Cum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p.240.
(24)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Молотов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1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3.
(25)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Молотов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2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6.
(26)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Молотов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1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3.
(27)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Молотов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2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6.
(28)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Совпослу в Пхеньян от Вышинского，1949年4月17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25.
(29)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асилевского и Штеменко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1949年4月20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л.29-30.
(30)《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苏联海军暂留朝鲜的决议》，1949年3月18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第167页。应什特科夫大使的请求，苏联政府决定将步枪子弹250万发、轻机枪子弹320万发、82毫米迫击炮炮弹15000发、步枪 1500支、冲锋枪1200支、轻机枪400挺、重机枪100挺和82毫米迫击炮40门等武器弹药于1949年2月7日前交给朝鲜。由此可以推测，苏联和朝鲜讨论过朝鲜人部队回朝问题。见《比留佐夫（任苏联滨海军区司令，1947-1953年）关于向朝鲜运送武器弹药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2月4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上册，第128页。
(31)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在发给维辛斯基的报告中说：“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中央谈过这件事”。见，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4.
(32)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4.
(33)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6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73-75.
(34)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κопия Василевсκому，1949年7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5,лл.26-27.
(35)金重生：《朝鲜义勇军密入北朝鲜与六·二五战争》，首尔：明知出版社，2000年，第98页。
(36)和田春树：《金日成和满洲抗日战争》，李钟奭译，首尔：创作批评社，1992年，第38页。
(37)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директивы послу СССР в Корее，1949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776,лл.33-38 ;Вопрос тов.Штыкова,Утвердить следующую директиву послу СССР в Корее Секретарь ЦК，1949年9月24日，АПРФ,ф.3,оп.65,д.771,лл.30-32.
(38)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Не Жунчжена Председателю Мао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отправки корейских солдат и офицеров на Родину，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01,д.334,лл.8-9.
(39)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 Пхеньян Совпослу от Сталина， 1950年1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п.346,л.110.这个电报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回朝鲜问题不是中国和朝鲜能够决定的，必须通过苏联、中国和朝鲜三方的协商来决定。
(40)《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回朝鲜的电报》，1950年1月11日，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9-320页。
(41)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中），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748页。
(42)《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回朝鲜的电报》，1950年1月2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20-321页；Телеграмма Лю Шаоци ЦК КПК Мао Цзэдуну в Москву ЦК КПК，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п.334,л.22.
(43)金重生：《朝鲜义勇军密入北朝鲜与六·二五战争》，第151-152页。
(44)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412页；Yang Kuison,"Change in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 the Indochina War,1949-197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July 2000,no.34,p.4.
(45)Allen S.Whiting,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New York: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0,p.44；金学俊：《朝鲜战争：原因·过程·停战·影响》，首尔：博英社，1997年，第74-87页。
(46)《朝鲜是中国亲密的邻邦共患难的战友》，第20-24页。
(47)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2.
(48)Телеграмма тов.Фнлиппову，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60.
(49)毛泽东评价这两个师说，这些师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见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л.52-54.
(50)《罗申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11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л.81-95.
(5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财政卷》，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52)1950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组织各级复员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确定军队总人数由540万削减至 400万。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中），第724-726页；《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1950年6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90-396页。
(53)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参见金东吉：《三国同谋论分析：朝鲜战争起源的再思考》，《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第112-121页。
(54)Проект ответа на телеграмму тов.Мао Цзе-дуна на имя тов.Филиппова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Корее，1949年10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2,лл.47-48
(55)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товарища Сталина И.В.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ем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9-10.
(56)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Игнатьева，1950年4月10日，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4,пп.98-99.
(57)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50年5月12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2,д.49,лл.49-67.
(58)Е.П.Бажанов,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Том 3,Москва:Научая Книга,2002,c.37; Katheryn Weathersby,"'Should We Fear This?' Stalin and the Danger of War with America,"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July 2002,no.39,pp.3-4.
(59)Anatoly Torkunov,The War in Korea(1950-1953):Its Origin,Bloodshed and Conclusion,Tokyo:ICF Publisers,2000,pp.27-30.
(60)什特科夫报告说：“金日成一再强调，他希望听取斯大林同志对朝鲜南方形势的看法，因为他一直都想发动进攻。”见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50年1月19日，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п.3,лл.87-91.
(61)Katheryn Weathersby,"New Findings on the Korean Wa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Issue 3(Fall 1993),pp.14-15.
(62)Bruce Cum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p.241.
(63)《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
(64)《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6-77页。
(65)《军委同意第四野战军中朝鲜官兵回朝鲜的电报》，1950年1月2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320页；Телеграмма Лю Шаоци ЦК КПК Мао Цзэдуну в Москву ЦК КПК，1949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66)Bruce Cum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p.241.
(67)《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第77页。
(68)金日成：《帮助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任务》，1948年10月23日，《金日成全集》第 8卷，平壤：朝鲜劳动党出版社，1994年，第386-387页。
(69)Headquarters,U.S.Military Forces in Korea,Intelligence Summary of Northern Korea(ISNK),no,36(1947.5.16)incl.np.4,p.2.
(70)ISNK,no.39(1947.6.30)incl.no.1,p.15; Bruce Cummings,Korea's Place in the Sun,:A Modern History,p.239.
(71)ISNK,no.35,p.15; ISNK,no.45,p.13; Headquarters,U.S.Military Forces in Korea.G-2 Weekly Summary(w/s),np.125,p.17.
(72)W/S,no.142,p.22.
(73)А.С.Орлов,В.А.Гаврилов,Тайны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с.26.
(74)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6月22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68.
(75)А.С.Орлов,В.А.Гаврилов,Тайны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с.27.
(76)Шифртелеграмма Вышинскому от Штыкова，1949年7月13日，АПРФ,ф.3,оп.65,д.5,л.26-27.
(77)吴群：《李红光支队》，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78)1946年6月，中共东北局确定争取以朝鲜北部作为支援南满作战的后方的方针，在朝鲜平壤组建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这是中共东北局与朝鲜劳动党全面接触的开始。关于中共军队退到朝鲜境内及整编，通过朝鲜北部进行军队调动的情况，可参见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战役》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25-6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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