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经济体制的若干政治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4）21-0008-03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首要任务。去年底，《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发表以来，在改革开放不断取得突破的同时，总感到有些深层次问题认识上不统一，步调上不一致。今年初，又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科学回答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两者的全面落实，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经济体制新模式将更多地走向世界。这里，只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实际问题的政治思考。
产权制度与市场经济
众所周知，产权清晰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但产权清晰并非必须清晰到个人，私有制不是市场经济的惟一产权形式，更不是市场经济的惟一决定因素。
私有制与市场经济具有天然联系，也经历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等发展阶段，才形成一套比较完整且不断变革中的现代市场体系。重温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五大经济特征越发明显。但应当说，从原始掠夺、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到跨国垄断，从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到集团制，从科学管理、人群关系、行为科学到管理科学，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确实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从而暂时摆脱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命运，仍能容纳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公有制与计划经济具有天然联系，社会主义思潮与资本主义思潮几乎同时产生和发展，但实践表明，就生产力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问题在于：公有制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早在100年前，帕累托就提出这个问题，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又引发一场长达20年的大论战，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这场论战做出了肯定回答。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焦点，是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由于我们对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往往急于求成，动辄几年建立、几年脱困、几年完善、几年成熟。当改革的实际进程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些深层次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时，有些人便对国有经济的前景表示悲观。他们根据“经济人”的假说，以“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效率最高为由，提出“国家所有制下企业家不可能定理”，主张国有经济全部退出竞争性行业。这未免言之过早，失之偏颇。事实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受到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不仅仅是产权虚置问题。作为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组织，现代企业不像小私有者那样，多卖一元钱就能多得一元钱。无论公有还是私有，都存在委托一代理链问题，关键在于治理结构。只要做到产权清晰，形成激励约束机制，是否国有或国有控股并非决定性因素。西方的私有制企业，倒闭的远多于存续的，苏东的“休克疗法”，并不是“一私就灵’，我国的公有制企业，也有进入世界500强的。鉴于建立公有制市场经济是领导有序的自觉进程，也许并不需要像私有制市场经济那么长的自发过程。如果我们能够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同时，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就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
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
在经济基础日益多元化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挑战。
存在决定意识。市场经济的存在，必定产生市场经济的意识。一位营销员，从早到晚做的都是：怎样以尽可能高的价格，销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便得到尽可能大的提成。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实践，怎么形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一位首席执行官，一年到头做的都是：怎样通过你死我活的市场竞争，实行短期利润最大化和长期资产最大化，连做梦都想进入世界500强。这种“经济人”的实践，仅靠一月一次的党支部会，怎么形成“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正确舆论导向。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日益加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任何方式取得任何信息，各种思想彼此交织，各种文化相互激荡，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各国政府都不会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但是，政府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的只是书籍、报刊、广播、电视、学校，而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宣传已经收效甚微，进媒体、进课堂却未必进头脑。他们获取信息的主渠道是家庭、社会、手机、特别是互联网。互联网不仅将可口可乐送往世界各个角落，而且将美国文明送往互联网的所有终端。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相当一部分人形成双重人格：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明里是一套，暗里是一套；“头”在是一套，“头”去是一套；单位是一套，家庭是一套；群体是一套，独处是一套。结果，从显规则来看，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从潜规则来看，不少地方乌烟瘴气，两个天地。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发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能动作用。要立足于新世纪新阶段的新实践，以理论创新铸造中华文明的新辉煌，为完善经济体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首先，要正确区分伦理观与经济观。伦理观是主观的道德哲学，经济观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无论历代还是当代，也无论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我们有那么多的仁人志士，大气凛然，嫉恶如仇，处污泥而不染。许多企业家都能遵循经济法则与道德准则，在经营活动中斤斤计较，在公益活动中出手大方。同时，宣传教育也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杜绝一切貌似正确的空话、套话、废话，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马克思主义是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也只有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才能发展下去，仅靠禁书、禁演、禁播、禁网，关起门来灌输，充其量只能培养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导致更大的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只有提高对各种错误思想的识别力和免疫力，才能做到“胜似闲庭信步”。
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
中国曾是世界最早、最大、最强、最长的封建国家，“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注：《汉书·盖宽饶传》。），私人规制（private regulation）就是公共规制（public regulation），官本位根深蒂固。全国解放以后，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官本位思想一脉相承，而且不同于以前的任何朝代，“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由于党政不分、政资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官本位往往以党为“虎皮”，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要反对以党为“虎皮”的官本位，也因投鼠忌器，格外困难。
毫无疑问，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没有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西汉、盛唐、前清等中华盛世，都与强有力的中央有关。在当今中国，要实施马克思主义建设工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领导是关键，而且不可替代。问题在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科学界定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界？人们往往用舵手与船员、裁判员与运动员来描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公共规制与市场机制的边际社会收益相等作为临界点。也就是说，一项经济活动，如果通过市场竞争带来的社会收益大于政府干预的社会收益，就交给市场。党的主要任务是领导人民制订公共规制，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党的领导下实施公共规制。
在入世谈判中，欧美国家以“政府影响”为由，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其实，政府影响问题在发达国家也有争论，也未解决，现在却苛求于正在转轨中的中国，这是一种政治偏见。但是，毋庸讳言，我们的政治体制虽然一直在改革，却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政府管理经济职能尚未根本转变，该由市场解决的许多问题还抓在政府手里，无论是10年前的经济软着陆，还是这次防止经济过热，问题主要出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调控也只能主要限制地方的信贷规模。这就是说，我们的调控模式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而不是“政府→市场→企业”，市场主角是政府还不是企业。
人们常有这样的经验：在中国搞一个项目，没有政府支持，行也不行，有了政府支持，不行也行，而政府支持往往大有文章。“审计风暴”表明，几乎所有重大案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官商勾结。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8；329页。）现在，25年过去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已进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但许多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的案犯说明，这个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究其原因，乃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尚未解决，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和人民团体的关系尚不规范。用一位老县委书记的话来说，就是“书记挥手，人大举手，政府劫手，纪委下手”。当然，党必须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这只能从领导体制上解决，党政交叉任职是靠不住的。因此，“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第一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176；164页。）
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如果说，1949年全国解放是政权更迭的第一次革命，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是利益重构的第二次革命，那么，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则是权力再造的第三次革命。本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题中应有之义，但由于政权更迭和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党革别人的命，政治体制改革则是革自己的命，触及千千万万干部的权力，也可以单独看成一场革命。鉴于这场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审慎从事，不能影响稳定，但革命总是有风险的，害怕风险只会带来更大的风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176；164页。）“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7；176；164页。）
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长期奋斗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是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如果离开现实而空谈理想。就会脱离实际，但忘记理想而只谈现实，又会迷失方向。
苏东剧变以后、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命运议论颇多，有人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共产主义”，有人则认为已经是“历史的终结”。反观国内，倒是讳莫如深，在世界最大共产党的各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共产主义”这四个宇。当然，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未来如何发展，应当由实践去回答。但是，现实纲领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最高纲领。距今150年前，当共产党还没有任何执政经验时，马克思、恩格斯就起草了《共产党宣言》；今天，有了苏联70多年和中国50多年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最高纲领及其实现进程做出科学预见。不可否认，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各国共产党人正在困境中坚持奋斗。占全球共产党员90％以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理应拿出21世纪版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迈向共产主义的需要，这是各国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的需要，这也是各国政党对共产主义再认识的需要。
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共产主义的本质，却很少进行公开的探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最高理想，但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知识具有属人性（注：属人性指：人与其知识难以分离。），如何“共产”？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阶级消灭，民族国家自行消亡，世界大同。全球化论者也说，随着资源在世界自由流动，民族国家消失，全球一体（注：有学者将全球经济一体化定义为“资本无国界，人才无国籍，企业无祖国，市场无边界”。），两者究竟有何异同？如果说，共产主义是物质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那么，这一界定是否可逆——只要做到这三点就是共产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对共产主义的本质有一个科学的说法，并写入党纲，使大家对共产主义不仅信仰，而且信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献身这一崇高理想。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需要10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分为三步走，全国人民对此具有共识，勇于实践。但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呢？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高级阶段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还是回归计划经济？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高级阶段是继续发展这种混合经济，还是回归公有经济？初级阶段是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高级阶段是继续完善这种分配形式，还是回归按劳分配？当代有三分之一的国家由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党执政，他们在经济体制上也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是“修正”了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在某些方面也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否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显然，只有明确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我们才能区分社会主义不同阶段的基本纲领，究竟是走向共产主义而不得不采取的迂迥战术，还是特色社会主义走向科学共产主义的创新战略？
有关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些问题，都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课题，之所以在这里一并提出，是因为它们彼此相关，必须统筹研究。这些问题涉及敏感的政治，却是从学术的角度提出来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