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祖国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港澳台论文,祖国大陆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国民经济出现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强劲势头。以此为契机，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之间的经济协作开始生成，并逐步走上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道路。1995年1月我在CDI和NIRA在深圳举办的研讨会上提出的中国版图内经济形成的三个板块、四股力量的格局，日益显现出来。再过四个月，香港回归祖国、中国人民肃清百年国耻的日子就要到来，随之祖国大陆与台湾的统一也将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新形势下，进一步探讨和推进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经济协作，共创中国人的世纪，无疑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并具有重大意义。
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经济协作产生了积极效应
一是经济增长效应。过去18年是祖国大陆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198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长10.2%，1991－1995第八个五年计划，年平均增长12%，这个速度是当今世界最高的。祖国大陆经济增速这样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起了关键性作用。在这一背景下，港、澳、台和华侨、华人、华裔率先向祖国大陆投资和开展贸易，对祖国大陆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1993年的统计，在累计对内地直接投资中，港资占72.7%；又据1995年的统计，在当年对内地直接投资中，港台投资占61.7%。根据这两个数字估算，10多年来，港台直接投资占对内地直接投资的比例大约在65%左右。截止1995年底止，全国实际利用外商及港台对内地的直接投资累计达1333.72亿美元，其中港台商投资当为867亿美元。外商及港台对内地的直接投资不仅是资本的投入，而且是一揽子要素的转移，特别是先进技术、装备、现代管理、国外市场渠道的转移。港、台商资本最早导入祖国大陆，同时把市场观念和市场运作方式引进祖国大陆，对祖国大陆工业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都起了重要作用。
还应提出的是，在祖国大陆进出口贸易中，港澳台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根据《’96中国发展报告》统计，这个比重1990年为17.4%，1995年上升到39.1%，其中出口比重由12.6%上升到31.5%。这里，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尚无确切数字。但从我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看，所占比重与投资比重大体相当。据此估算，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祖国大陆进出口和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约在23%和20%左右。这对祖国大陆外贸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又是一项积极的贡献。
台湾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出口带动。1995年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44%。其中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比例为16%，但贸易顺差却高达148.1亿美元，比台湾当年贸易顺差81.1亿美元多67亿美元。这个数字说明，若没有对祖国大陆贸易的巨额顺差，台湾将出现67亿美元的逆差。这种情况已延续三年时间（见下表）。
台湾对大陆出口贸易顺差比较
时间
台湾总顺差 对大陆顺差
比较
1992 94.6
89.5 +5.1
1993 80.3 117.1 －36.8
1994 77.0 127.9 －50.9
1995 81.1 148.1 －67.0
注：根据台湾1995年《经济年报》编算。
还应指出，台湾对祖国大陆的贸易是靠投资来驱动的。台商的投资主要用于回购台湾的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回购比例，机械设备为75%到95%，原材料和零部件为54%到78%。回购的这些投资品，1993年占了台湾对大陆间接出口的67%，或贸易总额的58%，有力地推动了台湾工业的发展。从以上两方面看出，祖国大陆对1992－1995年台湾经济保持6.8%、6.3%、6.5%、6.0%的增长速度起了重大作用。
香港经济的增长，祖国大陆所起的巨大作用尽人皆知。近10年来，香港利益于祖国大陆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香港对祖国大陆的贸易，包括香港产品出口祖国大陆、祖国大陆进出口商品经香港转口，1994年合计达到8547.2亿港元，占当年香港对外贸易总额24207.22亿港元的35.3%，是香港最大的贸易伙伴。其中，包括加工、包装、运输、仓储和服务在内的转口贸易占92.8%，是香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二是香港80%的制造业北移珠江三角洲和大陆其他地区，而企业总部，包括开拓市场、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融通资金、设计和展销等仍留在香港。这种前店后厂的格局，仅从两地的工资差距中，港商每年就可获利2000亿港元。三是中资企业在香港有了蓬勃的发展。到1996年为止，经国家批准的香港中资企业已发展到1818家，到1995年总资产达到1.3万亿港元，在香港的外来资本中仅次于英资居第二位。目前在香港各主要经济领域中，中资已占有一定的位置：在香港贸易、金融和保险、航运三个主要行业方面，中资所占的市场份额占到22%和25%，承建工程占到建筑工程量的12%，通往内地的旅游服务占到50%，鲜活冷冻食品供应占到95%。香港中资上市企业被称为“红筹股”，受到股市的普遍、热烈的追捧。四是投资后机械设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回购，港商又获得相当份额的工业和商业利润。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香港在1992年以来不太稳定的政治、社会形势中仍然保持了6.0%、6.1%、5.5%、4.6%的增长速度。在近20年中香港经济地位的提升，可以说是充分享受了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一些外国舆论认为，今日香港的繁荣，是“中国制造的”（Madein China），不无道理。
二是结构调整效应。大陆与港澳台的经济协作主要是在垂直分工中进行的。香港从80年代初开始，80%的劳动密集型工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和祖国大陆其他地区，使香港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型性变化。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由1988年的19.8%下降到1994年的8.7%；而第三产业则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在GDP的比重由1988年的74%上升到1994年的84%。
台湾从80年代末开始向祖国大陆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已达3万余家，还有为数不少的同类企业转移到东盟诸国。从1988年开始，台湾的产业结构变化加快。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1988年为50%，1995年达到60.2%；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比重逐年下降，至1995年，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3.6%，第二产业的比重为36.2%。在出口产品中，高科技产品也由1982年的25.3%提高到1995年的45.8%。以上情况说明，台湾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移，已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制造业的升级。这对台湾经济的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进展。
香港、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向珠江三角洲及东南沿海其他地区转移，和这些地区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但表现与香港、台湾不同。香港是第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台湾是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三次产业的顺序变为三、二、一。而祖国大陆则是二、三产业比重上升，第一产业比重下降，三次产业排序由一、二、三变为二、三、一。
以上这些变化生动地说明，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力杠杆。
三是互补互依效应。大陆、港、澳、台由于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各异，经济有着很强的互补性。经过十几年的交流，不但实现互补，而且形成依存。在贸易上，祖国大陆对台湾出口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初级产品为主，台湾对祖国大陆则以工业用原料及零部件，包括人造纤维纱、布、机械设备、电机、电子零部件、塑胶原料等为主。长时期以来，美国是台湾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场，1984年达最高峰，占台湾出口总额的48.8%。由于过分依赖美国，不断受到美方各种压力，特别是强压新台币升值，到1995年台湾对美出口降低到占出口总额的23.7%，下降一半以上。在这种形势下，是大陆的对外开放和对台商的优惠政策，大幅度地扩大了对台湾商品的进口。1989年，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仅占台湾出口总额的4.9%，到1995年猛升到16%，上升了11.1个百分点。香港一直是台湾与祖国大陆贸易的中介地。若以台湾对香港的出口（包括转口至祖国大陆）计，到1995年香港占台湾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3.4%，已接近台湾对美国出口的比重，显示香港（主要是祖国大陆）已有取代美国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之势。这说明，台湾近十年来所以能继续保持对外贸易的增长，对祖国大陆和香港依存度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再从台湾的贸易顺差来看，如果没有连续数年对祖国大陆的顺差，台湾对外贸易变为连续逆差是无法避免的。
祖国大陆与香港的互补和依存，已达到唇齿相依、休戚与共、互补互利、共同发展的地步。祖国大陆与香港是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祖国大陆与香港的年贸易额1978年为14亿美元，1995年达到1266亿美元，17年增长近90倍，香港已成为中国内地最大的出口市场和转口货源供应地。同时香港对祖国大陆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诸多贡献。香港是祖国大陆最大的外来直接投资者，也是祖国大陆最大的筹资市场。仅24家祖国大陆上市公司就在香港筹集资金数十亿美元。香港回归后，这种互补互依关系将更为密切。
祖国大陆、港、澳、台已形成为一个互补互依的共同体，已是不争的事实了。
四是竞争提高效应。祖国大陆、港、澳、台的经济协作既表现为互补互利，又不可避免地形成竞争。港、澳、台的资本、技术、装备、人才、管理，各种新颖产品在祖国大陆生产，由于价格较港、台同类产品低廉，大大提高了祖国大陆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美、日、西欧、拉丁美洲等市场，大陆商品已挤占了不小的台湾商品份额。香港通过祖国大陆转口货物的加工、包装、服务等得到了相当大的收益，但随着祖国大陆加工和包装技术水平的提高，这些工序已逐步在祖国大陆进行，香港对祖国大陆商品的转口正在逐步改为转运，加工和包装收益开始减少。与此同时，祖国大陆又开放了航运市场，一些外国班轮公司和货运代理商已在祖国大陆开设办事机构，开发外运业务。这些都对香港转口形成威胁。这种情况促使台湾加快了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的步伐，以高技术产品出口替代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把台湾出口产品的档次提升。但祖国大陆对以初级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出口为主的状况，是不甘心的，为此也竭力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这又使大陆的对外贸易前进了一步。现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以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为主的出口结构，已为工业制成品为主的结构所取代。工业制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1995年已扩大到85.6%；而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已超过服装和纺织品的出口额，成为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在全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29.5%。对于祖国大陆商品在香港由转口改为转运，香港的航运业者已认识到，它是香港工业生产线北移后，其他后继工序必然北移的趋势，是必然会形成的竞争格局。因此正在设计和实施将转口和转运功能转变为管理和服务功能，使香港进一步发展成为外国货运公司主要的管理和服务中心，以协调祖国大陆的货运业务。以上这些事例生动地说明，协作产生竞争，反过来竞争又促进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提升，同时又催生出新的协作方式。“协作——竞争——提高”的循环再次说明，协作是促进祖国大陆、港、澳、台经济不断发展和提高的有力杠杆。
祖国大陆、港、澳、台经济协作面临的矛盾和问题
1.港、台关于制造业空洞化的忧虑
在国际上产业的垂直分工，是推动发展阶段不同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原动力。香港与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北上和西进祖国大陆东南沿海，使海峡两岸及香港的产业结构迅速发生了变化。变化最大的首属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香港经济一直由转口贸易带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一向为香港经济支柱的转口贸易受到很大打击，由上海迁去的资本、设备、技术、人才，使中小型制造业乘机崛起，香港开始进入工业化阶段。进入70年代，制造业已取代转口贸易成为香港的经济支柱。香港制造业有两个特点：一是“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型；一是以劳动密集小型企业为主。到1976年，制造业在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28.5%，香港产品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78.5%，进口工业用原材料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47.1%。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正值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入产业结构转型期，香港乘祖国大陆沿海地区发展“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之机，将劳动密集型小型企业大规模地向珠江三角洲等地转移；又乘祖国大陆发展对外贸易之机，再次振兴转口贸易，到1994年制造业在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不足9%，第三产业高达84%。对于这种格局，一部分人认为，这是香港经济基本完成了后工业化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形成了与祖国大陆经济、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经济的融合的表现，香港经济应继续朝这个方向发展；另一部分人则认为，香港经济80年代后已出现产业空洞化，香港经济是不可能由金融、地产、贸易、运输、服务业独立支撑的，无论任何时候工业都是一个主要经济支柱。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在世界经济衰退之后复苏很快，就是一个例证。因此，他们主张香港一方面要推动迁入祖国大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还要在本港发展高技术产业。有人还认为，祖国大陆无论科技研究的设施和人才，实力都很雄厚，但一些基础研究成果难以转化为商品，形成产业；而香港在技术的应用开发方面占有优势，香港与内地若能实行优势互补，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那么两地的工业都会受惠。
台湾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对岛内经济的影响也有两种看法：悲观者认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是不可避免的趋势。若岛内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工业等缺乏国际竞争力，这些工业产品无法跟随劳动密集型产业投资的外移而形成出口扩张，反而会因投资外移而流失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那就会使岛内发生产业空洞化危机。有人还提出要以香港为戒。因此主张对外投资必须管制。乐观论者认为，从国际经验看，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无不是将研究、开发、设计等根本留在母国，台湾也是如此。从台湾向祖国大陆的投资看，多数用于回购岛内机械设备、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有力地促进了这些工业的发展。再从岛内的产业结构看，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外移的同时，已经在逐步升级，高技术商品已在出口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此不必顾虑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不要限制企业对外投资。
以上两种看法，无论在香港、台湾都还在争论之中。为了推进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的经济协作，对这个问题应有基本一致的认识，并由各地采取相应的措施。
2.海峡两岸贸易失衡与市场多元化问题
在当今国际贸易越来越发达，而贸易保护主义仍在设置种种障碍之时，各国和地区寻求市场多元化同时又保持主要的贸易伙伴关系，是必然采取的对策。近十余年来，海峡两岸及香港都采取了同样的对策，从而保持了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但以上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具体到海峡两岸及香港、澳门之间的贸易，情况就有所不同。香港历来是内地出口商品的重要市场和商品转口的主要基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依赖于内地的对港贸易和经港的商品转口、转运，这一点今后也不会改变。台湾对外贸易过去由于过分依赖美国市场，不断遭受美方的各种压力，强迫新台币不断升值，并不时以“301”条款相威胁。祖国大陆实行对外开放，制订和实施优惠和保护政策，给台湾对外贸易以新的发展机遇。经过十几年的两岸经贸交流，台湾对美贸易依存度大幅下降，对祖国大陆和香港的贸易则大幅度提升，并且连续几年出现了巨额顺差。祖国大陆和香港成了台湾超过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种情况对海峡两岸和香港都是有利的，更有利于整个中国版图内经济的协调发展。若台湾失去祖国大陆和香港的贸易，等于丧失了四分之一的国际市场，对台湾经济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近年来台湾有一种看法，认为台湾对外贸易由过分依赖美国变为过分依赖祖国大陆，造成两岸贸易失衡，对台湾未来贸易的发展带来潜在威胁。台湾当局也在不断推出对东南亚、对欧洲、对北美、对中南美、对南亚、对印支、对韩国的“经贸工作纲领”，实行所谓“分散进出口市场、平衡贸易发展”的策略，企图以贸易失衡为由而降低对祖国大陆、香港贸易的比重。这个问题在台湾也引起了争论。有的学者认为，两岸贸易对祖国大陆有利无弊，除非祖国大陆的国际收支发生剧烈改变，使祖国大陆不能再忍受对台湾贸易的巨额赤字，否则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真的到了祖国大陆的国际收支不能承受对台湾贸易赤字时，恐怕就不会再让台湾享受出超。在国际贸易竞争下，这个时间大约还有5－8年，因此台湾应在这段时间内放松对祖国大陆的经贸管制，让贸易失衡问题平顺的过渡。现在台湾当局似乎也在考虑放宽祖国大陆进口商品的管制。
3.香港回归和如何发挥香港中介作用的问题
自海峡两岸经贸交流开展以来，由于“三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香港一直担负着中介的角色。台湾在港有不少企业和投资，也设有民间和官方机构，台湾与香港的船只、飞机在台湾之间有法定的进出关系。香港回归祖国后，原来的港台关系就会有一些方面发生变动，如台湾机构的地位问题，船只、飞机进出的标志和协定问题等都会变化。现在我国正在陆续确认原各国驻港外交机构的地位，对台湾怎么办，可能已在协商和谈判之中。这个问题的解决关系到两岸经济协作在香港回归后能继续保持原有的发展势头，因而引起多方特别是台湾的关注。不久前，两岸民间组织已达成由厦门到台湾高雄直航的协议，这是一件大好事。但执行起来尚有许多细节需要时间来解决。即使付诸实施，也不可能取代香港的中介地位。
4.香港、上海、台湾亚太营运中心互补和消长的问题
香港是亚太地区的经济中心，是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国家和地区之一。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会《1994年世界竞争力报告》排名，在全球竞争力最强劲的41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名列第四，前三名是美国、日本和新加坡。又据1994年11月9日出版的美国《财富》半月刊的评定，世界十大“最佳商业城市”，香港高居榜首，其次是纽约、伦敦、亚特兰大、芝加哥、新加坡、多伦多、旧金山、法兰克福、迈阿密。香港的世界级国际经济中心之一的地位是世界公认的。
上海在本世纪30年代就是远东地区最大的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其地位远高于日本的东京、大阪和神户。解放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自己的封闭，上海的工业虽然大大增强，但却失去了远东经济中心的地位，演变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步入了以恢复其远东金融、贸易、制造业、航运中心地位为目标的新时期。现在，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跨江大桥、地下铁道、高架桥、高速公路、港口、机场、通讯、旧城改造等）正在蓬勃展开；外资银行纷纷进入，金融中心功能正在启动；制造业正以六大支柱（钢铁、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电站设备、电子及通讯设备、汽车）产业为中心进行大规模的改制、改组和改造；全世界500家著名跨国公司已有100多家在上海安家落户，有些连同设在香港的亚洲总部迁入上海；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三资企业、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已形成良好的对外开放格局。预计到2010年可以基本实现建成国际经济中心的目标；之后，再用一、二十年时间建成与香港平行、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国际经济中心之一，并跻身于世界级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行列。
台湾是雄踞我国东南近海的宝岛。50多年来独立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近十余年来与祖国大陆开展经济协作，与香港一起，成为中国版图内经济最发达的板块和最活跃的力量。从台湾在亚太地区所处的位置看，是东北亚和东南亚的中心点，向西紧邻祖国大陆，向东遥望北美，是亚洲的地理要冲，具有枢纽的地位。当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之际，台湾当局提出把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的计划，并开始实施。亚太营运中心的目标，是要鼓励外商企业及已形成跨国公司的台湾企业，以台湾为基地，从事跨国性高附加价值的经济活动。亚太营运中心的功能包括：生产制造、国际采购、产品研发、产品维修、货物及旅客转运、仓储发货、技术支援、金融服务、个人专业服务、电信传输、资讯服务、员工培训及经营管理等。而要发挥上述功能，还需要有广阔腹地、基础设施、生产要素等相匹配。为此，“亚太营运中心”在规划之初就明确以祖国大陆为腹地，因为祖国大陆区域辽阔，市场潜力很大，对跨国公司有强大的吸引力。
以上三个国际性经济中心的建设，是可以并行不悖的。但是由于视角不同，也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有些香港、台湾和外国人士担心，将来上海建设起来后，是不是会取代香港的地位？会不会形成一个此消彼长的局面？台湾搞“亚太营运中心”本来就隐含着取代香港作为亚太经济中心的部分功能的打算。去年台湾当局又提出要对“亚太营运中心”以祖国大陆为腹地的设计进行检讨，实际上怕祖国大陆在经济上拖住台湾。
客观而论，偌大的中国，建立几个国际经济中心都不为多。邓小平就提出，在香港之外还要在内地再建几个“香港”。上海不能代替香港，香港也不能代替上海。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经济中心也会多起来。不同区位、不同功能的中心各有各的作用，它们之间必然是互相补充、互相推动，决不会互相取代。把台湾建成“亚太营运中心”，发挥其联系东南亚、东北亚和北美地区的作用，也有其意义。但正如香港的繁荣要依靠内地一样，“亚太营运中心”也必须与祖国大陆合作才能成功。因为没有广阔腹地的台湾是无法承担这个重任的。
进一步促进经济协作的若干设想
1.在推动祖国大陆、港、澳、台经济协作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具体推进次区域的经济协作。
一是建立以香港、广州为两极，包括澳门在内的大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自从80年代港资、港企、港人、港币，以及香港从事国际经济活动、企业管理的经验和运作方式进入祖国大陆以来，香港与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已经以“前店后厂”的模式融为一体。发展到近二十年后的今天，客观上要求两个地区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经济协作，逐步实现经济的一体化。最佳选择就是建立以香港、广州为两极的珠江三角洲经济区。
1995年广东省对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范围作出了新的界定，对珠江三角洲各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对产业升级提出了具体要求，对重复建设、重复生产的现象进行了遏制，深圳还为深港的经济衔接制定了具体方案，从此开始了珠江三角洲的第二次创业。香港回归及香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上产生的这些内在要求，为港、澳、珠江三角的经济一体化和大珠江三角洲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建立大珠江三角洲过程中，要逐步做到经济边界淡化，经济运行机制的趋同化，产业结构的互补化，基础设施的协调化。
二是以台湾高雄与福建厦门直接通航为契机设立台闽经济协作区。
福建是祖国大陆最早实行特殊政策的对外开放省份。1995年与1978年比，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93倍，经济发展很快，其中闽东南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五市发展特别迅速，五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省的72%，形成了一个发达的经济圈和城市群。厦门经济特区及其他地区为方便台商投资，专门开辟了台商投资区，提供了较好的投资环境。两岸民间组织已达成高雄直航厦门的协议。若以此为契机，先在高雄和厦门，然后扩大到台北、台中、台南、高雄与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再扩大到台湾与福建联合建立经济协作区，那么两岸之间的经济协作就会再上一个台阶。若闽台联合设立经济协作区，就可在东南沿海又形成一个以厦门、台北、高雄为多极的经济区和城市群，这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
2.在进一步提高垂直分工水平的基础上，着力发展水平分工，推动祖国大陆、港、澳、台的产业升级。
经过十几年的推进，港、台与祖国大陆之间以劳动密集型向祖国大陆转移为特征的垂直分工的进程已基本结束。在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地价、电价、水价、工资等上涨导致的成本上升，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向内陆地区转移，而留在珠江三角洲等地的部分也在调整升级。在这种情况下，港、台与祖国大陆由垂直分工转为水平分工已成为发展趋势。这里所说的水平分工，主要指在发展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方面的分工和协作。
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在祖国大陆和台湾都有很大发展，但各有短长。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信息和电子产业台湾占有较大优势，祖国大陆不及。祖国大陆有比较强大的科研设施和科研人才，基础研究成果很多，但开发能力、转化为商品和形成产业的能力较低；而台湾、香港则在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方面占有较大优势。若能在这些领域逐步开展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在祖国大陆、港、台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对各地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将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香港政府已看到这一点，近几年来，先后建立应用研究发展基金、香港工业科技中心、工业和科技发展局、科技大学，拨款支持工业技术发展及推广项目，培养高科技人才，但由于香港技术基础不足，急需祖国大陆合作和支持。台湾在这方面已作出成绩，1995年高科技商品出口占到出口商品总额的48.8%，若能与祖国大陆协作，成绩会更大。台湾农业科技发达，科技种田为祖国大陆所急需，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协作前景。当然这个领域的协作推进肯定会有许多困难，可先从香港与内地协作做起。我们曾建议在香港与深圳交界的落马洲地区由两地合作共同建立高新技术开发中心，吸引内地的科技人员到这个中心工作，居住和生活则在深圳。这个中心起孵化器的作用，开发出来的成果，以商品形式卖给香港和内地的企业进行批量生产，在国内和国际市场销售。据闻香港科技大学与深圳科技工业园区已达成共同开发高新技术商品和产业的协议，这也是个好形式。不论哪种形式，希望能通过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付诸实施。
3.巩固和发展互为依存的对外贸易关系，协调和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祖国大陆、港、澳、台之间互为对外贸易伙伴的依存关系已经形成。在对外贸易中，由于上海、大连、天津、青岛、厦门等城市海运的发展，转口贸易可能分散；由于加工、包装技术的提高，转口可能变为转运；但由于进出口量的不断增大，内地与香港间的依存关系不会发生变化。转口改为转运后，香港的功能也随之转为对外运公司的协调服务，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祖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对外贸易依存日深，台湾受益很大；但台湾方面又担心贸易失衡带来不利后果。应当指出，两岸贸易主要原因是台湾当局对两岸交流所实行的“来紧去松”的单项原则。在投资方面，允许台商到祖国大陆投资，但不允许祖国大陆资金去台。在贸易方面，台湾对祖国大陆出口，除少数与国防科技相关产品外，一般并不限制，但对祖国大陆仅允许特定的农工原料和半制成品进口。在人员互访方面，台湾居民到祖国大陆不论何种目的都不限制；但对祖国大陆人民去台却只限于探亲、奔丧和文化交流等少数项目。如果能取消这些单向原则，放宽对祖国大陆进口的限制，允许祖国大陆厂商到台湾投资，允许祖国大陆企业在台湾交易所上市；同样，祖国大陆也允许台湾企业在上海、深圳上市，允许台湾厂商和居民购买祖国大陆B股（实际上已变相持有B股），则贸易的平衡问题就可得到解决。
市场的多元化是对外贸易中必然要追求的目标。但从祖国大陆、港、澳、台的相互贸易来说，由于内在的经济因素，追求的结果是对外贸易总量的扩大，而已形成的主要贸易伙伴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则是不会改变的。因此，加强和协调相互间的贸易，不断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应是主要的任务。
4.继续发挥香港中介地位的作用，同时以“三通”为目标，拓展两岸的交流渠道。
香港长期担负台湾与祖国大陆中介地位的角色，对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协作起了很大作用，香港也因此而获得可观回报。1995年台湾对香港出口比重已与美国相当，1996年将超过美国；台湾对香港出超（主要是祖国大陆）对台湾贸易顺差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因此台湾对香港回归后对港贸易及其他事务如何运作十分关心。鉴于香港回归后继续实行“一国两制”，台湾企业之间的投资、贸易、金融等业务当会继续保持和发展，不会中断。航运、航空等涉及标志问题，应通过民间组织协商，寻求变通办法。其他问题，相信也会找到解决的途径。
“三通”是海峡两岸经济协作的主要手段，实现“三通”应成为提高两岸经济协作水平的一个阶段性目标。高雄与厦门之间直航协议的达成，说明坚冰已破，我们应乘此东风，把“三通”付诸实践。
共创中国人的世纪
众多未来学家预言，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也是中国人的世纪。这种预测我认为是有道理的。康德拉季耶夫长周期波动理论证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大约要经历50年左右的时间，现在我们已进入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时期，未来几十年将是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处在这样一个时期的亚太大国——中国，将在21世纪大显身手，进入世界强国之林。
纵观当前的世界局势，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以经贸关系为主轴而发展演变的；谁能占得经济实力的优势，谁就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经济开发早、但逐渐衰微的欧洲，因为区域经济整合成功，形成了一个欧洲共同体，如今可以说是雄风再振。即使超级强国如美国，为了怕落在欧洲共同体之后，也联合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家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欲借此继续发挥其优势力量，进而影响世界新秩序。东盟六国过去都曾是欧美国家的殖民地，联合起来后，发展速度很快，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去年又吸收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四国加盟，并计划在2003年实现自由贸易。目前中国尚未实现政治统一，但无论祖国大陆、港、澳、台，经济发展速度和成就在世界上都处于前列。按1995年的统计资料计算，祖国大陆、港、台的国民生产总值合计为1090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合计为8130.6亿美元，1996年的外汇储备合计为2060亿美元。这些代表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数字，令全世界赞叹。若我们能进一步推进已经开展的经济协作，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先将经济共同体建立起来，不断壮大中国整体的经济实力，进而谋求政治的统一，那么，共创中国人世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1 《人民日报》1997年2月13日第2版。
2 《中国统计年鉴1993》，1994《中国统计年鉴摘要》。
3 《中国统计年鉴1996》计算。
4 《’96中国发展报告》第207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出版。
5 [台]许庆复主编：《迈向21世纪的台湾，第55页，[台]正中书局，1994年第1版。
6 见（台湾）1995年《统计年报》。
7 引自台湾1995年《经济年报》，第55页。
8 引自《香港经济年鉴1995》第一篇第62页。
9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附二：〈香港主要社会经济指标〉计算。
10 参见台湾1995年《经济年报》。
11 林凌主编：《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255页。
12 根据台湾1995《经济年报》计算。
13 见前面所列《台湾对大陆出口顺差比较表》
14 引自杨奇主编《香港概论》（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第306页。
15 参见《香港经济年鉴1995》，经济导报出版社，1995年10月版。
16 引自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7月23日报导“中华经济研究院”陶在朴教授发言。
17 林凌主编《中国东南沿海的经济起飞，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21－122页。
18 参见（台）许复庆主编《迈向21世纪的台湾》，（台）正中书局1994年初版，第254页。
19 载《参考消息》1997年2月19日第8版引《东京新闻》2月16日文章。
20 台湾大学经济学教授薛琦文，引自《迈向21世纪的台湾》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