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林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举行军事演习，随即籍口炮轰了宛平县城，吉星文部奋起抵抗，史称“卢沟桥事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认为卢沟桥事变为最后的关头，从此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中共中央也发表声明，强调应该团结起来，共赴国难。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开始形成，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全民抗战的进程中，身为国家元首的林森，其反侵略的立场十分坚定，在各种场合都主张全民奋起，抗战到底，誓死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1937年8月16日，他在《保卫国土是全国军民应尽的天职》的演讲中指出，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以及日军近期进攻上海，都表明日本正在调兵遣将向我们层层逼近。“事到今天，已是我们国家存亡的最后关头；我为保卫国土起见，不能不起来应战；国人为着自己的生存，更是应该大家来流血流汗，挽救危亡。”（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5页。）他详细分析了正在遭受日本侵略的北方五省（冀、鲁、晋、察、绥）的状况后指出，这五省的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2%，人口占了全国总人口的17%以上。从矿产资源来看，其煤的贮量占全国半数以上，铁的贮量占13%。五省的工业比较发达，制革、制盐、水泥、化学等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农业方面，仅山东和河北的棉花产量便占了全国总产量的30%以上；这五省的小麦产量占了全国的12%，小米的产量占全国的50%，高梁的产量为全国产量的44%，花生的产量占全国的37%。交通方面，北宁、平汉、平绥、津浦、同浦、正太、胶济等重要的铁路命脉都在这五省境内。更重要的是，历史上这五个省又是我国文化的发祥地，神农都曲阜、黄帝都涿鹿、唐都平阳、虞都蒲阪，夏都安邑，上述历史文化名城都处在这五省境内。（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6页。）由此，他认为应当坚决制止日军在这五省的侵略，决不允许他们轻易得手。至于上海，它既是我国经济的中心，同时又靠近首都南京，其地位十分重要，更应该予以坚决保卫。
1937年11月，日军逼近南京。11月17日，国民党召开国防最高会议，议决将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林森作为国家元首，深知自己应当起怎样的作用才能有利于民族和国家。11月20日，林森发布国民政府宣言，宣布迁都重庆，以便更好地领导抗战。四川省政府随即电呈林森，表示欢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在西上入川的船上，林森发表了抗日演说。他指出：“国府西迁，是我国人向全世界昭告抗日到底的决心。我们必须在艰苦中求革新精进，化私为公，共谋国是，才可以巩固国家的力量，战胜日本军阀的侵略。”（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125页、226页。）12月1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开始办公。
林森不但主张抗战，而且对敌我双方的态势、战争的阶段特点和最终的结局都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抗战初期，日军步步进逼，正面战场连连失利，军事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内出现了两种不和谐的声音：一是主张速胜，不切合实际地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一是主张妥协退让，尽快与日本人讲和。相形之下，林森的头脑却十分清醒，对战争的认识具有前瞻性。他认为，中国将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但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战争，因此，应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1938年元旦，他在《国家民族新生命之开始》的演讲中，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指出：“就战事主观及客观条件下看，我们可操胜算之点很多；现代战争不仅是军备的比较，而是整个国力的比较。目前军事虽然一时失利，但是组成国力的要素，还靠人民土地和资源，我们有四倍于敌人的人口，十倍于敌国的土地和十几省无量尽藏的资源，不靠外人来供应，尽可继续长期抗战，非到胜利不止。”（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61页。）反观敌人，其经济基础十分弱，所有煤铁农产品及五金原料多依靠外国供应。而且，军费支出非常之大，每月的军费超过5万万元，仅在开战初期的几个月内，军费开支便增加了25万万元以上；加之国内物价飞涨、军火和战斗人员消耗巨大，日本难以承受长期的战争，而急于速战速决。我方应当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以延长战争的时间，消耗敌人的兵力和财力，使其最终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彻底崩溃。他指出：“我们所要求的是最后的胜利，必须要长时间抗战；在这长期抗战中，军事上一时退却，仅是一个战场的得失，不足以影响战局全部。”他的依据是日本方面的弱点太多，兵士多是社会的基干，各界有职业的青年，一经征调，就不免士荒于学，农辍其耕，商罢于市，工废其业，久而久之，决难支持。且其侵占的地方愈多，战线愈长，他的失败也就愈快；我们要拖延敌人的战争时间，消耗敌人的兵力、财力，使敌人的经济机构，军事形势，一齐崩溃。“我们要以最大的能力和忍耐，在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各方面，加倍努力，以完成长期抗战的条件。”（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62页。）可见，持久战的思想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坚持的基本思想，而且也是象林森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基本认识。
（二）
林森认为，中国的抗战不是孤立的，而是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重要一环。
还在抗战初期，林森便指出，当侵略的毒焰正肆虐于中国的各大城市的时候，一些国家却采取观望态度，未能明确地采取反侵略的立场，对中国也未能履行盟约上所明定的义务。“讵知此毒焰如不能及时扑灭，一旦因风播扬，终不免有延烧及于全世界之一日。”（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27页。）他希望国民能够本着自力更生的宗旨，在扬我国威、培我实力的同时，以英勇抗战的实际业绩促使一些徘徊观望的国家对中国人民的抗战由道义上的同情转为实际的更有效的援助。在1938年9月26日发表的《以抗战求和平》一文中，林森指责国际联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束手无策，无法对其实行有效制裁，客观上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林森始终认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倘使对于集体安全缺乏有效的组织，则一个侵略国家的行动，便可以使人类蒙受空前的灾祸。”（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190页。）此后，事态的发展完全应验了林森的预见，一些国家对侵略采取姑息的态度，最终遭致日本的进攻，使亚洲和太平洋沿岸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被卷进了战争的旋涡之中。1941年冬发生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以及日军进而大举向东南亚各地的侵略扩张，便是绥靖政策结出的恶果。
林森预见到，战争的扩大，将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带来新的转机。他多次强调，要将中国人民的抗战同全世界范围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他主张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积极声援欧洲人民反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斗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组成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1941年12月9日，林森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对日本国宣战布告》，指出“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罚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极端忍耐冀其悔悟，俾令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戾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诚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守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除。”同时，亦对德、意宣战。对日、德、意三国宣战的决定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拥护。在林森的家乡，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的一位教授认为，“我们的国家从此以后得与世界民主国家用最鲜明的旗帜，以正义的公理重建将来和平，来和以扰乱世界和平，侵害别族生存为目的之轴心国家作一决战。”（注：《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校刊》第6、7期合刊，1941年12月30日印行。）
重建世界公共秩序，实现世界永久和平，是林森在抗战期间坚持的目标。1942年元旦，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遥拜国父陵墓典礼，林森在典礼上致词：“我们在抗战之始，即曾表明我们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存我们一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而且是为了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因为我们看准了日寇狂妄的目的，不仅想征服中国，而且想征服世界；我们直接消灭日寇征服中国的企图，即系间接消灭了日寇征服世界的企图。并且侵略主义的初起，如果不加以打击，则世界上其他侵略主义者将群起效尤，蔓延日广；我们直接给罪魁祸首一个惩创，即系间接给其他侵略主义者一个警告。”（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439页。）此后，林森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随着我国抗战范围的扩大，国际地位的提高，肩负的责任也因之加钜。我们不仅要打倒侵略国家，而且要消灭侵略主义，重建世界公共秩序，实现世界永久和平。在逝世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林森乐观地表示，经过5年零8个月的苦斗，现在已快到了犁庭扫穴，除尽妖氛的时候，“等到敌人接受无条件的投降，我们得到最彻底的胜利以后，我们不但要同各友邦重奠世界和平，重建国际秩序，以恢复全球的繁荣，而且还要同各友邦维护世界安全，保障国际正义，以防止侵略的再起。这是我们国际地位完全恢复以后所应负的责任，所必尽的义务。”（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454页。）
（三）
抗战一开始，林森就一再强调在残酷的敌人面前，国民要有临危不惧的精神。1937年8月9日，林森在国民政府以《自存与共存》为题发表演讲，指出在危难时刻，国人应当沉着。“沉着二字，原是我们应有的修养。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现代健全的国民，非有沉着的精神不可。”“我以我国国民对于目前紧张之时局，务须持以镇定，各安生业，维护秩序，安定金融，努力生产，随时接受政府指导及命令，担任各种工作：万不可张皇失措，或轻信流言，自相惊扰。能够这样，直接有利于己，即间接有利于国。这是国民应付危局争求生存中一切方法的根本。”（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4页。）抗战期间，林森曾给其本族子侄写了不少书信，字里行间也无不充盈着临危不惧的精神：“南京地方安堵，虽有敌机来扰，民众亦司空见惯，安之若素也，心定则神旺，理直则气壮矣。”“抗战早已决心，各省当局自应坚持遵守临难毋苟免宗旨。”“杭市屡有敌机来扰，民众受灾可悯，吾人决心抗战到底，任何危迫，更要努力也。”“长江战事虽紧，抗战必坚持到底，外交已有好转，最后胜利必属我耳。”“长期抗战，无前后方可言，敌人愈暴，愈失国际同情，更增吾人力量。”（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111-122页。）抗战初期，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疲劳轰炸，林森临危不惧，为国人作出了极好的表率。国民政府礼堂和办公厅先后两度被日本飞机炸毁，林森立即派人组织工匠修复。并说：“敌机虽能毁吾物质，却不能毁吾精神。”在致侄孙的信中说：“敌机肆虐，乃其穷途惯技，吾人更坚定抗战意志到底也。”（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67页。）临危不惧的精神来自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1938年7月，林森在国民参政会上致词时表示：“多难兴邦”，“吾人既以身许国家民族，自当冒万难以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志愿；”并手书“抗战必胜”以勉励与会者。这种坚定的信念始终伴随着林森。1938年9月26日，他在《以抗战求和平》的演说中指出：“我们也还是坚定着必胜的信念，再接再厉的拼命向前抗战，不达胜利目的，不得真正永久的和平不止。”（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4
43页。）1942年6月14日，在联合国日的广播中又明确表示“至于中国方面，我可确告各位，虽则再过三星期中国抗战便要进入第六个年头，但对于抗战，中国绝未感到疲倦，中国人民决不畏避作更多的牺牲，决不踌躇或懈怠，在未获得完全的彻底的胜利以前，中国人民决不终止抗战。”（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358页。）1943年元旦，在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聚会中，更表示了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并预言胜利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
林森在抗战期间主张弘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亲自褒扬和祭奠为国捐躯的烈士，以此在全社会形成崇尚英雄和讲求节操的氛围。1936年，在全面抗战即将爆发的前夜，林森专程前往广州，致祭黄花岗烈士，希望人们能够追思民国缔造之艰难，继续从前革命的光荣历史，上下一心，共同完成艰苦的救国工作。他还提出了“救亡图存首应崇尚气节”的主张，认为人人知道崇尚气节，民族精神才会振作起来，精神一激昂，自然危可以转安，颠可以扶，衰可以兴，弱可以强了。这些见解对于动员民众投入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在1940年的黄花岗起义纪念日的演讲中，他又表示，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以尽后死者的责任。他坚信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有自存及自行繁荣滋长的力量，希望全国英勇将士坚持抗战立场，奋斗到底，不惜任何牺牲，不辞任何艰苦，学习先烈的革命精神，踏着先烈的血迹，加倍努力，迅速收复失地，拯救沦陷区的人民，打破敌国军阀的阴谋，以维护世界人类的正义与和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里，林森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必须更加奋发，继续辛亥的革命精神，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才对得起革命先烈，才对得起为抗战而牺牲的将士和民众。”“我们要提高民族精神，坚持抗战到底，以实现民族解放的目的，体念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仅居其一的国父遗训。”（注：林逸撰：《民国青芝老人林子超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版，第232-234页。）此外，他还提出了“明耻教战”的口号；亲手抄录岳飞的《满江红》与下属共勉；为老朋友林志图的儿子林士贤题词“杀敌致果”；凡此种种，其目的都在于提倡为国尽忠的精神。林森还对在抗战中为国牺牲的烈士大力予以褒奖。1937年3月15日，他亲手撰写绥垣守土抗战阵亡军民追悼大会祭文，文曰：“桓桓多士，忠勇无俦，誓遏寇虐，捍卫神州。雨雪坚冰，裂肤堕指，奋斗无前，卒伸正义。骨暴边城，血膏沙漠，气激风霆，光争日月。……云车飚马，魂兮归来。”（注：林逸撰：《民国青芝老人林子超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7月版，第169页。）1939年8月，林森在峨眉山的洪椿坪亲自写“前方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的灵牌，并早晚焚香祈祷以鼓舞士气。为悼念以坚守上海四行仓库而闻名于世的谢晋元烈士，林森亲撰“坚苦矢成志，终古光腾孤岛血；英魂应不灭，从今怒吼浦江潮”的挽联以表示深切的衰悼。对于卖国求荣的汉奸，林森则予以严厉的斥责。当汪精卫等人离开重庆投向日本人怀抱时，林森坚持主张开除汪精卫的党籍，并下
令予以通缉。1940年3月底，当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时，林森又亲自到广播电台发表演讲，痛斥汪精卫的叛逆行为。他还在不少场合，拿汪精卫叛国这一事件做反面教材，以提醒国人防范汉奸，保持节操。
林森在抗战期间还极力主张国民应当具有奉献精神，全力以赴地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所谓全面抗战，不仅是全国各地的军队同时抗战，并且要全国各地的各界人士，同时都参加抗战的工作；有力者出力，有财者出财；或以其聪明才智，贡献国家；工以其产业物品，捐助军用；教育家竭力普及教育，产业界努力增加生产，举国上下，无论老少男女，每一个人都尽一分责任，都作一分工作。这才符合全面抗战的真义，才是真正的全国动员。”（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24页。）在提倡各行各业的人们为国家民族的生存而贡献自己力量的同时，他反复强调，凡聪明俊杰之士应抛弃成见，牺牲小我，以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为前提。他号召大家，广泛地为前线将士募集慰劳金，为伤兵和难民捐助过冬的棉衣，为前线将士捐助防毒面具；还应充分利用战时的特殊环境，加紧后方的生产建设，逐步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轨；广泛开辟各种抗战财源，调剂贫富，改善社会阶级的状况。总之，要将一切智力、财力和物力都集中贡献于国家与民族，以充实抗战之力量，增加抗战之效能。林森在给子侄的信中反复要求他们在战时应多为国家作贡献。林森的嗣子林京从美国留学归来后，本可以谋个好差事，但林森却要求他到绥远抗日前线工作，后来在太原阵亡。他的侄孙林希岳当时正在浙江青田当县长，林森在给他的信中勉励其当此国难严重关头，事务虽繁，应仍以勤慎二字为向上途径也；要求其体恤民间疾苦，为官清廉，勤于政事。
（四）
抗战初期，日本侵略者的先进的飞机、战车和大炮在中国的领空和领土上横行肆虐，而中国由于教育落后，科学技术水平低，武器陈旧，士兵们只能以血肉之躯来抵抗侵略者。林森痛感因科学不发达和教育落后造成了军事上的被动局面，1938年7月，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的致词中，林森强调：“现代之所谓战争，为科学之战争，为整个国力之战争，故战争之胜负，不仅系于前线之武力，而全国之科学，文化、经济、教育，均与前线作战有不可分离之关系。”（注：台湾国民史馆等编：《林公子超遗集》，前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先生百年诞辰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年2月印行，第24页。）
1942年，黄季陆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行前向林森请示办学的方针。林森坚定地说：“发展科学、宏扬学术，不此之图，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拯救我们的子孙免于像今日这样的惨烈的牺牲！”又说：“把这一次的国难渡过后，如果还有同样的战争，我们仍然以血肉和进步的科学武器相抵抗，我们就对不起我们的子孙和国家，这是我们大家的责任！”（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161页。）鉴于战区各大学均迁往后方，陷于流亡的状态，一切建设都谈不到，且抗战胜利后它们都要迁回原地，而四川大学却永久在四川办学，他希望黄季陆作永久性建设的打算，勿因战时而得过且过，不积极从事于建设。他认为，四川大学建设的目标，应当着重放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的人才培养上，为国家奠定一点根基，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极为重要的。
发展科学，培养科学人才，需要充足的经费，林森很早就对此予以足够关注。早在1933年10月28日，当他回到家乡尚干时，便对乡亲们说，惟在此国难时期，我们应该卧薪尝胆，把一切糜费于教育上最好，并提出了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根本的观点。1939年2月12日，林森预立遗嘱，提出将存在国家银行的50万圆款项拨为基金，以其每年的利息，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的固定经费。他亲自制订考选办法24条，内容包括考选目的、管理事项、取息养本，以及考选事项等。“冀由能表同情于斯者，恪守此方针而辨理之。百年树人，是实始基，尚祈共循此旨，矢守弗渝，用垂久远，而利国家，有厚望焉！”（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263页。）黄季陆认为：“五十万国币，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大概是由于以后法币贬值，直到林先生逝世，这笔钱并没有作过有效的使用，以了林先生的宏愿。”（注：台北市林森县文教基金会主编《林子超先生纪念集》，台湾正中书局1992年1月版，第200页。）确实，林森逝世后，由于币制贬值，这笔存在银行里的巨款没能派上用场，仅变成一纸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纪念文据，这是林森生前所始料不及的。
1943年5月，林森在重庆因车祸导致半身不遂和脑溢血，于8月1日去世。弥留之际留下遗嘱，将庐山、重庆等地的房产及字画、古玩等作价，连同一部分存款，作为创办家乡尚干职工学校的基金，可见其对教育确是情有独钟，至死不移。
林森在抗战中之所以能够采取反侵略的立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长期受历史上的著名爱国者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也有全民抗战的浓烈氛围的推动等等。除此之外，还与其早年的一段经历有关。晚清，甲午海战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时，林森正在台北电信局任职，目睹日军的暴行，奋起组织义军，与日本占领军展开斗争。1898年夏天，林森再次冒险从福建前往台湾，以在台南地方法院嘉义支部作通译工作为掩护，联络当地的爱国志士，进行反对日本占领的活动。直至晚年，林森对处于日本铁蹄之下的台湾仍十分思念，临逝世时，还对前来探望的蒋介石提出务必收复台湾。当台湾于抗战胜利后回到祖国怀抱不久，人们在嘉义县建造了一座亭，亭前竖立着“林故主席子超先生任职纪念碑”，以纪念他在台湾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由此可见，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持的鲜明的反侵略立场，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
林森在抗战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国人面前树立起了坚强的抗战元首的形象。尽管林森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没能看到抗战的最后胜利，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为抗战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林森逝世后，中共中央迅即发来了唁电，赞扬其“领导抗战，功在国家。”重庆的《新华日报》专门发表了《为元首逝世致哀》的社论，对林森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无论是国际知名的政界人士，还是当时国内的持不同政见的党派，都给予林森以极高的评价，这充分表明林森在抗战中的确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抗战的最后胜利，竭尽了心力，是一个得到各界广泛认可的爱国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