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作用机制及其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力资本论文,机制论文,作用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力资本与新经济增长理论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以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为基础的动态经济学。它已经历了四大发展阶段（或形式），即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快定论、一般的人力资本决定论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与劳动分工决定论。资本决定论增长理论的典型表达形式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这一模型证明只要通过政府干预，就可以使经济获得长期稳定均衡增长，但它不能解释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带来资本利润下降与生产规模收益递增的矛盾。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技术进步决定论”增长理论证明技术进步可以实现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但是它解释不了从总增长率中扣除要素投入产出带来的增长率的余额即“增长的余值”（Residual），于是便把“增长的余值”归结为“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不能预见的。但不少经济学家证明作为拉姆齐模型（1928）特例的索洛模型在没有外生的技术进步条件下，如果生产量随资本增加而成比例增加，那么长期经济均衡增长也会产生。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不能解释世界经济增长中穷国与富国的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差距拉大及国际资本“倒流”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于是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陷入了困境。
面对“增长余值”的困惑，舒尔茨（1961）提出了“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概念和理论来解释。 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受到两个经济学家的启发，一个是费雪尔（I.Fisher）的“完全资本”概念，这使他认识到资本同质假设“对资本理论是一个灾难”，它不仅忽视了“人”的因素，而且用算人头的方法把劳动也看作是同质的，但“这种劳动概念是错误的”。于是舒尔茨把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常规资本（或物质资本）两种。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即是人力资本，它是通过对人的教育、培训、保健等方面的投资形成的。他说：“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者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注：〔美〕T·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对舒尔茨有所启发的另一个经济学家就是阿林·杨格（A.Young ）的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杨格，1928）。杨格与新古典派不同，他完全从斯密出发，把劳动分工与技术进步的内生性作为增长的基础，“从而开创一门能使经济学探讨收益递增的经济学”，“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的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研究室译《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这使舒尔茨在提出“总揽一切的人力资本”基础上，又提出了“专业化人力资本”（舒尔茨，1986）。由于人力资本的收益递增性，就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原因。
从舒尔茨开创人力资本理论到八十年代中期，人力资本理论重在回答增长的源泉是什么。在这一时期，麦迪森（A.Maddison,1970,1980）等人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大于发展中国家，而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大于发达国家。因此资本决定论得到重新重视。在实践中，面对“滞胀”，各种经济理论莫衷一是。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实际总产出，就成为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不少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把分工、专业化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建立动态模型来解释经济增长的代表是卢卡斯和罗默。卢卡斯（R.Lucas,1985,1988,1989 ）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与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相结合，并具体化为“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正是这种具有“外部效应”的人力资本才是“增长发动机”。与卢卡斯一样，罗默（P.Romer ）将规模经济引入传统增长模型，放弃外生技术进步假设，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解释内生的技术进步， 把阿罗（ K.Arrow,1962 ）的“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理论向前推进。罗默认为， 正是知识的生产和增长提高了全社会的生产率，并带来了收益递增的增长。这两个增长宏观模型不仅克服了传统增长理论不能解释经济组织结构演进及专业化分工带来的增长的缺陷，而且揭示了人力资本在增长中的宏观作用机制，把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理论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舒尔茨所说的“专业化、专业化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的增长必定结伴而行”（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展经济研究室译《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进步与展望》，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
1.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
对人力资本知识效应分析的代表人物是六七十年代的舒尔茨和贝克尔。人力资本的知识效应包括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收入效应及替代效应三个方面。知识进步的需求效应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用的新知识要求新形式的物质资本，或者是要求新的劳动技能，或者这两者都十分需要。因此“该因素使相对于低技术而言的高技术需求有所增长，还相对于新旧物质资本的生产性服务之需求而言的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相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之需求有所增长”（注：〔美〕T·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 163页。 ）。这种需求效应是隐蔽在“技术变化”的外表下的。贝克尔则明确指出“人力资本的投资增加主要是技术进步”，并导致“增加技术人员的相对供给”，因此“许多工人通过在工作中学习新技术并完善旧技术而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率”（注：〔美〕G·S·贝克尔著《人力资本》，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2页。），使新的更好的物质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
人力资本投资的“知识收入效应”是指受过教育、培训具有更多知识与能力的人“会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注：〔美〕T·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因为他们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随时随地抓住投资获利的机会。这种“企业家式才能”的提高当然能使其在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中获得收益的上升，正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使通过劳动所挣得的收入相对于财产收益而言有所增加。这种知识能力提高了市场经济或非市场经济活动中经济决策的效率，从而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产出的增长。知识收入效应还表现为由于人力投资的分配更加平均，也使人们所挣得的收入趋向均等（舒尔茨，1965）。贝克尔指出“如果每个人对人力资本都投入等量的资本，那末，收入分配和能力分配就是完全相同的；特别是，如果能力是有规律地分布的，那末，收入也是有规律地分配的”（注：〔美〕G·S·贝克尔著《人力资本》，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页。），因为已经证明，在收入、 能力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刺激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用人力资本投资差异可以更好地解释年龄——收入曲线的斜率差异，说明个人收入分配的差异。
贝克尔通过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分析拓展了人力资本知识收入效应的内涵。贝克尔指出生产与消费是个统一的过程，把厂商与家庭的职能以生产与消费加以对立割裂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活动都是既使用产品又使用时间，时间可转换成商品，生产与消费在人力资本投资中得到有机统一。人力投资的全部成本等于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之和，投入要素可归为时间投入与产品投入两大类，投资方式以“在校学习”或接受在职培训为代表。人力投资的全部收入表现为货币收入与心理收入（消费）之和，那么人力资本投资与产出的均衡条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价值等于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贝克尔，1967）。贝克尔通过人力资本收入函数的分析，认为人力资本的增加不仅可以改变市场上“时间的生产力”，而且还可以改变家庭消费或人力资本本身的“时间与产品的生产力”，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改变”人力资本本身的生产函数。
人力资本的知识替代效应首先表现在“我们能够通过知识的进步来增加资源”，“人力资本在各种要素间相比较，其补充和替代作用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注：〔美〕T·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20、152、42页。）。正是知识的替代效应，可以克服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原生劳动”之不足，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知识的替代效应还表现在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消除了物质资本等要素边际收益递减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不利影响。所以，舒尔茨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实际知识以及智能的发展和传播”，“人类的未来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注：〔美〕T·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吴珠华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2、120、152、42页。）
2.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
卢卡斯（1985）在《经济发展的机制学》中讨论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积累相互作用机制（这可用他的“两时期模型”来表达），并且将劳动力区分为纯体力的“原生劳动”（Raw Labour）和表现为“劳动技能”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又进一步划分为社会共有的一般知识形式的人力资本和体现为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的特殊知识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Spcecified Human Capital），并且认为只有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才是“增长的发动机”。卢卡斯区别人力资本所产生的两种效应，即舒尔茨型的通过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产生的“内在效应” （Internal Effect ）与阿罗的边干边学（或干中学）形成的人力资本所产生的“外在效应”（External Effect）。在他看来， 内在效应表现为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提高了投资者的知识或人力资本存量，高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高收入即劳动力的收入递增，但更重要的是外在效应，它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发生递增。因为在高人力资本环境下，每个人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即专业技术知识通过向他人学习或相互学习从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在人们之间传递，使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存量提高，因此，每一技术层次上的人都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同时人力资本亦增加了劳动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作为增长发动机的人力资本的能力是由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效应的收益递增决定的。卢卡斯的人力资本积累指的正是会引起外在效应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这可用他的“两商品模式”（Two Goods Model， 即假定只有两个经济部门并生产两种商品：消费品和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来表达：
e[,i]＝h[,i]（t）ui（t）N（t），i＝1，2
上式中e[,i]为第i种商品的产出，ui（t）全部生产时间或生产第i种商品使用的劳动量，h[,i]（t）为生产第i 种商品所需要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它在产出增长中起决定性作用，N（t）为以人时计量的劳动投入。式中使用了ui（t）而不是〔1－u（t）〕，说明人力资本的形成不是通过学校学习，而通过“边干边学”所形成的外在效应。这个模式可用来分析具有不同人力资本水平的厂商或国家的生产水平或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因为生产技术的差别不在一般的知识，而在于特定的知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3.知识的“外溢效应”
在对增长理论的反思中，罗默认为只有放弃“规模收益不变”与“外生技术进步” 的新古典教条， 才能摆脱增长理论的困境。 在他的1986年的《收益递增和长期增长》一文中，他对阿罗的边干边学模式给予修正、创新。他认为，技术进步以知识的生产为基础。知识的生产需要投入人力资本和原有的知识积累，积累的知识越多，用于生产知识的人力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就越高。罗默作出假定（1 ）知识生产的私人收益率递减；（2）新知识的社会收益率递增；（3）知识具有正外部性；（4）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基于这些假设， 罗默证明：产出增长率或人均收入增长率与社会投入研究开发中的人力资本比重成正比，与人力资本在研究开发中的边际产出率成正比，与时间贴现率成反比。在没有政府干预下，经济存在竞争性均衡（社会次优），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罗默在1987年的论文中吸收了他人关于专业化分工引起收益递增的思想，构建了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专业化知识的人力资本投资引起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专业化引起收益递增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模型。到1990年罗默又发表了《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构造了一个更加完整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个模型把产量设为技术、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函数，技术和人力资本具体化为生产的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并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知识（或技术）被赋予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它是经济主体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行为的产物，由专门生产知识的研究部门生产。它具有独特的性质，既不是传统的经济产品（具有竞争性），也不是一般的公共物品，它是非竞争性的与部分排他性的物品。知识（技术）的非竞争性表现在：一个厂商或个人对技术的使用并不阻止他人同时使用该技术，技术的复制成本很低甚至为零；技术的部分排他性保证了行为者（新知识生产者）可以从技术创新中获益。这种专门生产出的知识具体地以产品的设计形式出现，并且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其一，是新设计可用来生产新的中间品，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并引致分工的深化；其二，是产品的设计具有“外在效应”，它不仅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知识存量的积累，进而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而且也使物质资本和劳动等其他有形要素投入的生产率提高，即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这两种方式都带来最终产品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罗默建立了一个三部门的模型来表达他的上述观点。这三个部门分别是研究部门、中间产品部门和最终产品部门。研究部门的职能是使用人力资本（H）和总知识存量（A）生产专门的知识即新知识（ΔA）， 中间产品部门利用新知识和最终产品生产出生产者耐用品，最终产品部门利用人力资本、生产者耐用品和劳动来生产最终产品。
在人口及劳动供给不变、人力资本总量（H）也不变的前提下， 罗默的这一模型可作出如下简述。首先假设：（1 ）研究部门生产的新知识ΔA及其人力资本投入H[,A]与总知识存量A每一个都是线性关系， 则有ΔA＝θ·H[,A]·A，其中θ表示生产率参数， 并在市场利率及对其产品需求曲线给定下，确定其产品设计利润极大化的价格；（2 ）中间产品厂商在给定利率及其产品需求曲线的情况下确定中间产品的价格以实现利润极大化；（3 ）最终产品厂商是价格接受者，故可用一个典型厂商i代表全体厂商。设生产者耐用品具有独立相加的产量效应， 最终产品产量可以用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示：Y（H[,Y]，L，X）＝H[α][,y]·L[β]∫[∞][,0]X（i）[γ]di。式中Y为最终产品的产量，H[,γ]为人力资本投入量，L为劳动供给，X为生产者耐用品使用量，α、β代表人力资本与劳动在总的最终产品产出中的贡献份额，即产出增长中的弹性系数，γ＝1－α－β，代表典型厂商i生产者耐用品产出弹性系数，α+β+γ＝1；（4）消费者是价格的接受者，典型消费者的决策是使跨时效用函数∫[∞][,0]u（c（t））e[-δt]dt最大化。那么罗默证明，分散化均衡解是A、K（社会知识总水平）和Y 都以不变指数率增长的一个平衡增长均衡。经济的均衡增长率（g ）可以表示为：
ΔC
ΔY
ΔK
ΔA
g＝──＝──＝──＝──＝θH[,A]
C Y K A
α·r
＝θH－───────────
（1－α－β）（α+β）
式中r表示市场利率。上式表明， 经济的均衡增长率与总人力资本、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及市场利率有关。总人力资本、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越多，均衡增长率越高；市场利率越低，均衡增长率越高。罗默的这一理论模型与公式说明了内生的具有正的外部性的知识的增加不但具有内部效应，而且具有外部效应，共同作用引起规模收益递增。可见，在罗默的增长模型中，知识分为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专业化知识和一般知识相结合，不仅使知识、技术、人力资本自身产生递增的收益，而且也使其他追加的生产要素如资本、劳动的收益递增。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因为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它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即具有“溢出效应”。意思是说，虽然有专利权保护发明人的利益，但不能阻止其他科研人员利用这些知识去进行下一项知识的生产，技术知识的复制成本很低甚至为零。技术的部门排他性保证了生产技术者可以从技术创新中得益，它的非竞争性又使得他人从中获益，因而每一厂商的资本存量增加导致其知识存量的相应提高的同时，也提高他人或厂商的资本生产率，这使任何厂商新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的生产率。正是由于知识外溢出效应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报酬递减而降低，才能出现收益递增的持续增长。收益递增是由内生的知识（生产知识、新设计）增加引起的，对于研究部门而言，知识具有正的外部性，它会提高研究部门的知识存量的积累，进而提高其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对于中间产品部门而言，新知识可用来生产新的中间品，引起分工深化，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产出。这两种作用方式都导致最终产品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因此，罗默认为，知识溢出效应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人力资本作用机制的政策
1.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干预的必要性
通过对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的分析，可以发现人力资本投资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人力资本投资者只能从中获得部分收益，还有一些收益则由其他个人、社会团体或整个社会获得。但是，正是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多样性和弥散性，因此要区别从人力资本投资中直接或间接获益的不同个人或团体及评估其中获益的份额是非常困难的，因而要实行“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也就很难。在市场经济中，私人的边际收益小于他的边际成本，这将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经济也就达不到帕累托最优，因此要求政府对人力资本投资进行干预。如罗默提出政府可以向生产知识的厂商提供补贴或同时对其他生产征税。
政府进行必要的人力资本投资在于弥补私人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满足社会的公共利益和需要，如提高人口与国民素质的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医疗保健等方面投资；同时政府干预可消除人力资本形成中的各种制约因素。例如人力资本产权的“私有性”——不能与其拥有者相分离，私人提供这种投资贷款的风险就很大，因而用于人力资本投资的贷款及担保就比较困难，政府如何创造好的条件就十分必要。还有，劳动力迁徙、流动、职业自由选择上的各种障碍，如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宗教与种族歧视、特权等，必须由政府来清除。再有，政府必须调节收入分配，建立公平的分配机制。
2.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选择
人力资本的使用年限，即其耐久性（durability）不能超过其生命期限（life span），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会随时间的变化和环境的变化而贬值。因此，无论是从个人还是从社会来看，都有一个人力资本投资的战略选择问题。就个人而言，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佳时间是在青少年时期，因为这不仅可以为投资者带来较长的收益期，而且会提高他的“时间生产力”，提高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就社会而言，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有个正确的战略选择问题。政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仅要遵循人力资本形成的自身发展规律，而且还要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不切实际地运用行政手段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受物质资本积累、社会知识积累等多种因素制约。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大力投资于教育，不仅未取得预期的经济增长，反而出现了“文凭病”，大学毕业生一半以上失业。对此，舒尔茨（1987）曾指出，既不属于物质资本也不属于人力资本，而是作为社会环境一部分的“公共知识”（Common Knowledge）存量，也是有效进行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这类公共知识存量严重不足而影响了它们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且为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前提条件。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水平依赖于物质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的双重积累。
3.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意义
卢卡斯两商品模型对人力资本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两国之间的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不在于生产技术的一般知识，而在于特定的知识、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增长率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也高。一国应集中有限的资源生产和出口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产品。依此，解释了国际贸易论中的“列昂惕夫之谜”。美国出口的商品并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劳动密集型商品，而是高人力资本即知识——技术密集型商品；同理，美国进口的商品也不能简单地看作是资本密集型商品，而是非熟练劳动密集的“低人力资本”商品。根据卢卡斯“外在效应”分析，在高人力资本环境中，各个技能层次上的人的生产率会更高。因为人力资本不但会强化劳动力的生产率，而且还将强化物质资本的生产率，因而人力资本存量高的发达国家资本利用率高，能够吸引较多的国际资本，这也就是国际资本出现“倒流”现象的原因。所以，卢卡斯特别指出，扩大经济的开放度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吸收新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人力资本，特别是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更快地实现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罗默技术进步内生模型说明，如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太低，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可能为零，这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只有当总人力资本超过一定水平，经济增长才会发生和持续（所谓“起飞或加速增长”）。技术进步内生假说对于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有道理的，但对于世界其他部分，技术进步可能是外生的（A.麦迪森，1996）。这一模型说明发展中国家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或通过国际贸易引进新技术迅速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因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对外经济政策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具有重要影响。如果政府政策促进了一国技术知识、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提高，并促使技术转移扩散就会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反之，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抑制技术创新，或者发展中国家技术引进受阻，就会使世界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只有通过合理的国际贸易，才能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得到促进。因为学习和相互学习提高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人力资本与知识存量。这一作用机制的政策意义在于：其一，建立合理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其二，像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主要的获益并不在于有更广大的市场，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庄子银，1997）；其三，发展中国家必须制定正确的进出口战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必须考虑竞争优势战略，否则，将会使一国在经济竞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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