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张扬的科学基础及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后果论文,基础论文,科学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6)08-0055-04
技术理性是既包含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又高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发展理性[1]。在技术理性化的过程中，价值理性最初曾与工具理性有着同样重要的位置，但却在技术理性张扬的同时逐步隐匿于工具理性之中。因此，当技术理性如水银泻地般渗入社会的每个细胞，影响到人们的行事方式，甚至主宰了人们的世界观时，人们对技术理性的无奈和恐惧却也生长了起来，因为人们注意到技术理性下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与最初引入技术理性的初衷有了极大的差距。这种反差逼迫人们反思技术理性，甚至怀疑正是技术理性的强势制造了社会的畸变。
然而时至今日，价值理性重现的可能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日俱增，因为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技术理性的诸多负面的影响，也许并不仅仅只是由于它的强势，而是由于它所具备的技术的特性决定的，而技术的这种特性又是随着科学的进步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将有可能看到技术理性由自身的升级来纠正以往的偏差，工具理性虚高的地位将被复原，价值理性将在技术理性中重现。
1 技术理性的科学渊源
技术理性是科学技术理性化的产物，是人类理性与科学技术结合的结果。从技术理性化的过程来看，科学与技术理性有着极深的渊源，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古典理性为认识基础和方法基础的近现代科学奠定了技术理性的基础。
从古希腊或许更早开始，一种乐观的理性主义便笼罩着人类：世界是有秩序的、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的，尽管在不同时期勾画的具体图景各有不同。希腊人假设人是理性世界的一部分，当亚里士多德宣称“人是理性动物”、西塞罗强调“完美的理性存在于我们人性的深处”的时候，显然受着柏拉图思想的影响，确信一个有条有理的世界隐藏在人们可触摸的、感觉的和目睹的然而却是杂乱无章的世界后面，而人只有借助理性，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感觉世界找到合理的、确定的客观秩序，获得真正的知识。我们今天全部的科学都建立在这种古典理性的基础之上，因为科学的认识需要必要的前提，即首先假定事物有一种合理的秩序，随后的观察才有意义。同时，柏拉图告诉人们，“理性的典范就是数学和演绎逻辑”，他坚信“大自然的结构可以被人认识，可以用数学公式来揭示。”[2] 这一信念对伽利略和笛卡尔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成为现代科学方法的源头。伽利略把宇宙看成是一本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书，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他的“提出假设和设计实验”工作，建立了能将物理问题数学化的实验方法。笛卡尔则确信，只要确保起点正确，推理的过程正确，所有进入人们认知范围的事物都能够像几何学一样，从自明的定理推演出最终的结果，从而确立了演绎方法在科学发展中的地位。当科学沿着古典理性的道路向前走的时候，也为随后出现的技术理性确定了基础。既然科学是在探寻世界的秩序，是在用演绎的方式重现世界的规律，那么，技术理性以科学的认识结果为模板来影响、调整和控制社会甚至人的行为就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经历了启蒙运动的科学，既为掀起的理性浪潮提供动力，又从中获取能量促进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正是其实力的显现为技术理性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启蒙运动是一种思想解放运动，她对科学的需要始于一种坚定的信念：科学能够替代上帝帮助人们得出某些普遍法则。当牛顿完成了一项创举，将在他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已经捷报频传的科学综合提炼成一个公认的体系，给出了一个普遍的运动理论的时候，科学成为几乎无法抵挡的诱惑，人们相信，在其他领域也可使用类似的方法取得类似的成功。于是，科学为随后到来的理性时代确定了基调：理性、数学、法则和秩序，而且“理性”这个概念更多地是指牛顿科学。在启蒙运动中，科学至少为政治辩论提供了大量的比喻，也为各个政党设计各自的理论树立了一种参照，它使深受牛顿科学和洛克哲学影响的英国脱颖而出，以“有秩序的自由”的政府体制成为伏尔泰推崇的典范；而孟德斯鸠则力图将牛顿的方法应用于社会研究，把社会当作一个独立的领域加以客观、细致的研究，用以制定出清晰、严格的一般法则。更为直观的是，科学和数学影响了人们的艺术品味，从园林、建筑、绘画到诗歌，都在追求一种极端的简洁和严格的合理性，美与规则画上了等号。所以，如果休谟对理性的界定反映的是启蒙运动中理性的用法，那么显而易见，不论是在数学和逻辑中进行的抽象推理，还是经验性的、实验性的推理，它们都与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力图从科学那里汲取力量。可以说，启蒙运动是随后出现的技术理性的预演，它所呈现的科学在社会各个方面的正面影响，引导着一个崇尚科学技术时代的来临。
另一方面，由于启蒙运动是一种为建设性思想和行动开辟道路的批判态度[3]，她树立起理性的权威，推动了科学与宗教神学的分道扬镳，并在科学的发展中刻上了自己的印迹，甚至整个18世纪的科学史都可以看作是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其最为直观的后果是科学技术在启蒙运动引发的理性狂欢中获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在这个世纪，数学完成了由几何学向分析学的重点转移，牛顿物理学得到了改进和完善，化学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林耐对生物进行了分类，进化论的主要思想也已经显现。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热的研究，不但使实验物理学走向精密测量的定量化，还成为瓦特发明高效率蒸汽机的理论基础，间接地触发了工业革命。
然后我们看到，当科学的力量与启蒙运动的目的汇合在一起时，各种技术无限进步的趋势相继出现，汽车、铁路、飞机、机械化工厂的萌芽令人产生了无比的期待。随之而起的是技术在工业革命的狂风暴雨之中呼风唤雨。由于工业革命的关键是机器取代人力，一大批新机器的发明及运用创造了有史以来无法比拟的技术成就，在使生产能力大大提高的同时，促进了更为有效的分工，而在这些相互依赖的分工活动之间必须以更为密切的协作为前提。这样一来，这些以流水线运作、批量化生产为特征的技术成就，便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引发了巨大的变革，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人们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完全归功于技术进步的时候，技术似乎已成为幸福的允诺、自由的表征，那么，还有什么能够抵挡这样的诱惑：让技术包办一切，用技术的眼光、技术的手段、技术的方式看待和处理我们所面对的世界。于是，技术理性在理性与科学的联手中形成和发展，它汲取二者的营养，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满足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对于经验知识的增长、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劳动力的有效动员、训练以及组织等方面的需求。技术理性张扬的时代开始了。
从历史上看，技术理性的最初形象并不遭人厌恶和恐惧，自启蒙时代起一直到19世纪末，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主要是和谐的、彼此相融的，科学技术被看作是人的本质不断丰富的必然形式，技术理性也以正面的、积极的面貌示人。但在进入20世纪之后，当科学技术的影响力遍及人的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之时，技术却逐渐演变为操纵和控制人的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压迫和统治人的强力形式，技术理性也因此冠上恶名，受到批判和谴责。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我们而言，更为关心的是科学的演进对于技术理性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
2 近代科学对于技术理性的影响
技术理性在理性和科学的共同塑造中成长壮大，它既要通过主体性的体验对世界进行规划，又要遵从自然的规律征服世界。因此，在技术理性以人为原点的世界设计中，必然依据当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绘制蓝图，同时它也就必然烙下了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观点的印迹。我们看到，在技术理性的基本逻辑中体现的正是牛顿物理学的特点——可预测、可控制和有效率。可以说，以牛顿物理学为核心的近现代科学建构了一个似乎完美的自然观，影响着社会中的一般思维方式，也成为激励技术理性张扬的科学基础。
从牛顿时代走来的科学所描述的世界具有鲜明的特点，它是机械论、还原论、决定论的。
首先，世界可以被还原成一组基本要素，比如，分子、原子、电子、夸克等等。整体的特征据此可以分解成若干个部分的特征，高层次的性质也因此可以还原为低层次的性质。
其次，整个世界就是一台精密的机器，那些基本要素就是独立的、标准化了的零件。它们可以像拼接钟表一样拼出这个世界，而科学也能够像拆卸钟表一样将自然对象拆分成一组基本的零件，再通过对这些基本零件的研究来推知自然对象的性质。这些要素之间的联系是线性的，彼此之间的作用多维持在机械的推动和被推动上，对于分析者而言，这种联系的最大好处是可以进行加工和处理。
第三，万事万物已由物理定律所规定，直至每一个细节。即世界这台精密的机器，它的每个零件都按照物理定律一丝不苟地运行。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对象，只要拥有足够的初始信息，具备足够的运算能力，人们就能够推算出这个对象的一切历史：从它最初怎样开始，到它在遥远的未来的命运。即，从理论上讲人具有预测一切的能力。
不容置疑，自然科学以这种机械的还原论方法为基础取得了巨大成功，还原论的地位也由此确立，牛顿式的科学成为社会主流话语体系的一部分。
而当牛顿式的科学成为整个人类社会信奉的经典，应用于或者说渗透于社会的每个领域的时候，它也必然更为强势地在技术中显现，在技术世界的三个不可分割的因素(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中作用，并构成了技术理性客观内涵的重要部分。
牛顿式的科学在技术理性中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我们在这里所格外关注的，即她对技术理性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影响。正是牛顿的世界观赋予工具理性以魔力，并导致其逐渐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
在技术理性的起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都是以人为原点的，一个是面对人类当下的需要，一个注重人类存在的终极价值。一个希冀寻求更好的手段和方法解决人们的生存困境，改善人类的生命质量，追求的是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的目标；一个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及其意义所在，强调的是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理念，追求的是尽最大的可能依照最高的原则行事。它们在把人们从神灵的魔法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中目的是一致的、作用是统一的，因而彼此相容。
然而，在技术理性随后的发展过程中，二者的状态有了天壤之别。
在牛顿式科学的基础上，世界万物的结构和规律都可以被精确地把握，人们追寻标准化、机械化、批量化的大规模运作才有了可能。也正是通过可预测、可控制的操作，工具理性大幅度地提高了生产效率，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它一方面满足并刺激着人类在物质方面不断提升的需要，另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奢望，使人们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管理、政治、文化甚至生活)也追寻一种合乎理性的状态：各种事务各自遵循着某些确定无误的规则，有条不紊地运行。工具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迅速发展成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样式。
就在工具理性发扬光大的同时，人们看到了物质的丰富、经济的繁荣，却看不到人的价值和尊严；看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明的发展，却看不到人类自己的自主权。此时的技术理性、工具理性的扩张与价值理性的萎缩同步，甚至可以说工具理性已经与价值理性构成了对立的两极。
显然，技术理性的张扬实际上是工具理性的张扬，而工具理性的张扬得益于牛顿的礼物。那么，当自然科学发展出更高的形态，科学基础发生了改变的时候，技术理性的发展又将如何？
3 现代科学基础上技术理性的未来
20世纪的科学超越了牛顿范式，机械论、决定论、还原论的观点已经遭到了有机论、非决定论以及整体论观念的挑战。
先是爱因斯坦发现时间、空间、物质和能量乃至整个宇宙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指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物质告诉时空如何弯曲，时空告诉物质怎样运动”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旦将其人为地加以割裂就会产生严重失真。而牛顿世界所描述的物质与时空分离、时空均匀平直的状况，只不过是一种近似。接着，量子力学的研究显示，在微观世界，我们无法把一个整体非常确定地分为一些组成部分，更无法把这些组成部分非常确定地组成整体。表明量子的世界是一个非机械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还原)的世界。随后的非线性科学研究则告诉人们，以往我们以为是全部世界的牛顿世界，只不过是个特例，更为广大的世界是牛顿力学无法解释的。
于是，科学开始补充整体的、联系的、复杂的观念，新的观点开始形成和建立。首先，系统科学提供了一种从整体出发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观点，引导人们将事物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考虑它所有的因素之间那种相互关联、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其后，研究复杂性现象的混沌学更是通过“蝴蝶效应”这样生动的比喻，强调混沌系统中充满活力的相互作用，强调系统与环境的复杂关系。
这种新的科学基础与牛顿式的科学基础有着根本的不同，它把这个世界视为一张由历史和事件相互交织而成的深不可测的巨网，注重整体和复杂性，认同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
在这样的科学基础下的技术理性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认为，一方面，它工具理性的一面将继续张扬，给人带来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发展，不过，在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注重存在的意义与价值问题，把满足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需求放在重要位置，从而使张显个性、崇尚自尊成为时代的主题。如果说过去的工具理性以隐蔽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力量塑造了一个单面的社会与单面的人[4]，把人非人化了，而今往后的工具理性却有可能重新成为使人的本质得以不断丰富、拓展的必备条件。我们可以从网络技术带来的变化中看到这种趋势。网络技术能够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的多种需求，包括交流需求和文化需求，而且这种满足与前网络时代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一来，它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和发展方向。网络技术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让人们能够对不同领域发生的事情评头论足，例如最早从事网络文学写作的人中非但搞文学的不多，甚至许多人和文科都离得较远：痞子蔡是学水利的，李寻欢有着理工出身，宁财神是学金融的……网络为他们在一片原本不属于他们的领域中发言并且赢得关注提供了条件。这种场景在传统媒体是很难想象的，而其意义超出了自娱自乐，它表明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机会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二来，网络技术为人类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提供了一种工具，它使人们有可能超越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局限，为个性的敞开、人性的自由创造了条件。它使那些对文化工业以及产品的商业化运作所造成的同一化、专业化、标准化极为不满的人们有了一个平台，在这里，人们的视野、心态、思维方式和表现方式可以有极大的不同。因此，在网络上，技术的优势与心灵的丰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对于整体概念的认同，人们的注意力不会仅仅停留在解决各种技术难题的层次上，而将更为重视社会的整体利益，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尊重自然的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的基础上，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重新确立人的价值。
这种变化显示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和提升是技术理性向前推进的重要方向，同时也表明，价值理性的复归将在工具理性继续发展的基础之上完成。也就是说，作为技术理性化的两极，工具理性一定要发展到价值理性，而价值理性必定是在工具理性基础上的实现[1]。
因此，技术理性的发展前景是光明的，建设性地、乐观地对待技术理性，而不是一味地全盘否定它，将有助于我们从现实的困境中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