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中国的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过程中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行过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通常都会出现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中，物价总水平上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极为不同的。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物价总水平上涨的速度极快，而且伴随着超级通货膨胀的是经济衰退，是生产的下降和经济负增长。而在中国，高通货膨胀率常常是与超过正常速度的经济增长联系在一起的：80年代末以来的两个通货膨胀高峰期——1988年和1993—1994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都超过了其正常的“自然增长率”。本文依据对中国的统计资料的分析，说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什么是造成中国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一、 双轨制下的渐进式经济改革：避开“大爆炸”战略所造成的灾难
实行过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几乎无法避免物价总水平的大幅度上涨。这是因为在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中，几乎总是明显地存在着普遍的短缺：普通人虽然愿意并且有足够的钱按政府规定的价格购买许多种物品，却无法买到这些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名义总需求大大超过名义总供给，存在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只是由于政府规定了不准变动的物价，才没有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如果不压缩过高的名义总需求（这几乎在任何一种政治形势下都是不可能的），而从这样一种初始状态出发向市场经济过渡，取消政府规定的固定价格，让市场供求关系去自由地决定价格（“放开物价”），就会使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释放出来，形成公开的通货膨胀。不过，不同国家不同的初始状态，特别是不同的经济转轨政策，却使这种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有着极为不同的关系。
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大多采用“大爆炸”的经济转轨战略，一下子放开所有的物价，其结果往往是急剧的通货膨胀与生产下降的经济衰退同时出现。出现这种因果关系的原因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中，个人消费占总产出的比例远远小于市场经济中的这一比例，这意味着公共开支（在传统计划经济下它用于提供国防、社会福利、教育和医疗服务以至住宅）所占的比例过高。在普遍短缺的条件下，这反映的是个人消费品的生产占总产出的比例比较小；而如果不存在普遍短缺、个人能够支出其愿意支出的全部货币开支的话，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将会大大提高。一下子放开所有物价的“大爆炸”战略很快就消灭了短缺现象，从而迅速地实现了个人消费支出比例的这种大幅度提高；但是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个人消费品的生产不可能大幅度提高。这样，个人消费支出比例的这种大幅度提高只能是由于个人消费品涨价的幅度大大高于各种原来的公共开支物品的涨价幅度。但是在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那种政治形势下，个人消费品涨价所引起的社会不满和政治压力最终会迫使名义工资以接近同样的比例上涨，它必然大大高于公共开支物品的涨价比例或生产这些物品的部门名义收入增长的比例。结果是提供原来的公共开支物品的企业和部门陷入财务上的困境，收入不能抵补按原有规模生产所需要的支出，从而不得不大幅度削减生产（左大培，1995）。这样，在“大爆炸”转轨战略下，东欧和前苏联各国原有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重大差异一下子变成了市场对生产的结构性制约，由此而使急剧的通货膨胀与生产下降的经济衰退同时出现。
中国与东欧和前苏联各国不同，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战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逐步放开物价，同时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尽力促进经济的增长，特别是促进相对短缺程度最严重的产品生产的增长，从而基本上避免了急剧的通货膨胀与严重的经济衰退同时并发。
中国的物价是在十几年的时期中逐步放开的。中国自1979年开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从那时起，中国就进入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清楚地认识到达到均衡水平的价格对经济效率的重要性，从而一直在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使各种物品的价格尽可能靠近其均衡价格。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采用了两种方式来使各种物品的价格向其均衡价格靠近：一种方式是放开某些物品的价格，另一种方式是由政府去改变某些物品的规定价格（“调整物价”），主要是由政府规定提高原来过低的固定价格。而放开物价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逐渐进行的，各种物品的价格是在十几年的过程中一部分物品一部分物品逐渐放开的。在经济改革开始的1979年以前，中国的省及省以上部门管理的农产品销售价格有225种，工业品出厂价格1127种，销售价格339种。自1979年开始， 中国政府多次大幅度地调整各种主要农副产品和工业生产资料的收购和销售价格；从1982年开始则逐步放开各种物品的价格，仅1982—1983年两次就放开了510 种（类）的工业小商品价格，以后又分多次并由各地分别独立决定地逐步放开了许多种农产品、食品和工业消费品的销售价格。尽管中间经历了许多波折，“放开”和“调整”物价的过程在这十余年间几乎就没有间断过（中国改革全书，价格体制改革卷，第一篇，7、12—31页）。1991 年中国政府放开了大部分工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到这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产品都是在市场上按照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出售的。但是少数战略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如石油、电力的价格，铁路和航空的收费等等，仍然是由政府机构规定的。“放开”和“调整”这些价格的过程直到现在仍在继续。
由于实行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战略，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中国经济体制的特征是由政府方面正式认可的双轨制。 我们这里说的是McKinnon所指的那种广义的双轨制（McKinnon，1994），它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本来意义上的双轨制即“价格双轨制”，另一方面是企业制度上的双轨制。在价格双轨制下并存着两种价格，一种是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一部分物品由国家规定必须按这种价格出售，另一种是供求关系决定的市场价格，某些物品可以按这种自由的市场价格出售，而且往往是在同一种物品的买卖中同时存在着这两种不同的价格。但是中国的这种价格双轨制存在于逐步放开国家规定的固定价格的过程中，实际上成了从传统计划经济的价格体制向市场经济的定价制度转变的过渡形式。企业制度上的双轨制表现为，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以至绝大部分乡镇企业在经营上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同时面对着硬预算约束，而旧式的公有制企业（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却有着“软预算约束”，常常靠政府的补贴以至可以不归还的“软贷款”来弥补自己的亏损，企业的领导追求的也不是利润最大化，在改革的进程中逐渐倾向于将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全部分配给企业的员工。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逐步放开物价、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几乎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变整个经济的产业结构，使产业结构尽可能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中国政府促进经济结构转变的方式，主要是大力促进短缺程度相对比较严重的产品生产的增长，以此来带动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把发展生产的重点放在传统计划经济下一直不受重视的农业和轻工业上；80年代中期，中国的各级政府都大力促进家用电器生产的发展。在这期间，中国政府还一直在以各种可能的措施推进“军转民”的进程，推动军工企业发展民用产品的生产。所有这些措施与改革中产生的市场需求力量一起，使中国的产业结构变得日益适应市场需求的结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然，在这个期间，中国也曾经发生过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在某些年份，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相当高，零售物价指数上涨达20%左右，目前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已经是1978年的4倍左右（中国统计年鉴）。 但是一般的看法是，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中，中国是通货膨胀程度最轻的。更为可贵的是，这个期间的中国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到1994年增长了将近3倍半（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将渐进式的经济改革与改变产业结构有机结合了起来，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不但避免了超级通货膨胀，而且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
二、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
尽管取得了这些可观的成就，双轨制下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并没有使中国避免通货膨胀，也不能使中国的通货膨胀与中国经济的波动不发生关系。只不过中国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东欧和前苏联各国的极为不同：在中国，与高通货膨胀同时出现的往往是超高速的经济增长；只是在高通货膨胀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才会消失。而中国企业和职工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特殊经济行为，决定了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这种特殊关系。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制造业和矿业生产的增长带动的。因此，可以用工矿企业及其职工的行为来代表中国的企业和职工的行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传统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中国的工矿业中还占统治地位，我们分析工矿企业及其职工的行为时必须以这些传统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基础。
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都实行一种向企业“放权让利”的政策：政府机构尽量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预，逐渐削减企业向国家纳税和上缴利润的义务，使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大降低，同时又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逼迫企业的领导去追求尽可能高的利润。在这样一种经营环境下，传统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盛行着“收入工资化”的现象，企业倾向于将其创造的增加值全部分配给企业的员工。这样一来，这类企业生产与销售所得的名义增加值的增加也就往往全都化为其员工增加的名义工资收入。而这类企业员工名义工资收入的变动又会影响他们的实际劳动量，从而影响这类企业的产量。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传统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几乎是不解雇其员工的，因此总产量的变动几乎根本不是由于失业的波动，而是取决于企业的代表性单个职工所作的真正有效的劳动量的变动：有效劳动增加总产量就上升，有效劳动减少则总产量下降。而根据通常的宏观经济理论的看法和对中国实际的观察，企业职工所作的有效劳动取决于他们预期的实际工资率：预期的实际工资率上升会增加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预期的实际工资率下降则会减少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预期的实际工资率又是名义工资率与预期的物价总水平之比，这就使在给定的名义工资率下，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与预期的物价总水平成反方向变化；而在给定的预期物价总水平下，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则与名义工资率同方向变化。
经验分析表明，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占统治地位的对物价总水平的预期是外推预期和适应性预期：人们根据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来形成他们对本年通货膨胀率的预期（Solow，1969）。这样， 对这个时期的中国，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也就可以看成是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上一年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也就可以看成是预期的物价总水平上涨。这也就意味着，其它条件不变，上一年的物价总水平上涨会减少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从而降低本年的实际总产出。
在“收入工资化”的环境中，名义工资率取决于两个因素：物价总水平和产出品库存的变动量。如果产出品库存不变，则销售的实际总产出数量将总是等于实际总产出。这时价格总水平的上涨必定会使名义工资率上升。因此，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会通过导致名义工资率上升而增加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从而使当年的实际总产出增加。而产出品库存的增加却使销售的产品数量小于实际总产出，从而在同样的价格总水平下，减少名义销售总收入，并且由此而减少企业职工的名义工资总收入，降低名义工资率。这样，在给定的价格总水平下，产出品库存的增加会通过降低名义工资率而减少单个职工的有效劳动，从而减少实际总产出。
由于缺乏与上述分析相对应的有关实际产出品库存的系统而可靠的统计数据，本文在计量回归中使用了年平均准科尔奈系数作为它的代替物。在中国，准科尔奈系数是定额流动资金与产成品资金之比。年底的准科尔奈系数Z[,1]等于年底的定额流行资金除以年底的产成品资金，年平均的准科尔奈系数Z[,2] 等于年平均的定额流动资金除以年平均的产成品资金。
准科尔奈系数表示的是产出品存货与构成企业“流动资金”的其它部分（主要是投入品存货和工资基金）之间的比例关系；它的变动不仅基本上排除了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影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实际的产出量与产出品存货之间比例的变化。准科尔奈系数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实际的产出品库存相对于实际的产出量而上升，在非动态的分析中，它就可以被看作是实际的产出品库存的增加。因此，我们可以用准科尔奈系数的变动来表示实际的产出品库存的反方向变动。根据前边的分析，其它条件不变，实际的产出品库存的变动会引起总产出的反方向变动。这样，准科尔奈系数的变动将引起实际总产出的同方向变动：准科尔奈系数的上升会引起实际总产出的增加。
必须注意的是，上述结论都是根据对传统的国营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分析得出的。这一类企业由于有着“软预算约束”，企业的领导追求的也不是利润最大化，效率是比较低的。根据当代的效率工资假说，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如果提供较高的工资、同时又靠解雇和失业的威胁来加强劳动纪律，它就会有较高的效率（Shapiro/Stiglitz， 1984；Bowles，1985）。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那一类追求利润最大化同时又面对着硬预算约束的企业就是这种有着较高效率的企业；而那些有着“软预算约束”、其领导也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则效率比较低。我们可以将前一类企业称为“有效率企业”。显然，其它条件不变，有效率企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高，总产出也就会越高。
根据各方面学者的分析（Jefferson/Rawski，1994；Chang/Wang，1994）可以判定，在1992年以前，中国工业中的有效率企业是私营企业、农村的乡镇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可以将1983年以来有效率企业占整个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增长率看作有效率企业占整个中国经济的比重的增长率。
在产出品库存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有效率企业占实际总产出的份额不变，则当预期的价格总水平等于当年的价格总水平（在本文所分析的情况下，这相当于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等于本年的通货膨胀率）时，实际的总产出就完全取决于或者说等于“自然产出率”或“自然产量”。这一“自然产量”的增长率就是“自然增长率”。在这一“自然增长率”的基础上，其它条件不变，则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越低，或者本年的通货膨胀率越高，本年的经济增长率就越高。弄清本年和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对本年的经济增长率的这些影响，是5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成就之一（Phillips，1958；Samuelson/Solow，1960，P.190f.；Friedman，1968，P.8ff.；Okun，1970，P.135f.；Solow，1969）。
根据本节所作的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总供给函数。总供给函数说明整个经济中的总供给量与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可以把它表示为下述形式：
gY[,t]＝g
+x·gP[,t]－ε·gP[,t-1]+ψ·gA[,t]+Ψ·gZ[,2t]
with g,x,ε,φ,Ψ〉0
式中的g是“自然增长率”，gY[,t]，gP[,t]，gZ[,2t]，gA[,t]分别为本年的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年平均的准科尔奈系数的增长率、有效率企业占整个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的增长率。gP[,t-1]是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数据检验的结果是：
（2） gY[,t]＝9.03+0.42·gP[,t]－0.57·gP[,t-1]+0.14·gA[,t]
(5.57) (2.31)
(-3.13)
(2.58)
+0.16·gZ[,2t]
(2.39)
上述检验的调整后的R方为0.84。公式（2）较好地解释了过去十几年中国的总供给是如何决定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的总供给函数。
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上面的总供给函数，用一个公式来直接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如何决定的。对通货膨胀率决定原因的这种分析的基础，是对影响价格总水平的各个因素的分析。
在说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的价格总水平变动时，当然无法忽视企业和政府的各种自发的涨价举措对价格总水平的影响。企业和政府的这些自发的涨价举措主要是政府改变其规定的价格、“放开”物价或企业自主提高价格。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政府“放开”物价通常会使价格总水平上升，企业也常常可以自主提高价格而不减少其产品的销售量，其原因是在价格双轨制下仍然存在着物品的普遍短缺。价格双轨制在宏观上所造成的主要后果就是普遍的短缺与通货膨胀并存。由于还有相当多的物品必须按政府规定的大大低于均衡价格的固定价格出售，对这些按政府规定的固定价格（“平价”）出售的物品的需求必定大大超过其供给，这最终造成这些物品在市场上仍然出现短缺。价格双轨制缓解了物品的普遍短缺，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普遍的短缺。只是在取消了价格双轨制之后，在绝大多数物品已经没有任何部分按低于均衡价格的“平价”出售之后，普遍的短缺才会消失。
人们在价格双轨制下中国的日常经济生活中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短缺的这种缓解和继续存在。但是中国缺乏系统地测度短缺程度的统计资料。我们只能用所谓的“科尔奈系数”来近似地反映整个中国经济中的短缺程度。科尔奈系数是投入品存货与产出品存货之比。根据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看法，在普遍短缺的条件下，正常投入存货在全部正常存货里所占的比重相对大些，而正常产出存货占的份额则小些：在普遍短缺的经济中，代表性企业的产出销售得非常之快，而企业必须积存大量的投入存货，以避免由于投入供应中断而影响其生产的连续进行。因此，科尔奈系数越高，短缺的程度就越高：70年代后半期，科尔奈系数在美国是1.16，在奥地利是1.5， 而在物品短缺严重的传统计划经济国家前苏联和波兰则大于10（Kornai，1980，P.117f.；1985）。
在中国传统的统计制度下，投入的存货（库存）被称作企业的“储备资金”，产出的存货则被称作“产成品资金”，二者都被包含在“定额流动资金”中。这样，在中国，科尔奈系数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
（3） Z[,0]＝储备资金÷产成品资金
我们可以根据公式（3）计算出中国的科尔奈系数。在80 年代前期，中国的科尔奈系数大约为3， 虽然大大低于实行传统计划经济的国家（苏联和波兰）的水平（10左右），但是仍然大大高于没有短缺的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美国和奥地利的1.16—1.5）。这就是说， 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初期，中国的短缺程度已经相当低，但是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短缺。尽管如此，中国是在普遍短缺的程度大大低于一般的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情况下进入80年代的。而从1981年到1992年，中国的科尔奈系数从3.02降低到了1.61。到1991年，中国的科尔奈系数已经降低到大约相当于市场经济国家奥地利的水平（1.5左右）。这说明，80 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短缺程度进一步大大降低，到1991年时普遍的短缺已经基本消失。
在价格双轨制下，中国政府分产品分地区地逐步放开物价、提高过低的国家规定价格，这些“放开”和“调整”物价的举措虽然逐渐减少了短缺；同时却使物价总水平逐渐上升；另一方面，在政府“放开”价格或无法禁止企业涨价的情况下，企业也常常普遍地自发提高产品价格；而在短缺还存在的条件下，这也不减少其产品的销售量，只是减轻甚至消除了短缺现象。所有这些政府调高价格、“放开”物价或企业自主提高价格的举措都是所谓“自发的涨价举措”，它们是使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一个独立的因素，却也同时减缓了整个经济中的短缺程度。
在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下，除了上述那些自发的涨价举措之外，名义总需求的变动、整个经济的“自然增长率”和上一年价格总水平的上涨都会使本年的价格总水平发生变动。在价格双轨制下，很大一部分产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自由地决定的；如果总产出不增加，名义总需求的增加就会使这一部分产品的价格上涨，从而使整个价格总水平上升。而根据前边所说的总供给函数，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又会使实际总产出增加。因此，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实际总产出的增加更多地是反映了名义总需求的扩大，名义总需求的扩大又必定会使价格总水平上升。这样一来，价格总水平就有了与实际总产出同向变化的关系：实际总产出增加伴随着价格总水平上升。而在名义总需求不变的条件下，价格总水平与本年的实际总产出成反方向变动。根据前边所说的总供给函数，上一年价格总水平P[,t-1]的提高会减少本年的实际总产出， 因而会使本年的价格总水平上升。另一方面，在名义总需求不变的条件下，如果预期的价格总水平不变，整个经济的实际总产出就将按照“自然增长率”增长，而实际总产出的增加又会使价格总水平降低。这样，经济的“自然增长率”是一个使价格总水平降低的因素。
在使价格总水平变化的上述各因素中，所谓“自发的涨价举措”（政府调高价格、“放开”物价或企业自主提高价格等等）几乎无法用统计数据来把握。由于中国的这种“放开”和调高政府规定价格是分散在许多年中逐渐进行的，对它本身及其影响在统计上很难计量。为了模拟造成价格上涨的这些不规则因素，笔者在表1中设计了一个哑变量Dummy，其数值在1985、1988和1993年为1，因为在这三年中， 或者是比较集中地“放开”和调高了许多政府的规定价格，或者是某些因素使企业普遍地盲目抬高物价。其它年份这个哑变量的数值都是0。式（5）所作的计量检验表明，这个哑变量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的作用是显著的。
表1
YearDummygP[,t] gY[,t]
1979 0
3.567.6
1980 0
3.71
7.81
1981 0
2.20
4.48
1982 0
0.05
8.75
1983 0
1.33 10.39
1984 0
4.48 14.71
1985 1
9.01 12.76
1986 0
4.79
8.13
1987 0
5.09 10.91
1988 1 11.85 11.30
1989 0
8.96
4.34
1990 0
6.34
4.04
1991 0
5.71
8.18
1992 0
6.25 13.39
1993 1 13.56 13.21
来源：根据199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
注：gP[,t]是中国的价格总水平的当年增长率；gY[,t]是中国的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
根据前边所述的那些使价格总水平变动的因素，我们可以用下述公式说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如何决定的：
gP[,t]＝－C+η·Dummy+α·gY[,t]+β·gP[,t-1]
with C，η，α，β〉0
式中的常数C表明了其它条件不变时“自然增长率”g对中国的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利用表1中的数据检验公式（4），得出的结果是：
（5） gP[,t]＝-2.29+5.80·Dummy+0.32·gY[,t]+0.76·gP[,t-1]
(-1.24) (5.45) (2.15) (5.28)
上述检验的调整后的R方是0.87。可以利用公式（5）来比较好地说明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通货膨胀率的决定。
公式（5）表明，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其它条件不变， “自然增长率”越低，或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越高，或自发的涨价举措（政府“放开”物价或企业自主提高价格的举措）越密集，或经济增长率越高，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越高。这意味着，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就与经济增长的速度有着同方向变化的关系：给定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本年的经济增长率越高，通货膨胀率也就越高。此外，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越高，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率也越高；但是，追溯上一年通货膨胀的原因就会发现，引起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各种自发的涨价举措和当年的过高的经济增长率。在式（5）中， 哑变量前的系数还不到6。这表明，在自发的涨价举措比较密集的那3年中，由这些自发的涨价举措所造成的GNP物价平减指数的上升平均每年不过6%，3年合计也只在20%左右。 相对于中国这个期间的全部通货膨胀来说，这是一个数量上很不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个期间中国的GNP 物价平减指数上涨了大约1倍半。在中国的整个通货膨胀中， 在计量回归上可以辨识的各种自发的涨价举措所造成的通货膨胀所占比例很小。因此，通常在中国发生的是：当年的经济高增长带来了高通货膨胀率，而高通货膨胀又造成了下一年的高通货膨胀压力，其结果是要想使下一年的通货膨胀速度不进一步加快，就必须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而归根结底，这期间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个别年份过高的经济增长率所造成的。
三、名义货币供给量：对经济增长的总需求制约
对中国实际情况的分析和统计回归的结果都表明，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受着名义总需求增长速度的制约，而决定名义总需求增长的归根结底还是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
我们可以将经济增长与名义总需求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示为一个总需求函数。本来总需求函数说明的是整个经济中的总需求量与物价总水平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种函数说明经济增长与名义总需求增长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总需求函数的基础，是根据货币数量论推导出来的下列定义恒等式：
（6）gY[,t]＝gM[,t]+gV[,t]－gP[,t]
式中gY表示总产出的增长率，gM是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gV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增长率，gP则是价格总水平的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脚标t表示该数字是当年数字。
但是作为一个定义恒等式，式（6 ）表达的只能是事后记录的统计数字之间的数量关系，其中的V 也只能是所谓“统计的货币流通速度”。不能把式（6）看作是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的总需求函数， 因为这个期间中国还存在着普遍的短缺，总需求还大于总供给，而总产出只能等于总供给，因而总需求大于总产出。在还存在着普遍短缺的情况下，总需求的增长率不是等于总产出的增长率，而是等于总产出的增长率与短缺程度的增长率的代数和。
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精确的有关总需求和短缺程度的统计数字，我们无法根据实际资料来估算中国的真正的总需求函数，而只能利用公式（6）来估算一个代用的总需求函数。在我们的估算中， 名义货币供应量M是一个由外在力量决定的外生变量，物价总水平P的变动已经由前边的公式（5 ）所说明（实际上它与总产出的变动率都是在得出了总需求和总供给函数之后将两个方程联立求出的）。因此，在建立代用的总需求函数时， 我们需要说明的只是公式（6 ）中的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gV[,t]是如何决定的。
货币数量论的定义恒等式本来是用来说明不存在普遍的短缺时的情况的。它之所以在普遍的短缺下仍然成立，是因为普遍的短缺放慢了货币的流通速度；而普遍短缺的减缓以致消失本身都会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在普遍的短缺下，统计上显示出来的货币流通速度（简称为“统计的货币流通速度”）比较低，因为人们不能用他们手持的货币购买到他们想买的物品，从而不得不手持过多的货币。其它条件不变，短缺的降低会加快货币的流通速度。
除了短缺程度的变化以外，名义货币量和物价总水平的变动也都会影响当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在市场经济中，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可能会放慢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因而作为决定实际货币余额的两个因素，名义货币量的增加会放慢、物价总水平的上涨会加大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而在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下，名义货币量和物价总水平的变动本身也会造成普遍短缺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加剧了名义货币量和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我们无法以统计数据衡量普遍的短缺程度及其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普遍短缺程度的变化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就也反映在名义货币量和物价总水平的变动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中。
其它条件不变，价格总水平上升会减少代表性购买者手持的实际货币余额。在短期中，由于名义货币量、实际交易量等来不及充分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实际货币余额，代表性购买者就必须以更高的强度使用减少了的实际货币余额。因此，如果不存在普遍的短缺，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将会提高没有短缺时的货币流通速度。而在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下，不但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有一部分是由于放开和调高了过低的国家规定价格，而且这种放开和调高是分散在各个不同年份逐渐进行的，几乎每一年物价总水平的变动都有一部分来源于这种放开和调高，无法把这种放开和调高造成的物价上涨与名义总需求扩大造成的物价上涨区别开来。这样放开和调高过低的国家规定价格又会降低普遍短缺的程度。这一套因果关系是一个额外的特殊原因，使物价总水平的上涨加快了货币流通速度。由于这个原因，在中国的价格双轨制下，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不仅会增大货币流通速度，而且价格总水平上升增大统计上的货币流通速度的能力要大大强于不存在普遍的物品短缺的条件下。式（8 ）所作的计量检验表明，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价格总水平每上涨百分之一，货币流通速度就会加快0.89个百分点。这就是说，这期间中国货币流通速度的价格总水平弹性约等于1。 在当时的那种不很严重的通货膨胀幅度下，价格总水平的上升使货币流通速度差不多以同样比率上升，结果是价格总水平的上升几乎完全可以靠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来支撑。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模糊了名义货币量的增长与物价总水平上涨之间的紧密关系，使二者之间的联系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而价格总水平的上涨之所以会引起货币流通速度这样有力的上升，不仅是因为需求下降的速度要比物价上涨引起的实际货币余额下降的速度慢得多，而且是因为物价总水平的上涨降低了普遍短缺的程度。
影响这期间货币流通速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名义货币供给量本身。在给定的物价总水平和前期货币流通速度下，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放慢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其原因有二：首先，即使不存在普遍的短缺，名义货币量的增加也要求整个经济作出许多相应的调整，例如价格总水平上升、实际交易量增加等等，而这许多调整在短期中是无法完成的。这就使代表性的购买者在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之后不得不在短期中持有更多的实际货币余额，从而放慢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其次，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还存在着价格较低的“平价”物品。当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往往先增加手中持有的用于购买低价的“平价”物品的货币量以增加买到这种物品的机会，从而降低了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这是使名义货币供给量增加降低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另一个原因。只是在经过一个时期之后，人们才会根据搜索的经验判断出，在新的货币供给量下，持有多少货币对自己是最优的。那时货币流通速度就会重新加快。这样，价格双轨制下短缺的继续存在就成了一个额外的特殊原因，使名义货币供给量的增加降低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而本期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又会使以后的货币流通速度提高。
但是前边所述的名义货币量和价格总水平变化影响同期货币流通速度的那些原因中，有许多只是在短期中起作用。名义货币量和价格总水平的变化之所以会影响货币流通速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短期中整个经济不可能作出完全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名义货币量和价格总水平，它们的变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有一个时滞，这种变化对整个经济的最终影响不能在一个短时期中完全发挥出来。因此，名义货币量和价格总水平变化对同期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度的，以后几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将发生反方向的变化，以便抵销前期货币流通速度的过度变化，使货币流通速度回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上来。这样，物价总水平的上升虽然提高了同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下几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又会自动降低。同样，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不仅会增大同一时期的名义总需求，而且会过度地降低同一时期的货币流通速度。以后各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将会加快，以便抵销上一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过度降低，由此而扩大以后各时期的名义总需求。通过这一过程，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仅影响本期的、而且影响以后各时期的名义总需求。由于上述原因，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上一时期和再前一个时期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都会加快本期的货币流通速度。式（8 ）对中国的统计数据所作的计量检验证实了我们的这一论断。
以上述分析为基础，我们可以下边的公式（7 ）来说明哪些因素引起了这个期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gV[,t]＝－α·gV[,t-1]－β·gV[,t-2]－γ·gM[,t] +θ·gP[,t]
with α，β，γ，θ＞0
我们将M[,1]的数量作为中国的名义货币量M。由于现有统计资料的限制，我们在这里使用的M[,1]的时间序列只是M[,1]的一个近似值。表2列出了M[,1]的这个近似值的增长率。
表2
年份
gY[,t]
gM[,t]
gV[,t]
gI[,mt]gP[,t]
19814.48 19.18-10.412.20
19828.75 15.28 -5.6226.52
0.04
1983
10.39 15.23 -2.9316.55
1.33
1984
14.71 23.27 -2.7829.24
4.48
1985
12.76 29.32 -4.9539.13
9.01
19868.13 27.17-10.9017.77
4.79
1987
10.91 20.87 -3.5820.02
5.09
1988
11.30 17.21 6.2122.28 11.85
19894.34 12.28 1.25-8.83
8.96
19904.04 14.88 -3.69 7.96
6.34
19918.18 22.57 -6.7024.49
5.71
1992
13.39 29.28 -6.8242.47
6.25
1993
13.21 26.77 1.4256.13 13.56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4。
注：gI[,mt] 是中国的名义投资量（国内资金的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利用外资）的增长率。这里的M[,1] 是中国的国家银行的流通中货币、企业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农村存款、其它存款以及农村信用社的集体农业存款、乡镇企业存款、其它存款之和。在
Y·P
这里＝────。
M
利用表2中的数据检验公式（7），得出的计量检验的结果是：
（8）gV[,t]＝-0.09·gV[,t-1]－0.35·gV[,t-2]－0.51·gM[,t]
(-0.59)
(-2.97) (-7.87)
+0.89·gP[,t]
(5.60)
上述检验的调整后的R方为0.74。公式（8）可以很好地解释这期间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
将公式（7）代入公式（6），就可以得到总需求函数的替代公式：
gY[,t]＝－ω·gV[,t-1]－ρ·gV[,t-2]+ν·gM[,t]
with ω，ρ，ν〉0
在上式中没有gP[,t]这一项，这是因为式（7 ）中物价总水平增长率gP[,t]前的参数约为1，使得式（7）与式（6）中的gP[,t] 这一项可以相互抵销。这样，在得出式（9）时，可以删掉gP[,t]这一项， 根据统计数据所作的计量检验可以证实这一论点。利用表2 的数据检验公式（9），可以回归出公式（10）：
（10）gY[,t]＝－0.09·gV[,t-1]－0.41gV[,t-2]+0.37·gM[,t]
(-0.60)(-3.26)
(9.62)
上述检验的调整后的R方为0.64。公式（10 ）可以从总需求方面来解释中国的总产出的变化，因而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的总需求函数的替代物。
我们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从总需求方面来解释中国的总产出的变化。经验观察告诉我们，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本年名义货币量增加得越多，或者上一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得越大，本年的名义投资增加得越多。这一现象是很容易解释的：其它条件不变，本年名义货币量增加得越多，或者上一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得越大，代表性企业本年手持的名义货币余额就越多，它就越会由于资金充裕而多投资。利用表2 的数据检验上述关系，就可回归出决定名义投资增长率的关系式：
（11）gI[,mt]＝0.93·gM[,t]－1.41·gV[,t-1]
(4.46) (-1.90)
上述检验的调整后的R方为0.47。如果将公式（11 ）所表达的数量关系放到公式（9）中去考虑，就可以将公式（9）修改为依据名义投资对总需求的影响来从总需求方面解释中国总产出变化的公式。 利用表2的数据检验这个修改后的公式可得：
（12） gY[,t]＝－0.40·gV[,t-2]+0.06gI[,mt]+0.32·gM[,t]
(-3.65) (1.41)
(5.53)
上述检验的调整后的R方为0.65。公式（12 ）同样可以从总需求方面来解释中国的总产出的变化，因而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的总需求函数的替代物。
必须注意：式（10）和（12）的参数都是根据中国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统计资料回归出来的。这期间中国对名义总需求的控制基本上是比较严格的。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改变这些参数。因此，使用式（10）和（12）去预测中国的宏观经济动态可能不会有很高的精确度，用它去指导宏观经济政策更可能导出有害的政策。
尽管如此，上述统计回归的结果还是表明，决定当年名义总需求增长速度的主要是当年和过去几年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当年的名义货币增长率越高，当年名义总需求的增长就越快，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而过去几年的名义货币增长率则主要通过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发生影响：当年名义货币量的增长率越高，当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就下降得越多；上一年和上两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得越多，本年的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得越多。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一年前或两年前的名义货币量增长得越快，相应年份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得就越多，而此后一年或两年的货币流通速度会反过来增加得越多，并因此使此后这一年或两年的名义总需求增长得越快、经济增长率越高。所有这些结构性关系都说明，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期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归根结底还是受着名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的制约，只不过这种名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不仅包括当年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而且包括前两年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
四、结论
笔者和其他一些人都曾经对统计数据进行过回归分析，结果都不能证明80年代中国名义货币量的增长与当年的通货膨胀有明显的直接相关关系。尽管如此，这也不意味着80年代中国名义货币量的增长与通货膨胀没有重大的关系。实际上，80年代中国名义货币量的增长是通过刺激当年和以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再通过经济增长与当年的通货膨胀的关系而与当年的通货膨胀发生关系的。本文所作的实证分析说明了，尽管统计上的回归分析不能证明中国名义货币量的快速增长与当年的通货膨胀有直接关系，但是名义货币量的高速增长会加快本年和以后几年的经济增长，而过高的经济增长率会提高本年的通货膨胀率，在以后几年使通货膨胀加速。
在中国的渐进式经济改革的过程中，逐步放开物价、同时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战略防止了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并发的灾难。但是，这种经济改革战略并不能保证不发生通货膨胀。在这种经济改革战略之下，靠过度增加名义货币供应量来追求达到不切实际的高速经济增长是造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这种环境中，一两年中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短期内会造成通货膨胀率与经济增长率一起上升的局面，并且造成较长时期中的通货膨胀惯性。这种短期内过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归根结底又是由过高的名义货币增长率引起的。政府膨胀名义货币供应量的做法确实能够在3年左右的时期内加快经济增长， 但它同时就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我们的总供给函数指明，通货膨胀会严重妨碍以后几年的经济增长，它是有害于长期中的经济增长的。
本文所述的各种宏观经济关系大部分都在笔者过去公开发表过的文章中公开论述过（左大培，1992，1994a，1996）。根据这些公式， 笔者曾经在1994年明确指出，当时的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实行紧缩，降低当年的名义总需求和实际总产出的增长率（左大培，1994a，1994b）。后来的事实证明了笔者当时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在中国，这些宏观经济关系有许多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常识。尽管如此，在中国仍然有许多人热衷于鼓吹通货膨胀政策。笔者曾经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样作的人是与那些从通货膨胀中得到了大量好处的利益集团有紧密的关系的（左大培，1994b）。
笔者认为必须在这里强调，决不能把本文中所列出的总供给函数、总需求函数、通货膨胀率决定函数的各个参数看作是固定不变的。它们能很好地解释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能够很好地预测和解释未来。例如，有迹象表明，1995—1997 年中国的自然增长率提高到了10 —11%，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和银行制度改革硬化了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改变了它们的经营机制。这大大有助于在这几年中大幅度降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而又保持了一个相当高的经济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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